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人口變動；兩種生產；家庭養老；社會主義新農村 論文摘要：人口質量高低和數量多寡都能影響到社會的發展，由于不同的家庭人口結構，中西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了不同路徑。應用恩格斯“兩種生產”理論，對中西家庭人口變動對各自社會發展的影響做了歷史考察，并進一步指出，自近代以來，由于“兩種生產”的不斷分離，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應正確看待新時期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 人類社會主要有兩種生產形式，一種是物的生產，另一種是人自身的生產。在恩格斯看來。兩種生產貫穿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他們互相制約、互相聯結、互為條件，共同推動著歷史的前進。但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二者所起的作用是按照相反的作用發展的。這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揭示的人類社會圖景。實際上兩種生產理論是將人類自身生產放到人類社會生產中加以考察，和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社會關系結合起來闡述其對人類社會的作用和意義的。 1 家庭人口數量與古代社會的發展 家庭在社會發展中起著的異常重要的作用，中西家庭是沿著兩個不同方向的軌跡發展的，在家庭的演化過程中，中西方家庭發揮出來的功能和效用是大相徑庭的，這一不同效果的發揮對各自經濟、社會與歷史進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生產力不發達的原因，而家庭也還處于原始的階段。因此，家庭不僅是人的生產的共同體。同時也是物的生產的共同體，這兩種生產在原始的家庭內是融合在一起的。 在中國，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長期在家庭中緊密結合。然而在西方。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卻較早的從家庭的“溫室”中分離出來，即使有“黑暗的中世紀”。但是隨著物的生產從家庭溫室中的“解放”和勞動工具的不斷改進，使得西方最早邁開了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步伐。特別是工業革命后。西方“促進人口增長的內在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農業社會依靠簡單的生產工具和設施進行生產，生產能力依靠勞動者的體力支出，勞動力的多少決定了財富量。工業社會人力資本成為生產能力提高的根本，人口增長不僅意味著人口數量的增長，還意味著人口質量的提高”。在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兩種生產逐漸從原始的家庭中分離出來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而家庭的規模卻不斷的縮小。到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完全社會化了，而家庭也演進到核心家庭”。 從中外家庭人口結構變遷的歷史來看。這“兩種生產的分離，是個漫長而艱巨的過程。東西方在社會形態發展上所表現出的一些差異，正是源于兩種生產在分離過程中的差異”。在中國，由于兩種生產長期未能從家庭中分離出來，家庭內勞動力人口多，家庭的生產規模就大，加上古代重農抑商國策，這使得勞動力數量的多寡成了社會生產發展的衡量標準。“由中國封建家庭的特點決定，社會生產不是沿著勞動分工—生產工具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這樣—條內涵式道路發展，而是走增加勞動力—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生產總量這樣一條外延式發展道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歷史清晰的記錄了這條道路，秦漢的生產工具與明清相比，相差甚微”中國長期以來維持封建社會發展的基礎是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在家庭中緊密結合所形成的“小農經濟”，而帶動西方社會生產發展和前進的動力則是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分離而產生的勞動工具的改進和社會勞動效率的不斷提高。 在中國，由于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始終未能從家庭中分離出來，從而造成了中國的家庭只能以人口數量的增長來彌補由于缺乏工具革新所帶來的農業發展潛力不足這一先天缺陷，“中國勞動密集型農業發展提高的潛力是長期存在的，這使人口增長的內在機制在微觀及短期內難以改變。因為就家庭來說，存在著對勞動力增長的無限需求，這助長了早婚多育的生育行為，并在觀念形態上推動了人口的不斷增長。 但是，從長期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這種發展模式，“雖然使中國農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是由于限制了分工。不能為工業創造條件，終究會遭遇自己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可耕土地的增長是有極限的；沒有新的生產工具，土地的單產也存在著天然極限。并且單位土地上，投入的勞動越多，土地產出的邊際效益遞減”。因此，唐宋以來，中國的人口卻出現了巨量增長，此時人均的土地面積逐漸減少，而封建社會的勞動生產效率也開始降低了。盡管從總體上看來，勞動力的絕對總量還是在增加，可是經濟發展也出現了停滯的兆頭。由于兩種生產始終耦合在家庭生產的內部，中國古代社會始終沒能演進到近代社會。 2近現代家庭人口變動與經濟社會轉型 西方家庭中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較早的從家庭中得以分離，西方社會主要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運行，社會發展潛力并不像中國那樣嚴重的受到家庭的束縛。家庭功能發展的長期的停滯使得中國并沒有出現像西方那樣的兩種生產從家庭里分離的現象，家庭始終不能得到進一步的分化，始終行使著作為兩種生產共同體的功能。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如果沒有新的社會動力發生作用，那么，從成對偶制中就沒有任何根據產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這種新的動力已經產生并開始發揮作用了，這就是生產工具的進步、社會財富的逐漸積累，人類個體獨立生活能力的不斷增強和群體在人類生活中意義的減弱，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已經日益的從家庭內部開始分離出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敲開了中國的國門后，在中國社會的家庭內部，恩格斯所說的“兩種生產”——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之間的分離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拉開了改革的序幕后，現在農村的家庭已經開始向核心家庭過渡，今天我們已經很少能夠看到四世同堂的盛況了。同時隨著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兩種生產也不再像封建社會那樣的密不可分了。而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的農業將更加的融入到世界的生產體系中，和世界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這將更加進一步的使中國傳統家庭的生產功能發生更大的變化。

但是我們仍然要看到，我國家庭開始向現代的核心家庭形式發展，除了生產力的發展外，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則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迫于巨大的人口壓力而嚴格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社會發展承受著巨大人口壓力，不得不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且將其提高到“基本國策”的高度。建國初期。我們片面地強調“人多力量大”，導致對人口問題認識上的一些偏差。而當時人口政策的失策也許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來自于歷史上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長期結合在家庭內部未能分離所帶來的歷史慣性作用。目前，在很大一部分地區，中國的農民實際上仍然沿用著幾千年以來的小農經濟的模式，這種模式是無法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特別是在工業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中，如果我們仍然將物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結合于家庭內部，這種曾經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的傳統家庭生產方式是無法適應當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