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洛地區地處中原，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農業生產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到了宋代，由于統治者采取的一些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措施，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得到了廣泛的種植，同時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和耕地面積的擴大是當地農業獲得發展的主要原因，這與政府的政策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農業生產；河洛地區；宋代

引言 農業作為立國之本，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關宋代河南地區的農業研究有很多，但是具體到河洛地區的研究卻很少。其中程民生的《河南經濟發展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填補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對該地區經濟通史研究的空白。該書以時間為軸對河南地區的經濟做了整體的研究，有關宋朝時期的河南經濟一章中涉及到了河洛地區。孔輝的《試論北宋時期河南地區的農業發展》（華中師范大學，2006年6月碩士學位論文）從地理環境、農業發展的波動以及河南地區農業發展的特點及原因三個方面對河南地區的農業發展做了整體性的研究。作者從一個地區的農業發展著手關注北宋的經濟發展以期望對北宋時期經濟發展狀況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認識。在學界已有相關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擬對宋代河洛地區的農業生產予以粗淺地探討。 唐末五代以來，位于中原地帶的河洛地區，戰亂不斷，受戰爭影響很大。王朝更迭不斷，戰亂紛爭，人口流離，經濟受到重創，居于首要地位的農業不可避免的也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黃袍加身，登上皇帝的寶座，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定都開封，歷史進入了一個大變革、大轉折時期。宋朝統治者面對建國之初的分裂割據局面，在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上面采取了一些措施，農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一、宋代河洛地區農業發展的概況 宋代河洛地區主要指當時的河南府及其周邊地區。河洛地區總的來說是山地居多，但各個縣又有所不同，土地的肥瘠、水源等也各不相同。 宋朝建國之初，由于長期戰亂，河洛地區的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的破壞，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余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百，客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要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1] 西洛之民服役十分沉重，生活非常窮困，但是由于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的不同，各地區的發展又有很大的差異。 位于京西北路中心地區的洛陽，由于喪失了以前的首都地位，經濟條件明顯比前代落后了。據《宋史·地理志》的記載：“洛邑為天下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貴族，然土地褊薄，迫于營養。”[2] 表明了農業生產的薄弱。歐陽修也曾言：“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才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鐘之畝，人稀，土不膏腴。”[3] 不過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這種情況到宋神宗時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這在司馬光的詩中有體現：“西都自古繁華地，冠蓋優逰萃五方。比戶清風人種竹，滿川濃綠土宜桑。鑿龍山斷開天闕，導洛波回載羽觴。況有耆英詩酒樂，問君何處不如唐？”[4]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邵雍也有言：“八月延秋禾熟天，農家富貴在豐年。一簞雞黍一瓢酒，誰羨王公十萬錢。”[5] 表現了農民生活的富足和快樂。鞏縣“據大道之沖，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以富強……地要而民富”[6]，交通十分便利，經濟狀況尤其是商業良好。河清（今孟津縣）的耕地較少而且質量還不好“地狹土瘠”。新安縣“山多，溝多嶺多，地形復雜，氣候溫暖，光照充足，適宜多種藥材的生長和種植，藥材資源十分豐富。”[7]永寧縣（今洛寧）多山地，山多田少，山地占了整個洛寧縣的十之六七，有竹地、水地、川地、岡地、坡地之分。因此這個地區的林業經濟比較發達，竹木桑麻廣泛種植。當地的人們大都砍伐販賣竹木，或者制造器具，外貿營生。汜水縣的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8]。偃師縣地處中州，土地質量一般，差別不大，它的氣候與土質最適宜農產，由于水源充足，水稻也得到了廣泛的種植。下面將對一些具體的農業生產情況作一介紹。 二、主要農作物的種植 在農耕時代，糧食產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朝代的興衰強弱。由于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的不同，各個地區的農作物種植業在品種、產量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宋代北方的糧食作物主要是麥、粟、豆、稻、黍等，種類很豐富。具體到河洛地區，就是以稻麥為主，同時其他的一些農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得到了廣泛的種植。 首先，稻麥。小麥是河洛地區人民主要的糧食作物。從一些史料的記載中，可以看到河洛地區小麥的生產狀況：蘇轍曾說過：“京城東西正十里……桑柘如云麥禾熟。”[9] 當地小麥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歐陽修的詩中也有體現：“出分闕口路，猶見洛陽人。垅麥晴將秀，田花晚自春。”[3] 汝州地區“桑陽蓋地牛羊困，麥秀漫山鳥雀肥”[10]，描繪了一派豐收的景象。 河洛地區水源充足，加之北宋政府積極推廣水稻種植，因此，這一地區水稻種植業較為廣泛。朱弁有言：“洛下稻田亦多”就說明了這一情況，并且還有一種特別的無芒稻。如“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為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姑稻’，其實一也。”[11] 孟州，土地十分肥沃，修筑有大型的水利設施。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京西轉運使吳充令濟源修復了唐代溫造所建的渠堰，大量的土地重新種植水稻，土壤也由于水稻種植得到了改善。河陽縣的人們“僦田二頃以試之。粳稻果大豐收……河陽人大享其利。”[12]河陽人之所以大享其利，是因為水稻創造了很高的經濟效益，水稻進一步推廣已是不言而喻了。洛寧、嵩縣等地也有水田，當地的人民引種水稻，生活非常富足。“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13] 便是真實的寫照。 許州，宋仁宗時，當地人還不會種稻。“張鄧公鎮許，召襄漢佃戶教種公田”，發展水稻，不久即出現了“壓塍霜稻報豐年，鐮響枷鳴野日天”的盛況，獲得了豐收[14]。許州西湖風光在宋代非常有名，水多的地方自然給水稻的生長提供了有利條件，“淺淺碧水平，青青稻苗長”[15]足以為證。汝州在宋真宗時就有“內園兵士種稻”，后又“募民二百余戶，自備耕牛，就置園長，京朝官專掌之，墾田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歲收兩萬三千石。”[1] 到了宋徽宗時，汝州的水稻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官方還在此設立了“稻田務”[2]。這是專門的種稻組織。水稻在此種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水稻種植的北移在農業史上有重大意義。政府對水稻的引進很重視，農民也積極種植，改善了人們的耕作方式及種植結構，使各地都能充分利用地利和水利資源，換種輪作，擴大耕地面積和作物品種，從而提高糧食總產量。 其次，粟、菽的種植。由于粟對自然條件的要求比小麥對自然條件的要求低，粟在條件不太好的地方也得到了種植。在洛陽，宋人的詩中這樣寫道：“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間有此樂，何必待封侯”[5]；汝州“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15]。粟菽的種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糧食產量，減少了饑民，農民安居樂業。 宋時，芝麻在河洛地區也得到了種植，我們從“今年西京及南京等處水，脂麻（芝麻）不熟，自當貴，豈可責市易司”[1]中可以看出。 三、宋代河洛地區農業發展的原因 （一）人口的增長與耕地面積的擴大 “夫民者，國之根也”[2]，人口數量的變動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中是經常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宋時期河洛地區的人口基本上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蓋禹貢冀、豫、荊、兗、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為多……然土地褊薄，迫于營養。孟津、滎陽、滑臺、宛丘、汝陰、穎川、臨汝在二京之交，其俗頗同。唐、鄧、汝、蔡率多曠田，蓋自唐季之亂，土著者寡。”[1] 甚至在熙寧六年（1073）十月，蘇轍對京西北路還這樣描述：“惟京西于諸路地大且近……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9] 可見，當時河南地區的人口大致情況是人煙稀少。為了解決農業人口的不足，宋政府對河洛地區采取了大規模的移民。 河洛地處國家的文化中心地區，是宋代移民的主要區域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受惠于國家的各種有關人口的政策較多，使得人口增長較為明顯。北宋時期河洛地區的移民，既包括宋政府因政治、經濟、軍事、災荒等因素而組織的移民，也包括居官、致仕、戍守避難等而移居當地的人口。 唐末五代以來，由于戰亂頻繁導致河洛地區人口銳減，經濟凋敝。據史料記載，河洛地區，“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圜幅數千里，殆絕人煙。”[17] 北宋初年河洛地區的經濟一直未能恢復到隋唐時期的水平。為了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同時也為了削弱敵國，北宋建立初年，北宋政府將周邊國家的降民大規模的遷居內地。開寶二年（969），宋太祖接受建議，對北漢采取“起其部內人戶于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的政策。五月，太祖圍攻太原不克，退兵時“徙太原民萬余家于山東、河南” [1]。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使北漢地區元氣大傷。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攻下太原時，“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貲者于西京。”[1]把僧道和一些富家大戶遷到洛陽。雍熙三年（986）七月，宋太宗派樞密都承旨楊首一等赴并、代等地把許多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民眾遷至河南府、許、汝等州，這次遷入到河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