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居主流地位的國際關系理論群，包含人性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防御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等先后出現的不同分支。這些不同分支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發展，但也引起了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與批判。爭論的焦點就是應該堅持現實主義的“原教旨”還是應該借鑒其他學派的有益假定。對于這樣一場關乎現實主義命運的討論，中國學者應該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見解。本文在總結現實主義演變的基礎上，針對現實主義內部的批判，指出現實主義者應向其他理論流派學習，以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借鑒其他理論范式的長處來改造自身，不排除發展動態的綜合理論模型的可能性。

【關鍵詞】現實主義、人性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防御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系理論中最古老、影響最大的一個范式，長期以來，因其以最簡約、明確的表述抓住了國際政治的本質而備受政治家和外交決策者的青睞。然而，近10多年來，現實主義的地位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特別是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格局的變動，以及時代主題開始轉向和平與發展，現實主義以“權力”、“沖突”、“安全”和“國家利益”為主題的理念已不能解釋現實世界中的許多新現象。相形之下，其他理論范式如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則生機勃勃。在與這些理論的交鋒中，現實主義顯得非常被動。于是，一些現實主義者開始改進和重塑現實主義理論體系，并發展出了防御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等理論；但另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卻對這些理論“創新”提出批評，認為它們不但沒有捍衛現實主義的傳統，反而墮落為其他理論范式的維護者。對于現實主義范式內部眾多“變節者”所發動的這一場地地道道的“學術政變”應當怎樣看，實際上不單現實主義者在討論，整個國際關系學界都在關注。關注的中心，就是現實主義的歷史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梳理現實主義范式的發展脈絡和有關爭論，并從中國學者的視角對其理論內核進行評價與批評是很有必要的。

一、現實主義范式的演變及其內核

現實主義不是單一的理論，而是一個理論“家族”。在摩根索人性現實主義和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之后，又先后出現過防御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現實主義等分支。這些先后出現的分支，其側重點和對國際關系現實的解釋是有差異的。

人性現實主義又稱古典現實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愛德華·H·卡爾（E. H. Carr）、萊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其中摩根索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可以說現實主義發展為一門成熟的學說是從摩根索系統、經典的論述開始的。從20世紀40年代末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一書發表直到70年代早期，人性現實主義一直主導著國際關系的研究。

人性現實主義有兩個基本命題：第一，人性惡。由于人生來具有權力欲望，因此國家受人性支配， 必然“對權力貪得無厭”。這一點決定國際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樣，是為權力而斗爭。第二，國際無政府狀態。由于國家之上不存在統治權威，因此國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安全，而出發點則是權力與利益。在人性現實主義看來，國際政治的主要驅動力是體系中每一國家的內在權力意志，所有國家都“充滿敵意”，因而這一理論認為不存在維持現狀的國家。[1]這也正是人性現實主義的局限性所在，因為它無法解釋國家間已有的和可能的合作。國際關系的現實是，國家間不但有沖突與對抗，亦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合作。[2]這些弱點為新現實主義留下了修正的空間。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一些學者認為戰后以來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于是開始反思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現實的闡釋力。1979年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現實主義理論的產生。新現實主義繼承了古典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前提，但在引起國家行為的原因上則摒棄了“人性”假說，認為國家的目標是生存，而追求安全是國家最優先的考慮。與摩根索強調人性是安全競爭的深層原因不同，在沃爾茲的理論中，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是真正的誘因。與古典現實主義把權力看作是目的本身不同，新現實主義把權力看作是一種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另外，與古典現實主義相比，新現實主義對國家安全競爭的看法要相對樂觀一些，認為國際體系并不鼓勵國家毫無節制地進行安全競爭，相反，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它們維持而不是打破均勢。從這點上說，新現實主義的世界相對平靜，國家不追求權力最大化，因為潛在的受害國常常會通過建立均勢的方式制衡侵略國，阻止后者獵取權力的貪欲。[3]正如蘭德爾·施韋勒所說的，沃爾茲的理論有一種“維持現狀的偏好”。這也是米爾斯海默把新現實主義劃歸防御現實主義的原因。[4]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兩極對峙消失，國際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也涌現出許多新生代理論。在這場冷戰后的理論交鋒中，現實主義者也在思考和嘗試范式的創新。

防御現實主義與進攻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范式中新出現的對應的兩支。防御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有斯奈德（Jack Snyder）、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沃爾特（Stephen M. Walt）、波森（Barry Posen）、格里科（Joseph Grieco）、鮑威爾（Robert Powell）、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等。進攻現實主義與防御現實主義的發展幾乎同步，其中2001年12月米爾斯海默出版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是該理論的系統化總結。作為現實主義范式的分支，進攻現實主義和防御現實主義既有區別，也有共同點，共同點在于二者都是結構現實主義，與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一脈相承，但同時又繼承了人性現實主義的假定：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和物質主義本體論。對于國家為什么追求權力和追求權力的根本邏輯的問題，二者的觀點是大體相同的，即國家追求權力是為了生存，因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迫使國家不得不為生存而擔憂。然而，由于二者對國際體系的理解不同和對物質力量的依賴程度不同，因而在國家想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分道揚鑣了。

防御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通常是比較仁慈的，安全常常是豐裕的而不是稀缺的，追求安全的理性國家常常是可以放松的，[5]國家對軍事征服幾乎沒有內在的興趣，軍事力量的“進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嚴重傾斜，使征服變得極其困難。[6]因此，在防御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體系幾乎不為國家尋求任何權力增生的誘因，守住權力而不增加它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7]進攻現實主義則認為，國際體系是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生存催生侵略，追求權力最大化是國家生存的最佳選擇，最大的力量確保最大程度的安全，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權。[8]在這里，兩者的區別也許可以概括成這樣，即防御現實主義是根據所受到的威脅發展自己的權力，而進攻現實主義則是基于對手的權力發展自己的權力。

為了說明國家對外行為的不同類別，防御現實主義既依賴于體系變量，也依賴于國內的獨立變量，而且更強調后者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防御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領導人對于國家的相對能力的感知體現了系統壓力與國家外交政策之間聯系的統一，領導人無論是為了國防而動員國內資源，還是稍后重新調整外交政策以對外部環境作出回應，都要受國內政治的制約。[9]而在進攻現實主義者看來，無論國家之間的內部差異如何，國際體系的壓力足以直接讓國家表現出相同的行為。國家以防御動機開始，但體系結構迫使其作進攻性反應。[10]由此觀之，進攻現實主義回歸了新現實主義關于體系誘導國家安全競爭和人性現實主義關于國家追求權力最大化的假定，防御現實主義則秉承了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論，但弱化了人性現實主義關于物質力量在塑造國家行為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與國內政治理論學派相似的困境。[11]

90年代中后期，美國一些學者認為，人性現實主義的單元層次理論和新現實主義、防御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理論都不盡如人意，并開始嘗試打破這兩種層次理論的分野，謀求一種中庸模式，于是現實主義范式中又出現了一種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分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羅斯（Gideon Rose）、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施韋勒（Randall Schweller）、沃爾弗斯（William Wohlforth）、沃爾特（Stephen Walt）和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等。

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防御現實主義和國內政治理論過于強調國家對外部威脅的感知（perception），忽視了國家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對物質力量決定的事實。而進攻現實主義的問題在于，單純的體系壓力無法精確地闡釋國家對外行為的細節，因此必須分析體系的影響如何通過某種媒介(施動者，agent)呈現出來。具體說，與防御現實主義和進攻現實主義相比，新古典現實主義引進了兩個干預性變量：第一，國家決策者對權力的感知。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現實權力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是間接的，物質能力與外交政策行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傳輸帶，國際權力分配只有通過影響有血有肉的決策者才能推動國家的外交行為。在這里，決策者對權力的感知是重要的“干預變量”。[12] 第二個變量是，國家能力及其與周圍社會的關系。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局限在于它只簡單地評估國家實力（national power，國家擁有的物質力量）對國家外交行為的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國家能力（state power）的制約性。所謂國家能力，是指政府決策者從國家實力中提取來達到其外交政策目標的那部分國家資源。外交政策總體上來說不是由國家實力而是國家能力決定的，因此對權力的分析必須考查政府領導人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和調控能力。國家領導人對國家的物質力量的支配是有限的，國內結構不同，其行為亦可能不同。換句話來說，相對實力決定國家的外部意圖，但國家內部結構制約了國家實力的有效性。[13]因此，在新古典現實主義者看來，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受國際體系因素和國內因素的雙重制約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不是霍布斯式的，也非溫良的，而是模糊且難以辨識的，體系中的國家難以分清安全是稀缺還是充裕。[14]

現實主義范式各分支的理論區別見下表：

人性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防御現實主義 進攻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

引起國家爭奪權力的原因 國家內在的權力欲望 體系結構 體系結構和國內因素，更依賴后者 體系結構

體系結構

和國內因素的雙重制約

國家想要多少權力？ 所有能得到的 追求適度的權力，注重維持均勢 根據威脅的大小，以維持生存為限度 使相對權力最大化，把霸權作為終極目標 有賴于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的感知和對資源的控制能力

現實主義范式的各分支理論雖然存在分歧，但在與其他范式交鋒時卻常常以一個整體面目出現，并堅持一些共同的理論內核和假定。

假定一，行為體屬性：國家是無政府狀態下理性、單一的政治單元。現實主義假定一組“集團”（group）的存在，每一集團構成單一的政治行為體，在無政府狀態下理性地追求特定的目標。這些理性主權集團處在恒常的無政府狀態中，各自遴選最有效的方法達到戰略目標，受不確定性的環境和信息制約。[15]正如沃爾茲和吉爾平指出的，在其他歷史環境下，人們可以用部落、領地、城市國家、地區政治聯盟或任何其他沖突性團體取代國家，而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國家被普遍接受為能追求單一外交政策的主導政治秩序形式。[16]

假定二，國家偏好的性質：一律具有固定不變的沖突性目標。現實主義范式假定國家偏好一律具有沖突性，且固定不變。國家間政治是國與國之間圍繞稀缺的資源討價還價的博弈（bargaining game）。摩根索和沃爾茲認為，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權力源于國家偏好固定不變這一假定，正是基于這一假定，人們不會從雜亂無章的國內偏好的形成過程或是“道德學家”（moralist）希望觀念影響世界政治的物質結構中尋找國家行為的原因，不會接受“烏托邦”思想認為任何國家具有自然和諧利益的觀點，也不會接受“法制主義者”（legalist）認為國家可以把爭論讓位于共同規則、制度以克服權力政治的觀點。[17]

假定三，國際結構：物質能力第一位。現實主義強調國家間的交易結果直接與物質資源的分配發生聯系，現實主義的核心是控制世界政治中的物質資源。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通過控制資源脅迫或賄賂對手的能力即為權力。摩根索、沃爾茲和吉爾平等現實主義者把物資能力看成客觀、普世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工具，獨立于國內制度、心理、感知（perception）和國家決策者的偏好之外，[18]對現實主義者來說，物質資源構成了一個基本的“現實”，對國家行為施加著一種外在影響，無論國家追求、相信或構建什么。[19]

以上三點，可稱為現實主義的“原教旨”，即現實主義者不能背叛或顛覆的東西。

二、來自現實主義內部的批判

冷戰結束后，各派理論紛紛崛起。當建構主義等學派質疑現實主義的解釋力并吸引大量目光時，現實主義學派內部也出現了種種批評的聲音。林恩·瓊斯（Sean M. Lynn-Jones）的《無政府狀態的危險：當代現實主義與國際安全》（1995年）、弗蘭克爾（Benjamin Frankel）的《現實主義：重新表述和翻新》（1996年）、瓦斯克斯（John Vasquez）的《現實主義范式及其墮落與進步的研究計劃：關于沃爾茲均勢命題的新傳統研究評價》（1997年）以及勒格羅（Jeffrey W. Legro）和莫拉弗茨克（Andrew Moravcsik）的《還有人是現實主義者嗎？》（1999年）等，都對現實主義主義的最新發展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現實主義的內核由于這些可稱為最小現實主義（minimal realism）的理論“創新”而受到損害。[20]

勒格羅和莫拉弗茨克認為，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創新有兩個基本標準：一是該理論的發展必須與原有范式的核心假定保持內在邏輯的一致性（coherence），它不得包含邏輯上的矛盾并派生出明顯矛盾的結論。二是該理論范式的核心假定必須具有明確性（distinctiveness），即有別于其他范式的假定。現實主義的三個核心假定是現實主義范式區別于自由主義、認知理論和制度主義等流派的標志。[21]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當前的現實主義者都背叛了現實主義：一類是極端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只接受現實主義第一個核心假定，即無政府狀態下理性行為體的存在。[22]另一類是比較詳細的最小現實主義者，接受第一和第二個假定。但總的看來，最小現實主義者都拋棄了最能明確現實主義身份的第三個假定，淪為非現實主義范式的擁護者，墮落為自由主義、認知理論和制度主義理論。[23]

1．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勒格羅和莫拉弗茨克認為，在傳統現實主義的涵義中，國家追求權力這一偏好是固定不變的。但摩根索和沃爾茲之后的現實主義理論不但包含國家行為受權力支配的觀點，同時糅合了大量其他變量如國內代表性制度、經濟利益特征、國家的身份、社會經濟再分配的集體價值以及政治制度等，引進了社會與文化方面的外生變量來解釋國家的外部行為，與現實主義的核心假定背道而馳。[24]根據他們的標準，防御現實主義者杰克·斯奈德、斯蒂芬·埃弗拉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法里德·扎卡里亞、蘭德爾·施韋勒的理論都走上了自由主義范式的路線。

斯奈德是著名的防御現實主義者，在關于帝國主義的研究中，他引進了“過度擴張”（overexpansion）的概念，即大國的擴張達到引起強大無比的對抗聯盟和毀滅性的抗衡壓力的程度。斯奈德以翔實的分析證明國內利益集團如何扭曲國家偏好的形成，并導致不是最令人滿意的國際行為。他相信，國家過度擴張的根源在于國家內部的“踐踏民意”（misrepresentation），如小型利益集團犧牲大量選民的利益發動戰爭，這一傾向由于政府巧妙地運用意識形態以及“卡特爾化”(cartelized)的利益集團相互捧場而得以加劇；國家出現這類病癥很大程度上因為工業化的定期作用。[25]斯奈德聲稱他的這一理論實現了對現實主義的再造，同時維護了摩根索的傳統現實主義。[26]但批評者指責他的理論過于依賴國內因素解釋國家行為，認為這種與現實主義毫無聯系的假定和因果機制，已引起現實主義定義上的混亂，使現實主義變得面目全非。因為本質上說，施奈德的理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關于改變現代化社會中的國內社會關系來影響外交政策的觀點：就知識歷史而言，它來源于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左翼自由主義學派；就社會科學理論而言，它的核心假定與現代的民主和平論的旨趣相投，與關于國內制度在貿易政策中的作用的理論相同，都建立在國家追求外交政策利益和國內踐踏民意的內涵之上。因此，他的現實主義標簽是與現實分離的。[27]

斯蒂芬·埃弗拉在戰爭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一種“進攻——防御平衡”理論。根據這一理論，戰爭的原因主要取決于國家對權力的感知，具體受四個因素影響：精英的操縱、自私的官僚、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國家走向侵略和戰爭的過程中，相對權力是基本的獨立變量，而感知和觀念（ideas）常常充當一種干預過程。[28]不過，批評者認為，埃弗拉的進攻——防御平衡的假定，其核心是國家決策者的偏好而不是客觀權力本身，這種“廣義”的現實主義已把現實主義范式引向了歧途。例如，埃弗拉把國家行為與特定的國內利益集團相聯系的觀點正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踐踏民意（misrepresentation）是引發國家間戰爭和關稅政策沖突的原因。因此，盡管埃弗拉的理論頗為時興，其實不過是20世紀早期自由理想主義者諾馬爾·安杰爾（Normal Angell）、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ins）和倫納德·沃爾夫（Leonard Wolf）等人的知識繼承。從總的邏輯機理看，埃弗拉的理論主軸是自由主義或認知理論出乎意料的強力反彈，把業已成熟的現實主義推向自己的對立面。[29]

在批評者看來，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法里德·扎卡里亞和蘭德爾·施韋勒的理論與防御現實主義的缺陷如出一轍：都依賴國內變量解釋國家行為。為了解答19世紀美國對外擴張的時間為何晚于其相對權力的變化這一現實主義的不規則現象，扎卡里亞提出一種假定：國家行為的決定因素不只是依賴國家所控制的資源，而且依賴國家從社會中提取這些資源的能力（國家能力），國家的擴張傾向是由于國際體系和國家能力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當國家擁有相對權力并能募集社會資源支持其政策時，它們就會抓住機會對外發揮影響。他的結論是，美國對外擴張所以遲緩是因為當時的美國政府自由渙散，權力分散，不能有效的控制社會資源。[30]同樣，施韋勒在關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也采用了與扎卡里亞相似的方法。他在《致命的失衡》一書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行為變化，關鍵原因在于國家感知到權力結構從多極向三極變化。這一時期的極性變化不是物質資源分配的外在變化造成的，而在于個別修正主義國家尤其是德國決心建立超出其他國家容忍度的軍事力量。德國從一個次大國上升為大國的一極，是由于1933年希特勒上臺執政以及他對德國國家利益的怪異看法。[31]施韋勒由此得出，國家行為和國際結果隨著國家權力和國家決策者的偏好而改變，但主要由后者決定，人們不可能期望國家一律追求任何特定的目標，有些國家具有冒險獲益的內在欲望（他稱之為豺狼國家），而另一些國家則只追求維持現狀（羔羊國家）。[32]

批評者指出，扎卡利亞的理論雖然彌合了國內和國際政治的鴻溝，但它把把國家提取社會資源的能力既看作是一種與地理上控制物質資源有關的外在因素，也看作是一種特有的內部政治環境的作用。這種結合物資權力與國內政治資源的做法，不恰當地吸收了民主和平論或關稅貿易內生理論中的自由主義因素，以及20世紀早期理想主義者的觀點，純粹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翻版。[33]

對于施韋勒的理論，批評意見認為，第一，他的理論分析顛倒了現實主義假定的因果關系。現實主義主張，無論國家決策者具有什么樣的嗜好，國家行為必然受權力分配的影響，但施韋勒卻強制國家會調整權力以適應其偏好。第二，像扎卡利亞一樣，施韋勒的理論借用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如民主和平、獨裁者的侵略本性等解釋國家行為，明顯地把自由主義理論簡化后的版本引入“現實主義”旗下，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第三，現實主義理論不是由知識史而是由其基本假定和因果機理確立的，但施韋勒的理論假定卻沒有與現實主義假定保持一致，也沒有與非現實主義理論相區分，而是基本上是依靠自由主義的知識史來闡述其整個理論脈絡。另外，關于現狀國家，施韋勒像斯奈德和扎卡利亞一樣誤解了摩根索。摩根索是把“維持現狀”與“修正主義”看作“戰略”而不是國家的特有偏好。在摩根索看來，看似不同意識形態和意圖的政策，其實都是“為權力斗爭”的戰略。而施韋勒卻認為，現狀國家與修正主義國家的差異主要取決于反映國內環境和社會關系的不同的國家偏好，與權力沒有多少關系。[34]

2．是現實主義還是認知理論？

本杰明·弗蘭克爾（Benjamin Frankel）認為，現實主義的分析方法、簡約性和明確性來自于通過物質權力變化來解釋國際現實的能力。現實主義的理論內核在于“現實獨立于我們的思想和經驗之外……不接受稍瞬即逝的信念和觀念。”然而，斯蒂芬·沃爾特和威廉·沃爾福斯等最小現實主義者卻放棄了對客觀權力的依賴，而把國家對權力的“信念”和“知覺”看成決定國家行為的關鍵變量。[35]

斯蒂芬·沃爾特在關于國家聯盟形成的研究中，指責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不能精確地解釋國家間的權力平衡行為，他提出一種“威脅平衡”理論取代“均勢”理論，認為，聯盟的形成是由“威脅”失衡而非“權力”失衡導致的。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概念不同，沃爾特的外在“威脅”概念中既包含經濟資源、軍事技術和地緣政治等傳統現實主義的變量，也包括“被感知的國家意圖”這一因素。他宣稱這一觀點是對現實主義均勢理論的改進。[36]

在弗蘭克爾看來，“威脅平衡”理論不分主次地把權力和對國家的意圖感知整合為單一的變量，既損害了現實主義的假定，也無任何理論上的創新。沃爾特的理論中借用了大量意識形態因素來解釋聯盟的形成：國家結盟抗衡“侵略性”的意識形態，而與“無威脅”的意識形態締結聯盟。[37]實際上，“侵略意圖”造成“威脅”的觀點并不是什么新東西。例如，沃爾特認為戰后西歐民主國家間的結盟是因為它們認識到彼此之間的威脅小于蘇聯及其盟國的威脅，這正是認知理論借用戰略信念和感知來解釋國家行為的假定。因此，沃爾特的理論是打著現實主義的旗號卻站在認識范式的陣營，是一種不倫不類的理論。[38]

也許在這些批評者看來，沒有哪位學者像威廉·沃爾福斯一樣如此看重感知和信念等認知理論概念了。在關于冷戰結束的研究中，威廉·沃爾福斯提出一種類似于扎卡里亞的觀點：國家行為并不是客觀權力的外在變量塑造的，而是出于對相對權力的不同“感知”。不過，與扎卡利亞采用統治精英的感知作為觀察國家行為變化的根據不同，沃爾福斯認為，感知是外在變量，有著系統的不對稱性和重大的因果意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受根深蒂固的信念引導的，客觀權力變化既不能解釋冷戰的過程也不能解釋冷戰的終結。冷戰的結束是蘇美雙方對權力認知反應的一段歷史，是三個因素促成的：第一，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蘇聯被一種“力量關聯”理論（correlation-of-forces theory）所引導：它不但把資本主義看作威脅，而且主張跟著權力特別是軍事權力的強者走，使得后來的領導人忽視了蘇聯衰落的跡象。到80年代后期，盡管蘇聯的認知和觀念突然改變，但力量關聯模型已經成型，這使當時的決策者產生了過度的期望，因經受不起估測失算（failed prediction）的打擊而致使蘇聯解體；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在80年代的角色改變，它把蘇聯看成利益必須得到兼顧的崛起大國；第三個因素是，當時東歐國家開始質疑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東歐革命使蘇聯對權力的感知產生了象征性的影響。[39]

沃爾福斯的分析看似非常嚴謹，但批評者卻不以為然。他們指責沃爾福斯結合權力和感知因素來解釋國家行為，是以現有的認知論取代現實主義的因果機制。按照沃爾福斯第一和第二種解釋，權力變成了國家相信才存在的東西，這與建構主義關于“觀念建構權力”的假定是相似的；第三種解釋恰恰遭遇到沃爾特聯盟理論的困惑，即他不能證明一個擴大的反蘇聯盟為何形成，為什么政權類型的改變影響國家對權力的盤算，以及蘇聯衰落并變得溫馴后東歐國家為什么沒有再次投靠它。因此，沃爾福斯的理論舍棄了物資力量的假定，離現實主義漸行漸遠。[40]

3．是現實主義還是規制理論（regime theory）？

約瑟夫·格里科在分析歐洲貨幣一體化問題時，把現實主義理論拓寬為一種國際制度現實主義理論，提出了一個“約束性假定”（binding hypothesis）：弱國不會組成一個均勢聯盟抗衡或屈服于一個較大國家的意志，而會主張合法的義務，在國際制度下分配表決權，把強國的權力重新分配給自身。他堅信，歐盟貨幣一體化是法德之間的交易，德國放棄了權力以滿足法國。在格里科看來，國際制度是讓渡和轉移國家權力的手段。[41]

批評者指出，在現實主義的世界里，物質資源的分配是決定國家行為的關鍵外在變量，國家行為不受國際制度的制約，國際制度只是反映、認同而不是改變國家的權力關系。格里科把國際制度看作國際政治的原發力量，顛倒了現實主義的因果機制，已寄生于現有的規制理論之下。一方面，他理論中的大多數假定不能回溯到相對權力的外在影響上去。按照格里科的理論模型，制度承諾要么是與國家權力平行的因素，要么是國家權力的決定因素之一。[42]在他的理論中，理性國家的權力盤算并非優先的（privileged），甚至是被排除的。另一方面，他的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強國（德國）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同意讓渡主權。對于這一問題，格里科只好借用“錯誤感知”（misperception）的假定，認為德國或者所有歐盟國家都錯誤理解了歐盟貨幣一體化的真正代價。再有，為了證明德國和其他國家對貨幣一體化的承諾是可信的，格里科借助“制度加強承諾的可信度”這一功能規制理論的核心觀點加以解釋。[43]

批評者還抨擊了查爾斯·格拉瑟關于軍備控制的理論。格拉瑟提出一種合成理論叫“偶發性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該理論的大意是，在一個國家擺出和平意圖并參加正式軍備控制時，國家間的合作比現實主義者所預期的要多。為了說明這一合作局面何時及如何出現，格拉瑟加進了相對權力的概念：交易成本。按照格拉瑟的觀點，正式的國際制度（如軍控規制）有助于國家有效地達到這一點，因為默契的調和或正式的國際制度都可實現共同獲益。[44]但在勒格羅等人看來，格拉瑟理論中關于制度產生合作的假定乃是盜用了基歐漢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命題。總之，格里科和格拉瑟已經演變成為制度主義的代言人。[45]

對于進攻現實主義，批評者的批判鋒芒直指該理論對現實主義的“擴容”。例如，瓦斯克斯和史蒂夫·陳（Steve Chan）指責米爾斯海默的進攻現實主義淡化了現實主義均勢理論的價值，并以“推卸責任”（buck-passing）、“跟著強者走”(bandwagoning)等策略取而代之，使國家行為變得無所不包。總之，進攻現實主義理論中的許多觀點已超出傳統現實主義假定的界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理論。他們警告當前的現實主義者，在出現一個更好的理論之前，不能歪曲和竄改原有的現實主義理論。[46]

三、關于現實主義發展的思考

上述的種種批評意見，歸納起來，實際上是表明了這樣的觀點，即現實主義的發展必須接受范式中三個核心假定的約束，任何其他范式思想的介入都是對現實主義的背叛。如果以這一觀點為衡量原則，那么在沃爾茲之后，現實主義就談不上有什么發展，事實上也不可能再發展。

沃爾茲在回擊這些批評者時指出：“有人認為現實主義過時了，時代呼喚新的理論出現……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致使現實主義完全喪失了地位和解釋力呢？如果體系性質改變了，現實主義就過時了，如果只是體系內部單元改變了，現實主義就不會過時。”沃爾茲告訴批評者，現實主義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國際體系還是200年前的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自助、國家利益和安全等仍然是國際體系的常態。[47]

沃爾茲和上述批評者一樣，出發點都是維護現實主義，但他沒有解決如何發展的現實問題：既然現實主義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那么現實主義應該忠于其原教旨主義還是謀求發展？國際關系理論各范式之間能否架起聯系的橋梁，實現互融？

作為一種流行的理論，現實主義盡管曾長期受到政治家和決策者的青睞，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事實它不能解釋。例如，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冷戰的和平結束，不能解釋國家行為體之外的政治問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泛濫、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加劇、極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興起等。顯然，現實主義需要注入新的要素來激活其生命力。

在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現實主義之外的其他理論學派似乎都是通過挑戰并借鑒現實主義的某些前提和假定而崛起的。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通過強調國家利益的多樣性、決策者的學習能力以及不同于現實主義的關于權力、沖突和安全困境等概念的解釋而贏得關注。[48]基歐漢在構建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時，把現實主義假定納入了考慮之列，通過克服現實主義結構因素的不足，并補充新的假定，得出了制度可以為國家帶來合作、共同利益和互惠機會等結論。[49]溫特的建構主義研究在對現實主義進行建設性批評的同時，也采用了結構主義的分析體系。溫特承認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自助和充滿競爭的權力政治，但他對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均勢、無政府狀態等進行了重新解讀，認為無政府狀態在某些歷史時期可以是單一“邏輯”的，但不是在所有時間、空間之內的所有種類的無政府狀態都必然具有這種邏輯，單純的權力和利益是很難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的。因此，他引進了“共享知識”、“觀念”等內容，認為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內容并因之產生作用是因為觀念使然，觀念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現實主義的因果作用，而是建構作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結構是“國家造就的”，這類結構可以具有合作性質，也可以具有沖突性質。[50]總之，其他范式的理論都不失時機地抓住國際關系現實環境的變化，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表現出博取眾長的靈活性。

相形之下，現實主義一直有一種最大范式的優越感，似乎很不情愿接受其他理論范式中的有益成分充實自身。上述現實主義批評者對防御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和進攻現實主義的批評就是這種情緒的體現。實際上，現實主義者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在考察任何理論的合成時必須先考慮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理論只有在現實主義規定的解釋范圍內才有意義。”[51]這種思維模式自覺不自覺地賦予了現實主義一種特別待遇，為現實主義范式的發展帶來了無形的阻力。按照上述批評者的邏輯，現實主義借用其他范式的假定已“墮落”為其他理論的維護者，那么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借用現實主義的假定開創的理論體系是不是也成了現實主義呢？那么還有人是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者嗎？倘若如此，國際關系理論豈不成了現實主義一家之言？

對于現實主義者來說，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面對世界的變化和自身有限的發展空間，是應該固守自身的假定還是謙虛地向其他范式學習、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現實？筆者認為，作為被其他范式經常借鑒的對象，現實主義完全可以嘗試反借其他理論范式中有益思想的做法來發展自己。在這方面，現實主義需要新的思維。

其一，必須認識到國際關系各范式之間不是排斥關系，范式之間的交鋒不應囿于“門戶”之見，而應以解釋國際政治現象為目標。現實主義應像其他理論流派一樣擺出包納、開放的姿態。在當代，任何單一的理論都不可能解釋世界政治的全部。理論的發展未必是線性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否定其他范式假定的基礎之上，借鑒也是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費麗莫認為，建構主義與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是互補的，不是競爭關系。基歐漢也說，亞歷山大·溫特的許多觀點為自由主義者所接受。他說，“我們應該打破人為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營壘的學術邊界，與這種無意義的朦朧進行斗爭。”[52]基歐漢這種開放的治學心態應值得現實主義主義者學習。

其二，每一種主流國家關系理論范式在解釋國際問題時都具有比較優勢，發展動態的綜合理論模型是大勢所趨。現實主義也可以通過與其他理論的合成，產生一種易于操作、核心假定內在連貫的理論。自由主義范式強調制度與合作，彌補了現實主義“單一”因果論的不足，建構主義的觀念本體論和社會本體論則從動態的角度補充了現實主義靜態的物質主義本體論的缺陷。進行理論的合成可以產生一種更具說服力和內在統一的方法，而采取動態視角則為理論間的不同要素提供聯系的紐帶。從欣茨（Otto Hintze）到蒂莉（Charles Tilly），以自由主義范式的“第二意像”（second image）理論解釋國家偏好和身份的形成，就是現實主義者的一種新嘗試。他們認為，沖突和戰爭最終塑造國家及其欲望，國家身份和偏好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53]同樣，巴里·波森和米爾斯海默認為，集體信念如民族主義可以是國際安全競爭的產物，而不單是大眾文化、社會發展或國家內部政治運作的產物。[54]而類似這種關注國家偏好和信念的視角，無疑為現實主義與其他范式間的通約提供了啟示。

總之，就現實主義范式而言，盡管防御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和進攻現實主義理論吸收其他范式的某些假定爭議不少，但這些現象未必不是理論發展的有益嘗試。現實主義的現實發展已表明它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純粹形式，而它的未來框架很可能成為涵蓋多種思想的“百寶箱”。“現實自由主義”、“現實建構主義”或者“自由現實主義”、“建構現實主義”等新理論綜合體的出現并非沒有可能。

[1]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3， pp.40-44， 64-73， 208.

[2]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18， 126.

[4]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90;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8頁。

[5]Stephen Van Evera， “Offenc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引自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41頁。

[6]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7]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

[8]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20頁。

[9] 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42頁。

[10]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 Summer 1990， pp. 5-6.

[11] 國內政治理論學派強調國內因素如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民族特性、黨派政治和社會經濟結構決定國家的外部行為。這一理論有多種變體，每一變體偏重不同的國內獨立變量，但所有變量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外部行為源自國內的動機和動力。參見Jack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bert I. Rotbery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1-302.

[13]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218-221;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8-10;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October 1998， pp.144-172.

[14] Fareed Zak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12.

[15]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pp.7-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79， p.94.

[16] Robert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and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L. Ro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37.

[17]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2-1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8.

[18]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75; Michael Joseph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3.

[19]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xii-xiv.

[20] 參見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 4， December 1997， pp.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5-55.

[21]邁克斯·班克斯把國際關系理論分為三個主要范式：現實主義、多元主義和全球主義。見Michael Banks， “The Inter-paradigm”， in Margot Lignt and AJR Gro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Frances Printer(Publishers)Ltd.， 1985， p.9， 11；勒格羅、莫拉弗茨克、瓦斯克斯等人認為最有影響的理性范式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制度主義和認識理論，把自由主義和制度主義劃分為兩個范式，把建構主義歸為認知理論范式。見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9;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制度主義強調制度、規范和信息，例如功能規制理論（functional regime theory）的交易成本分析；自由主義強調經濟相互依賴、國內代表制度（domestic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以及與公共產品如身份、社會經濟再分配、主權類型相關的社會妥協等因素的原發影響力；認知理論強調共享信念、文化、觀念對國家行為的影響。關于制度主義核心假定的詳細論述，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89;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關于自由主義核心假定的論述，見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p.1151-1169; 關于認知理論核心假定的詳細論述，見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Winter 1992， pp.1-35; John G.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4， Winter 1993; Judith Goldstein，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eter J. Katzenstein， ed.，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Identit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0.

[22]例如，羅伯特·格里科主張現實主義只需接受理性和無政府狀態，即追求理性的“自助”，就足以生成國家對安全的擔心、尋求相對收益和物質權力平衡等現實主義理論的其他成分。見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p.166-168.

[23] 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p.900.

[24]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3.

[25]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15.

[26]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pp.19-20.

[27]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23-24.

[28]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p.9-15.

[29] Peter Liberman， “The Spoils of Conqu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 2， Fall 1993， pp.125-153;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33.

[30] Fareed Zak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38.

[31]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26-29， 93-120.

[32]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p.22-25.

[33]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28-29.

[34]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p.38， 20， 200-201; 摩根索始終把現實主義元素和非現實主義元素區分開來：現實主義元素建立在“以權力定義利益的概念之上”，獨立于法律、道德和經濟，而“把政治列為行動和理念范疇”。見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5， 7-8， 12; 批評見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31-32.

[35]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p.xiii.

[3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pp.viii， 5， 21.

[37]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p.xiv.

[38]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37-38.

[39]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p.52-53， 220-229，250;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Brown， Lynne-Joes， and Miller， The Perils of Anarchy， pp.21-23， 32-39.

[40]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39-40.

[41]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p.184-186.

[42] Joseph M.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A Neo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pp.287-290.

[43] Joseph M.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p. 304;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 6， p.82.

[44]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50-90.

[45] 關于制度主義的合作思想，見[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第59－68；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p.43-45.

[46]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p.891-899; Steve Chan， “Realism， Revisionism， and the Great Powers，” http://sobek.colorado.edu/~gries/SASD/2003readings; 米爾斯海默關于大國行為的論述，見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五章：“生存戰略”。

[47]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1， summer 2000， pp.5-41.

[48] 見Alder， Emmanuel， and Beverly Crawford，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49]見[美]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

[50] [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2頁。

[51] Stephen Books， “Dueling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3， Summer 1997， pp.471-472.

[52] 引自門洪華：《國際關系理論范式的相互啟示與融合之道》，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第43頁

[53]見Otto Hintz，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4] Barry R. Posen，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 2， Fall 1993， pp.80-124;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