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回顧了70多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程并總結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認為在共和國成立前的“認定時期”，初步孕育了現代文學的研究雛型；建國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時期”，其研究才逐漸走上了專門化的道路；新時期以來的“確定時期”，則取得了拓展性的實績。在深切反思這一研究領域的不足和誤區時，指出極“左”思潮以及封閉的思維模式、單一的研究視角和單調的研究方法，是應該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還前瞻了新世紀開展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認為今后必須以全新的開放觀念進行研究，擴大研究視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養一批跨世紀研究人才，以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關鍵詞】 現代文學研究世紀回顧前瞻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19—1949），在歷史的發展長河中雖然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卻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從它誕生之日起，對其評論和研究就如影隨形般開始了漫長的跋涉。時近一個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事業不僅奠定了一門新興學科的堅實基礎，而且正從各個層面上向著縱深拓展。今天，在21世紀晨鐘即將敲響的時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繼往開來，的確不能不引起廣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評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已經取得的成就，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開的全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上似乎已經取得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就是這一學科即將達到成熟的“而立之年”。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歷經幾代學者的奮力開拓和不斷進取，終于逐步成長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而屹立于文學研究之林。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三十年。這在它的一部成長史中，可以稱之為“認定時期”。所謂“認定”，主要指當時一些作家在創作之余，還進行相互評論、交流和探討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現代文學研究的雛型。 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及其發展相輔相成，我們稱之為“認定時期”主要因為它具有如下特點：其一，這時幾乎還沒有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專職人員，主要是一批現代作家在創作的同時還致力于理論研究和作品評論，一批現代出版家亦為我們留下較為豐富的史料財富。 例如， 魯迅雜文中評價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1936年4月生活書店出版的茅盾、胡風、許杰、 蘇雪林等人的《作家論》；1938年第一版《魯迅全集》的問世；1935—1936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荊斬棘的成果。其二，這時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興批評，尚缺乏專門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論文。以魯迅小說為例，《吶喊》結集之前，吳虞、周作人、胡適等人曾在《新青年》、《晨報·副刊》、《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上發表過隨感式的評論；《吶喊》結集以后，雖出現過幾十篇評論文章，后收入臺靜農編《關于魯迅及其著作》一書，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讀〈吶喊〉》和張定璜的《魯迅先生》等文，嚴格地說，也只能算是讀后感之類；《彷徨》問世以后鐘敬文編《魯迅在廣東》一書中的評論文章，也是如此；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研究魯迅最有影響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雖然這篇文章把魯迅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和水平，但這樣的文章在當時畢竟是鳳毛鱗角；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陸續出版了王志之《魯迅印象記》、郁達夫《回憶魯迅及其它》、蕭紅《回憶魯迅先生》、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許壽裳《魯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廣平等編《魯迅年譜》、王士菁《魯迅傳》等，也大都是一些回憶性的研究資料。在對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這一現象也是較為明顯和突出的。其三，這時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還沒有完全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當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華大學開始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并給我們保留下來《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講義。而從史著方面考察，這三十年間雖然還有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周作人《中國新文學源流》、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伍啟之《中國散文化運動概觀》、吳文祺《新文學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李一鳴《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等問世，但這些史著還都處于胚胎和成型階段。作為一門學科，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科學體系還有待成熟和完備，而且在高等學校中也沒能廣為開設這門課程。 盡管如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認定時期”的實績還是應當充分予以肯定的。因為當時一些現代作家所努力從事的評論工作，相對地說，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較高的評判價值。例如，茅盾、瞿秋白和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至今都是難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魯迅對蕭軍、蕭紅、馮至、茅盾等人的評騭也有著不為時空局限的正確性。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編輯出版工作的趙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業績，至今仍為我們所稱道。建國前所出版的各種“叢書”、“文庫”就達300種之多，各種文學期刊逾千種， 都為后來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埋下了勃發的種子。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第二個階段是建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稱之為“界定時期”。所謂“界定”，是指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不僅明確了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歷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專門化的歷史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這門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步發展的學科得以發揚光大。建國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規定《中國新文學史》為全國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門主干課程，從而愈加確定了它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意義。隨之，相繼出版了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蔡儀《中國現代文學史講話》、張畢來《新文學史綱》5部現代文學史著， 標志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正式誕生和逐步成長。 這一階段的研究工作隨著當時政治的需要也呈現出幾個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專家學者為主的研究隊伍正式確立，建國前部分現代作家也分流到這一研究隊伍中來，有了專門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代學人。王瑤、唐ｔāｏ＠①、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濟、孫昌熙、陳瘦竹、吳奔星、賈植芳、錢谷融、丁景唐、劉綬松、吳宏聰、陳則光、任訪秋、華忱之、單演義、刁汝鈞、林煥平等先生均為這一學科的成長壯大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他們的帶領下，一批中年學者也在教學和科研上迅速崛起。像北京的嚴家炎、樊駿、孫玉石、謝冕、林非；江蘇的葉子銘、范伯群、曾華鵬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隊伍的中堅力量，在學術研究上也出現了許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興之后，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胡適批判、胡風批判，反右斗爭以及對丁玲、陳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嚴重干擾和破壞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單一的社會學研究模式和極左的思維定勢在不多的研究論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簡單的題解，現代文學研究被緊緊地捆綁在政治運動的戰車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廢待興的經濟建設和緊鑼密鼓的政治斗爭中無暇顧及現代文學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沒和散佚。這時，幾乎沒有一本專門刊載新文學史料的期刊，也沒有一本有關現代文學的專業化辭書，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滯不前，許多現代文學史上的論爭糾纏不清。 雖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事業起步未久就經歷了這么多坎坷和磨難，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于這一學科性質上的革命性和進步性，它畢竟有了良好的開端，并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后來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遺憾的是，現代文學研究事業到了“文革”十年，則被完全扼殺在嗷嗷待哺之中。極左思潮的惡性膨脹，使高等學校中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變成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荷戟獨彷徨”的魯迅成了實用主義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條鼓吹階級斗爭的《金光大道》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第三個階段則是新時期以來的近二十年，可以稱之為“確定時期”。所謂“確定”，則指這一時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確立了它在20世紀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鮮明坐標。概括地說，它也有以下幾大特質： 1、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更新使這一研究領域空前活躍。 這種解放和更新的標志首先是從文學藝術和政治關系的重新討論和解釋開始的，文學藝術從過去的“從屬”于政治到“服務”于政治，在認識上不能不說是一次質的飛躍，并引發起強大的連鎖性沖擊波，從而在這一領域沖破不少研究禁區，極大地擴展了研究視野，把過去許多不敢觸及或評價不當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認識，亦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舉砸開了長期禁閉的桎梏鐐銬。如對胡適、周作人、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劉半農、李金發、戴望舒、徐志摩、林語堂、沈從文、梁實秋、張愛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對郁達夫、丁玲、蕭軍、蕭紅、巴金等人的重新評價，都是這一時期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的產物。其次，文學本體論的重新提出和認識，也使研究本身從單一的社會學研究模式中解放出來，開始重視文學發展內在規律及其美學意義上的深層探討和觀照，從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層次推進。 2、 研究視角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樣進一步豐富了研究內涵和研究質量。以文學史著的編寫為例，新時期以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除蘭海（田仲濟）《中國抗戰文藝史》外，幾乎都屬于編年史的范疇，而這一時期則出現了朱德發《“五四”文學史》、劉增杰主編的《解放區文學史》、楊義、趙遐秋、曾慶瑞和葉子銘主編的幾部《中國現代小說史》、陳瘦竹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之類的分類史；嚴家炎《中國小說流派史》之類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編《現代文學觀念發展史》之類的觀念史；陳遼主編《江蘇新文學史》之類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現。又如，從分類觀點看，以范伯群為首對現代俗文學的研究；從時間觀念看，嚴家炎、錢理群主編，陳平原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朱德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流派論綱》、范伯群、朱棟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外文學比較史》、欒梅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的出版；從空間概念看，臺港文學和華人文學研究的蜂起，無不都是研究視角空前擴大的碩果。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質兩方面產生了一次飛躍，將現代文學研究放在歷史和美學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擊為背景，具體運用中外古今相比較的方法，使一批論著既加強了歷史的縱深感，也強化了理性色彩和學術分量。 3、 專業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和迅速成長以及學術活動的空前頻繁和活躍，也是這時期的突出特點之一。1979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隆重成立和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問世，爾后各省市現代文學研究會相繼誕生，諸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趙樹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會紛紛問世，話劇、散文、小說、詩歌等研究會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隊伍迅速成長并具有一定的組織性。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招生制度以來所培養出來的大批文學碩士和博士，既壯大了研究隊伍，又提高了梯隊素質。彈指十余年間，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顯示了他們較高的研究水平和較強的研究實力。時至今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隊伍已是人才濟濟，四世同堂。按最保守估計，現代文學研究人員現有三千之眾，其興旺發達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奮。再者，全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至今已召開六次；各省市、各專題研究的學術研討活動更是洪波迭起；國際性的學術研討和交流活動方興未艾；校際間的學術協作和學術報告亦日趨繁榮。這一切都是現代文學研究的“認定期”和“界定期”所無法比擬的。 4、 學術論著的面廣量大和史料積累的深廣豐厚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新時期以來的學術專著和論文，至今沒有精確統計。但是，幾十部《中國文化名人傳記》系列叢書的出版，幾十本作家評傳的問世，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的繼續刊行，以及海內外出版的大量學術著作和發表的數以萬計的論文，都呈現出有目共睹的繁榮景象。在史料積累上，這一時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沒。《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文教資料簡報》、東北、福建、江蘇、桂林等地的“新文學史料專集”、《魯迅研究年刊》等都是專門搜集史料的專刊；上海文藝出版社關于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中國新文學大系》以及《解放區文學大系》、《延安文藝叢書》、《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原本選印》、《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尤其是規模宏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的陸續出版，可以說是做了蔭庇后代、功德無量的好事；有關現代文學專業性的工具書數部問世；建國前各種報紙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種研究資料索引的編纂、研究論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復印資料的選編；現代作家選集、文集、全集的逐漸出版和完善，極大地豐富了各地的圖書館和資料室，緩解了研究者的翻檢之苦，對積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