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的互動

王彬彬

首先解題。題中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指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題中的“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則指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互動”，則指兩種研究的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指兩種研究既相輔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不但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學科，而且在大學里，分屬兩個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屬于中文系的學科，而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屬于歷史系的學科。如今，學科的設置越來越細化，同屬一系的學科之間，也往往壁壘森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學科與學科之間是這樣，具體到研究者個體，通常的情形也是畫地為牢，嚴守自己的“專業(yè)”，不越雷池半步。在專業(yè)越來越細化的同時，是研究者“專業(yè)意識”的越來越強化。香港和臺灣大學里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在中國大陸的大學里，每一“專業(yè)”內又叢生出許多“方向”。我們慣常見到的是，一個研究者選擇本“專業(yè)”內的某個“方向”，年復一年地“做”著。非本“專業(yè)”甚至非本“方向”的書，不讀；非本“專業(yè)”甚至非本“方向”的事，不想。這樣“做”的結果，是學術之路越走越窄。至于屬于中文系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與屬于歷史系的中國現(xiàn)代歷史專業(yè)，那就非但是“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連“雞犬之聲”也不“相聞”的。在中文系討生活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認為中國現(xiàn)代歷史，是與自己無關的東西。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的現(xiàn)狀如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漠不關心。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界，哪些舊說受到了質疑、哪些新說引起了注意、哪些問題得到了澄清，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習慣于認為那都是“別人家”的事，是他人的“瓦上霜”而非自家的“門前雪”。如果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不感興趣，那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者，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則更是隔膜了。

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兩不相干的現(xiàn)象，實在是不合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是在中國現(xiàn)代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它的興衰、它的演變，都與歷史的進程密切相關。對于歷史進程來說，文學的發(fā)展又并不純粹是被動的。文學也有能動的一面。通常我們所說的歷史，是指政治史。政治史當然影響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學史。在中國現(xiàn)代，由于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空前緊密，政治對文學的作用也就表現(xiàn)得空前明顯。但是，在中國現(xiàn)代，不僅是政治作用于文學，文學也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歷史。換言之，不僅是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創(chuàng)造了文學，文學也在一定意義上創(chuàng)造了歷史。所以，將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與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是有著充分的依據(jù)的。

一

將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相結合，讓歷史與文學相互印證、相互說明，這方面前輩學者陳寅恪已經(jīng)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汪榮祖所著《陳寅恪評傳》，第八章專論陳寅恪的“詩史互證”。汪榮祖說：“寅恪早年在清華曾授‘唐詩校釋’一課，晚年復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唐代樂府’以及‘唐詩證史’等課程，生平箋證詩篇之作亦復不少。但其箋詩、證詩所憑藉者，乃是歷史的眼光與考據(jù)的方法；一方面以詩為史料，或糾舊史之誤，或增補史實闕漏，或別備異說；另一方面以史證詩，不僅考其‘古典’，還求其‘今典’，循次披尋，探其脈絡，以得通解。寅恪以詩為史料，固為史家致知辟一新途徑，清人楊鐘羲于《雪橋詩話》中，雖已言及以詩證史之事，然運用純熟，發(fā)明之多，實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證詩，旨在通解詩的內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評論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與正統(tǒng)詩評家有異。”（1）汪榮祖最后所說的陳寅恪以史證詩但不涉及詩之藝術價值一事，尚有商榷之余地，后面再論。這里先指出，汪榮祖據(jù)說的“古典”、“今典”，出自陳寅恪《讀哀江南賦》一文的引言。陳寅恪撰《讀哀江南賦》，分上、下兩部分，而在正文前面，有這樣的引言：“古今讀哀江南賦者眾矣，莫不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則有淺深之異焉。其所感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蘭成（引按：庾信小字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于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旨，而作者之能事也。自來解釋哀江南賦者，雖于古典極多詮說，時事亦有所征引。然關于子山（引按：庾信字子山）作賦之直接動機及篇中結語特所致意之點，止限于詮說古典，舉其詞語之所從出，而于當日之實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猶有未能引證者。故茲篇僅就此二事論證，其他則不并及云。”（2）陳寅恪在這里，其實也言及以史證詩與對詩的藝術鑒賞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姑且不論。從這番引言中，我們可知，陳寅恪以史實證文學作品，是要說明作品寫作時的“當日之事”，即準確地揭示作品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同時也對作品中“寫實”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對唐詩和唐史的研究中，陳寅恪詩史互證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典型、最純熟，也最能給人以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發(fā)。陳寅恪作為歷史研究者和作為文學研究者的雙重身份，在以唐詩證唐史和以唐史證唐詩的過程中，水乳交融、渾然一體，而在這詩史互證過程中所發(fā)表的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則美不勝收。《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等論文（3），或以詩證史，或以史證詩，從而精義紛呈。以詩證史，可以《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為例。元白詩中，多涉及俸料之事，白詩中尤多。陳寅恪將元白詩中涉及俸料處，與舊史書中關于唐代官吏俸料的記載相比照，糾正了舊史書中的一些謬誤。陳寅恪發(fā)現(xiàn)，凡是中央政府官員的俸料，與元白詩中所言無不相同，但唐代地方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載與元白詩中所言差距甚大。陳寅恪說：“凡屬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載數(shù)額，與樂天詩文所言者無不相合。獨至地方官吏，（京兆府縣官吏，史籍雖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實亦地方官也。）則史籍所載，與樂天詩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樂天詩文所言之數(shù)，悉較史籍所載定額為多。據(jù)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shù)遠在中央官吏之上。”（4）從元白詩中所言俸料入手，陳寅恪弄清了唐代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以史解詩，則可以《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為例。這篇作于1953年4月的文章，一開頭就說：“杜少陵哀王孫詩為世人所習誦，自來箋釋之者眾且詳矣，何待今日不學無術，老而健忘者之饒舌耶？然于家塾教稚女誦此詩，至‘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之句，則瞠目結舌，不能下一語，而思別求一新解。”（5）在家中教稚女讀杜甫《哀王孫》詩時，陳寅恪突然發(fā)現(xiàn)“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中的“朔方健兒”難以解釋。如果說杜詩中“朔方健兒”指整個朔方軍，則顯然于理不合。安祿山叛變，幸賴朔方軍平定。朔方軍乃唐室中興之關鍵。對朔方軍，杜甫滿懷感激，在不少詩中對朔方軍主帥郭子儀、李光弼等熱情歌頌，所以不可能對朔方軍下“今何愚”之語。如果像一些釋杜詩者那樣，認為“朔方健兒”泛指安祿山所統(tǒng)領的北方軍隊，陳寅恪認為也不通，因為在唐代，“朔方”為一軍政區(qū)域的專有名詞，并不能用來泛指北方士卒。陳寅恪憑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熟稔，認為這里的“朔方健兒”指原屬朔方軍的同羅部落。安祿山誘害同羅部落酋長阿布思，襲取其兵卒。同羅部落原為朔方軍勁旅，歸附安祿山后則成為安祿山叛軍之主力。至長安后，同羅部落復又叛歸其舊巢，陳寅恪說：“同羅昔日本是朔方軍勁旅，今則反復變叛，自取敗亡，誠可謂大愚者也。”（6）沒有對唐代歷史和地理的精細知識，就不能對杜甫《哀王孫》詩中“朔方健兒”做出準確的理解；而不能準確地理解“朔方健兒”之意，就很難說準確地理解了整首詩。

最集中也最典型地體現(xiàn)了陳寅恪詩史互證之方法和成就者，還是《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在這部書中，陳寅恪運用他對唐代歷史的多方面的知識解讀元白詩，往往鑿破渾沌、洞幽燭微。同時，也以元白詩中對歷史細節(jié)的言說糾正史籍中的某些謬誤。例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有這樣兩句：“云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曖度春宵。”一般人都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詩人描寫美人的慣常手法，是一種修辭方式而已。但陳寅恪告訴我們，所謂“金步搖”，其實是寫實，因為“天寶初婦人時世妝有步搖釵”（7）。當我們明白楊妃頭上確實戴著那金制的“步搖釵”時，她那美麗的形象就更加清晰了。再例如，《長恨歌》中“漁陽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一“破”字，人們也習慣于認為指中止、破散，形容慌亂之態(tài)。而陳寅恪卻告訴我們，“破”其實是當時的一個樂舞術語。白居易《臥聽法曲霓裳》詩中，有句曰：“宛轉柔聲入破時”，這里的“破”，也是指樂曲的某個階段。所以，“驚破霓裳羽衣曲”：“特取一‘破’字者，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時’，本奏以緩歌柔聲之絲竹。今以驚天動地急迫之鼓，與之對舉。相映成趣，乃愈見造語之妙矣。”（8）明白了“破”原是一樂舞術語，明白了《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時，是“宛轉柔聲”，我們就更好地欣賞了這句詩。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文學研究與歷史研究的互動，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達到了極高的境界。陳寅恪的這部書，既是唐代文學研究，又是唐代歷史研究。唐史研究和唐詩研究的互動，使我們對唐史和唐詩的理解都在多方面更為精細和準確了。

二

陳寅恪以唐史證唐詩，又以唐詩證唐史，這在方法論的意義上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關系，在總體上，遠較唐代文學與唐代歷史的關系更為緊密。在中國現(xiàn)代，有許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學性的。政治性和文學性在這些事件中，在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約、相互影響。“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開端，同時也被看作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揭幕。所謂“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而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五四運動”之一部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爆發(fā)于1919年5月4日。但新文化運動卻在此前幾年即轟轟烈烈地開始了。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此前即展開的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結果，這也基本上是學界的一種共識。而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無疑又在多方面影響了此后的文化和文學的發(fā)展。“五四新文學”屬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范疇，而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則是中國現(xiàn)代史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但是，對“五四新文學”的認識，離不開對整體的“五四運動”的理解；而對整體的“五四運動”的研究，也無法忽視新文學運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撰寫《五四運動史》的。在這部廣受好評的史學專著中，周策縱充分注意到了新文學運動在整個“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周著第三章為《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1917—1919）》。這一章，詳細地論述了1919年5月之前的幾年間，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學運動，而這種新文學運動正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的萌芽。對這期間文學運動中的一些細節(jié)，周著都高度重視。例如，在論及保守派的反抗時，周著甚至將林紓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的文言小說《荊生》摘錄了千余字。（9）周策縱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說明這個道理：“要是‘五四事件’沒有發(fā)生的話，在北大和其他大學里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就會被政府鎮(zhèn)壓了。”（10）1919年5月之前興起的新文學運動與1919年5月爆發(fā)的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之間，有著這樣一種關系：1919年5月之前的幾年間興起的新文學運動，某種意義上為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做了準備，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此前幾年間新文學運動所結出的果實；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1919年5月爆發(fā)的政治運動，新文學運動很可能就會被以強力撲滅。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既是新文化運動的女兒，又是新文化運動的保姆。周著第七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1919—1920）》，則詳細論述了1919年5月之后，新文學運動的蓬勃發(fā)展。1919年5月之前的新文學運動，催生了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而1919年5月的政治運動又為新文學的進一步發(fā)展掃除了障礙、開辟了道路：文學與政治（歷史）就是這樣難解難分。有了第三章和第七章的論述，周策縱仍嫌不夠，第十一章《文學革命》，又更集中地對“五四新文學”進行了研究。這一章以這樣的一段話作結：“從1917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的實踐是成功的；其結果是，過時的文言和陳腐的舊文學的迅速衰落。白話文開始被寫作和教學廣泛應用。隨著書面語和口語的統(tǒng)一，知識和教育變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詩歌、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戲劇都有新的開端。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也取得了很大進步。文學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會現(xiàn)實。它也受到了更廣泛的喜愛。新文學的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在后來對中國青年的思想和心理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說，文學革命在現(xiàn)代中國思想和社會政治轉型時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1）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全書連《導言》共14章，而在第三章、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地論述了新文學運動與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章節(jié)安排是基于這樣的歷史事實，同時也是為了揭示這樣的歷史事實：新文學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又為新文學運動的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新文學的蓬勃發(fā)展，導致了白話文的普及，導致了社會意識、群體觀念的眾多變化，而這又深刻地影響了此后的歷史進程。——這讓我們想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中國現(xiàn)代歷史，本身就是互動的。

不僅是“五四”時期的文學與政治輔車相依，因而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研究，還有一些人物，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和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例如陳獨秀；例如胡適；例如瞿秋白。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帥，陳獨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光彩奪目；作為中共的創(chuàng)始者和首任領袖，陳獨秀在政治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胡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作為政論家、作為駐美大使、作為1929年“人權運動”的核心人物，胡適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史上也自有一席之地。瞿秋白則既是現(xiàn)代著名政治人物，又在現(xiàn)代左翼文學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人，既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又是中國現(xiàn)代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側重從文學方面研究他們，中國現(xiàn)代史學科則側重從政治方面研究他們。但他們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本身卻是無法分割的。陳寅恪是作為一個杰出的唐史專家以唐史解唐詩的，他用以解唐詩的那些歷史認識，往往是他對歷史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獨特認知。要求一般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能達到這種境界，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對于一般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來說，能做到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古代歷史知識，能熟悉古代史籍，能及時關注同時代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就算難能可貴了。但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樣的要求卻又并不夠。如果有人認為，現(xiàn)代由于與我們離得近，所以我們對現(xiàn)代史的認識會比對古代史要清楚，那就是極大的誤會。實際上我們對現(xiàn)代史的認識，比起古代來要模糊得多。古代由于年代久遠，有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努力，從宏觀到微觀，我們都看得比較清楚了。又由于古代的是非一般說來與我們沒有利害關系，我們在認識和評價古代人和事時，不至于意氣用事，不至于受個人利益的影響。而現(xiàn)代史則不同。現(xiàn)代史正由于離得近，使我們難以看清其真相。這里的原因有這樣幾種：首先，意識形態(tài)嚴重地左右著我們對現(xiàn)代史的認識和評價；其次，現(xiàn)代史的許多史料還沒有公開，還沒有“解密”；還有，現(xiàn)代史與我們個人的利益往往糾纏在一起，現(xiàn)代史的研究者，往往是現(xiàn)代史的一部分，這使得人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總體上說，中國現(xiàn)代史還是一本糊涂賬。由于現(xiàn)代史具有這樣的性質，一般來說，我們便不能無條件地相信關于現(xiàn)代史的那些所謂“定論”，不能無條件地相信關于中國現(xiàn)代史的那些流行見解。

那么，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面對現(xiàn)代史這本糊涂賬，應該怎么辦呢？惟一的回答是：自己去一筆一筆地弄清。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當我們面對的某個文學問題與某種歷史現(xiàn)象密切相關時，我們切勿輕易地借助和依賴關于此種歷史現(xiàn)象的現(xiàn)存看法，而應該用自己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這種歷史現(xiàn)象。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一個合格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合格的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者。三

但認可現(xiàn)存的歷史結論并據(jù)此解讀評價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在中國大陸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仍是相當普遍的。不妨以對茅盾《子夜》的解讀和評價為例。

幾乎所有的大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撰寫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都會對《子夜》做出這樣的解讀和評價：進入1930年代，中國理論界發(fā)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托派”錯誤地認為中國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茅盾的《子夜》則形象地回答了“托派”的謬論，讓人們看到，中國并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通過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悲劇命運，茅盾準確地把握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思想、性格、心理、命運及其歷史糾葛，完整地反映出整個大時代的全部豐富性與復雜性。吳蓀甫的悲劇命運說明了：在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下，中國民族工業(yè)是永遠得不到發(fā)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

作為所謂社會剖析小說的代表作，《子夜》的價值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社會的準確深刻的剖析。如果作品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剖析真是準確而深刻的，那它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作品對其時中國社會的剖析不那么準確深刻，如果其時的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道路”這一結論并不那么正確，《子夜》的價值就十分可疑了。《子夜》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運的展示來剖析中國社會，而如果這種剖析是片面的、膚淺的、充滿偏見的，那人物形象也只能是虛假的、呆滯的、缺乏藝術光彩的。——日本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阪口直樹，在《十五年戰(zhàn)爭期的中國文學》一書中，就在對其時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上，質疑了《子夜》的價值。

阪口直樹對國民黨內的政治性分配、南京國民政府與浙江財閥及“四大家庭”的關系、南京國民政府進行的經(jīng)濟改革等進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觀察二三十年代中國經(jīng)濟體制的另一種角度。阪口直樹贊同這樣的觀點：（一）從1927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全體經(jīng)濟呈現(xiàn)緩慢的增長，這種經(jīng)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經(jīng)濟自主的過程。（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要在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其實是很困難的。（三）蔣介石政權成立之初，雖然是以“四大家族”為經(jīng)濟后臺，但隨著官僚資本的發(fā)展，兩者間的關系亦發(fā)生逆轉。（12）這些，都對我們既有的觀念是一種顛覆，也使《子夜》的價值基礎面臨危機。在研究了南京政府所進行的一系列經(jīng)濟改革后，阪口直樹指出：“以上從南京國民政府實施的一連串財政政策，可看出南京政府意圖從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中確立財政獨立，自1927年起至1935年為止的八年間，南京國民政府逐漸脫離依賴外國資本（和其勾結的買辦）的體制，故可將此八年定位為‘逐漸轉為自立性體制’的時期。直到目前為止，原本在對中國的經(jīng)濟結構方面，以‘官僚資本對民族資本’這種單純構圖來理解是很勉強的。”（13）通過研究，阪口直樹強調，在《子夜》所寫的時代，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經(jīng)濟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并不是一回事。本來，與“民族資本”相對的，應該是“外國資本”，而與“官僚資本”相對的，應該是“民間資本”。但“官僚資本”也可以包括私人資本，所以又同時具有“民族資本”的性質。而《子夜》卻把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結構簡單地歸結為“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的對立，完全忽視“官僚資本”的存在，或者簡單地把“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混為一談。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阪口直樹得出這樣的結論：“《子夜》出版于1933年，而做為《子夜》舞臺的1930年代，正值國民黨形成官僚資本的發(fā)展時期。在此時期，以‘四大家族’（浙江財閥）為財政基礎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努力朝向官僚資本主義發(fā)展（或蛻變）。上述兩個時期也就因此而交相重疊。其次若從上述觀點來看《子夜》對中國經(jīng)濟的處理方式，可知其間仍存有重大的問題。換言之，《子夜》是以忽視蔣介石政權及買辦兩者間的差異，而將其合為一體做為處理對象，進而只處理民族資本家及買辦資本家對立的構圖，而未處理兩者間的同質性問題。此點為顯現(xiàn)中國當時全貌的重點，而其認知不足和對趙伯韜曖昧的描寫有很大的關聯(lián)性。”（14）阪口直樹認為，《子夜》對其時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把握是不準確的，有著重大偏差。而這也影響到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子夜》中，趙伯韜的形象，是較為曖昧、模糊的，究其原因，則在于趙伯韜這個人物，現(xiàn)實依據(jù)不足，是作者依據(jù)某種理念，強行塑造的。

由于我本人是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在本文中，我更多地強調了歷史研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但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者，也同樣不能忽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也應該意識到，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某些歷史問題的必要。例如，20世紀30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左傾化潮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xiàn)象，中共最終戰(zhàn)勝國民黨、奪取大陸政權，都與此有明顯關系。30年代從清華園到了延安的韋君宜晚年回憶說：“有什么路可走？惟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tǒng)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15）左翼文學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是以一種什么方式讓韋君宜這樣的青年學生認定“真抗日的只有左派”，又是如何使他們放棄了國民黨而選擇了共產(chǎn)黨，這是當時重大的政治問題，在今天，則是重大的歷史問題。左翼文學在現(xiàn)代史上的政治意義，固然也屬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疇，但也是現(xiàn)代史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這樣的研究，既是文學研究，也是歷史研究。在這樣的研究過程中，文學與歷史不僅僅是互動，甚至走向交融。

陳寅恪以詩證史，所證的不僅是古代的政治史，也有古代思想史。對于思想史的研究者來說，歷史上的文藝作品也是一種獨特的資料。今人葛兆光，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在論及“什么可以成為思想史的資料”時，強調了“小說話本戲曲唱詞”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楊家將故事、包公故事、三國故事，都蘊藏著豐富的思想史信息。唐詩宋詞也能成為研究唐宋思想的資料。葛兆光還談到，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如鮑默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等，在論及那些嚴肅深刻的思想觀念時，常常借助通信、小說、繪畫、雕塑等文藝作品為佐證。（16）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思想的關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緊密，文學作品在思想上的影響，往往超過那些理論性著作。例如，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狀況，就不應該無視茅盾小說《子夜》的存在。《子夜》表達了當時某種很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它比那些純理論性著作更好地顯示了這種思想產(chǎn)生的根源及其破綻、局限。

四

讓我們再回到陳寅恪。前引汪榮祖論陳寅恪以史證詩時，有這樣的話：“寅恪以史證詩，旨在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評論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與正統(tǒng)詩評家有異。”陳寅恪的以史證詩，出發(fā)點固然主要不在詩的藝術價值。但是，如果認為以史證詩，全然與對詩的審美鑒賞無關，全然無助于對詩的藝術價值的評說，則又是頗為謬誤的。實際上對文學的“內容”、“真相”的了解，與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往往是相關聯(lián)的。對其“內容”、“真相”的了解越準確，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就越到位。陳寅恪在以史證詩時，也決不只是“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種史實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對詩的藝術性的評說。例如，前面所引陳寅恪對“漁陽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的評說：“句中特取一‘破’字，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又霓裳羽衣‘入破時’，本奏以緩歌柔聲之絲竹。今以驚天動地急迫之鼓，與之對舉。相映成趣，乃愈見造語之妙矣。”這番話，是在指出“真相”，但更是在進行審美鑒賞。明白了“破”字并非僅僅是詩人藻飾之語，而且也是一種樂舞術語、指樂曲的某個階段時，我們就體會到了詩人下一“破”字時的匠心獨運，也就是陳寅恪所謂的“用之更覺渾成”。霓裳羽衣曲演奏到“破”時，是“緩歌柔聲”的，而值這“緩歌柔聲”之時，有鼓“驚天動地”地響起，兩相對照，更覺意味無窮，也就是陳寅恪所謂的“乃愈見造語之妙”。所以，如果說陳寅恪以史證詩而完全不關乎“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那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

歷史研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外部的，不僅僅只有助于我們全面、準確和深刻地認識文學作品的時代背景，對于我們領會作品的藝術價值，也往往有著直接的幫助。

注釋：

（1）汪榮祖：《陳寅恪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頁。

（2）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頁。

（3）這些論文均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陳寅恪：《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5）（6）陳寅恪：《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金明館叢稿二編》，第54頁，第57頁。

（7）（8）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頁，第30頁。

（9）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89~91頁。陳永明等譯。

（10）（11）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99~100頁，第405頁。

（12）（13）（14）阪口直樹：《十五年戰(zhàn)爭期的中國文學》，臺北稻鄉(xiāng)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頁，第56頁，第57頁，宋宜靜譯。

（15）韋君宜：《思痛錄》，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