國內的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大都不像“史”，因為它們缺少“史”的基本要素即明晰的邏輯—歷史的線索。“文革”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革命文學史，抹殺了非革命文學的思潮、流派、作家的存在；而且以革命史為線索展開，文學史僅僅是它的派生物，導致文學沒有自己的“歷史”。改革開放以后，逐步擺脫了單一的革命文學史敘述，包容了其他文學思潮、流派、作家，但仍然不太像“史”。這主要在于沒有揭示各種文學思潮的性質以及演變的內因，而僅僅對文學現象進行描述并且在時間上排列。有鑒于此，我認為應該運用現代性理論來重新規定各種文學思潮的性質、解釋現代中國文學思潮的流變，進而重新書寫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文學思潮是文學史的基本單位，文學史不是作家作品按照年代、朝代順序的排列，而是文學思潮的發生、發展、消亡以及轉變、替代的歷史；只有文學思潮的演變才揭示了文學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因此，寫作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就具有了重寫文學史的意義。

寫作現代中國文學思潮史有很多困難，首先就是理論上的障礙，造成文學思潮史的研究混亂不堪。在中國的文學理論語境中，文學思潮概念來自前蘇聯，是附屬于“創作方法”論的。蘇聯文學理論認為，有兩種基本的反映現實的方法，即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它們分別被規定為客觀性、寫實性與主觀性、抒情性。文學思潮是由創作方法決定的，是創作方法的歷史表現。于是，就形成了兩個基本的文學思潮——現實主義（主）與浪漫主義（次），文學史就被描述為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交替或者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的歷史，而其他文學思潮如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現代主義等則被貶低、被排除或者被否定了。這種文學思潮觀抹殺了文學思潮的歷史性，使之成為一種風格學的概念，從而虛構了一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循環交替的文學史，掩蔽了文學史的真實的內涵。那么，如何界定文學思潮，從而找到文學史構造的核心呢？我認為文學思潮是一種現代性的現象，是文學對現代性的反應。現代性即時間性的自覺，它啟動了歷史。因此，現代性發生前沒有文學思潮出現（雖然有文學的風格、流派的演變），只有現代性產生后才有文學對它的反應，而這就構成了文學思潮。由此，就應該從現代性角度考察和界定文學思潮，從而就產生以下關于文學思潮的定性：新古典主義是對現代民族國家的肯定性回應（國家理性）；啟蒙主義是對現代性的肯定性回應（啟蒙理性）；浪漫主義是對現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反對現代城市文明、工具理性和世俗化）；現實主義是對現代性的第二次反叛（揭露和批判現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的審美主義批判；后現代主義是對啟蒙理性的身體性和符號化的解構。

寫作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的另一個障礙是已經定型的中國文學史的敘述。由于蘇聯文學“創作方法”論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史是這樣被闡述的：五四文學思潮屬于現實主義（魯迅與文學研究會）和浪漫主義（郭沫若和創造社），五四以后的“革命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的更高發展。新時期以來，學界逐步拋棄了這種簡單、僵化的文學史敘述，但由于沒有找到新的理論基點，特別是對文學思潮的理解混亂，因此往往采取了只考察文學現象而不談文學思潮的敘述方式，比如新時期文學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流派，但卻避免作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判斷。這種敘述方式注重了微觀分析而丟棄了宏觀敘述，雖然克服了以往機械的文學思潮劃分（主要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分法），但也導致文學史的構造缺乏主干，所以仍然不像“史”。當然，仍然存在著用過時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等概念描述的現代文學史，但這種文學史敘述顯然已經不具有合理性了。在現代性的視野下，我把五四文學思潮定位于爭取現代性（科學、民主）的啟蒙主義，把五四以后的革命現實主義定位于爭取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古典主義，而把新時期文學思潮定位于啟蒙主義的恢復。同時，在五四以后和新時期后期、后新時期也并存著反現代性的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

在新的文學史敘述中，對啟蒙主義和革命古典主義的定性最為重要，也最富于挑戰性。啟蒙主義歷來被定性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而不是文學思潮，無論是在世界文學史還是中國文學史上都沒有它的位置，新古典主義之后就是浪漫主義。雖然柳鳴九先生曾經提出歐洲17世紀文學屬于啟蒙主義文學思潮，但并沒有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也沒有被學界主流認可，更沒有用于命名中國文學思潮。我認為，存在著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它是爭取現代性的文學思潮，歐洲17世紀和中國五四、新時期文學都屬于啟蒙主義。

此外，對“革命現實主義”即革命古典主義的認定同樣重要。我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新古典主義的觀點，但當時還僅僅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共同性——理性主義著眼，而缺乏理論上的論證。現在進一步從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界定新古典主義和革命古典主義，認為新古典主義是對現代民族國家雛形（“絕對主義國家”）的想象，而革命古典主義是對以革命手段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革命古典主義是新古典主義的變體。歐洲17世紀新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在法國大革命中演變為革命古典主義，這個傳統被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繼承，并且傳播到中國，演變為中國的革命古典主義（從革命現實主義到“兩結合”與“樣板戲”）。這樣就對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思潮有了明確的定性，并且揭示了它的歷史淵源和演變線索。

以往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把五四文學到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演變看作是一種歷史進步的表征，這是單線歷史觀的產物，不能說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內在規律。我認為，應該分析中國現代史的特殊性，這就是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由于中國現代性的外源性，爭取現代性就意味著學習西方，引進西方現代文明；而由于中國半殖民地的狀況以及現代性的外迫性，爭取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反對帝國主義，從而也就要排斥現代西方文明。這樣，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兩個歷史任務之間就發生了沖突。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揭示了中國現代史的根本矛盾，從而對“救亡壓倒啟蒙”作了深度的理論闡釋。從中國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沖突的理論出發，我認為五四以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壓倒和取代了建設現代性的歷史任務，也導致了反現代性的歷史運動；“文革”后建設現代性的歷史任務重新提到日程上來。因此，也導致了這樣一個文學思潮的演變軌跡：五四以后，革命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取代啟蒙主義文學思潮，而新時期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又取代革命古典主義文學思潮，從而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歷史進行了深度的闡釋。同時，運用這個理論，也對其他非主流的現代中國文學思潮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規定性進行了闡釋。

寫作現代中國文學思潮史的最后一個困難是，由于中國現代文學的外源性和后發性，因此與西方不同，各種文學思潮不是相繼出現、區分鮮明，而是同時出現、同時存在；它們糾結在一起，互相影響、彼此滲透，界限不那么清晰，甚至一種流派、作家、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傾向和多種文學思潮的元素，如老舍不同時期的創作就具有啟蒙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傾向；茅盾的《子夜》既是革命古典主義的經典之作，又有現實主義的傾向。因此，現代中國文學思潮史研究極其紛亂歧異，對同一個流派、作家、作品的定性紛爭不絕，難以形成共同的敘述；至于各個思潮之間的消長、替代更難以得到充分、清晰的說明。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這一情況，也造成了文學思潮史寫作的巨大困難。這就要求在運用現代性理論重新定義文學思潮概念的基礎上，緊緊地抓住文學對現代性的態度這一核心，比較明晰地劃分各種文學思潮及其流變，確定各個流派、作家、作品的性質，并考察和揭示各種文學思潮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個文學思潮內部的復雜性、多向性。

文學思潮史的寫作，應該在嚴格意義上使用文學思潮概念，即把中國現代文學思潮作了諸如啟蒙主義、革命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的變體）、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命名。時下一些文學思潮史著作在比較寬泛意義上使用文學思潮概念，對一些難于納入上述規范化的文學思潮的文學現象或不作定性，僅僅進行描述，或者以文學流派的命名代替文學思潮的定性。這種敘述固然可以避免對文學現象作強制性的定性，但也產生了文學思潮史敘述不連貫、定性不清楚的問題。對于文學思潮的規范化命名，可能會有不同意見，我想理由不外乎是：中國文學思潮有自己的特點，不一定適用西方文學思潮的標準和概念。對此，我可以這樣回答：由于中國文學思潮與世界文學思潮一樣，都是現代性的產物，因此，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它們一定有基本相同的性質，從而可以使用相同的概念。而且，由于中國現代文學已經融入世界文學，從而受到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成為其一部分，因此，中國文學思潮與世界文學思潮一樣，大致經歷了相同的歷史階段，也可以用相同的命名。當然，中國文學思潮有自己的特點，正如中國現代性有自己的特點一樣。因此，應該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潮作十分具體、細致的分析，把握其特殊性、個性，揭示其多元性和豐富性。

文學思潮史的寫作與文學史的寫作有一個不同之處，即不是以作家、作品為單位，而是以文學思潮為單位，它注重文學思潮整體的性質、特征以及發生、發展和流變。因此，文學思潮史不應該按照傳統的寫法即以作家、作品為單位進行微觀的描述、分析，而是以文學思潮的各個歷史階段為單位進行研究，揭示文學思潮的整體面貌和歷史發展，這樣，就展示了文學史的宏觀性，也加強了理論的深度。在體例上，應該打破按照時間排列的傳統的文學史敘述方式，而是以文學思潮為基本單元展開敘述，從而首先在共時性維度上展開文學史。而后，在具體的文學思潮框架內，文學現象才歷時性地展開。在這個基礎上，在更為宏觀的歷史層面上，各種文學思潮的彼此消長，又構成了文學的大歷史。這種敘述方式的好處在于，可以完整地把握特定文學思潮的性質、特征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