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還是啟蒙主義

楊春時

關于五四文學的性質，似乎早已蓋棺論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而以現實主義為主流。但是近來出現了對五四浪漫主義的質疑，如俞兆平先生的新作《寫實與浪漫》[1]一書，就從科學主義霸權的角度論證了五四浪漫主義之不可能發生。但是，到現在為止，學術界對五四文學的現實主義性質仍給以肯定。事實上，五四文學思潮的性質的問題才剛剛提出，遠沒有得到展開和解決，還有許多問題有待于探討。這些問題包括：五四“浪漫主義”之不可能存在，除了科學主義的原因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歷史的、美學的原因？五四文學是否具有現實主義的性質？如果五四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不可能存在的話，那么五四文學屬于什么思潮？我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選擇文學現代性的視角，重新界定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引進啟蒙主義等基本感念，進而對五四文學思潮的性質進行考察。

要確定五四文學的性質，應當首先考察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概念的內涵，因為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導致對文學現象判斷的失誤。在蘇聯文學理論體系中，諸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等是作為“創作方法”而存在的。“創作方法”源于蘇聯早期“拉普派”的“辨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論。后來，“辨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理論隨著拉普派的倒臺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創作方法”概念卻保留下來，而諸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就與“創作方法”相聯系，成為超歷史、非美學的“創作原則”。中國接受了蘇聯文學理論，就出現了《詩經》、杜甫等屬于現實主義，而《楚辭》、李白等屬于浪漫主義的說法，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等主張。事實上，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文學現象，不是所謂“創作方法”，而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文學思潮。文學思潮一方面體現為特定的文學風格、藝術手法，另一方面，還具有某種歷史的內涵，借用舍勒描述現代性的概念，是一種“精神氣質”，這一點是文學思潮更本質的方面。作為某種風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種超歷史性；但作為某種精神氣質，又是一定歷史環境的產物。正因為如此，對五四文學思潮的認定，就必須首先考察其歷史規定性。而所謂五四文學屬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習見，其缺陷也在于僅僅考慮到世界文學思潮（主要是現實主義）對五四文學的影響，以及五四文學接受的具體藝術手法（主要是寫實手法），而忽略了文學思潮的歷史規定性，沒有顧及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氣質。如果從嚴謹的學術立場出發來，不是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等概念僅僅理解為某種藝術手法和風格，而是理解為一種歷史性的文學思潮，就必須承認，五四文學還不具備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歷史規定性，不具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精神氣質：五四文學的歷史規定性和精神氣質是啟蒙主義，而且這種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具有中國的特點，具有開放的、多元的性質。

啟蒙主義是歐洲18世紀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種文學思潮。法國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啟蒙文學家，他們宣傳的啟蒙理性成為啟蒙文學的指導思想。在德國有萊辛以及歌德、席勒等為代表的“狂飆運動。在俄國有從羅蒙諾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經被認為是浪漫主義作家，其實應為啟蒙主義作家）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啟蒙主義文學。還有意大利的啟蒙文學等。啟蒙主義接續文藝復興時期的反封建、反教會的傳統，繼承了人文主義的理想。它高揚理性的旗幟，宣傳人類進步的觀念，從而發展和超越了文藝復興精神。從現代性的角度說，啟蒙主義確立的理性和主體性原則，成為現代性的核心。啟蒙主義文學是鼓吹現代性的文學，而不是批判現代性的文學，這一點是它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根本上不同之處。啟蒙主義文學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內容。18世紀歐洲封建主義統治尚沒有被****，啟蒙主義者正在開展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為將來****封建主義作思想準備。啟蒙主義文學也加入了這場戰斗，把封建主義作為自己的敵人。這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把資本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對象不同。第二，啟蒙主義文學堅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傳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偉大。伴隨著理性的樂觀精神，啟蒙主義文學也滲透著一種感傷主義情調，這是啟蒙主義者覺醒后的悲涼情緒。啟蒙文學的理性精神與浪漫主義反叛理性甚至頹廢傾向，現實主義對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義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啟蒙主義文學既是對古典主義文學的反撥，又是前浪漫主義的文學，它還沒有發生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分離和對立，因此客觀的描寫和主觀的抒情、說理融為一體。這與以后浪漫主義偏向主觀性而現實主義偏向客觀性不同。第四，啟蒙主義文學具有平民性，是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平民知識分子的文學，體現著平民精神，與貴族化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有本質的不同。在以上啟蒙主義文學的基本特點中，核心的精神是對于現代性的鼓吹。這不僅是對歐洲啟蒙主義文學的界定，也適用于中國啟蒙主義文學。

如果用啟蒙主義文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五四文學思潮，就會發現，不是現實主義，也不是浪漫主義，而是啟蒙主義更符合實際。文學的性質首先是由歷史特點決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它主要引進歐洲的啟蒙理性，批判封建主義，呼喚現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反思、批判。從魯迅到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批判的矛頭始終對準封建主義。五四啟蒙運動高舉啟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學和民主。科學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過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內容，它們是都是啟蒙理性的組成部分。因此，五四啟蒙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的歷史任務是相似的。由于中國五四時期與歐洲啟蒙時期歷史語境的相似，五四文學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啟蒙主義的性質。五四啟蒙運動自覺地以文學為武器，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達到改造國民性和建設現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成為五四啟蒙運動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學中無論是被稱為現實主義的一派，還是被稱為浪漫主義的一派，都有一個基本的傾向，就是受到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強烈影響，并且強烈鼓吹這種理性精神。科學主義是五四的主導思潮之一，對科學的崇拜已經形成了科學主義的話語霸權。正如胡適所言：“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1科學主義的霸權在1923年的“科玄論戰”中達到了頂峰，并極大地影響了五四文學。科學主義與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啟蒙者以“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為中國的明天（陳獨秀語），謳歌新的生產力，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樂觀的憧憬，郭沫若把工業化的產物稱為“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是嚴母呀！”（《筆立山頭展望》）他歌頌著：“力呦！力呦！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呦！”（《立在地球邊上放號》）這個力是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稱為現實主義文學的一派受科學主義的影響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學主義的立場提倡寫實。五四科學主義的重要內容是進化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傳播到中國，演變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并成為進化的歷史觀的根據。這種歷史觀不僅對人性的進步充滿信心，而且對科學的昌明寄予希望。對科學精神的歌頌是與啟蒙主義文學的主題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讓浮士德在科學的創造中找到了歸宿，面對被改造過的世界贊嘆到：“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在五四時期與歐洲啟蒙運動的歷史條件具有相似性。當時，中國現代工業文明還十分幼小，它還遠沒有像歐洲19世紀那樣成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評和反叛；爭取現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現代文明成為時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學與歐洲啟蒙文學一樣，肯定工具理性，謳歌現代工業文明，也就是說，五四文學具有啟蒙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

同樣，五四文學與歐洲啟蒙主義文學一樣，具有人文主義傾向。五四文學的主題，是批判封建主義，反對宗法禮教，宣揚人道主義，提倡個性解放，如魯迅批判國民性、控訴吃人的舊道德，郭沫若謳歌理性的自我，郁達夫抒發內心的苦悶，王統照強調愛與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這些主題屬于啟蒙主義，而不屬于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從文學主張上看，五四文學接受了西方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的思想，李大釗提倡“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學”，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創造社主張“表現自我”等等，都是啟蒙主義的思想主張。啟蒙主義宣揚的個性主義是與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結合在一起的，如魯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對阿Q的靈魂與命運的解剖是為了反思國民性和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即使郁達夫的頹廢、感傷也與國家的命運聯系著（《沉淪》）。這種理性精神區別于浪漫主義的自我反抗和現實主義的對個體命運的關注。同時，五四啟蒙主義文學的理性精神也伴隨著一種感傷主義情調。感傷主義是歐洲啟蒙主義文學的一種流派和風格，它成為浪漫主義的前奏。魯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對童年的天真的懷念、對黑暗的奮勇的抗爭，也有深沉的悲愴和孤獨的絕望。郁達夫的小說展現了帶有頹廢情調的感傷風格。還有冰心的《超人》、許地山的《命命鳥》、王統照的《沉思》、葉圣陶的《隔膜》、廬隱的《海濱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過程中都訴說著感傷情懷。后起的“鄉土小說”也滲透著隱隱的鄉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揚的激情中也有感傷情調。這種感傷情調體現了理性覺醒時代知識分子的苦悶、孤獨和彷徨。五四啟蒙運動給五四文學注入了啟蒙主義的精神氣質，這一點是無法抹掉的。

啟蒙主義的第三個特征是沒有像后來的流浪主義與現實主義那樣發生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分裂，它不是純粹的客觀寫實，也不是純粹的主觀表現，而是把客觀的寫實與主觀的表達融合為一。五四啟蒙主義文學也具備這個特征。魯迅的作品因寫實手法而被看作是現實主義，但《狂人日記》等有很強的主觀性；而且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也在客觀寫實中糅合了明顯的主觀性，如阿Q的精神勝利法，雖然是國民性的通病，但主要體現在道家思想對知識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現實主義的嚴格寫實標準，這是作家對文學形象的主觀化創造。俞達夫被看作是浪漫主義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觀表達的同時也展開了客觀的描寫。因此，用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來界定五四文學往往不能自圓其說，而用啟蒙主義來解釋五四文學則比較合乎實際。

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性質也表現在它的平民主義主張。啟蒙主義是一種平民主義思潮。城市文明的興起，使第三等級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要****貴族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因此，啟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盧梭、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當然也有像伏爾泰等貴族出身的自由主義者，但最重要的是啟蒙主義提倡平等思想，這是一種平民主義。啟蒙文學也貫穿著平民主義，它的主體是城市平民知識分子，表達他們的思想主張。而浪漫主義文學就精神氣質來說是貴族化的，雖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資源來自中世紀文學，它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這一點。五四啟蒙運動的主體是新產生的城市平民知識分子，他們提倡民主，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平民主義。五四文學主張平民文學，白話文運動的內涵就是平民主義。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學的主張。茅盾提出“掃除貴族文學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1五四文學不是寫英雄豪杰，而是寫農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識分子等小人物，關注他們的命運、同情他們的遭遇，體現了鮮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學的平民主義性質證明它屬于啟蒙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學的代表人物對五四文學的定性。創造社成員并沒有自稱是浪漫主義，據俞兆平先生考證，所謂以創造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鄭伯奇等人追認的，原因是蘇聯對浪漫主義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稱創造社的文學傾向為“主情主義”。文學研究會確實主張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但這不等于他們的文學實踐就真的是現實主義。五四文學的代表人物魯迅（被定性為現實主義作家）在五四時期沒有自稱為現實主義，以后也沒有給予追認，而是給自己定性為“啟蒙主義”，這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他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1

所謂五四浪漫主義文學并非真是浪漫主義，而是啟蒙主義的中國形式。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是歐洲19世紀上半葉的產物。其時近代工業已經顯著地發展起來，城市文明逐步取代傳統社會的農業文明。資本主義現代化雖然是歷史的進步，但卻使人類付出了代價，城市束縛了人的自由，科學排斥了人的靈性，因此文學開始反抗工業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統治，它謳歌田園生活，回歸自然，甚至緬懷中世紀，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義和病態的頹廢情緒來對抗理性的現實，中世紀的希伯來文化傳統成為浪漫主義文學的思想資源。正如浪漫主義思想家馬丁·亨克爾對浪漫主義的說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實在無法忍受不斷加劇的整個世界對神的褻瀆，無法忍受越來越多的機械式的說明，無法忍受生活的詩的喪失······所以，我們可以把浪漫主義概括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盡管各國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點，在政治立場上有進步與反動之分（因此從蘇聯傳入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區別了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但對現代工具理性和工業文明的反叛應當是它的本質屬性，或者說是它的精神氣質，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屬于于這個本質屬性的具體藝術手法。

如果認同對浪漫主義的這種概括——現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對照五四文學，就必須承認，它不屬于浪漫主義，因為它沒有反叛現代性，而是謳歌現代性。最明顯的是，被稱為浪漫主義代表的郭沫若卻在熱情地謳歌進步、謳歌新時代、謳歌科學和工業文明。他贊美道：

黑沉沉的海灣，

停泊著的輪船，進行著的輪船，

數不盡的輪船，

一枝枝的煙囪都開著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筆立山頭展望》）

其他創造社作家也沒有批評科學和工業文明，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五四時期中國工業文明還剛剛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學精神也剛剛傳播進來，它們遠沒有壓迫人的靈性、束縛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國從貧窮、愚昧、落后中解放出來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學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業文明，反而謳歌現代性，期盼現代化的來臨。

五四文學缺乏浪漫主義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誕風格，而體現出啟蒙主義的理性精神和比較古典的風格。浪漫主義源自歐洲中世紀的希伯來文學傳統，帶有神秘主義、傳奇色彩和怪誕風格，甚至表現出頹廢的情調。而五四文學植根于中國文化的理性主義土壤中，浸淫于啟蒙主義的時代精神中，它沒有吸收歐洲浪漫主義的非理性精神，也沒有體現出神秘主義、傳奇色彩和怪誕風格。即使被稱為浪漫主義的創造社，也是如此。創造社主張表現文學的“全”與“美 ”，同時有注重文學表現“時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詩歌充滿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著理性精神，他謳歌自科學、民主、自由，高揚自我，對未來滿懷希望。這與浪漫主義的基本精神氣質相去甚遠。郁達夫雖然有某種頹廢情調，但他的傷感仍然帶有社會的、理性的內涵，他的性苦悶與作為弱國子民的壓抑感聯系在一起。在《沉淪》的結尾中，主人公感嘆道：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

這種情調正是五四時代的基本精神氣質，它是理性的、啟蒙主義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義的。

五四文學直接受到啟蒙主義文學的強烈影響，像盧梭、伏爾泰等啟蒙主義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萊辛等啟蒙主義作家的作品大量譯介，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五四文學吸收了歐洲啟蒙主義文學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義的戰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和改造國民性。因此，五四啟蒙主義文學中的傾向于主觀的一派，主要是創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歐洲啟蒙主義，特別是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狂飆突擊運動”時期歌德對郭沫若的影響可見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葉集》內容“大體以歌德為中心”，他把歌德奉為人類僅有的兩個“球形的發展”的天才（另一個是孔子）。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郭沫若說：“我譯此書，與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包括“他的主情主義”、：他的泛神思想“、”他對于自然的贊美“、“他對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對于小兒的尊崇”等。于此可見創造社為代表的文學流派是屬于啟蒙主義的。而同時，許多繼承了啟蒙主義傳統的浪漫主義作家（即所謂“積極的浪漫主義”）的作品也大量譯介，如拜論、雪萊、海涅、雨果、密茨凱維支等；而如許來格爾兄弟等所謂“消極浪漫主義”則很少譯介。浪漫主義更多地是作為啟蒙主義文學資源被接受的。五四啟蒙文學接受了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沒有接受它的反現代性。因此，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是推動了啟蒙主義文學的發生，而沒有形成獨立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

如果說對五四文學的浪漫主義尚有懷疑的話，那么，對五四文學的現實主義性質則幾乎是沒有異議的。五四時期的文學家、理論家確實主張現實主義，也把五四文學定位于現實主義。但是，正像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依據他對自己的看法一樣，不能根據五四時期的文學主張和對五四文學的評價來確定五四文學的性質。五四以后的中國文學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學的主流定性為現實主義，并認為五四現實主義的代表就是魯迅和文學研究會。但這種認識是經不起推敲的。現實主義的本質不僅僅是寫實，而在于其精神氣質等歷史規定性。歐洲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是以寫實的手段來揭露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災難和人性的墮落，從而成為繼浪漫主義之后又一次對現代性的批判。這種批判是以人道主義為武器而展開的。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等現實主義大師對資本主義造成的苦難和墮落進行了揭露、控訴、抨擊，并提出了以愛為核心的社會理想。同時，19世紀的實證主義哲學成為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只有抓住這個精神氣質，才把握住了現實主義的本質。

五四文學雖然吸收了歐洲文學的寫實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義，呼吁現代性。因此，五四文學的精神氣質是與現代性一致的，它的審美理想是理性的、樂觀進取的。這一點是五四文學不屬于現實主義而屬于啟蒙主義的最重要的根據。五四時期，中國仍然處于封建主義統治之下，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遠遠沒有發展起來，封建關系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阻力。五四啟蒙運動就是批判封建主義的運動，他的社會理想是建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而理性即科學和民主就成了這個時代的精神。五四文學不具有歐洲現實主義的精神氣質，即它沒有對資本主義展開批判，沒有質疑現代性，沒有對現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學是指向現代性的，它堅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學與民主），體現了少年中國的青春朝氣。這種精神氣質是與歐洲啟蒙文學相似的。魯迅批判的對象是農民的愚昧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消極，從而控訴封建主義文化的吃人本質，在強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飽含著對現代理性的認同。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作品也展開了對封建社會的揭露和批判，并體現出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創造新社會的信念。

五四現實主義說的主要依據是五四文學的科學精神，因為科學主義是現實主義的基礎。據米達安·格蘭特的說法：“‘現實主義’源自哲學，描述一種‘目的’，即現實的獲得。‘自然主義’源自自然哲學即科學，描述一種‘方法’，有助于獲得現實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學依據的科學精神主要是進化論。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傳入中國后，就被當作生存競爭、社會進步的根據，演變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精神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體現出對人類前途的樂觀精神，這種社會歷史觀成為五四啟蒙主義文學的重要指導思想。五四文學不是把真實性、客觀性放在首位，而是把進步性、戰斗性放在首位。它沒有達到現實主義的嚴格的客觀性，更沒有達到自然主義的精密性。五四文學中標榜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一派，主要是以魯迅和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一派，在客觀描寫中滲透著鮮明的主觀性。如魯迅很明顯地受到進化論的影響，批判傳統文化、改造國民性，成為他的作品的主導思想。因此他“排眾數而任個人，掊物質而張靈明”（《摩羅詩力說》），并沒有尊奉科學主義，倒是偏重于主觀性。有關這一點，前面已經談過了，此處不再重復。歐洲現實主義依據的是實證哲學；自然主義依據的是生物學，而五四文學既沒有受到實證哲學的重大影響，更沒有受到生物學的重大影響，而主要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的影響。甚至現實主義之被引進，也因為按照進化的文學觀念，中國在擺脫古典主義以后，應該進入現實主義階段。陳獨秀認為：“我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2因此，不能以科學精神為根據把五四文學確定為現實主義，它的進化論只能導致啟蒙主義。

五四文學倡導現實主義，也大力譯介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但是，為什么沒有形成現實主義思潮而形成了啟蒙主義思潮呢？為什么理論主張與文學實踐不一致呢？一個原因是，歐洲現實主義距離五四時期較近，五四文學受到現實主義余波的強大影響，五四文學自覺地學習和引進現實主義，并自稱為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而歐洲啟蒙主義距離五四時期較遠，因此雖然繼承了啟蒙主義精神，但啟蒙主義并沒有獲得承認。這樣，五四文學就發生了文學主張與文學實踐的不一致。此外，外來文學思潮的傳播要受到本國文學實踐選擇、改造、同化，從而使外來文學思潮發生了變形。中國啟蒙時代的歷史情境規定了歐洲現實主義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國啟蒙主義的文學實踐。五四啟蒙運動需要啟蒙主義文學思潮，對歐洲啟蒙主義文學大量引進，同時，對歐洲現實主義文學思潮也進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為啟蒙主義的思想資源。五四文學受到歐洲現實主義的影響較少，而受到俄國“人生派”的影響較大。鄭伯奇在五四后總結道：“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始終接近著俄國的人生派而沒有發展到自然主義”。319世紀的俄國正處于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歷史關頭，反封建的啟蒙主義與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實主義相繼出現并融合為一體，因此，被稱作現實主義的俄國文學就包含著啟蒙主義的因素或者就是啟蒙主義。除了普希金等啟蒙作家之外，像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崗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別、車、杜等雖然服膺現實主義，但他們作品的精神氣質是啟蒙主義的，因為這些作品是反對封建****、鼓吹自由主義的，是爭取現代性的，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不是批判現代性的。即使如托爾斯泰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家，在批判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嚴厲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貴族統治，從而與啟蒙主義相聯系。這樣，對俄國文學的接受就側重于啟蒙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五四文學對歐洲現實主義的接受也有被啟蒙主義同化的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來是揭露資產階級的虛偽、自私，而在中國則演變為婦女解放和個性解放的主題，具有了反封建的意義，成為啟蒙主義文學的樣板。魯迅對北歐現實主義文學的譯介也是為了吸收被壓迫民族的反抗精神，從而成為五四啟蒙主義的思想資源。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僅僅停留在寫實手法上，而沒有深入到其精神氣質即歷史的規定性層面上。從文學革命開始，對現實主義（當時稱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認識就停留在寫實手法上，如陳獨秀的“三大主義”中就有“曰推倒陳腐的鋪陳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寫實主義主要是針對古典主義的“鋪陳”，而其自身特點也主要是真實（“立誠”）。五四啟蒙主義者很少從批判現代性的角度來理解現實主義，而多從符合科學精神的角度來理解現實主義。茅盾認為：“近代西洋文學是寫實的，因為近代的時代精神是科學的。科學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科學的態度重客觀的觀察，故文學也重客觀的描寫。”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義而改為提倡自然主義，也是出于對中國文學不善于客觀描寫而需要加強寫實訓練這樣一個認識。2五四文學對現實主義的接受重藝術手法，而對其精神氣質則有所屏棄。茅盾曾經批評現實主義“（一）是在太重客觀的描寫，（二）是在太重批評而不加主觀的見解······但是徒事批評而不加主觀的見解，使讀者感著沉悶煩擾的痛苦，終至失望。”3他強調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觀的自然主義，而是文學的自然主義”，“是自然派技術上的長處”4同樣，五四文學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不加區分，也是僅著眼于寫實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氣質的不同。由于屏棄了現實主義的精神氣質（“人生觀的自然主義”），僅僅學習和引進了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技術上的長處”），于是，五四文學就自以為屬于現實主義，而實際上是啟蒙主義的。

五四啟蒙主義文學不同于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文學，它是多元、開放的啟蒙主義。這主要因為五四啟蒙主義文學所處的世界文學的環境造成的。在五四時期，歐美文學已經進入了現代主義階段，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已經成為過去的文學思潮。這意味著五四文學雖然具有啟蒙主義的歷史規定性，但它的思想資源并不僅僅有啟蒙主義，還有諸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等多種文學思潮。因此，五四文學不僅吸收了啟蒙主義文學的精神，而且還吸收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思想和寫作手法。這種狀況使五四啟蒙主義文學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雖然都屬于啟蒙主義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來文學思潮的影響不同，吸收的文學思想資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風格。創造社受歐洲浪漫主義影響較大，因此偏于主觀表達。文學研究會受到歐洲現實主義的影響較大，因此偏于客觀寫實。此外，現代主義對五四文學也有影響，如魯迅吸收了表現主義的某些美學思想和藝術手法，寫作了帶有表現主義風格的《野草》、《故事新編》等。因此當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做總結時，他說：“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并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只是斗爭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學對歐洲多種文學思潮的開放性，也使五四文學具有了多種文學思潮的因子，它已經不是“純粹的”啟蒙主義了，帶有了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等風格、特征。可以說，由于吸收了多種文學思潮的因子，五四啟蒙文學較之歐洲18世紀啟蒙文學要豐富、深刻得多，無論從思想內容上還是從藝術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為這樣，五四啟蒙文學就具有過渡的性質，擁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發展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多種文學思潮。五四以后中國迅速走向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文學的任務除了繼續批判封建主義外，對被扭曲的現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來，于是產生了沈從文的留戀淳樸的鄉村文明、抨擊墮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義小說；老舍的描寫市民的沒落命運的現實主義小說，以及茅盾的《子夜》為代表的批判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現實主義小說；還有李金發代表的象征派詩歌，施蟄存、劉吶鷗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張愛玲、無名氏代表的先鋒小說等現代主義文學思潮。

以現代性的視角來看待20世紀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就會發現，它也具有開放的啟蒙主義的特征。與五四文學一樣，以往對新時期文學的現實主義的定位起碼是不準確的。新時期文學繼承了五四啟蒙主義的傳統，以人道主義來批判封建主義的變體，呼吁科學、民主、主張個性解放，它的歷史規定性是啟蒙主義的。同時，它又吸收了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思想資源，具有了多元形態。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場經濟的興起，才產生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如新寫實小說）和現代主義（各種先鋒文學）才出現。這一段歷史的重寫是一個更大的課題。

最后，我們應當反省一下，為什么在長達大半個世紀中會對五四文學思潮作出不當定性。首先，受到蘇聯“創作方法”概念影響，對諸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文學思潮的理解具有非歷史性。其次，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性質定位不準，把一個爭取現代性的啟蒙時期當成了批判現代性的現代時期，從而把五四文學的啟蒙主義錯誤地當成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還有，就是受到蘇聯尊崇現實主義的觀念的影響，硬把啟蒙主義“拔高”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補充）。現在，以現代性理論為準繩，就可以撥開歷史的迷霧，還五四文學的本來面目，并進而對20世紀中國文學作出新的描述。

注釋：

[1] 俞兆平《寫實與浪漫》，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1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集》（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頁。

1 茅盾〈〈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國文論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頁。

2 參閱俞兆平〈〈寫實與浪漫〉〉，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0——143頁。

1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頁。

2 轉引自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

1 達米安·格蘭特《現實主義》，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頁。

2 陳獨秀《答張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號。

3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學與人生》，《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香港文學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頁。

2 參閱俞兆平〈〈浪漫與寫實〉〉，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72頁——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