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現實主義一般對國際政治采取悲觀的看法，守勢現實主義則不然，認為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必然會導致沖突，國際體系蘊藏的侵略誘因并不多，在適當的條件配合下，國家彼此是可以合作的，沖突是可以避免的。對外擴張不見得對國家有利，有時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國家想要得到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累積權力。本文對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加以闡述，并提出批判。文章先討論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與主張，指出安全困境和國家意圖在守勢現實主義論述的中心地位，進而論述守勢現實主義的兩個主要論點：良性的國際結構和攻守理論。最后再針對這兩個論點以及認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

關鍵詞：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攻守平衡、安全困境、意圖。

一、前言

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上，現實主義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歷久不衰。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系的研究學派﹐就像一個大家族一樣﹐包含各種不同的成員，而非只是一套理論。如Stephen Van Evera所說，現實主義并不是一個單一理論，而是一個研究典范(paradigm)。Robert Gilpin 也指出，現實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哲學立場，而不是一項科學理論，可以被證明或推翻。1 雖然現實主義理論的型態有不斷的修正與創新，但是其強調「實然」的研究傳統，卻一直沒變。然而，對于世人所渴望的國際和平，現實主義通常采取悲觀的看法，認為除非國際上出現一個中央政府來維持秩序，否則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將無法避免。相較之下，理想主義則認為，國際沖突可以經由國際制度或國家自我約束而化解。理想主義在國際關系的思潮上，有很大的成分是為了反對現實主義的悲觀看法而起，兩者主張往往背道而馳。

由于現實主義將國家對權力的追求赤裸裸地顯示出來﹐并強調沖突的必然性﹐這種悲觀論與人類追求進步向往和平的天性，大相徑庭，為許多人所不喜。因之，現實主義的論述，往往成眾矢之的，成為各家噠伐的對象。如Jeffrey Taliaferro所言，現實主義猶如一只「黑色怪獸」(bête noire)，人人喊打，其它國際關系理論的論述出發點皆直接針對現實主義加以反駁﹐批判其不足﹐再闡述自家的看法。2 似乎，只要能找出現實主義的重大缺陷，自家學說的地位就可穩固。3 例如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主張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必然導致沖突﹐國家可以藉由建制(regime)和規范(norm)來達到合作的目的。4 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藉由經驗觀察﹐得出民主國家之間彼此幾乎從不打仗的結論﹐進而認為當國際社會都是由民主國家組成之時﹐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將消失﹐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和平亦可達成。5 建構論(constructivism) 強調觀念(idea) 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認為現實主義的觀念不僅是國際沖突的根源﹐而且是邁向國際和平的障礙﹔只要人們摒棄現實主義的想法﹐采納相互合作的和平觀念﹐國際沖突將可避免。6 眾家學說對現實主義反感之烈﹐ 無怪乎Robert Gilpin 要感嘆， 「政治現實主義者沒人愛」﹗7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愛，現實主義所要呈現的只是國際政治的「實然」(is)﹐而非「應然」(ought)。亦即﹐在華麗辭藻的背后﹐國際政治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即使這些事實多么令人憎惡，現實主義也要加以揭露。世人雖然渴望和平﹐認為國家應該彼此尊重﹐相互合作﹐竭力避免戰爭。盡管人們希望國際政治「應該」是這樣的﹐但是現實主義認為除非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停止﹐這些愿望將難以實現。在缺乏中央政府仲裁之下﹐國家若想要安全﹐為現實所逼﹐必須追求權力。

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對國際政治都采取悲觀的看法，也有不少現實主義者試圖藉由對理論的論述，找出避免沖突的條件。對這些學者而言，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必然會導致沖突，在適當的條件配合下，國家彼此是可以合作的，沖突是可以避免的。對外擴張不見得對國家有利，有時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國家想要得到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累積權力。這派理論稱之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8 守勢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采取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國際體系蘊藏的侵略誘因并不多﹐而此誘因的大小要視諸如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或地理環境等等其它因素而定，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必然會導致沖突，國際上存在一些因素可以化解無政府狀態的不良影響。所以Charles Glaser有「作為樂觀主義者的現實主義者」一文的出現，強調現實主義的悲觀論是沒有根據的，在特定條件的配合下，國與國之間是可以合作而不需競爭的。9 這些論述都試圖為現實主義的悲觀論找出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來。

本文將對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加以闡述，并提出批判。文章將先討論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與主張，指出安全困境和國家意圖在守勢現實主義論述的中心地位。進而論述守勢現實主義的兩個主要論點：良性的國際結構和攻守理論。最后再針對這兩個論點以及認知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現實主義自Morganthau強調人性權力欲望的古典現實主義，再到Waltz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或稱結構現實主義），歷經數次的外來挑戰與內部爭辯，現在已大致分出守勢和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兩大流派，二者皆強調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10 為了有較詳盡的介紹，本文將著重守勢現實主義本身，與其它現實主義理論比較的部分將盡量減少。

二、守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與主張

國家的首要之務是維持現狀，還是追求最多的相對權力？國家到底要有多少權力才算足夠？現實主義的兩大流派對這些問題有很不一樣的答案。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權力是多多益善，權力越多，就越安全。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的權力應適可而止，不要太多，過多的權力反而有害安全。所以，二者對于如何獲致安全有不同的看法。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首要目標是安全。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之后﹐國家才有余力發展經濟﹐保護人民﹐增進福址。因之﹐各國對自身安全額外重視﹐當其它目標與國家安全相抵觸時﹐國家將優先考慮安全﹐而擱置其它目標。守勢現實主義的假定（assumption）乃是該理論立足的基礎﹐也是整個理論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雖然學者對這些假定的描述略有出入﹐11 但是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基本五點﹕

第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現實主義的研究對象以國家為主，國際組織、多國籍公司、或個人則較少被注意。國家才是影響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12

第二、國際政治是處于無政府狀態(anarchy) 。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的重要概念﹐它并不是指混亂或雜亂無章﹐而是指在國家之上缺乏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可以維持秩序。國際上雖然有各種不同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或國際法庭﹐但是這些機構維持國際秩序的能力﹐遠不如一國之內的中央政府﹐而且它們往往需要大國的配合﹐才能發揮功效。無政府狀態一直是國際關系中歷久不衰的特質。

第三﹑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大部分國際政治的結果（outcome）和國家外交政策的行為（behavior）。政權型態和個人因素則扮演次要的角色。

第四、國際上的安全相當充足。13 國際體系內涵的侵略誘因很少，對外擴張的國家將面臨別國的制衡(balancing)。如Waltz指出，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的通則。

第五、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國家在采取行動之前，會先仔細計算利益與成本，當成本高于利益時，國家將避免行動。

以上五點構成了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其核心主張為國家追求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非使其權力最大化，國家只需適度的權力即可，過多的權力反而會引起他國采取措施加以制衡。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一書則是守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作。Waltz可說是結構現實主義（或稱新現實主義）的開山鼻祖，認為國家行為主要是受到國際結構的宰制。雖然Waltz強調國際結構的競爭性，也未觸及攻守平衡（如下述），但是他的核心思想仍屬于守勢現實主義。Waltz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使國家特別看重安全，而「國家的第一要務不是使其權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在體系中的地位」14 ，這項說法正是守勢現實主義的核心主張，即國家的首要之務乃保持現狀，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而不是無限制地追求權力。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制衡乃是國際體系的普遍行為，弱國會聯合起來對抗強國， 所以Waltz說「國家制衡權力而不是使其最大化」。15 他在后來的一篇文章對這一點有更進一步的闡述，他說「國家的終極要務不是權力，而是安全」，國家的權力過多或過少都不好，過多會導致別國的反制，過少則易受侵略。16 因此，Waltz被批評有一種「現狀的偏見」（status-quo bias），認為在他的理論中，所有國家都是安全的追求者，沒有侵略者，大家都是警察，沒有強盜。17

由于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的普遍現象，一國如對外發動侵略，將會面臨其它國家的聯合抵抗，四面楚歌，反而使自己更不安全。除此之外，愈往外擴張，治理邊陲的成本將越來越高，陷入泥沼，結果得不償失。依此來看，過度擴張是會有反效果的，遲早會把自己打敗（self-defeating）。如Jack Snyder在《帝國迷思》一書所言，「最具侵略性的國家制造出最多的敵人…，侵略者通常會發現有壓倒性的力量反對他。」18 所以，與其對外擴張而最終導致失敗，國家不如專心于維護既有的權力平衡，才是生存之道。

相較之下，攻勢現實主義則采取不同看法。它與守勢現實主義一樣，都認為結構大幅影響國家行為，安全是國家的首要目標，但是對于如何獲致安全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獲致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維持既有的權力平衡，過多的權力不見得會增加安全；攻勢現實主義則認為國家若要安全就必須使其相對權力最大化，國家的權力比他國愈多，就愈安全，權力是獲致安全的最佳途徑。19 所以，兩者爭辯的焦點在于對如何獲致安全有不同的看法。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在守勢現實主義的論述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簡言之，安全困境是指一國為了增進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會減少別國的安全。之所以如此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意圖不確定」（uncertainty about intentions）的問題。20 例如，一國為了安全而增強軍備，此一行為將威脅到別國的安全，因為別國無法確認這些武器不會用來對付自己，縱使知道現在不會，也難保未來不變。在這種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別國自保的最好方法就是也增強自己的軍備，以備不時之需，于是便產生武器競賽的安全困境。守勢現實主義認為，雖然安全困境是國際政治難解的問題，但它不是常數，而是變項，其嚴重的程度卻可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也可依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而變，而且在特定情況下國家的意圖是有辦法得知的。所以安全困境并不必然導致沖突升高，甚至戰爭。在其它條件的配合下，安全困境是可以舒緩的，國家也可相互合作。

如何解開安全困境這一難題是許多國際關系學者所關心的重要課題，守勢現實主義亦不例外。關于如何舒緩安全困境的方法，首推Robert Jervis于1979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安全困境下的合作〉。21 Jervis認為，當符合以下兩個條件時，安全困境將可化解：1）防衛性的武器和政策可以與攻擊性的武器和政策區分開來（「攻守區分」 offense-defense differentiation），2）當防御具有優勢的時候（「攻守平衡」 offense-defense balance）。簡言之，防御具有優勢是指防衛自己領土比攻占他國容易；反過來，攻擊具有優勢則指攻占他國領土比防衛自己容易。當防御具有優勢的時候（守比攻容易），國家只要用少數的軍事開支便可達到安全的目的，也不用擔心對手發動先發制人的奇襲，因為攻方將付出更大的代價以突破守方的防御，戰爭容易陷入僵局，即使勝利，亦得不償失。在此情況下，國家增進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較不易威脅他國，安全困境將可得到舒緩。而當防衛性的武器與政策可以與攻擊性的區分開來的時候，國家可觀察別國的軍事政策，如果該國采購防衛性的武器或采取防衛性的政策，則可知該國是個維持現狀的國家，其為增進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將不威脅他國。因此，安全困境下國家意圖不確定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困境不復存在。如Jervis所言，「防衛優勢只能舒緩安全困境，攻擊與防衛態勢的區分則幾乎可廢止它」。22

如何找出國家真正的意圖(intentions)是守勢現實主義所關心的重大議題，因為如果可以明確知道一國不具侵略意圖，是個維持現狀國家的話，那么其它國家就不會感到威脅，也可與之合作，而不必擔心受騙，損傷自己。而國家意圖到底可不可以得知，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則有南轅北轍的看法。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國際上基于兩個原因國家的意圖是不確定的：1）國家的真正意圖很難得知；2）即使知道現在的意圖，也難保未來不會變。所以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在國家的意圖不確定的情況下，國家關心的是能力（capability），而非別國是否有不良意圖。23 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透過一定程序（如購買防御性武器），國家的意圖是可知的。因此，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關心的是能力，而非意圖；而守勢現實主義則主張國家關心的是意圖，而能力只是影響意圖的因素之一。24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整理出守勢現實主義的兩個主要論點：第一、國際政治的結構是良性的，侵略者將面臨別國制衡；第二、攻守理論，即當防衛具有優勢的時候，戰爭將較不易發生。以下將分別闡述之。

三、良性的國際結構

國際上為何會有安全競爭？國與國之間為何發生沖突？國家為何對外侵略？關于這些問題，現實主義一般是把他們歸因于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國際上不像國家之內有政府、警察、和法庭可以解決爭端和維持秩序，于是國家只好自求多福，靠自己的力量獲致安全，以免來日受制他國，危及生存。國家很快就發現權力是生存的最佳保障，而且本國的權力比別國愈多，就愈安全。于是，國家便會隨時尋找機會增加相對權力。各國追逐權力的結果便是安全競爭，國際沖突雖不是時時發生，但一直是個隱憂，是個可能性。除非國際上的無政府狀態消失，否則戰爭和沖突將難以消弭。因此，國際結構是惡性的，現實主義對國際沖突于是采取悲觀的看法。

守勢現實主義則不認為如此，主張國際政治的結構事實上是良性的（benign），不必然造成沖突，但國家卻認知錯誤，誤以為結構是惡性的，造成許多戰爭的發生。所以是國家搞錯了，而不是國際結構本身的問題，國際結構所隱含的侵略誘因其實不多。要強調的是，認知（perception）在守勢現實主義的論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解釋力甚至大于權力，關于這點將在稍后詳加闡述。

Stephen Van Evera極力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他在《戰爭的起因》一書說：「權力結構本身是良性的，導致相當少的戰爭，但是被認知的權力結構經常是惡性的，可以解釋許多的戰爭。」他認為國家侵略很少成功，侵略者經常受到懲罰，要不是被圍堵就是被摧毀，即使成功的侵略也很少帶來好處。25

國際結構為什么是良性的？關鍵在于權力平衡。Waltz 指出國際政治如果有什么自己特色理論的話，那就是權力平衡。簡言之，權力平衡是指當一國權力過大時，其它國家將采取對應措施加以制衡，這些措施有二：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前者是指國家透過內部的方法增強國力，如發展經濟、加強國防、或是找出明智的戰略。外部平衡指國家可以對外尋求盟邦共同對抗強權，或分化對手的同盟，使其削弱。由于這兩種機制運作的結果，權力平衡在國際上不斷重復地形成。26 既然權力平衡是國際上的通則，一國如對外發動侵略，擴張領土，這個侵略者將會遇到其它國家的抵抗與制衡，結果將得不償失，徒勞無功。歷史上的侵略者，如拿破崙、德皇威廉二世、希特勒，不都是自取滅亡嗎？所以，根據權力平衡的通則，國際政治的結構是良性的，國家應了解對外擴張是會遭遇制衡的，不如守住既有的權力平衡，維持現狀，才是生存之道。過多的權力是不好的，會引起別國制衡。

既然「安全是充足的」，那么為什么國際上會有戰爭發生？守勢現實主義認為戰爭的原因不在國際結構內，而需在結構之外尋找，如國內政治或錯誤認知等因素。強調國內政治是影響國家過度擴張的代表作是Snyder的《帝國迷思》一書。Snyder認為國家過度擴張是因為國內少數利益團體（如軍方、外交系統、或大企業）將因擴張而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多數人所分擔的成本卻很少。為了私利，這些狹隘的利益團體掌控了政權，散播必須藉由擴張以獲致安全的迷思，如征服領土可以增加資源、失去邊陲將有骨牌效應、攻方具有優勢、敵人是紙老虎等，以為其侵略政策合理化。這些迷思不僅迷惑了大眾，時間一久連當初的散播者也相信了。于是舉國都認為必須對外擴張，國家才會安全。更有甚者，這些利益團體透過利益交換（logrolling）的過程，而使對外擴張的行為更嚴重。Snyder利用幾個歷史個案研究──德國（1866-1945）、日本（1868-1945）、英國（1830-1890）、蘇聯（1945-1989）、和美國（1945-1989）──來證明對外侵略和征服是沒有好處的。27

把戰爭發生的原因歸咎于認知錯誤則以Van Evera《戰爭的起因》一書為代表。如前述，他極力強調結構是良性的，很少導致戰爭，但是國家卻常常認知錯誤，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戰爭。很多現代戰爭都是「幻覺的戰爭」（wars of illusions），國家自認會打勝，自認先發制人是有利的，自認相對權力在下降中，或是自認征服很容易，因而發動戰爭，殊不知事實并非如此。當這些錯誤認知不存在時，戰爭很少發生。28

四、攻守理論

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是守勢現實主義所提出來的重要理論，29 甚至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用來解釋戰爭起因的最佳理論。30 簡言之，攻守理論認為當征服容易時，戰爭較易發生。征服容易是指在攻守平衡中攻擊的一方具有優勢，可以用比防御者較少的成本來達到軍事目標。反之，如果防御一方具有優勢，戰爭則較不易發生。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攻守平衡？守勢現實主義認為，科技的日新月累是導致攻守平衡有所波動的主要原因，例如要塞和鐵路對防御有利，而大炮和大軍則對攻擊有利。除了科技之外，軍事部署、地理位置、人民對政權的支持度、以及外交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到攻守平衡。31 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在近代史上守方通常占有優勢，真正的攻方優勢相當罕見，但是決策者卻經常認知錯誤，以為攻方占有優勢，但事實上守方才占有優勢。既然史上守方常居優勢地位，所以國家并沒有想象中的不安全，這也可以從近代強權的低死亡率看出：自1789年以來就沒有強權被摧毀，即使飽受德國侵略的法國也后來復蘇了。32 因此，攻守理論與良性結構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守方常占優勢，所以安全充足，國際結構是良性的。既然如此，為何還是有不少戰爭發生？如前述，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問題在于決策者的認知錯誤。所以，認知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扮演關鍵角色。

攻守理論的興起和冷戰時期的核子嚇阻有密切關系，幾個該理論的主要提倡者-如George Quester， Robert Jervis， Jack Snyder， 和Charles Glaser-先前都鉆研核子嚇阻理論，他們所共同關心的議題就是如何把核子嚇阻架構應用到傳統武力上來。在核子戰略中，攻擊性和防衛性武器可作清楚的劃分，也沒有雙重用途，例如洲際導彈只能用來攻擊敵人領土，而不是用來攔截來襲飛彈。理性決策者應認識出相互嚇阻的恐怖平衡架構，若輕舉妄動則如同自殺行為，只有認知錯誤或誤判情勢才有可能危及和平，導致核子戰爭。由于冷戰時期核子嚇阻的穩定有效，爭辯的焦點便轉向北約和華沙公約組織的傳統軍力平衡。如果傳統軍力也可弄成像核子平衡一樣穩定，安全競爭將可舒緩。33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守勢現實主義者常用來解析攻守理論的個案。他們認為戰前的歐洲彌漫一股「攻擊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軍方美化了進攻，采取攻擊性的軍事方略，而文人菁英和大眾也認為攻擊占有優勢，是解決安全問題的最佳方法。德國的Schlieffen將軍宣稱「攻擊是最佳的防御」，而法國、英國、俄國也展示出類似的思考模式，認為攻勢作戰才是國家安全的保障。這種「攻擊崇拜」才是造成大戰爆發的主因。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實際上一次大戰前防御占了優勢，而這可從戰事后來陷入膠著得到印證。不幸的是，當時的決策者認知錯誤，以為攻擊占優勢，戰事將速戰速決，而忽略了美國內戰、俄土戰爭、波爾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教訓，沒有察覺到那時防御性科技的力量已使守方占了優勢。34 攻守平衡理論的主要論點都在一次大戰中得到印證：當攻擊（被認為）具有優勢時，戰爭較易發生，以及決策者的認知扮演了關鍵角色。

如前述，攻守理論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安全困境，因此該理論自然被應用到武器競賽和武器管制上來。安全困境的邏輯可以用來解釋武器競賽的發生：一國為了自身安全而增強武裝，卻被別國視為威脅，導致別國也增強武裝以為因應，武器競賽于焉產生。作弊（cheating）是許多國際合作所面臨的難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提出，就是希望藉由國際制度解決國家作弊的問題，達到國際合作的目標。35 對守勢現實主義而言，攻守理論可以用來解決作弊的問題。Charles Glaser指出，當攻擊與防御所需的武力可以相互區別開來的時候，武器管制較易有成效，因為國家可以允許防御性武器的購置，禁止攻擊性武器，監督核查的工作較易進行，國家較不容易作弊。對國家而言，到底該選擇武器管制或武器競賽，端看攻守能否區分。如果防御占優勢，武器管制就沒必要，國家只要選擇購置防御性武器即可，無須考慮他國。即使國家硬是要部署攻擊性武器，安全競爭也不會太嚴重，因為防御占優勢。然而，如果攻擊占優勢，武器管制就變成重要議題，限制攻擊性武器將有助于國際和平。Glaser認為國家可藉由武器管制或單方面自我設限來傳遞良善意圖，自助不必然意味競爭，國際合作也可以是自助的一種方式。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國家之間必須競爭，國家應把競爭的風險一并考慮進去，再決定是否采取競爭或合作的政策。既然合作在條件配合下可以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自助的一種方式，現實主義的悲觀論是沒有根據的，現實主義者也可以是樂觀主義者。36

五、守勢現實主義評析

從守勢現實主義的論述可以看出，其出發點是希望修正現實主義，使其解釋力更大，并論證現實主義也可以是樂觀的。根據歷史經驗，侵略者大都受到失敗的懲罰，因為有權力平衡的機制在背后運作。國際體系所醞釀的侵略誘因并不多，國家應該采納較和緩的政策，盡量避免競爭，如此才是獲致安全的最佳方法。此外，國際上的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國家之間必須相互競爭，在某些條件的配合下（如防御占有優勢），有時合作才更能保障國家安全。關于無政府狀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不僅是守勢與攻勢現實主義爭辯的焦點，37 也是其它國際關系理論對現實主義批判的重點。38

雖然守勢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抱持樂觀的看法，其良性國際結構論述的說服力并不夠。這可從兩方面來看：論述邏輯與經驗證據。首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述過于強調制衡的效率。制衡是良性結構的的背后原動力，其先決條件是當一國發動侵略時，其它國家會聯合起來對抗之。但是，這在邏輯上便有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問題，39 亦即誰先承擔制衡侵略者的責任？這問題在兩極的結構較不明顯，但在多極的國際體系則是個重要問題。在后者，國家就有搭便車（free ride）的誘因，讓別國去對抗侵略者，而不要自己強出頭來承擔制衡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推卸責任（buckpassing）就成為很有吸引力的選項。40 所以，守勢現實主義夸大了制衡的效率，在推卸責任的誘惑下，權力平衡的機制不見得立即有效。

其次，守勢現實主義的「征服不劃算」主張，缺乏經驗證據。歷史上存在許多成功侵略的例子。研究顯示，在1815年到1980年間的63次戰爭中，發動者贏了39次，這樣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41 普魯士在俾斯麥之下發動了對丹麥（1864）、奧地利（1866）、法國（1870）等三次戰爭，順利統一日耳曼。美國有目前的領土篇幅，有不少也是藉由征服而得來的。所以，對外擴張有時劃算，有時不劃算，端看決策者的戰略與外交技巧，并不是如守勢現實主義所言，擴張是自取滅亡的行為。42 守勢現實主義常把軍事失敗與非理性行為等同視之，這種混淆忽略了實際的決策過程，犯了事后諸葛亮的毛病。43

攻守理論雖然是個嚴謹的理論，但是在實踐層面卻有許多問題。44 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區分攻擊性與防御性武器是相當困難的工作，這困難連攻守理論的提倡者也承認。Jervis在提出該理論時曾說「既簡單又不模稜兩可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許多的個案中無法下判斷」。攻擊性的武器可以作防衛用途，反之亦然，端看如何使用。他又說「武器到底是攻擊性或防御性經常視特定情況而定──例如，地理環境和武器是如何被使用的」。45 守勢現實主義者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例如，George Quester和Jervis認為機動性對攻方有利，但Van Evera似乎采取相反的觀點：「在現代，給守方…較大機動性的科技（如鐵路）增強了防御」。46 Glaser和Kaufmann則提出十分復雜的方法，企圖測量攻守平衡，但是他們的測量方法充滿但書，應用困難。47 Van Evera則將所有曾被人提出的因素全部擠入攻守平衡的定義，使攻守平衡與相對權力的界線模糊不清。48 結果是，攻守平衡的測量都得依賴「作者自行評估」，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如果在實踐層面，我們無法區分攻擊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話，攻守理論可能只好豎之象牙塔內了。

最后，守勢現實主義過于依賴認知的作用，甚至給予認知比權力更大的解釋力。當一項該理論無法解釋的個案出現時，守勢現實主義可以很方便地用認知錯誤來解釋掉這些現象。這樣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守勢現實主義變成無法證明為假(non-falsifiable)的理論，49 遇到反例則訴諸認知錯誤；第二、現實主義的中心概念──權力──不復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認知，權力只扮演次級的角色。如此，現實主義的簡約性（parsimony）和連貫性將受到沖擊，現實主義不再是以權力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理論。50

六、結論

現實主義在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當中，一直占有顯著的地位，而其作為研究傳統，亦因國際局勢的變遷而不斷有所調整與因應。當國際沖突頻率增加時，現實主義就較受重視；當國際和平似乎即將來臨時，現實主義反而被認為是進步的阻力。冷戰的結束，使現實主義遭受另一波的挑戰。雖然其它國際關系理論也無法預測冷戰的結束，但是現實主義卻被單獨挑出，加以批判，這樣是否公允，值得商榷。51 但至少這反映出現實主義的悲觀論述，為許多人所不喜。守勢現實主義就是試圖修正現實主義，使其也能有樂觀的一面。

傳統上，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是霍布斯式的（Hobbesian），各國相互競爭，自力救濟。在這種體系內沖突頻繁，爾虞我詐，為了自保，國家必須累積權力。守勢現實主義修正這種悲觀看法，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侵略者會受到其它國家的制衡，最后遭致失敗。國家應致力維持現狀，追求過多的權力不見得是好事。由于意圖不確定是安全困境產生的原因，守勢現實主義希望藉由攻守理論來解開此一難題，主張如果防御和攻擊可以區分開來，而且防御占優勢的話，安全困境將可解開。國家可藉由購置防御性武器，限制攻擊性武器，甚至自我約束，來傳遞和平的良善意圖。

為了闡述現實主義的樂觀面，守勢現實主義遂引進其它學派的理論，這種作法有學者批評造成現實主義不再是現實主義，而變成自由主義甚至是建構主義了。52 雖然這種批評過于嚴苛，流于貼卷標的工作，53 但也指出守勢現實主義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理論之間相互借用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重點在于對原理論是否有補強效果，變的更完善。本文顯示，守勢現實主義在這方面的努力有待加強，它除了在邏輯和經驗證據有瑕疵外，也過于強調認知對決策者的影響，使得權力在現實主義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盡管如此，現實主義的研究傳統已藉由學理上的辯論而得到精進。

1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in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ed. Franke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Van Evera的話出自 "Elements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What Are They?" typescript， 27 January 1992， p. 4. Gilpin 的話出自 Robert G.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6.

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3 (Winter 2000/01): 131.

3 鄭端耀，〈國際關系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卷42，期 2 （2003年3/4月），頁2。

4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6)..

6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 (Spring 1992).

7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Gilpin認為，自由主義者之所以那么厭惡現實主義是因為自由主義思想本身的特征之故。自由主義堅信正確的觀念導致正確的行為，錯誤的觀念導致錯誤行為，因此必須摒除后者，人類才會進步。自由主義者通常比較無法容忍不同的意見，如Michael Doyle指出，自由主義者對非自由主義者相當具有侵略性，故Gilpin有「自由主義的不寬容」（liberal intolerance）之語。Ibid.， p. 3.

8 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著作有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85-507;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9 Charles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Winter 1994/95).英國的《經濟學人》雜志也有一篇書評文章標題為「不，現實主義者也可以是樂觀主義者」。"No， Realists Can be Optimists too，" Economist， Oct. 6， 2001. 許多國際關系的理論爭辯系于研究者對未來是否樂觀，K. J. Holsti認為「我們學科基本輪廓的許多理論論述，實際上是關于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的爭辯，亦即我們對所活世界的一般展望」。K. J. Holsti， "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At the Gates， Detoured， or Retreat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no. 4 (Dec. 1986): 356.

10 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作為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關于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名稱的出現，一般是追溯到Snyder，但他對攻勢現實主義原使用「侵略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一辭。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12. 其它學者也有自創的稱呼，如Kaufmann稱攻勢現實主義為「悲觀的結構現實主義」（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為「樂觀的結構現實主義」（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Brooks稱攻勢現實主義為「新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為「后古典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Glaser稱守勢現實主義為「條件式的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但學界最常用的仍是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這兩個名稱。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no. 3 (Summer 1997)，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Robert G. Kaufmann， "A Two-Level Interaction: Structure， Stable Liberal Democracy， and U.S. Grand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3， no. 4 (Summer 1994)

11 Sean M. and Steven E. Miller Lynn-Jones， "Preface，" in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d.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12 國家的主要角色是指近代而言，現實主義只需有「沖突團體」的存在即可具有解釋力，參見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除了國家之外，現實主義也可用來解釋幫派行為，如Elijah Anderson， The Code of the Streets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4 [cited October 9 2002]);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race/streets.htm

13 攻勢現實主義并不作此假定，而認為國際上的安全很稀少。「安全充足」（security plentiful）一辭來自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5.

14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6.

15 Ibid.， 127.

16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ed.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0.

17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no. 3 (Spring 1996).

18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7. 值得注意的是Snyder主要用國內政治來解釋侵略行為。

19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1， 410， fn. 46.

20 關于安全困境的概念可追溯到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Dickinson雖然未使用安全困境一辭，但其邏輯已蘊含書中：「強權所采取的每一步驟都被另一國視為威脅，進而采取類似步驟反制，而這又導致另一響應」（p. 88）。亦參見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no. 2 (January 1950): 157-80.

21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no. 2 (1978).

22 Ibid.: 199

23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31. 意圖的問題也是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的焦點，參見Dale C. Copel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2 (Fall 2000): 187-212.

24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在Walt的「威脅平衡」論中，國家的權力是構成威脅的要素之一，其它尚有地理鄰近、攻擊能力、和侵略意圖， pp. 21-26。

25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6-9. 引自p.6。

26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7-28

27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關于對此論點的闡述與批判，參見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1 (Summer 1992).

28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255.

29 攻守理論的主要著作包括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Y: John Wiley & Sons， 1977).;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no. 4 (1995).;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4 (Spring 1998).;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no. 4 (Spring 1998).

30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17.

31 Ibid.， 160-66.

32 Ibid.， 191.

33 Richard K.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2 (Fall 1999): 176-77

34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no. 1 (Summer 1984).

35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36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37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132.

38 如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39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0 亦參見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1 (Summer 1992): 195.

41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39.

42 關于征服劃不劃算，參見Peter Liberman， Does Conquest Pay?: The Exploitation of Occupi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43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11.

44 Kie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1 (Summer 2000).

45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201-02.

46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61.

47 Glaser and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48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186-87.

49 關于「證明為假」在社會科學的應用，參見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 2 (Fall 1999): 35.

51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Gilpin認為這種批評是「最不公平和荒謬的」（p.4）。隨著前蘇聯檔案的解禁，研究發現現實主義雖無法預測但可用來解釋冷戰的結束，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是用來挽救蘇聯國力日益下降的方式。參見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3 (Winter 2000/01).

52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53 Peter D. Feaver， et al.， "Correspondence: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 1 (Summ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