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道德是人性的產物，然而人性道德常以非人性表現為另一種人性的生存道德，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會產生不同的道德認識和道德現象，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形象生動地展現了道德的相對性、變異性及其原因、條件與相關因素。從而把人們帶入豐富的思想認識世界，拓展了道德描寫本身的精神價值取向。

[論文關鍵詞]道德；變異；文學；價值

從“五四”運動時起，人們就張揚民主旗幟，高喊反對舊道德。以后人們又在反復的社會動蕩中形成僵化的“階級道德”模式及由此生發的討厭道德說教的心理。于是，從道德倫理視角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描寫中的豐富精神價值的論著寥寥可數。現在，西方文論研究具有明顯的倫理轉向，我們國家和民族謀求健康和諧發展的社會環境、道德問題又重新引起了重視。那么文學世界所描寫的道德的精神價值是不是也應有一個開拓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沒有什么永恒的、普遍的最高道德原則，也沒有絕對的善惡本身。一種道德，一種習俗和由此而來的感覺或觀點都首先是產生于現有的生活條件，違犯所形成的道德就是不道德。善惡、道德這些概念純粹是相對的，并隨著社會生活狀況的改變而改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會群體、集團，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同一民族、同一群體、集團，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對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人都普遍適用的道德根本不存在。用這種觀點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現象，我們就會發現，文學的道德描寫具有變異性和相對性，這誠然和作家主體意識、認識能力相關，如30年代中國文壇上人性與階級性的論爭即屬于此。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社會生活的狀況漸漸改變了人們的道德觀念。一方面，隨著歷史的前進，總有一些東西不適合新的生產關系和現實生活狀況，我們反對舊的、丑的道德觀念的路程還很漫長；另一方面，在新道德形成之時，新的不適應社會生活狀況的丑惡道德也還會滋長，這需要多方面的思想認識，才能做出正確的道德識別、道德判斷和道德評價，因此。中國現代文學世界中具有相對性與變異性的道德描寫，有助于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擴大人們對于精神價值的考察視野。

從相對性來說，人們總以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人性離不開人的自然性。而人性是道德的基礎，道德是人性的產物。然而人性道德常以非人性表現為另一種人性的生存道德。如艾蕪《山峽中>的那群盜馬賊，在暗無天日的社會，被迫鋌而走險，魏老頭為首的強盜，把受傷的同類小黑牛拋人呼嘯怒卷的江水……，在這個世界，對于他們來說“心狠”，才是他們的道德。如果心慈手軟，累及更多的同類被害，那才是不道德!單純地看，殘害同類，從全社會或全人類的道德觀來說，是不道德的，然而從他們生存的群體狀況來說，這是對更多人的生存負責的無奈的道德行為。如果把群體放大到民族中去，我們會看到施蟄存的小說《將軍的頭>，其中吐蕃血統的大唐武官花驚定受命征討吐蕃人，于是血統感情、宗族觀念與忠君道德發生強烈沖突。從沖突的角度看，道德與不道德，存在著相對的理解。再放大到國家，我們說背叛民族、背叛國家是不道德的。可是，我們的包括《烈火金鋼》在內的文學作品，把抗日戰爭中反戰的“日本人”，看作符合道義精神的體現者。也許對于日本民族來說，無論怎么樣，槍口對向自己同胞，都是不合道德的“敗類”。階級、政黨各有自己的道德規范。如果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完全聽從了當時國民黨專制的道德論，那么，就不會有今天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的道德觀。“四·一二”屠殺，是國民黨的道德，消滅國民黨百萬軍隊，奪取政權，是共產黨為千百萬人民大眾著想的道德。所以有人說，對于國家、人民、階級、等級、職業、黨派之類的團體來說，除了一般的社會道德之外，還有其產生于特殊條件下的各自的道德及道德矛盾。并非團體的道德總是無條件服從社會道德，有時，是社會道德向階級或國家、黨派的道德讓步。因為它與社會道德沖突時可能含有社會進步因素。再從大縮小到個人道德，“殺人”、“說謊”是不道德的，但為民族解放、為正義而戰的人，卻是符合人民道德的勇士，而巧妙應付敵人，獲取敵人情報，則成為勇敢機智的英雄。我們文學作品在這方面有數不清的描寫。許地山的后期小說《春桃》，讓普通勞動婦女在苦難生活的重壓下，超越倫理綱常，坦然選擇與兩個男人共同生活。在堅強的生活意志中，表現的恰是“仁義”道德倫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風俗習慣也構成了不同空間的不同道德內涵。

從變異性來說，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會產生不同的道德認識和道德現象。馬克思曾說“整個歷史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人性的不斷發展變化，必然引起特定社會、歷史、經濟條件下人們思想、情緒、情感、意志的變化，突出地體現在大眾的心理、道德觀念的變化上。在中國現代，封建道德人倫、資本主義金錢關系、半殖民地社會現實、都市腐化文明，偏僻鄉村的愚昧以及不同的人生哲學、世界觀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人性的、道德的變異。中國現代文學創作形象生動地展現了這種變異及其原因、條件與相關因素。從而把人們帶入豐富的思想認識世界，拓展了道德描寫本身的精神價值取向。

在幾千年封建倫理道德的蒙昧下，缺乏自主意識的人們不是從自己生存的需要出發建立道德準則，而是以歷史上傳下來的他人訂立的道德為準則來約束自己，形成“以己屬人”的奴隸道德，害己害人。這就產生了與現實生活狀況不相適應的道德與人性的變異。例如魯迅筆下，處在社會底層備受欺凌的阿Q，反而沿著不利于己的封建等級觀念，把自己想象成優越于他人的上等人。都到“三十而立”了，自己沒有妻室，還死守著“男女之大防”的道統，防人限己，又壓抑不住自己本能的欲望。權勢者的欺壓使他在苦難生活中痛苦掙扎，他卻因襲傳統的不許犯上作亂，否則就是“亂臣賊子”的觀念，認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于是，他的人格便發生對立的二元分裂：既卑怯又殘忍，既正經又不正經，既有改變生活狀態的革命要求，又與革命目標產生隔閡。同樣，社會千百年來的男權道德，根深蒂固地成為女性意識的積淀，使她們自身習慣于順從這種道德約束和道德衡量。從而形成道德上的人性變異。在某種意義上說，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男人把女人變成了女人，也是女人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女人。如同祥林嫂受盡“從一而終”禮教折磨，卻要為堅持“從一而終”，去撞香案一樣。很多婦女用舊道德的繩索套住自己的脖子，按照傳統的規范死命地緊勒。丁玲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中，主人公貞貞淪為日軍的營妓，不光受他人蔑視，認為“連破鞋也不如”，連她自己也自卑。正如魯迅所認為的，在非常的時刻，男人不能保證女人的安全，自己不去殺身成仁，卻讓女人去節烈，否則便加以唾棄，這是卑劣的男子們歧視婦女的不平等道德倫理。然而更可怕的是，受長期封建道德毒害的女人們，一方面受歧視、受壓迫、無社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她們長期受男權道德的壓制，已經習慣于受傳統偏見影響的男性思維。以男性眼光、男性的價值尺度分析事物、看待自我，缺乏獨立人格。于是女人或者自愿接受道德束縛的繩索，成為封建道德墳墓中任人擺布的“木乃伊”；或者成為用道德殺人的惡魔。比如張愛玲塑造的曹七巧，因得不到情欲的滿足而成為怨毒的“惡婦”，為了金錢，摧殘女兒、兒子、兒媳、使他們在無愛、無性、無尊嚴中生活或死去，她半生辛酸半生罪孽，躺在煙榻上吐出的煙圈，彌漫地散發著道德的沉哀，升騰起既沒有尊嚴也沒有辛酸的回憶。從《呼蘭河傳》中的胡家婆婆虐殺媳婦，到《金鎖記》中曹七巧虐待子女，多少人從女人、人妻到惡母、惡婆，變本加厲地迫害下一代，不禁令人深思女性的道德異化能走多遠?曹禺劇中的蘩漪，也是在專制壓迫下，產生人性道德變異的人物之一。 周樸園封建式家庭秩序的統治，消磨了她十八年的青春，但未能磨滅她心中美好的回憶和對美好生活(包括愛情在內)的向往。于是她要求掙脫封建專制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縛，做一個自由獨立、有人格、有尊嚴、有個人意志的人。這是人道的向往與追求。然而，在周樸園封建的“秩序帝國”和封建道德意識濃重的社會里，她不可能找到與她心聲相通的外面的男人，便同丈夫前妻的兒子產生“亂倫”的感情，因為周萍對她流露出一點同情而且朝夕相處，耳鬢廝磨，日累月積，促使她把全部的愛放在這個男人身上。然而，隨著周萍的退卻，這種無果的愛之花也將枯萎了。于是，她的憤怒和絕望的抗爭，化作捍衛自己人格與尊嚴的閃電和霹靂。從亂倫的道德異化和絕望的抗爭中，讓我們看到女人不甘受封建道德奴役的一道閃電劃破夜空，也令人思索在封建道德統治下的婦女，怎樣才是求得自身真正解放的出路。這便由道德異化發展為超越道德的精神價值取向。

資本主義的金錢世界，更使人的道德觀念急劇地發生異化。如果說封建主義社會是使女性從對男子的物質依附變為精神依附，那么資本主義金錢世界則使一部分女人又從精神依附再次轉化為物質依附。嫁人成為他們獲得經濟保障和社會地位的手段。把男人視為她們生活的根基，自然也就失去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使她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悲劇。張愛玲筆下，一些都市女子本質上從事一種職業——充當“女結婚員”。自流蘇、許太太、孟煙鸝、霓喜、曹七巧……這些人物，無一不是將自己與男子的錢財做交易。惡濁的社會現實，迫使女性自我保護，而刺激了道德的異化，而道德的淪落又加劇了社會的惡濁，如此反復循環，這正是作家所揭示的深層底蘊。在金錢世界中，自我中心主義的道德品性，使許多人極端地冷漠、自私和虛偽。往往打著“公益”的道德旗幟實現私人的目的。《日出》中上流社會的人們無不高唱著真誠、友誼、愛情、道德，事實上卻是虛偽的客套，表面的敷衍，每個人都為自己打算，瘋狂地撈取和揮霍金錢，損人利己，道德淪喪，展示出一片非人性的感情沙漠。張愛玲《花凋》中的鄭氏夫婦只顧互相算計，誰都舍不得為孩子花錢治病，一任女兒受病痛的折磨，卻在女兒的墓碑上寫出“安息罷．在愛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沒有一個不愛你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主人公佟振保勾引朋友的妻子而又逃避責任，娶了妻子卻常常宿娼，又扮演正人君子的嘴臉。《十八春》的曼璐竟以犧牲妹妹身體以籠絡丈夫。這些都展示出個人本位的人性陰冷、殘酷的一面。

殖民主義墮落文化和中國封建主義腐朽文化合流的混血兒——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文化，導致畸型的文化形態，滋生病態的文明。一部分人為舊道德所浸染，又為殖民主義“物質文明”異化了道德人性，表現為重利、自私、虛偽、巧滑、縱欲、享樂等等人性的變態。如沈從文的小說《八駿圖》，表現生命力萎縮的一些上層知識分子，他們華麗的衣衫、高貴的身軀里面，是丑惡的靈魂和透頂的虛偽。《紳士的太太》揭露紳士在外面偷情，太太和另一紳士的公子通奸，那個公子卻又和父親的姨太太亂倫。同時又宣布與另一位名媛訂婚。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里，高等人精神空虛，人性、家庭、婚姻上的道德日趨墮落，異化成兩足的低級動物。劉吶鷗《游戲中描寫一位時髦女性，在結婚之際，把自己的初夜“貞操”獻給追逐他多時的初戀情，而不是自己的未婚夫。原因是：“我或者明天起開始愛著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沒有愛誰的”。《赤道下》則寫出肉欲的“原始性”強烈渴求，無暇顧及道德，愛情不是建立在對方了解和尊重上，他們沒有愛情只有性欲。作者正是從人物的性心理中挖掘出社會內容，在人欲橫流的金錢世界，畸型的現代都市熏陶出人的道德墮落，一切都化為赤裸裸的金錢關系，無所謂純真的感情。從這些描寫中，人們既可以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觀察“病態文明”的社會現實，從而了解上流社會的自私、庸俗與腐朽，即從歷史觀上把握這些道德描寫，又可以從人性道德的角度觀察上流社會的種種病態，看他們人的本質的失落和人性的扭曲。即從人性觀上把握這些道德描寫，并令人深思：道德尺度是不是惟一的估量人生價值的方式?以什么樣的道德尺度(標準)怎么樣衡量人的道德水平才是接近理想的呢?其實這本身也存在相對性和變異性，引發人們更深層的精神思考。

人們知道，道德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約定。由社會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道德觀的復雜性。道德有時代性并有階級、等級、國家、區域、民族所規定的內涵，它的社會性與時代性又決定它和各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各個領域關系密切，它們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而在文學領域建設新道德的任務是系統的巨大工程。這必須引起重視。現代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反映了道德問題的某些方面。所以我說是一個道德的幽靈在徘徊。但是我們今天，雖然說還是要在作品中反映人生道德的某些方面，卻必須有全局的認識和發展觀念。從道德的多元性與變異性中反映道德的本質精神，從而拓展文學作品的精神價值取向。這樣，才真正是守望自己精神的家園。

在當今時代，我們國家總算度過了重階級斗爭而輕創造社會財富與科學進步的年代，在人們渴望自由、安定、富強、幸福的時期，提倡建設和諧社會，然而和諧不等于泯滅了人間一切矛盾，建立和諧的道德不是對舊有道德和現存道德的全盤維護或否定，也不是單純化的自身道德建設，而是將時代的、人類進步的、社會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賦予道德建設的深層，進行新的開拓!正如馬克思所說“現在代表著未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的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那么我們的文學發展就應該有利于促進“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因此，人生道德的文學描寫必然引起人類精神價值取向的拓展。反過來說，從人類整體的豐富的精神價值中觀察和描寫道德中的人生，才是文學探索人生困境、反映人生追求、揭示人生奧秘的進步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