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后，學術界對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些問題的討論，直接關乎對中國文學的性質、內容、特征、藝術傳統以及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規律等問題的認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研究者們的態度是認真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由于左的干擾，還有待于學者們做進一步深入、細致的探討，才能得到好的成績。茲就討論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問題，略述如下：

一、關于現實主義問題

1952年第14期《文藝報》發表了馮雪峰同志的長篇論文《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發展的一個輪廓》，它是建國后第一篇全面而系統地論述現實主義發展史的文章：，文章對我國古代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的發生、發展的歷史特點，提出了系統的觀點。對于這篇文章中的一些觀點，學術界并未展開爭鳴與討論。

四年之后，1956年第16期《文藝報》發表了劉大杰同志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接著第21期《文藝報》發表了姚雪垠同志與之爭鳴的文章《現實主義討論中的一點質疑》之后，遂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1956年蘇聯《文學報》發表了雅·艾爾斯布克的論文《現實主義還是所謂反現實主義》，蘇聯學術界認為，這篇文章提出了重大問題，需要對現實主義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以后，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召開了大型學術會議，討論了有關現實主義的種種問題。我國《學習譯叢》雜志于同年七月刊出了艾爾斯布克的《現實主義還是所謂反現實主義》的譯文。劉大杰讀了雅氏文章之后，聯系到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實際，遂撰寫了上文并《中國古典文學史現實主義的形成問題》[1]、《文學的主流及其他》[2]、《關于現實主義問題》[3]等幾篇文章。歸納起來，他的主要論點如下：(一：)現實主義這個術語，無論在思想傾向和創作方法上，有它自己的基本內容和特點，不能同積極浪漫主義混同起來，不能和一般的真實性等同起來。現實性和現實意義并不等于現實主義，現實文學并不等于現實主義文學。現實主義這種進步的創作方法，是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是在各種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孕育萌芽、成熟而發展提高的，它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道路，有各個階段的現實主義。(二)運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這個公式來概括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會遇到種種困難，其結果是不能實事求是地說明問題，不能真實地分析文學史的具體內容和不同流派的作品的藝術特點，必然走上簡單化片面化的道路。運用這個公式，勢必以現實主義代替積極浪漫主義，結果是降低了模糊了積極浪漫主義在文學史中的起源、形成和它獨立性的地位。把文學史象切西瓜一樣，一半是現實主義作家與作品，一半是反現實主義作家與作品，就等同于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雖然在各種美學理論和作家的世界觀里，都具有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性質，但如果對于文學作品不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們的藝術特點，不深入地加以細致的分析，結果會造成混亂的現象。(三)在杜甫、白居易以前，中國還沒有成熟的現實主義。在那一個階段，現實主義主要是在民間文學中間萌芽、成長，在作品中只能有現實主義的因素，或是現實主義的基本條件；到了漢魏樂府歌辭，尤其是《孔雀東南飛》有了很大的進步。那一階段的進步文學，除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作品之外，都只能稱為現實文學，不能稱為現實主義文學。杜甫、白居易的時代，使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達到了成熟的階段。造成這個成熟的條件是，當時階級矛盾的尖銳、工商業的空前發達，市民階層的擴大和市民意識的高漲，新哲學思想的興起，推動了文學理論的進展，新樂府運動的形成，傳奇文學的興起以及古文運動的發動等等。這個時期，與意大利十三、四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是有些相似的。唐以后，小說戲曲這種形式，是更好發展現實主義的。元、明、清的戲曲、小說的優秀作品，現實主義得到了豐富和提高，到這一時期，可以說進入了批判現實主義的階段。

關于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形成問題。尋找中國古代文學現實主義起源的討論從五十年代延續到八十年代，雖眾說紛紜，但起源于《詩經》則是為多數人所接受的觀點。

姚雪垠在《文藝報》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劉大杰沒有把現買主義看做歷史發展的成果，而是看做個人生活遭遇的產物。個人的遭遇可以影響作家的創作方法，但不能成為某種文學流派或運動的決定因素，只有各方面所形成的歷史條件和時代風氣才是決定的因素。南宋以后，在封建社會中就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而到明清以后獲得相當發展。就文學看，南宋產生了話本小說，應該被看作近代現實主義的“濫觴”。話本是從市民中間產生的，供廣大群眾欣賞的，并且開始表現市民的生活、思想、道德觀念。所以，中國現實主義的歷史開始于南宋，即第十一到十二世紀，而不會更早。人們習慣上把《詩經》當做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起點，如廖仲安同志指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是從《詩經》開始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成長當然可以有不同的階段和過程，但是不能機械搬用歐洲的概念，把人物形象當作衡量詩歌的標準。在中國抒情詩的創作中，本來就沒有提出塑造人物的任務。一千多年的文藝批評中，我也沒有看見用塑造人物來評價抒情詩的。因此，我也就不同意劉大杰把杜甫當作現實主義詩歌成熟的標志。在我看來，把現實主義文學成熟的年代推遲到浪漫主義文學成熟的年代一千多年以后，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孔雀東南飛》，《悲憤詩》以及漢樂府的一些詩歌，比之杜甫那些名篇，并沒有什么很大的差異。[4]有的同志認為，現實主義文學與原始詩歌是同時產生的。陳翰文指出，劉大杰說現實主義要和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相聯，但這不是產生現實主義的必要條件。勞動人民要對自然、社會進行斗爭，為了這個斗爭的需要，勞動人民要進行文藝創作。有了文藝創作，其中就有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比如《彈歌》的創作方法就是現實主義的。[5]盛鐘健等的文章指出，在《彈歌》這首短詩中，人們不能找到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征。《彈歌》只簡單地勾勒了原始人的打獵過程，主人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人們都弄不清楚，無“性格特征”可言。即使《詩經》，也是缺乏個性描寫的，不能“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說是現實的。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進步的創作方法，在《孔雀東南飛》已經形成和基本成熟。總之，從《詩經》到漢魏樂府是現實主義因素逐步積累和現實主義逐漸成熟的時期，唐代大量現實主義詩歌的出現和新樂府運動的興起，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的完全成熟。唐以后是現實主義文學繼續發展時期。[6]蔡儀同志也指出，原始時代的藝術，雖能表現對象的某些特點，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但是基本上缺乏形象的完整性，更缺乏形象的典型性，也缺乏藝術應有的美感效能，不能認為有現實主義。[7]有的同志提出從不同體裁發展過程中去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現實主義的形成問題，即詩歌的現實主義萌芽于《詩經》時代，形成于建安時代，杜甫和白居易的藝術成就是它更成熟的表現，小說的現實主義萌芽于唐傳奇，形成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紅樓夢》則是它的頂峰，戲劇文學的現實主義始于與《董西廂》相近的年代(南宋末期的雜劇與宋戲)，成熟于關漢卿、王實甫的時代，《桃花扇》則是它的最高峰。[8]其他，尚有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起源于明清說，起源于近代說，等等。

對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起源、形成理解的歧異，主要是由于對現實主義的實質理解的歧異所引起的。所以，與中國古代文學中現實主義問題討論同時進行的是關于現實主義理論本身的討論。什么是現實主義，如何理解現實主義的實質，幾乎是每一篇討論文章都要涉及到的。

蘇聯文藝理論家艾爾斯布克批評了流行的現實主義觀點，即認為現實主義與其說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創作方法和傾向，不如說是藝術的一種從來就有的、一開始就有的特性。因此現實主義的概念就跟真實性的概念等同起來了，而現實主義的歷史就跟藝術反映現實即反映生活真實的歷史等同起來了。他認為現實主義是歷史形成的，它只是各種創作方法中的一種創作方法，并根據恩格斯的現實主義定義，認為人物性格的概念對于規定和理解現實主義具有巨大的根本意義，而古代社會的文學藝術沒有真正的人物性格描寫，所以現實主義只能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劉大杰是贊成這些觀點的。他認為，現實主義是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最有力和最先進的”創作方法。現實主義反映現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方面，比起其他的創作方法來，能達到更大的深度和廣度。恩格斯的“照我看來，現實主義是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現實主義的典范定義。[9]姚雪垠認為，文學史上存在著兩種主要的(不是全部的)不相同的創作方法或傾向，一種是杜甫的方法，一種是李白的方法。從廣義說來，我們往往把這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說是古典現實主義和古典浪漫主義。恩格斯把現實主義看成是現代文學的產物，而高爾基把現實主義的產生上溯到英國的文藝復興，以喬叟為開創人。在中國盡管有自己的歷史特點，難道現實主義可以和近代社會 (那怕是僅具萌芽)的出現沒有關系么?他反對劉大杰把杜甫定位中國現實主義的奠基人，而把現實主義和市民階級的興起 聯系起來，中國的現實主義只能開始于南宋以后，而不會更早。[10]蔡儀同志認為，恩格斯關于現實主義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見，可能是主要對小說、戲劇等而說的嚴格 的現實主義要求，不是一般的現實主義的定義。他引用恩格斯給明娜·考茨基信里的話：“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如它能夠真實地描寫現實的關系，打破對于這些關系的性質的傳統的幻想……這部小說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認為，真實地描寫現實，就是現實主義的根本精神或基本原則。他不同意劉大杰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等同于表現方法，所謂創作方法首先是關于藝術內容的原則，其次才是關于藝術形式、也就是關于藝術表現的原則。如果說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真實地描寫現實，那么合乎這個基本原則的作家和作品，就是現實主義的作家和作品，而從文學史上說，有相當的現實主義作品的出現，也就是現實主義的形成.因此劉大杰的唐以前中國古典 文學現實主義未形成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其實，現實主義 的文學作品早在《詩經》時代就有了的。而姚雪垠緊緊扣住現實主義的產生“是同資本主義的出現分不開”來立論，這就是離開文學創作方法在談文學創作方法的“實質”，結果是代之以 社會史的實質；離開文學史的具體事實在談文學創作方法的發 展，結果是代之以社會史的發展，于是掉在他所要排斥的庸俗社會學的陷阱里去了。[11]何其芳同志認為，真實地反映現實的并不只是現實主義的文學，還有積極的浪漫主義文學。真實地反映現實并不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語。說積極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并不對立，而且有相通之處，這是對的。然而，把積極現實主義劃入現實主義的范疇，就是混淆了兩種創作方法的差別，如復旦大學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在導言中正是這樣主張的。[12]廖仲安指出，要考察中國文學史中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規律，應該從中國文學史的具體事實出發。“現實主義’這個名詞來自歐洲，歐洲的文學家和學者根據歐洲的文學情況提出了這個概念。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是從歐洲文學得出來的結論。歐洲近代被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和戲劇，典型人物的塑造當然是小說和戲劇的主要任務。中國文學史在元代之前，詩歌特別是抒情詩是文學作品的主要樣式，這就不能用歐洲現實主義的概念來作為衡量中國文學史現實主義的尺度。[13]有的同志征引高爾基的話：“對于人類和人類生活的各種情況，作真實地赤裸裸的描寫的，謂之現實主義。”即藝術形象具有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真實性，生活圖景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來概括和表現的，這便是現實主義的基本特點，凡是符合這個標準的，便算是現實主義的創作。中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不同于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初葉的資產階級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乃是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中的產物，反映了我國人民在封建社會中的生活和斗爭，思想和感情。一般說，這個傳統主要是以產生于封建壓迫下的農民思想以及部分以出現于封建社會后期的 市民思想為思想基礎的，樂觀、樸實、渾厚、積極、求用世、愛生活、尊重理性、正視生活，每當異族大舉入侵、民族危機加深之際，則更煥發起抵御強暴、熱愛祖國的激情。[14]茅盾同志指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被剝削階級的社會地位有關：在階級社會的初期，階級斗爭就反映在社會中的被剝削階級所創造的文藝作品中；而由于被剝削階級的本能及其斗爭性質規定了它對文藝的要求與任務，因而它的這種文藝就其內容來說是人民性的、真實性的，就其形式來說是群眾性的(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這就產生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15]這就把現實主義 等同于文學的革命性、人民性，實際上擴大了現實主義的范圍。有的同志說“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基本原則是性格描寫”，并從恩格斯的現實主義定義的“語法關系”分析出“中心詞是典型性格”，“典型環境并不一定要求在現實主義的藝術形象中描繪出來”。[16]有的同志指出，根據恩格斯的現實主義定義，細節的真實、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才是現實主義的科學概念，抽掉其中的任何一點，或者把其中任何一點單取出來作為“廣義的現實主義”的定義，都只能帶來混亂。[17]總之，關于現實主義的實質，建國以來三十幾年，雖然爭論不休，但是分歧仍然存在。那種把現實主義的內涵與外延不斷放大，以至于把現實主義等同于文學的真實性、藝術性、進步文學的做法，不再為人們運用了。

關于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是否構成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規律，也是五十年代熱烈爭論的一個問題。劉大杰1956年發表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指出，如果只把源遠流長豐富多采的中國文學史理解為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那就會把文學史上各種創作流派的復雜而又矛盾的發展過程，看得過于簡單，并且是不符合實際的。他以后發表的幾篇討論現實主義問題的文章，堅持了他自己的觀點，并指出勢必會以現實主義代替積極浪漫主義，降低了積極浪漫主義在文學史上的獨立地位，以至于不尊重文學作品的藝術特點，而造成混亂現象。[18]

1958年第工期《文藝報》發表了茅盾同志的一篇宏文：《夜讀偶記》，后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茅盾聯系中國文學上大量的事實，確認中國文學史存在著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他認為，階級的對立和矛盾是產生現實主義的土壤。被剝削階級的階級本能及其斗爭的性質，這就要求文學產生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剝削階級要求宣揚他們的恩德與神武，把剝削制度描寫為永恒的制度，這就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階級社會內，文學的歷史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茅盾的這篇文章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兩校中文系古典文學組編著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于1958年9月及工2月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出版了。這兩部《中國文學史》實際上是以茅盾的許多觀點作為立論根據的，都以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做為文學史的重要規律。這兩部文學史的出版，標志著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這個公式暫時為一些人所接受，但同時也引起了極為熱烈的爭論。

1959年6月17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文學史問題討論會，何其芳同志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何其芳同志指出，列寧的兩種文化理論不能作為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規律的根據。列寧的兩種文化理論，只能引伸出每個民族都有兩種文學，有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學，也有資產階級的文學。應用到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史上，只能引伸為有民主性的文學，也有封建地主階級的文學。不能在民主性的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之間劃等號。從文學和現實的關系來著眼，真實地反映現實的并不只是現實主義的文學，真實地反映現實并不就是現實主義的同意語。積極的浪漫主義文學也能真實地反映現實。那種主張把積極浪漫主義劃入現實主義的做法是錯了的。他認為，茅盾贊成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這個公式，但他舉的例子并不多，這些例子并不能貫串整個文學史，而且有些例子還可以討論。比如，我們已經無法知道《詩經》里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是否曾有斗爭了。漢賦，雖然好作品不多，但恐怕也不能說全部都是反現實主義的。說《史記》是現實主義，司馬遷又寫賦，不好解釋。韓愈反對形式主義，但他自己又陷入另一種形式主義。韓愈的古文運動其實是文學體裁和文學語言的改革運動，并不等于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等等。事實上，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并不是貫串整個中國文學史的。[19]對茅盾《夜讀偶記》的一些觀點，持異義的或反對的文章至少也有二十多篇，上引何其芳的觀點有一定的概括性．1959年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公式的國外發明者宣布放棄了自己的“公式”，在中國除了茅盾堅持外，多數人都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事實證明，從理論上和實際上看，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斗爭這個公式是不正確的，以后人們不再提及它。

二、關于浪漫主義問題

中國古代文學的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也是源遠流長的，不能把積極浪漫主義歸入現實主義范疇，而應視浪漫主義為獨立的創作方法。復旦大學同學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的《導言》說積極浪漫主義“基本上屬于現實主義的范疇”。很多人不同意這種觀點。李文光同志指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有血緣關系的，但卻不能互相包括，也不能互相代替。浪漫主義注重理想，如望遠鏡一樣顯示未來。[20]何其芳同志也指出，浪漫主義雖然也是以一定的現實生活為基礎，卻按人的幻想和愿望把它做了較大或很大的改變。這就不能把積極浪漫主義列入現實主義的范疇。[21]公木同志指出，浪漫主義并不總是作為現實主義的補充而存在。[22]確認浪漫主義是一種獨立的創作方法，就避免了把屈原、李白這樣浪漫主義詩人劃入現實主義范疇的混亂。

什么是浪漫主義，各家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一樣。蔡儀引述西方理論家和作家的論述，認為浪漫主義的基本特征，確是在于它的描寫理想這一點上。說浪漫主義描寫理想，并不是說浪漫主義就絲毫沒有現實性，只是說浪漫主義不是真實地描寫現實，而是理想地去描寫對象、描寫理想化的對象而已。所謂理想并不是現實，但理想有反乎現實發展傾向的，也有合乎現實發展傾向的，于是有積極的浪漫主義和消極的浪漫主義的差別。[23]何其芳同志認為，浪漫主義并不完全按照生活的實際存在的樣子反映生活。它總是現實和幻想的結合。浪漫主義所據以進行虛構的幻想卻更為大膽，更為奇特，它不僅是可能存在的，而且還可以是不可能存在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同樣是真實地反映現實，都要求有典型性。如我國古代神話中的后羿射日、精衛填海等是按照人的幻想和愿望創造的，浪漫主義的傾向也是隨著文學藝術的產生而產生的。公木認為，浪漫主義偏重理想，著重抒發主觀世界的熱烈幻想。張碧波、雷嘯林的文章，力求擺脫“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依據中國文學特征，認為主要通過對整個世界(除了社會、還有自然和作為個體的人)的感受，闡發對現實、人生的懷疑態度。這是中國前期古典浪漫主義的文學傳統。[24]

學者們對中國古代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發生、發展進行了具體的探討。

浪漫主義即積極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周揚同志說，有的人承認現實主義，就不承認浪漫主義，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熱愛一切偉大作品，不論它是現實主義的，還是浪漫主義的。[25]陳祖堃同志認為，積極浪漫主義始終是一股強有力的巨流，一直洶涌澎湃奔騰在中國文學史長河之中，掀起極為壯闊的波瀾。在古典詩歌領域中，積極浪漫主義更是一個極可珍貴的優秀傳統，偉大的詩人差不多都和積極浪漫主義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26]有的同志指出，人們通常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觀察文學史，結果是在有些情況下不得不套用。應該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各種形式表現，并且也嘗試從浪漫主義的角度來觀察一下某些作家與作品。[27]

有的同志認為，初民的神話，是中國浪漫主義產生的搖籃。初民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的理想是神話產生的基礎。中國神話中許多征服自然的英雄人物，如逐日的夸父、煉石補天的女媧或射日除害的后羿，都沒有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來描寫，所以基本上都是浪漫主義的。神話中的浪漫主義只是初生的嬰兒。[28]

劉大杰認為，從《楚辭》到李白，將近一千年。在一千年的中國詩史中，現實主義在民歌中發育成長，現實主義的因素越來越強烈．但在文人詩人中的代表作家，幾乎全是浪漫主義者．如屈原、曹植、阮籍、陶潛、鮑照、陳子昂、岑參、高適、李白等等，幾乎無一不是浪漫主義者。這些詩人都有表現人民愿望或是反抗封建禮教的思想內容。[29]廖仲安認為劉大杰的這些意見是很難說通的。漢樂府詩中有現實主義因素，直接繼承漢樂府傳統的建安詩人怎么完全變成浪漫主義者了呢?陳于昂寫了很多反映人民疾苦的感遇詩，也不能簡單把他劃入浪漫主艾。其他如鮑照、高適也不能歸入浪漫主義。[30]屈原的詩篇標志著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成熟．屈原是積極浪漫主義的偉大旗手。在《離騷》中，詩人塑造了偉大崇高的詩人自己的形象。[31]《離騷》這篇宏大的抒情詩，現實敘述與幻想馳騁相交織，不但說明了詩人與楚國貴族腐朽勢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反映出詩人是怎樣克服了種種困難而完成了他那種崇高的具有偉大悲劇意義的品格。[32]張碧波等根據中國古代文化歷史背景的特點，對楚辭浪漫主義做出了新的解釋：屈原時代的楚國正是處在建立宗法社會秩序和思想規范的前夜，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不但決定了當時楚國文學的特點，而且給予它未來的發展趨勢以深刻的影響。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文學與中原的文學分屬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它同時蘊含著哲學、宗教、文學等多重因素，反映著原始型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征，是遠古神話傳說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繼承者。從不自覺的浪漫主義到自覺的浪漫主義，從原始神話到楚辭，顯示出入類意識人間化發展的過程．《九歌》、《天問》、《離騷》是從遠古神話發展而來的走向人間化過程的三個路標。屈原所追求的理想即建立宗法社會一經實現，楚辭做為整體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它的浪漫主義因素便逐漸蛻化而最終與美刺現實主義合流。[33]

莊子的浪漫主義文學也為人們特別注目，是建國以來，尤其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有的人認為，莊子代表了浪漫主義的另一種傾向，因為莊子雖然對現實不滿意，但不去反抗，而是企圖把社會引向倒退的道路。[34]有的同志明確地認為，《莊子．天下篇》“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精神，是他的虛無主義、神秘主義的“道”的具體表現，只是一種消極的反動的浪漫主義。[35]有的同志認為，莊子的浪漫主義雖然不是積極而是消極的，但莊子散文卻不失為浪漫主義的精品，議論機智，氣魄宏大，看來隨便，但文理又很密察。同時還具有強烈的感情和豐富的想象力。[36]張志岳同志認為，莊子不是一個持虛無主義的真正的厭世者而是一個有強烈情感表現的人。高爾基說：“積極浪漫主義，企圖強固人們對生活的意志，在人們心中，喚醒對現實一切壓迫的反抗決心。”莊子作品中的浪漫主義，是符合高爾基提出的這個標準的。至于其中所表現的玩世不恭的態度，多少也給后世帶來一些不良的影響，但那是次要的。[37]有的同志指出莊子的浪漫主義特征，《天下篇》中對莊子創作的著名論述，可以說是對他的浪漫主義特征的最精辟的概括。它不但指出《莊子》對巫史文化和以前道家思想的承襲關系，而且指出它趨向于文學的發展，即“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不但指出它的“人的自覺’，“自我意識”的特點，即“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混濁，不可與莊語”，而且指出 它與宗法勢力的對立，即“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不但指出它所開拓的涵蓋世界宇宙的境地，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而且指出它獨特的浪漫主義風格’即“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不但指出它的題材“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無所不包’而且指出它“弘大而辟，深閡而肆”的意境。[38]有的同志指出，《莊子》是中國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濫觴”。《莊子·天下篇》的“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是對現實的否定的、叛逆的、批判的態度，是《莊子》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前提和出發點，成為其萌芽式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論的一條基本原則，而這個原則顯然是積極的。[39]

陶潛詩的浪漫主義問題。孫靜同志認為，以前一般人都能看出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是浪漫主義作品，卻很少有人認為他的田園詩也是浪漫主義的，其實二者本質上是相通的。二者的根本點都是把生活境界理想化，只不過《桃花源記并詩》采取了非人間形式，理想化的程度表現得顯明。田園詩是在現 實的田園生活形式中描寫理想化的生活境界，采取人間的形式，理想化的成分表現得隱晦罷了。陶淵明的田園詩豐富了我國古典詩歌的浪漫主義流派。它創造了浪漫主義的一種新風格，其基本特點就是在平實的生活形式中含蘊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現實形式下含蘊非現實的內容。[40]

李白的浪漫主義評價問題。有的同志指出，李白在思想上雖然曲折復雜而多矛盾，在詩篇中雖然也瑕瑜雜揉而不單純，但就其主導方面而論，他在藝術上的重大成就，包括他在詩論上提出的鮮明見解，都證明他是歌頌自由與進步、背叛禮法與規范，反對古典主義的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山水詩中也包含著某些病態的成分，卻也不能簡單地把它歸為消極因素，因為它們同時往往也是激情和想象的標志，是不滿現實和追求理想的表現。[41]

有的同志指出明代浪漫主義美學思潮的特征。明代中期，文壇上出現了《西游記》、《牡丹亭》等作品，出現了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性靈說”，湯顯祖的“意趣神色說”等浪漫主義的美學理論，沖擊了明代的復古主義的藩籬，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明代和后來的文藝發展廓清了道路。其特征表現為，(一)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個性解放，憧憬自由理想，(二)主張獨抒性靈，強調激情，有感而發，反對無病呻吟，(三)想象豐富，夸張大膽，象征巧妙，構思奇特。沖擊了封建道統和封建禮教，關于創作的一些獨到見解，正確地反映了創作規律，對后世文藝創作和理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42]

總之，經過討論，確認了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對一些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特別是對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特征、規律等一些重要問題，還有待于學者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寫出概括性較強的更富于科學性的文章。

三、關于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年

1958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于是在學術界展開了關于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在1959年至1961年之間。

這個問題包括許多方面，要做多方面的專門研究。首先，中國古典文學中有沒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周揚同志說，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這是對全部文學歷史經驗的科學概括。歷史上許多偉大作家總是常常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精神、兩種藝術方法的不同程度的結合。[43]郭沫若同志也認為古典文學中有兩結合的作品。他說，古今來偉大的文藝家，有時你實在是難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者。如屈原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但他關心的事物真是包羅萬象，在《天問》中他所提出的關于宇宙的形成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解答。所以，他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44]茅盾認為，中國歷史上極少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作品，而李白、杜甫這樣的大作家只能說前者屬于浪漫主義，而后者屬于現實主義。[45]胡經之認為，由于古代作家“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理想與現實”不能統一，因此古典文學只能達到現實主義或積極浪漫主義，不能達到兩結合。[46]張懷瑾也認為不能結合，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古代作家世界觀的局限，不可能解決“藝術和現實的辯證統一關系問題”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辯證統一關系問題”；(二)生活本身不能提供解決理想和現實相矛盾的必要條件，不能產生結合的思想；(三)由于文學本身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文學史上即使最進步的古典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沒有也不可能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真正結合。古典文學創作中不能有兩結合，這是我國文學史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47]爭論的雙方對“結合”的理解、要求不同，難于求得一致。

至于什么樣的作品才稱得上“兩結合”的作品，也是眾說紛紜。有的同志說；《離騷》、《竇娥冤》、《三國演義》都是古典文學中比較典型的兩結合作品。[48]有的同志說，不能把神話和以神話為主要內容的小說、戲劇也看成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把《史記》、《紅樓夢》看成“兩結合”的作品，也是不妥的。《水滸傳》才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范作品。有的人又認為，遠古的神話傳說與歌謠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開端，在元代劇作中還是初步形成，在元末明初及明代中葉出現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以及《西游記》等巨著中就有了巨大的發展。[49]

關于“兩結合”的特征。有的人認為，表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現實和理想的統一，在故事情節的處理上是既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又服從于理想的表現。[50]但有的同志認為把現實與理想的統一看作是．“兩結合”的特征不夠妥當，因為這看法是含混不清，界限不明，無法概括那些抒情詩中的“兩結合”作品以及那些以悲劇結束的“兩結合”的戲劇和小說的特征。[51]

古典文學中的“兩結合”是否能成為獨立的創作方法。有的同志持肯定意見。在我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方法，它在融合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特長的基礎上，充分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原則。[52]也有的持否定意見。

1976年以后，文藝理論界討論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個創作方法，但是，古典文學界卻極少見繼續討論關于文學史中“兩結合”的文章。有的同志指出，當時的討論是圍繞著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方法進行的，因此，所有的文章，包括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文章，全部重點放在“兩結合”上，卻沒有一篇專門的論述和研究我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及其具體內容和歷史特點的文章。由于對這類基本理論問題，缺乏應有的研究，就在討論中出現了不可避免的混亂。[53]這個意見是很值得重視的。從事實出發，堅持獨立思考，對于學術研究，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這是最重要之點。

[1]《文藝報》1956年第22期．

[2]1959年4月19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3]1959年8月9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4]《也談中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問題》，1959午7月5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5]《現實主義的產生和發展》．1959年11月15日《光明日報》。

[6]盛鐘健、姚國華、徐佩珺、范民聲《也談現實主義的產生和發展》，1960年2月21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7]《論現實主義問題》，《文學研究》1957年第l期，收入《探討集》。

[8]胡錫鑄。《略論中國文學史中現實主義的形成》，《新建設》1962年第5期．

[9]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16期。

[10]《現實主義討論中的一點質疑》，《文藝報》1956年第21期．

[11]《論現實主義問題》，見《探討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2]《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1959年7月26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13]《也談中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問題》。

[14]公木《繼承發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5]《夜讀偶記》，百花文藝出版社。

[16]陳翰文《現實主義的發生和發展》．

[17]《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中的現實主義問題質疑》，《文學論集》第三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8]《文學的主流及其他》．

[19]《文學史討論中的n．個問題》．1959年7月26日《光明日報》。

[20]《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中國文學史討論集》，中華書局。

[21]《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l959年7月26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22]《繼承和發揚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輯。

[23]《論現實主義問題》，《探討集》。

[24]《試論中國古代浪漫主義文學傳統諸問題》．《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

[25]在中共“八大”的發言。

[26]《試論浪漫主義在唐以前文學中的主要表現》，《復旦》1959年第9期。

[27]《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一瞥》(下)，《山西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

[28]《試論浪漫主義在唐以前文學中的主要表現》，《復旦》1959年第9期。

[29]《文學的主流及其他》，《中國文學史討論集》。中華書局．

[30]《也談中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問題》。

[31]《試論浪漫主義在唐以前文學中的主要表現》，《復旦》1959午第9期．

[32]《繼承發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輯。

[33]《試論古代浪漫主義傳統諸問題》．《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

[34]《試論浪漫主義在唐以前文學中的主要表現》，《復旦》1959年第9期．

[35]施昌東《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中華書局．

[36]閻韜《莊子美學思想淺議》，《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8期。

[37]《文學上的莊子》，《中國文學史論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38]《試論中國古代浪漫主義文學傳統諸問題》。

[39]②阮國華《談我國浪漫主義創作方法論的濫觴》，《湖北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

[40]《陶淵明田園詩的浪漫主義》。《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41]《繼承發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輯。

[42]程林輝《明代浪漫主義美學思潮的特征》，《爭鳴》1984年第2期。

[43]《新民歌開拓了新詩的道路》及《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前者見《紅旗》1985年第1期，后者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人民文學出版社。

[44]《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8期．

[45]《五個問題》，《河北文學》1961年第5期．

[46]《現實與理想在文學中的辯證結合》，《文學評論》1959年第1期．

[47]《中國文學史上關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河北文學》1961年第3期。

[48]蔣和森《關于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1961年1115日《文匯報》．

[49]梁超然《中國古典文學中浪漫主義幾個問題的探討》，1961年4月20日《廣西日報》。

[50]張炯《也淡我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1961年3月5口。

[51]馮其庸《論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教學與研究》1961年第1期。

[52]張先覺等《我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相結合問題的探討》．1961年8月5《安徽日報》．

[53]敏澤《關于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文學遺產》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