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元代畏兀兒景教徒拉班·掃馬是中國最早訪問歐洲的外交家。他與弟子馬古斯先受忽必烈所遣，出使西亞伊兒汗國，在那里，拉班·掃馬則被任命為教會巡察總監，馬古斯被推為東方教會大總管，其后，作為伊兒汗國的使者，拉班·掃馬出訪了羅馬教廷和英法等國，對加強元朝中央政府與伊兒汗國及與歐洲基督教國家的聯系與溝通起到了重要的津梁作用。其事雖不載于漢文史籍，但在敘利亞文《大總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及梵蒂岡教廷檔案中卻記載明確。從這些文獻的記載可知，拉班·掃馬西行前的修行地，很可能就在今北京房山十字寺。

【關鍵詞】景教 拉班·掃馬 中西關系 十字寺 元代

元代是維吾爾族歷史文化發展的鼎盛期，不僅涌現出眾多的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與科學家，而且還涌現出兩位著名的外交家——拉班·掃馬與亦黑迷失。前者為景教徒，曾遠使西亞與歐洲；后者為佛教徒，曾出使東南亞與南亞，共同為促進元代中外關系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本文擬就拉班·掃馬在近東的活動及其歐洲之使，以及與北京十字寺的關系問題略作考述。 景教，即基督教之聶思脫里派。因該派主張基督耶穌只有人與神的二重性而被斥為異端，為羅馬皇帝所逐，信徒被迫流亡東方，約于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始傳入中國，習稱景教。唐初，由于受到統治者的支持，景教很快傳播開來，迄高宗時，已是“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了，[1]在西安、洛陽、靈武、盩厔（今陜西省周至縣）、沙州（今甘肅省敦煌市）、廣州、高昌（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吐魯番市）等地都已有了景教徒的活動。[2]甚至西藏當時也已與景教有了密切的接觸。[3]只是這種發展勢頭并未持久，到 9世紀中葉隨著唐武宗之會昌法難而告中斷。惟西域的高昌回鶻王國，因唐朝鞭長莫及，而使景教勢力得以幸存，進而發展成為晚唐五代以至宋元時期中國西北的一大景教中心。 20世紀初，德國探險家在吐魯番一帶進行了多次發掘，于高昌故城發現有景教寺院壁畫，上繪圣枝節（Pamsunday）歡迎基督進入耶魯撒冷城的儀式。另外，在吐魯番的葡萄溝等地還出土有相當數量的回鶻文、粟特文及敘利亞文景教經典殘卷，這些古物、文獻，經學者考訂，均為高昌回鶻王國時代的遺物，反映了那個時代回鶻景教的繁榮。 13世紀初，成吉思汗西征，回鶻/畏兀兒地區歸順蒙古，成為蒙古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適應統治的需要，蒙古貴族對境內各種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保護的政策。在這種政策鼓舞下，景教也同其它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蘭教一樣，在蒙—元時代大為盛行。 宋代的景教勢力主要局限于高昌地區，到了元代，其傳播地區就迅速擴大到喀什、葉兒羌、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和田、庫車/欣斤塔剌思、巴里坤、阿力麻里等地，甚至寓居汗八里的畏兀兒人也多有皈依者。[4] 13世紀中葉，景教已由原來的13個教區發展為25個，其中的第12教區即位于喀什噶爾。 作為西來宗教，回鶻景教徒一直保持著與西方，尤其是波斯景教界的聯系。有宋一代，東西方的貿易往來相當頻繁，常有波斯使節和商人至中原王朝進行貿易。因為波斯等地當時盛行的景教和摩尼教同樣在高昌回鶻王國盛行，于是波斯政府利用了這種信仰同種宗教的關系，常派使臣先至高昌回鶻王國，然后再與王國的使臣一起入中原王朝貿易，其中的使臣有許多就是由景教徒來充任的。例如：“太平興國元年（976）五月，西州龜茲遣使易難與婆羅門、波斯‘外道’來貢。”[5]“太平興國九年（984）五月，西州回鶻與婆羅門及波斯‘外道’阿里煙朝貢，錫賚有差。”[6]其中的波斯外道，其實指的就是景教徒。可見高昌回鶻王國之景教徒在溝通東西方面的活動是古已有之的，激發了回鶻景教徒了解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渴望，后來，拉班·掃馬（約1225～1294）與馬古斯（1245～1317）甘冒風險，不畏辛苦，決意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當與這種影響不無關系。 蒙—元時期，隨著基督教在蒙古高原與中原地區的復興與發展，元朝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聯系得到了加強，特別是忽必烈汗時代畏兀兒景教徒拉班·掃馬（約1225～1294）和雍古部人馬古斯（1245～1317）在近東的活動及歐洲之使，對加強元朝中央政府與西亞伊兒汗國（1253～1355）乃至歐洲基督教國家的聯系與溝通起到了重要的津梁作用。 拉班·掃馬遠使歐洲，成為最早訪問那里的中國旅行家，遺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史乘中卻未見任何明確的記載。幸賴敘利亞文《大總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及梵蒂岡教廷檔案的發現與公刊，才使其偉績得以彰顯于天下。尤其是前者對拉班·掃馬之生平事跡有著生動而詳盡的記載。[7]茲據該書的記載，略述其事跡于下。 拉班（Rabbin），敘利亞語“教師”之意，掃馬（Sauma）為其本名。大約于1225年左右出生于汗八里（Khan-baliq，元稱大都，即今北京）一信奉景教的畏兀兒富室家庭。父親是一名巡察使，曾在汗八里景教會中任職。父母為他延聘名師，使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23歲時在汗八里都主教馬吉沃吉斯（Mar Gilwargis）門下剃度。由于時常有人來看他，使他不勝其煩，于是在山中找一洞穴隱居起來，專心修道，后來成為著名教士，故投其門下者不乏其人，曾與他一道西行的馬古斯（Marcus）就是其中之一。 馬古斯為鄂爾多斯地區Koshang城（據考，當為山西東勝）一位景教副主教的兒子，熱心于景教事業，因仰慕拉班·掃馬的聲望而執弟子禮。經過數年苦讀，學問大進，受到了拉班·掃馬的賞識。 大約在1275年左右，拉班·掃馬和高足馬古斯決定赴耶路撒冷朝圣，得到忽必烈汗的許可與支持。他們從大都出發，先至馬古斯的故鄉Koshang，而后經過寧夏（今寧夏銀川）、斡端（今和田）、可失哈兒（今喀什）、塔剌斯河、途思等地，抵伊兒汗國都城馬魯加（今大不里士），謁見了景教總主教馬·天合（Mar Dinha）。 伊兒汗國，又譯伊利汗國，為蒙古諸王旭烈兀于1253年所建，奉大元為宗主。蒙古人在入侵伊朗之前，主要信奉薩滿教和佛教，而以佛教為先，同時，皈依基督教者亦不乏其人，甚至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內部亦有皈依者，如拖雷的夫人唆魯忽帖尼（克烈部人，蒙哥汗、忽必烈汗、旭烈兀汗和阿里不哥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夫人托苦斯（克烈部人）、高唐王駙馬闊里吉思（汪古部人）等。[8]景教由此而得到了蒙古高層統治者的認可與扶持。這一兼事多種宗教的傳統在伊兒汗國中也同樣被貫徹下來。其統治者主要信奉佛教，同時對基督教也給以獎掖與扶持，故其境內基督教勢力頗為興盛。 當掃馬與馬古斯途次馬魯加時，適遇戰亂，道路不通，不得不滯留伊兒汗國。鑒于掃馬與馬古斯之特殊身份（受忽必烈所遣），以及兼通蒙古語和回鶻語之優勢，馬·天合于1280年將二人召至巴格達，任命馬古斯為中國和畏兀兒部（或為汪古部）的大主教，拉班·掃馬則被任命為教會巡察總監。隨后，二人受遣返回中國傳教。然而，天不假年，在二人剛踏上歸程不久，馬·天合亡故，他們聞訊又重返巴格達。在而后舉行的大總管選舉中，馬古斯被眾主教一致推選為“東方教會大總管”，稱“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 1287年，伊兒汗國第四代君主阿魯渾汗（1284～1291年在位）欲聯合歐洲基督教國家進攻耶路撒冷和敘利亞，遂遣以拉班·掃馬為首的使團出使羅馬教廷和英法等國。掃馬使團于是年3月由巴格達出發，沿著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抵達拜占廷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受到安德羅尼古斯的熱情接待。然后又乘船航行兩個月到達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由那里再轉至羅馬。恰遇教皇新喪，無法呈交阿魯渾汗致教皇的書信，掃馬于是決定繼續西行，執行另外的任務。他經熱那亞于9月到達巴黎，受到國王腓力四世的優遇，使團向法王呈交了阿魯渾汗的信件和禮品，腓力四世答應派軍隊幫助阿魯渾奪取耶路撒冷。 在巴黎逗留一個月后，掃馬使團又前往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城會見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英王獲悉阿魯渾有意約請歐洲各國共同收復失地，非常高興，厚賜使者。 翌年，拉班·掃馬復回羅馬，向新繼位的教皇尼古拉四世遞交了國書。教皇對阿魯渾汗優待基督教之舉措表示感謝，使團臨行時，教皇特贈了許多禮品，并分別給忽必烈和阿魯渾各致信一封。 1289年7月13日，他在致忽必烈的信中稱： 我們宣教伊始不久（指尼古拉四世繼位——引者），即接見韃靼名王、高貴的君主阿魯渾派遣的誠實使者，他們極為坦誠地告訴我們，陛下對我們，對羅馬教廷，也對拉丁民族和百姓懷有熱愛之情。[9] 在7月15日致阿魯渾的信中說： 宜通過東方主教、年高德劭的拉班·掃馬修士及陛下派來教廷的其他使節告示陛下，敝教皇、使徒的首領圣彼得的繼承者，熱望尚未施洗、也未尊奉基督教者，皆無徘徊，迅速離開危險迷途，返回正道，信守基督教信仰。[10] 說明掃馬使團的活動引起了教皇的高度重視與贊揚。他寄希望通過使者往來，與蒙古人結成基督教聯盟，共同對付異教徒，尤其是伊斯蘭教勢力。拉班·掃馬于1287年3月出發至1289年7月離開羅馬返歸伊兒汗國，歷時二年有余，先后拜謁了法英國王及羅馬教皇，圓滿地完成了使命，受到了阿魯渾汗的嘉獎。 拉班·掃馬和馬古斯朝拜耶魯撒冷的初衷雖未實現，但他們的活動卻對近東的教會與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拉班·掃馬的歐洲之使，進一步溝通了元代東西方的聯系，以后阿魯渾又多次遣使歐洲，促進了伊兒汗國與法、英諸國的友好往來，使羅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及各汗國統治者均祟信基督教，以后多次派遣使者至東方，這對于促進東西方的政治聯系與宗教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 拉班·掃馬的族屬于史昭昭，為畏兀兒人已無疑問，但出自雍古部（?ngüt / ?ng）的馬古斯之族屬卻一直未得定論。雍古，史書又作汪古，有認為其為蒙古人者，亦有推論其為突厥人者，還有稱之羌族者。周清澍經過系統的研究后認為，汪古“是由回鶻敗亡漠南時被唐朝驅散后留在陰山一帶的余部”融合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可視為回鶻之一部。[11]該部享有與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寵遇，部人多信仰景教，[12]元代著名學者馬祖常即出自該部。故馬古斯亦可稱作畏兀兒人。 拉班·掃馬和馬古斯之成功西行受到了后世的景仰與愛戴。當掃馬于1294年1月10日，馬古斯于1317年11月13日先后于敘利亞逝世后，大都景教徒為懷念其功績，遂于1320年至1330年間重修了崇圣院，并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立碑紀念，由元末著名學者黃溍撰寫碑文，即《敕賜十字寺碑記》，該碑至今猶存。 據前揭敘利亞文《大總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記載，拉班·掃馬曾在汗八里西的一個山洞中修行過7年，但未明言其具體地點，遂留下了一個受人關注的問題。傳文原稱： 此后他想離開世人，去某個山上過苦行生活，在一個偏遠的地方過隱居生活。他走出舊居來到汗八里一日路程的地方找了一個住處；在這個山上他發現一處地方，那里有一山洞，緊靠洞旁有一清泉。[13] 說明拉班·掃馬的靜修處在北京郊外的一個山洞里，距城有一天的途程，洞旁有一汪清泉。這些情形與北京西南郊區三盆山中有我國僅存的景教寺院遺址——十字寺極其相似，故英國學者阿·克·穆爾推測說： 或許我們已經注意到，十字寺和北京的距離及其位置，也許可能靠近拉班·掃馬和尚靜修之處。[14] 作為推測之辭，此說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林增祥《十字寺的歷史沿革》在引用此說時卻作了進一步的發揮： 拉班·掃馬最后選擇這個地處偏遠山區，而且“山明水秀，地杰人豐，林樹郁茂，果樹滋榮”，不僅環境十分幽靜，同時還有一座頹廢的寺廟，作為他靜修和向信徒講道之地，無疑是理想的場所。[15] 由于他既未提供任何新證據，又未進行論述，只是言之鑿鑿地下結論，使人難以信服，故而招致不少人的批評與非議。[16] 在拜讀前人大作之余，掩卷思之，我認為還是應該將拉班·掃馬靜修處與十字寺聯系起來考慮方才妥當。為什么呢？首先，地理環境的吻合不可輕易忽視。批評者言稱北京周圍與此地理環境相符的“地方恐怕不止一處”，但未言第二處何在（更不用說第三、第四處了），想必同為推測之辭。退一步說，縱然真有第二處，那里也有景教寺院嗎？也值得疑問。因為元代中國境內的基督教徒畢竟人數有限，景寺亦然，不會很普遍。 如所周知，元代的景教寺院被稱為十字寺，統歸崇福司（后改為崇福院）管轄，共有寺72所： 崇福司，秩[從]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延祐二年（1315），改為院，置領院事一員，省并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為司，后定置已上官員。[17] 馬兒哈昔，即《至順鎮江志》中的馬里哈昔牙，[18]為敘利亞語之mar hasia，即主耶酥也。列班（rabban），即拉班，為東方基督教士之稱謂。也里可溫（?rk?gün），為蒙古語，即天主教之意。也里可溫與本文所謂的景教本有區別，但在畏兀兒中似難得到確切分辨，故概以景教稱之。 從記載知，當時全國景寺72所，那么北京能有幾所呢（即使是首都，也不可能很多）？區區幾所景寺又會那么巧合地同處在北京郊外一天路程的有著相同地理環境的山上嗎？殊覺匪夷所思。 如果說上面的論述還存在可疑問之處的話，那我們還可回過頭來仔細品味一下房山十字寺一帶流傳的有關拉班·掃馬的傳說。據稱：元朝時期，拉班·掃馬在十字寺靜修，忽見一孤女，形影相吊，只身生活于荒山野林之中，卻并無饑餒之患，深以為奇，便尋機盤問之。始知該女原來依靠山中生產的一種被稱作“黃精”的野草過活。掃馬經過親口嘗試，發現此草具有養身補氣、潤肺生津等多種效用，遂采集之以治病救人。久而久之，廣為人知，藥名“黃精”便傳遍四方。這雖為傳說，但須知傳說是歷史的鏡子，不管是反射，是折射，還是其它，總是有影子存在的，不可純然視作空谷來風，況且還有上面的史實與之相互印證呢！ 元代畏兀兒醫學發達，漢文史籍對此不乏記載。其“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篤耨”等；[19]著名的畏兀兒詩人、翻譯家安藏曾將中醫基礎理論經典《難經》、《本草》翻譯成回鶻文；[20]農學家魯明善撰寫的《農桑衣食撮要》一書，仿《四民月令》體例，以月令為綱，按月列舉應作的農事，以相當的篇幅詳細記載了栽培中草藥材和滅蟲防病的知識。當時畏兀兒中涌現出許多優秀的醫藥科學家，如元代著名軍醫月舉連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省合川）釣魚山“奉命修曲藥以療師疫”，即采用回鶻醫方配藥以治療當時軍中流行的傳染病。[21]著名的維吾爾族散曲家貫云石在隱居錢塘后，也以為民行醫為事。[22]古往今來的維吾爾族文人，精通醫道者甚多，蔚然已成傳統，故拉班·掃馬之精通醫學，亦屬情理中事。 總而言之，我們庶幾可以推定，拉班·掃馬確曾在北京房山十字寺修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