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悲劇性宿命文學創作

論文摘要:曹禺與錢鐘書的作品都體現出了人對于自身的不可知，偶然事件的荒誕性與人的無能為力，以及人的孤獨感，這樣一些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刻思索。在對于人的終極意義指向上，他們同樣投注了遼遠、容智的目光。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然而，在對這些深邃命題的思索過程中，二者所體現的情狀和態度又是不同的。

一、“天外邊”與“圍城”

在曹禺和錢鐘書的作品中共同體現著這樣的思想: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人們無論怎樣追求、掙扎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彼岸。這便是曹禺“天邊外”與錢鐘書“圍城”意象所包涵的內容。

《雷雨》中的人們陷入一片“情熱”當中，都滿懷著想法、企望，最后卻獲到那樣慘烈的結局。《日出》中可以說從上層階級到下層階級，沒有一個能逃脫生活的折磨。同樣的曹禺對巴金《家》的改編劇中，主人公高覺新發出了這樣的慨嘆: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原野》中的仇虎以血性蠻力的生命力掙扎到最后，仍然未達到那黃金鋪的地方。而那黃金鋪的地方便是他下一步追求的方向。

《圍城》也同樣揭示了人生虛無這樣的主題，展示了現代人的“圍城”般的困境，無論沖進逃出都是無謂的，人的努力終究是徒勞的。

錢鐘書和曹禺的作品都深蘊著這樣的哲思。他們以生動、豐富的文學形式來傳達著自己對于人生、對于存在的理解與思索。然而他們又井非是抽象、簡單的去概括、闡釋哲理。他們的作品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人類永遠進行著無止盡的欲望追求，而到最后發現實現的這些欲望追求又不是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于是又產生下一輪的追逐，這便是人的悲劇性存在。

二、情狀和態度

曹禺和錢鐘書在反映他們對于人無謂、徒勞掙扎的終極意義指向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他們進行思索的過程、狀態及思考的結果卻又是相異的。曹禺在惶惑、焦慮的思考中，最后升華為悲憫的情懷來俯視天地間萬物生靈:錢鐘書以其睿智的目光透徹洞明人世真相后，以絕望的姿態達到孤傲的超越。

曹禺在探討人的生存境遇時充滿了一種強大的、不可排解的惶惑、焦灼的情緒。他在告白《雷雨》的創作動因時，說到“自己不斷來苦惱著自己，這些年我不曉得‘寧靜’是什么，我從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個頭緒”。“……我覺得宇宙似乎縮成昏黑的一團，壓得我喘不出一口，”以上的自我告白以及作品中所體現出的“郁熱”氛圍和強烈的矛盾沖突都可以看出曹禺在對宇宙人生和對人自身的困惑、探索中所產生的惶惑和焦灼。人生、生命的謎團是以如此強大的吸力將他重重包圍，可以看得出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如何自我折磨般地想叩問出其中的究竟，這便是曹禺在探討人類生存境遇時的一種情態。

然而，對于錢鐘書來說更體現出一種淡遠的姿態。“在錢鐘書的作品中，諷刺、幽默、喜劇的笑是同時并存的，諷刺中滲透著幽默，幽默中蘊藏著諷刺，其喜劇意識極為強烈、突出，堪為典范。可以說曹禺與錢鐘書所思考的思想命題都是遼遠、嚴肅、深沉的，但從材料可以看出兩人在思考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狀態卻是不盡相同的。曹禺的女兒萬方曾說:“痛苦是他的天性”。而在《錢鐘書傳》楊絳的父親在見到錢鐘書時曾問楊絳鐘書總是那樣快樂嗎?錢鐘書正是具有一種開闊的胸襟、爽朗的氣質。正如他說:“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如果說曹禺與錢鐘書兩人在對人生、宇宙的思考洞悉中，都看到了現實與理想的沖突，都看到了人生悲劇性的真理，那么曹禺在現實與真理的逼迫下，恰如一頭被殘酷真相圍困的獸，而錢鐘書在人生到處圍城般的境地，想要通過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這正是錢鐘書悲劇意識中的喜劇氣氛。這也是錢與曹兩者表現出來的心境上的不同。 曹禺在探索人的悲劇性命運后，從而滋生出對世界萬物一種普遍的悲憫、關懷，用悲憫的目光理解、撫慰人世這一切的痛苦和無奈，以及人的崇高和卑微，善與惡，美與丑。同時也以這種認識來緩解、沖淡作者內心洶涌的焦慮與不平靜。

然而對錢鐘書而言，更似乎是一種絕望之后達到了超越，這可以由評論者對錢的作品評價有所應證，也可以從其本人所說的處世態度略見一斑。夏至清說到《圍城》時，提到它的“喜劇氣氛和悲劇意識”。錢鐘書曾說自己的處世態度是;“目光放遠，萬事皆悲;目光放近，則應樂觀，以求振作。”從這可以看到錢鐘書洞悉人情世事后，面對人生的姿態。

可以說曹禺和錢鐘書都看到了“目光放遠，萬事皆悲”的人類生存境遇。然而，其間兩人的情狀又是不同的，一人焦灼，一人冷靜。正因為兩者不同的情狀，在作品中，曹禺以其深沉濃烈的情感貫注在每個人物的身上，以其內在燃燒、凝聚的急切焦灼的心理體驗飛揚出創造、不羈的想象力，熔鑄成凝結著現實與超現實的戲劇意象與戲劇情境。而錢鐘書以其對人生、人世睿智的心領神會;以其寬廣的知識，敏靈的思想;以其機趣、幽默的風格道盡人生悲喜，人世滄桑。其開闊的胸襟，爽朗的氣度形成了一種冷靜的悲氣氛，

以上所述，便是曹禺和錢鐘書兩者的不同之處。然而兩人對于人的悲劇性存在有如此深刻認識之后，是否便導向消沉、絕望的境地?汪暉曾說過“希望一絕望的二分法在中國現代作家的藝術世界中幾乎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模式:或者為希望而欣喜、奮斗，或者因絕望而頹喪、消沉，或者在無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巴—極度的悲觀與輕率的樂觀在二十年代的文學中尤為明顯”，可以說曹禺與錢鐘書克服了輕率的樂觀，然而他們也沒陷入輕率的悲觀。這在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的結局中都能看到。錢鐘書的《圍城》中方鴻漸也還是自里又生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會有辦法”。(他也是要走的，去重慶。這里的“走”，已經不是一種簡單的樂觀狀態，這里的走不是作者會想象走之后一切都會好起來，前途會由黑暗而轉向光明。而走正如汪暉在評價魯迅時所言的“作為一種現實的行為，‘走’表達的只能是實踐人生的方式，同時也是面對現實的執著態度”。他們的悲觀絕望是深刻、深沉的，因而他們不可能復而轉成一種簡單、輕率的樂觀:然而他們依然用人物未停的腳步來表達著一種透徹洞悉之后的執著，沒有指明前面的方向，只有“走”下去這樣的信念與行動。當對于絕對和終極的價值都持可疑的、表面的、相對的看法時;當對自我及人本身有所懷疑、否定時，自我的生命意義僅僅存在于對自我的認識、選擇和反抗之中。如果說魯迅的對絕望的深刻體驗達到了超越絕望，反抗絕望的思想、哲學高度，那么曹禺和錢鐘書也同樣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能在人類生存境遇的這樣高深的命題上有所探索的人，而且他們同樣在獲得悲劇性真理的面前依然不曾萎縮，而以絕望之后更堅定、更清醒、更現實、更超越的目光注視著現在與未來。這是他們的偉大之處，也是他們異中有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