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向來是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親眼目睹近代中國農業凋敝、農村落后、農民艱辛的現狀后，在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十分關注近代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即今人所稱的“三農”問題），并將此問題與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經濟建設緊緊聯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在其著述和講演中不厭其煩地闡釋了“三農”問題。

農業為“其他種種百業之母”，是社會的“基本生業”（馬克思語）。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重農傳統不斷受到挑戰，農業的基礎地位開始動搖，“以商立國”、“以工立國”的思潮疊起，洋務大員舉辦軍工民用企業興致盎然，對農業的現代化卻熟視無睹。然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孫中山對“三農”問題倒不曾忘懷。他在《農功》一文中指出，“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華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這表明具有時代眼光的孫中山已經放棄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固守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觀念，體現了資本主義化的時代色彩。需要強調的是，孫中山在此雖將農業與商業放在同一平臺上考量，但在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時，他還是有所側重的。他認為，農業是“其他種種百業之母”，農業一興，“則凡百事業由之而興矣”。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在中國這樣一個把吃飯視為“頂重要的民生問題”的國度里，沒有什么比農業問題更重要了，只要“吃飯問題能夠先解決，其余的別種問題也就可以隨之而決”。由此可見，孫中山對農業地位的認識已上升到“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理性高度。

“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農民。”早知稼穡之艱難的孫中山對農民懷有深厚的情感，他在早年打量的是農民的生活狀況與生產環境，“試觀吾邑東南一帶之山，禿然而不毛”；“軍興以來，四民失業，而尤以農民為最。田野荒蕪，人畜流離，器具谷種之類，存者蓋鮮”。孫中山還分析了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的原因，這就是農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如農民辛辛苦苦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自養，這是極不公平的現象。所以他主張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定一系列規定來保護農民的權利。從立法的角度保護農民的權利，既是孫中山法制思想的重要體現，也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加農業產量的有效途徑。后來，孫中山通過對多年的民主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對農民的革命作用也開始重視起來。1924年7月，國民黨召開黨員聯歡會，孫中山看到衣衫不整、膚色黝黑的農民冒著烈日前來參會，異常興奮地對身邊的宋慶齡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宋慶齡選集》，頁21）。他看到了蘊藏在農民這一弱勢群體中的巨大革命潛能，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農民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因而土地問題也就成為“三農”問題的核心。孫中山認為，土地為“人類所依附而存者也”，要解決農民問題，關鍵就是處理好土地問題。對于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孫中山極為重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無土地則無人類，在生產的土地、人工、資本三要素中，唯有土地是“人類所依附而存者也”。他還把土地與資本并列，視為解決“民生主義”的兩把鑰匙。如何解決中國農民最關切的土地問題呢？孫中山經歷了從“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旅程。在同盟會時代，他將“平均地權”作為基本政綱，主張通過“核定地價”、“照價納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的辦法和步驟，來達到解決農民自身問題和造福社會的雙重目的。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這樣的評價：平均地權是“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孫中山順應時代潮流，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并把它寫入國民黨一大宣言中。在其后的《三民主義》演講中，孫中山也反復強調：“民生主義真正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真正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從“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孫中山對土地問題認識上的飛躍，通過變革封建生產關系，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從而解放農村生產力，為農業發展提供前提和保障。

制度建設是農業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近代西方國家農業發達無不是非常重視農政的結果，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農法有良規。這與近代中國的當政者不重視農政形成鮮明對照。對此，孫中山提出了強烈批評。他說：“勞務勸相，虛有其文，補助巡游，今無其事，民亦因循簡陋，聊畢此生。蓋官民之相去遠矣”；洋務大員引進西學，唯獨沒有農業科學技術，他更是焦慮不已。所以，孫中山強調指出，“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怎樣加強農政，促進農業的進步？孫中山認為，首先應仿效西方，從中央到地方設立各級農官，加強農業管理。對各地負責農政的官員，在到任數月后，應對其負責的各項事務進行考核，并建立嚴格的獎懲機制。其次，發揮政府在興修農田水利中的作用。近代以來，水利失修，昔日利于農田的水道河渠卻變為農田之害，究其原因，乃是無專職之農官引導農民興修水利，管理水利。他指出，印度的恒河和美國的密西西比河的水患不亞于黃河，但由于美、印政府重視水利建設，故未能給農業帶來巨大災難。所以，他提出，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須由國家統籌安排。此外，他還提倡科技興農。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制約其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科學技術對農業有極大的.影響。孫中山認為，政府應建立一定的機制倡辦各類學校，培養農業人才；改良土壤，化瘠土為良田；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推廣科技種田，提高農業產量；設立制造廠，發展副食品生產。由此可見，孫中山看到了政府在興農方面的積極作用，抓住了“三農”問題的要害。

孫中山離開我們近80年了，但其關于“三農”問題的思考，在“三農”問題仍未獲得圓滿解決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特別是孫中山在戎馬倥傯的革命生涯中時刻不忘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精神更值得我們今天大力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