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傳奇小說中的勸懲特點歷來為人詬病。但勸懲不是簡單的說教和議論，其中所體現出的對歷史教訓的重視和對題材價值意義的追求，充分表明了宋代傳奇說對社會功能的重視。這是由社會歷史背景以及文學自身演變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的，由此，宋代的文學的主流價值觀和審美趣味都發生了變化。

【關鍵詞】宋代傳奇小說；歷史題材；勸懲

程毅中先生曾說過：“宋人小說文備眾體，本非一格……近體小說源出于瓦舍說話，其為市井細民寫心，固無倫矣；而傳奇志怪，亦多人情世態，聲色俱繪，敘事則如經目睹，記言則若從口出，此可于《摭青雜說》等書覘之。宋之傳奇于搜神志異而外，或摹壯士佳人之心膽，或述引車賣漿之言語，聲氣風貌，神情畢肖，千載而下，猶可仿佛。自茲而后，小說一家，蔚為大國，可以興觀群怨，或且優于詩賦。”[1]這段話準確地表述了宋代傳奇小說的主要的基本特征。此外宋傳奇還有一個頗受爭議和非議的特點就是篇尾的勸懲，即勸善懲惡，警世說教，闡發故事的現實意義。對于一般文章而言，這是“文以載道”，但對于小說這無疑會影響小說的故事性，降低藝術形象的感染力，使得小說更像是道德品行的教科書，當然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小說的審美標準。但從另一角度來講，勸懲恰恰是宋人對小說的社會意義重視的表現，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主流方向。

就歷史題材而言，由于小說強調了歷史對現實的警世作用，宋代傳奇中的歷史題材作品普遍帶有作者強烈的主觀色彩和社會責任感。作者的創作心態遠比唐人更富有歷史使命感。相較而言，唐人創作側重于情節乃至細節的趣味性，更關注自我的個體生命價值，忽視個人的社會屬性。唐代文言小說包括唐傳奇也有“篇末垂誡”的形式，“其間雖亦或托諷諭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才與意想……”但根本的興趣則在于“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2]他們的重頭戲在于文才和情感，勸懲只是借以表現議論才華的一種手段。

以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為例，唐人有《長恨歌》《明皇雜錄》《安祿山事跡》等作品，以陳鴻的《長恨歌傳》為代表，這些作品大多歌頌愛情為主題，對愛情的悲劇表示同情。宋人樂史創作的《楊太真外傳》情節都來自于前人史料，但描寫的重心轉移到對唐明皇“恣行燕樂”“衽席無別”荒淫誤國的批判。至于他們的愛情悲劇，則有了警世于人的歷史教訓。作者用正史的眼光進行了評價：“夫禮者，定尊卑，禮國家。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明確了表示創作動機不在于重拾故事而是尋找題材的社會意義和歷史認識價值。在《梅妃傳》里，作者對唐明皇的批判更加強烈：“議者或謂覆宗，或非命，均其瑁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短螻蟻之命。奔串而歸，受制昏逆，……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在《李師師外傳》中則直接評議“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小說 還借李師師之口斥罵奸佞“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官厚祿，朝廷何負于汝，乃事事為斬變宗社計？今又北面事丑虜，冀得一當，為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在小說附錄中有宋人張端義的評價“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家安危治亂，可想而知亦。”[3]由此可以看出宋人在歷史題材的傳奇小說中能夠擺脫傳統的“女人禍水”的思想，把罪魁禍首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關于隋煬帝的幾個傳奇作品《隋遺錄》《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都以詳細的筆觸描寫了隋煬帝驕奢淫逸、奢侈無度的生活以及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作者的意圖不在于對富貴繁華的宮廷秘事津津樂道，而在于揭示統治階級的罪行和百姓的災難。小說的現實性和批判性都很強。《海山記》中矮人王義的上書可以稱得上是一篇討伐煬帝罪行的檄文： “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逾于萬艘，宮闕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今日百姓存者無幾，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餓殍盈郭。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余，聞臭千里，骨積如山。目斷平原，千里無煙。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

宋人在經歷了五代的歷史變亂后，對江山社稷的存滅興亡，開始了痛定思痛的深入思考和反省，“世代興亡，非偶然也”，根本的原因在于“亂自上作”，追究統治者主觀責任的意圖非常明顯。而宋人對文言小說勸懲功能的強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歸根結底是受到時代的文化背景與社會心理等因素的變化。

教化與諷諫的文學傳統在漢代以后時隱時現，與時代的治亂有密切關系。整個五代時期，先秦以來的儒家文化大受沖擊，道德標準改變，價值觀念顛倒，孝節義之風蕩然無存。儒家的詩教傳統在晚唐五代一度衰落，幾至斷絕。宋初的統治者有意振興文教，大力提倡儒學，實用主義的文學觀又得到了重視和強化。出于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道德意識，宋代文人自覺地把教化視為文學的重要使命。表現在文言小說領域就是作者們不厭其煩地在小說中進行道德勸懲，以儒家的倫理綱常作為救世的良方，賦予小說“美教化”“厚人倫”的現實功能。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歷來存在史家觀念之小說。小說作品常為補史，“備史官之闕”。宋人傳奇里的勸懲追求題材的意義，更強調歷史對現實的警世作用，而不是閑暇時的消遣娛樂，所以宋人歷史題材的傳奇小說普遍具有較高起點的審視眼光。這對于后世的歷史演義小說以“亂自上作”為開篇（下轉第168頁）（上接第191頁）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

由于宋人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而使得勸懲成分增多，不同程度地帶有了道學氣息，但這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宋人觀念中文言小說的地位有所上升。雖然仍被視為“小道”，但其“可觀”的一面已經被充分挖掘出來。正如明朝桃源居士在《宋人百家小說序》中對比唐宋文言小說時曾說：“彼如豐年玉，此如兇年谷，彼如柏葉菖蒲，虛人智靈，此如嘉珍法酒，飫人腸胃。”對宋代傳奇的勸懲特點，應該做辨證的分析，客觀看待時代賦予它的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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