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畏兀兒遷居永昌事輯

賈叢江

元朝前期，因遭受戰禍，亦都護王族和大批畏兀兒人東遷永昌，傳國400余年的高昌回鶻政權從此除國?！陡卟跏绖字窛h碑記錄其事曰：

“[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城受圍六月，不解?！ㄒ喽甲o火赤哈兒）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上嘉其功，……還鎮火州，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仇。……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盵1]

《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取材于虞集撰寫的《高昌王世勛之碑》（以下簡稱《世勛碑》），所記火州之戰、入京朝覲、戰死哈密、遷居永昌等連續發生的事件，與碑銘文字基本相同。

一、永昌之名的由來

元代有多處地方以“永昌”為名，云南行省就有隸屬會川路的永昌州（治今四川會理）和隸屬大理路的永昌府（治今云南保山）。當然，它們和畏兀兒遷居的永昌，除名稱相同之外，并無別的關系。畏兀兒東遷之永昌，在甘肅行省境內，是元代新出現的地名。

永昌之名，緣起于窩闊臺之孫、闊端之子只必帖木兒自筑城池。元太宗窩闊臺在位時，將涼州（今甘肅武威）分封給第三子闊端，把蒙古雪你惕部和速勒都思部共3千戶，一同封授闊端。[2] 闊端在當地拓展了大片疆土，也獲賜大片封地（也稱分地，泛指封戶、食邑戶、私屬戶所居地）。1251年蒙哥繼任大汗后，對窩闊臺系諸王進行打擊，闊端因與蒙哥汗友善，封地未受影響。不久，闊端謝世，其王位和包括涼州在內的主要封地，由第三子只必帖木兒繼承。只必帖木兒的封地，即屢見元代文獻的所謂“二十四城”，主要分布在在今甘肅、寧夏中南部地區，在其它地區也有少部分封地。在中統（1260—1263）初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爭位期間，只必帖木兒支持忽必烈，雖然為此遭到阿里不哥黨羽的攻擊，損失慘重，卻贏得元世祖的信任，在世祖朝前期頻繁出現于史冊?！对贰な雷婕o》載：“[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筑新城成，賜名永昌府”，這個“永昌府”是世祖賜予新建王城的名字，不是元朝行政區劃中介于路和州之間的“府”。不久，情況又發生變化，《元史·地理志三》載：“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為州隸焉”。這便是永昌城（即王城）和永昌路的名稱和建制的由來。

永昌路的設置，與元世祖忽必烈整頓諸王投下封地有關。蒙元前期，各地投下戶和諸王封地的管理十分混亂，因此，世祖對封地建制進行調整，盡可能使擁有較多投下戶的諸王獨占一州一路，或在該路州占主導地位。永昌路以只必帖木兒的封地為主，故而以他的王城之名，新建一路。另外，他的封地在相鄰的鞏昌路也占據主導地位。只必帖木兒修筑新城，與中統初年遭受阿里不哥部下洗劫有關。當時，叛軍大將“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3] 他的斡耳朵被洗劫以后，只得率部暫時就食于西夏中興等路行省境內，[4] 即今寧夏省中南部地區。史籍記載，當時擔任西夏中興行省郎中的董文用，曾依法禁止他的王傅府屬官濫征投下戶稅課，因而激化了與只必帖木兒的矛盾。董氏是在“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的，至元八年時調任山東，[5] 雙方發生矛盾的時間只會在至元八年（1271）之前。這表明當時只必帖木兒駐牧于該地。在此期間，他在原居地筑建新城。新城落成后，他便遷回那里。這座永昌城，與元朝常見的蒙古王城一樣，只是一座類似城堡的小型城邑。

二、對永昌城位置產生分歧認識的歷史原因

元代文獻有多處提及畏兀兒遷居“永昌”之事。而“永昌”一名是泛指所在的永昌路呢，還是確指永昌城？這個有些吹毛求疵的問題，和下文將要探討的問題有關，故而先作說明。前文所引《世勛碑》有“遂留永昌焉”一句，從中無法確定究竟何指。再看下文：《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以下簡稱《忻都公碑》）有“至順二年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城里”[6]；《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司事和賞公墳記》記末代高昌王和賞“幼亦紹王，封鎮永昌”。[7] 以上史料表明，“畏兀兒遷居永昌”之說，源出亦都護家族定居于永昌城。

目前，籠罩在永昌城位置問題上的迷霧已經散開，結合文字史料和考古發現，人們能夠確定，畏兀兒遷居的永昌城就是只必帖木兒的王城，它不在今甘肅省永昌縣境內，而是位于今武威市北郊30里處的永昌堡。然而，現存大量清代文獻中，普遍存在著對畏兀兒遷居之永昌城位置的錯誤記載，這些記載又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文獻認為，元代永昌城位于清代永昌縣境內。而清代永昌縣址在今天甘肅省永昌縣，位于武威市和張掖市之間，東南至武威約140里，縣城西北有古長城遺址。清人饒敦秩等編制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說》中，有方格地圖《元地理圖說》一幅，作者在涼州西北、甘州（今甘肅張掖）東南、城址西北緊鄰長城（圖中有長城標識）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永昌縣縣址，標有“永昌”之名。而且，該圖是將永昌當作元代的地名標著的——按此圖凡例，各朝古地名一律于文字外加方框，清代地名則不加。據饒氏在序文中講，此圖冊是根據前人所撰《方輿紀要》為藍本繪制的，[8] 反映了此前已經有了這種錯誤認識。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三六《汪古畏兀二駙馬列傳》記曰：“有旨師出河西，俟北征諸將齊發，（紐林的斤）遂留永昌”，“永昌”下注曰：“今縣屬涼州府”，[9] 即屠氏也認為，畏兀兒遷居的永昌在清代涼州府內的永昌縣?！缎y甘肅通志》有“《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在永昌縣，虞集奉敕撰”[10]的記載，其它舊志如《甘肅新通志稿》、《新疆圖志》，也分別認為《世勛碑》和《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立在清代永昌縣，[11] 墓碑既然在永昌縣，畏兀兒所居之城自然也是這里。

當然，并非所有的舊志書都記載錯誤，《五涼志》就有“元追封西寧王，忻都墓在武威永昌堡”[12]的正確記錄。事實上，《世勛碑》和《忻都公碑》都出土于武威市永昌堡一個叫石碑溝的地方。《世勛碑》原碑左側刻有近人賈壇、唐發科刻寫的跋文，稱：“（此碑）于清季被土惡沒之地中，后復鑿其半為碾磨，癸酉（一九三三年）秋，始于高昌鄉石碑溝訪得其處，掘出之，移置教育館”，[13] 高昌鄉在永昌堡一帶，今鄉名已改。石碑溝是當時亦都護和畏兀兒貴族的墓地，蓋因石碑多現，后人才以石碑溝名之。

清代文獻，尤其是甘肅當地的多種舊志書，將元代永昌城和清代永昌縣相混淆，這種奇怪現象并不只是緣于編書者的疏漏，而是此中確有極易混淆的地方。《元史·地理志》“永昌路”條正如上文所引，記述簡約，只談到永昌路建制和名稱的源起，卻沒有說明永昌路路級政府官衙（即治所）和只必帖木兒王城位于何地。永昌城是諸王的小型私城，永昌路治所不會設在那里。《中國歷史地圖集(七)》“元·甘肅行省圖”，將永昌路治所標注在今天永昌縣的位置上（未標明該城元代為何名），這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關鍵問題是，該地在元朝叫什么，則查史無證。今天永昌縣，漢代叫番和縣，一直至唐初縣城仍以番和（或番禾）為名，唐天寶年間改名天寶，后陷于吐蕃；[14]從西夏到元朝，該地之名沒有再見諸于史冊，似乎這座城市已經湮沒在歲月的塵埃之中。既然元代文獻沒有這個地名的記錄，那么，又怎么能確定永昌路的治所在這里呢？這是依據明代文獻得出的結論?！睹魇贰さ乩碇救酚涊d，“永昌衛，元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至正三年七月改永昌等處宣慰司。洪武初廢，十五年三月置衛，……（永昌衛）北有金山，麗水出焉，……西北距行都司三百十里”，文中指明，永昌衛北靠金山，西北距陜西行都司治所甘州城（今張掖）310華里，這正是今天永昌縣的位置；同時也指出，明朝永昌衛所在地，就是元代永昌路和永昌宣慰司的治所。清朝改永昌衛為永昌縣，并延續至今。在我國行政建制史上，當城市的名稱與上一級行政區劃的名稱相同時，上一級區劃的治所往往就在該城，如元代的甘州路治于甘州，肅州路治于肅州等。人們正是基于這種常識，誤以為元朝永昌路的治所就是永昌城（實為今永昌縣境），而明代偏偏又在那里設立了永昌衛，這更增加了誤會。于是就有了，清代的永昌縣(今永昌縣)，就是元代畏兀兒遷居的永昌城的錯誤認識。

三、東遷的時間

元代文獻沒有留下畏兀兒何時遷居永昌的記錄。人們只知道這樣一個由連續發生的事件所組成的時間鏈條：都哇圍困火州、火赤哈兒入京朝覲、返回后戰死哈密、東遷永昌。在這組時間鏈條中，只有都哇圍困火州的時間見諸史冊。虞集所撰《世勛碑》漢文碑銘和《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記其事在至元十二年（1275），后者以前者為藍本，故而兩處實出一源?！爸猎暾f”在晚清時受到屠寄“至元二十二年（1285）說”的質疑。由于兩說均有比較堅實的史料支持，學界至今也沒有公認的結論。筆者雖持“至元二十二年說”，但在探討東遷時間上，是不能采取依次推導的辦法，因為在那個時間鏈條中，既然起點（火州之役）的時間存疑，若由起點來推導終點（東遷永昌）的時間，不論事實是否如此，也都不足憑信了。

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斌通（善斌）賣身契》第三種，有“如果我們中誰違反此約中的規定，就讓他自己繳給（蒙古）皇帝陛下一錠金子（罰金），各繳給（皇帝）諸兄弟、諸皇子一錠銀子（罰金），繳給亦都護（高昌王）一錠銀子（罰金）”一段文字。[15] 這份契約原件右邊有：“庚辰禩捌月念六日給予新恩沙爾善斌收執”十八個漢字，“禩”即“祀”，意為年。元代共有三個庚辰年：太祖十五年（1220）、至元十七年（1280）、后至元六年（1340）。文書中有“鈔”等詞，不會是成吉思汗時代的文物；后至元六年時，畏兀兒地區早已并入察合臺汗國，契約不應有漢文批語和關防；另外，契文中有“按察使”（ancasilar）一詞，《元史》卷一一記載，至元十八年“罷霍州畏兀按察司”。據此，馮家升和捷尼舍夫判定這件文書寫于至元十七年（1280）。[16] 這表明當時亦都護政權仍然存在。遷居永昌，使傳國400余年的政權就此除國，元廷也少了一個對抗西北叛王的得力助手，因此，東遷只能發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據史籍記載，至元十七年三月，元廷“立畏吾境內交鈔提舉司”；當年歲末，又“置鎮北庭都護府于畏吾境”，說明這時元廷在當地的統治秩序尚未遭到嚴重破壞。所以，將至元十七年（1280）作為考察東遷時間的上限，是可以成立的。

東遷發生在世祖朝，至元十七年到三十一年（1294），是此事發生的前后時限。其下限還能提前，《元史·世祖紀十二》記：“[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壬子]，孛羅帶上別十八里招集戶數，令甘肅省賑之”，此事持續了兩年多，至元二十八年歲末，“罷遣官招集畏兀氏”。[17] 依照常制，招集畏兀兒流散民戶是由亦都護派員負責，而這次在畏兀兒境內卻由朝廷派官主持，說明此時亦都護家族已經入關避難。有證據表明，此次孛羅帶是去別失八里組織畏兀兒人往甘肅遷居的。朝廷移民入的舉措，只能在亦都護家族已經東遷入關的前提下施行。所以，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以作為東遷永昌的時間下限。

排比中外文獻，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六年間，元朝整個西北防線先后遭到叛王海都、都哇的四次入侵，其中三次被明確記載是以畏兀兒地區為戰場的，另一次地點不明。造成火赤哈兒死難哈密、畏兀兒東遷永昌的，就是其中的一次。第一次入侵，是至元十七年七月，《元史·世祖紀八》記載：“以禿古滅軍劫食火拙畏吾城禾，民饑，命官給驛馬之費，仍免其賦稅三年”。禿古滅以搶奪糧食為主要目標，地點在火州；遭劫之后，驛站能夠很快恢復，表明破壞不大；史料也顯示，此后幾年中，元朝在當地的軍政統治均很正常，所以，導致東遷的不是這次入侵。第二次是都哇的入侵，《元史·杭忽思傳》記：“[至元]二十二年，征別失八里，軍于亦里渾察罕兒之地，與禿呵（都哇）、不早麻（卜思巴）戰”，《史集》也載錄了這次戰役：“在合罕時代之末，都哇一度率軍出征，到達邊境上，……而出伯，末通知阿只吉和阿難答就倉皇出動，當然，他支持不住潰逃了?！虾敝来耸潞?，責備了阿只吉，給了他九棍”。[18] 包括筆者在內的持“火州之戰至元二十二年說”的學者，認為這就是都哇所講“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之眾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的大戰，元軍潰敗后，都哇進圍火州。拋開火州之戰的疑案不提，沒有史料顯示，東遷是由這次入侵造成的。第三次入侵，發生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二十二年大敗后，元廷在西域組織了自至元八年建立阿里麻里行軍大營之后的最大一次軍事集結，大批部隊開赴天山南北，西域形勢為之一變。海都、都哇也傾盡全力與之決戰，元軍先勝后敗?！对贰だ钸M傳》記：“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眾寡不敵，軍潰?！ㄟM）至和州（即火州），收潰兵三百余人，且戰且行，還至京師”，從李進的行蹤可以看出，戰火燒到了火州以東。第四次入侵，發生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史·世祖紀》載：當年“[正月]，海都犯邊。敕駙馬昌吉、諸王也只烈、察乞兒、合丹兩千戶，皆發兵從諸王術伯北征”。我們不清楚這次海都入侵的方位，只知道這一年海都對嶺北地區發動大規模進攻，但是否同時分兵西域，則史無明文。而駐防哈密一線的元軍主帥術伯（出伯），是統兵北上還是揮師西向，也不能確定。盡管文中稱“北征”，但考慮到元代蒙古人的方位，與今天有逆轉90度的誤差，[19] 而元代文獻中的方位，正確與錯誤兼而有之，“北征”也可能是指西征，所以，目前無法確定二十五年西域是否遭受入侵。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導致火赤哈兒戰死哈密、畏兀兒余眾東遷入關的，就是后兩次入侵中的一次。那么，究竟是哪一次呢？筆者認為是第三次，即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天的戰役。有史為證，《元史·世祖紀十一》記，“[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朝廷）遣蒲昌赤貧民墾甘肅閑田，官給牛、種、農具”，蒲昌為西域古地名，位于吐魯番盆地東端的鄯善縣。[20] 我們知道，從鄯善到哈密有400多華里的戈壁地帶，朝廷如果只是為了解決蒲昌貧民的生活問題，那么，從甘肅調運糧食去，比把他們遷到甘肅的費用要少得多，他們到甘肅耕種的仍是拋荒的閑田，而屢遭戰亂的畏兀兒地區有的是荒地。所以說，此次移民，不是單純的安置貧民，而是有計劃地移民入關，是前文提到的孛羅帶在西域組織移民東遷入關一事的發端。至元后期內地之所以出現數萬之眾的畏兀兒移民，正是和朝廷的移民措施有關。[21]這也說明，二十三年十二月之前，火赤哈兒亦都護已經戰死，其家族和余部已經東遷入關。東遷的時間當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秋冬之際。復原后的史實是，至元二十二年某時，都哇擊敗阿只吉、奧魯只、出伯所率元軍，乘勢圍困火州六個月，解圍后火赤哈兒入京朝覲，二十三年，元軍主力進駐天山南北，同年秋，與叛王發生大戰，元軍失利，在此期間，火赤哈兒也返抵西域，見火州一帶陷于戰火，故而停駐哈密，觀望局勢，不久，遭叛軍突襲而亡，余部東撤入關，定居永昌。

四、封鎮永昌的奧秘

戰后余生的畏兀兒殘部，沒有停駐在河西走廊西部，而是東行跋涉近2千華里，最后定居在位于涼州以北不遠的永昌城。該城是只必帖木兒的王城，作為“駙馬諸王”的亦都護家族，最終鳩占鵲巢，使永昌城成為本家族的世襲封地，這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日人安部健夫曾經探討過畏兀兒東遷的問題，其關于至元十七年禿古滅入侵導致放棄火州、二十年走死哈密、二十一年前后遷居永昌的論斷，正如前文所述，與史實不符，但安部氏關于畏兀兒得以在永昌立足，是緣于只必帖木兒喪失職權的判斷，卻觸及了問題的關鍵。[22]

曾經顯赫一時的闊端王位繼承人只必帖木兒，自至元中期以后日趨沒落。史冊中屢見其貪婪、違法的劣跡，他見諸《元史》的20余次記載，竟有近半數與其貪婪不法有關，[23] 最終受到懲罰，也是勢所必然。例如，至元初其暫居中興路時，縱容王傅府屬官濫征投下戶稅賦，導致與地方官董文用的沖突；《元史·世祖紀七》稱，至元十六年，蒙古軍士“侵掠平民，而諸王只必帖木兒所部為暴尤甚，命捕為首者置之法”；《元史·察罕傳》載，世祖曾派人巡察河西，其人回“奏諸王只必帖木兒用官太濫”。到至元年間（1264—1294）后期，其斂財之勤，到了毫無節制的地步，貪婪之態，已躍然紙上。據《元史·世祖紀九》，至元二十年十月，只必帖木兒“請括閱常德府分地民戶，（朝廷）不許”；次月，又“請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設管課官，不從”；為朝廷否絕后，他仍不死心，在當月“又請立[二十四城]拘榷課稅所，其長從都省所定，次則王府差設”。按元制，前四汗時期（1206—1259），諸王領主可以自行征收漢地投下封戶的絲料和戶鈔，世祖即位后，規定由朝廷統一征收“五戶絲”和“江南戶鈔”，再由政府將領主應得部分轉給諸王，禁止諸王自行征收。只必帖木兒明知有此制度，卻累次三番要求朝廷允許他自征稅科。而世祖和中書宰臣最終被糾纏不過，只好同意了他的這種請以朝廷命官為課稅所正職，以王府私人為副職的以退為進的策略，但世祖及宰臣深知他的為人，在同意其所請的同時，由世祖給他親下詔書，責令“（其）大都田土，并令輸稅；甘州新括田土，畝輸租三升”。[24] 從該王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三次向朝廷請求括斂錢財的舉動，以及為讓他依法繳納賦稅，竟要世祖親下詔書來看，此人的違法亂紀、貪婪大膽，已到了何種程度。

他的一貫行為，終于在一年多后為其招來災禍。史載：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朝廷下詔，“罷鞏昌二十四城拘榷（課稅）所，以其事入有司”。[25] 這個“鞏昌二十四城”，就是前文所述的主要集中在鞏昌、永昌兩路的只必帖木兒的封地。朝廷將設立不久的二十四處機構一并罷撤，說明該王的不法行為已擾亂了地方秩序。罷拘榷所，只是他這次所受懲處的一部分。有史料表明，這一次只必帖木兒還被削奪了大部分封地，《元史·武宗紀二》載，至大三年八月，“以諸王只必鐵木兒貧，仍以西涼府田賜之”，西涼府就是涼州，本是他繼承父王闊端的最主要的封地，現在卻稱“仍以”其田賜之，說明此前已非他所有。當然，這次賜予的只是以前的部分封地。這條至大三年（1310）的史料，是自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受罰之后的14年里，只必帖木兒見諸《元史》的唯一一次，與以前屢屢露面的情形，形成鮮明比照，反映了受懲處后的沒落境地。

只必帖木兒被削奪封地不久，至元二十三年秋冬之際，畏兀兒部民護佑著紐林的斤逃入關內。世祖和朝廷就將空出的永昌城和周邊部分地區，轉封給亦都護家族，作為以身報國者的后裔和部民的棲身之所。

五、亦都護和高昌王雙王爵位的設置

按《世勛碑》和《元史·巴而術阿而忒的斤傳》記錄的亦都護傳襲世次，從至元二十三年火赤哈兒戰死哈密，到至大元年（1308）武宗即位之間應該沒有亦都護（當年冊立紐林的斤）。然而，《元史·成宗紀一》記載：“[至元三十一年五月]賜亦都護金五百五十兩，銀七千五百兩”，《元史·成宗紀二》也有“[元貞二年三月]詔駙馬赤（亦之誤寫）都護括流散畏吾而戶”之語；《元典章》所錄成宗大德五年的圣旨中也提到亦都護。這說明《世勛碑》等載錄的亦都護世次中，在火赤哈兒和紐林父子之間有缺漏。有學者注意到，《元史·伯顏不花的斤傳》所記傳主之祖父雪雪的斤“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的身份，認為“很可能在至元末期，他（指雪雪的斤）即回到本部，繼火赤哈兒之后為亦都護”，[26] 筆者基本贊同這種判斷。雪雪的斤僅在《元史》露面數次，至元二十八年冬十月，“以前緬中行省平章政事雪雪的斤為中書省平章政事”，[27] 他被調回京師，充任中書宰臣。《元史·諸公主表》有“雪雪的斤公主位”，表明他曾經尚公主。就目前筆者所見材料，畏兀兒王室曾經尚公主的，大都擁有亦都護的頭銜，家族一般成員則不見曾有尚公主的。所以，我們認為，前引史料中出現于至元三十一年的亦都護，就是此人。當然，所謂“封高昌王”，其實是指襲承亦都護之位。他可能就是《世勛碑》回鶻碑文第3欄第12、13行提到的“聽說出去的五位的斤中有一個進中原還未歸還”[28]的人，據碑銘上下文，這是世祖皇帝在用火赤哈兒堅守火州的事跡教誨諸皇子時，轉述火赤哈兒朝覲時提出的希望諸位的斤回歸故里的要求。由此看來，雪雪的斤可能是火赤哈兒的兒子。據史料判斷，雪雪的斤即位的時間，可能就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這一年正月，世祖忽必烈駕崩；同年四月，元成宗即位于大都；一個月之后，史籍中出現了“賜亦都護金五百五十兩，銀七千五百兩”的記載；無獨有偶，賞賜亦都護一個月后，即三十一年六月，《元史·成宗紀一》記“賜雪雪的斤公主鈔千錠”。蒙元時期常有宗王遺孀獲賜其夫封地所得的事情，而出嫁的黃金家族女性成員能享受朝廷賞賜的情況，則極為少見，對雪雪的斤公主而言，也是僅有的一次。看來，它不屬于每年例行的歲賜，而屬喜慶賞賜，賜“鈔千錠”是祝賀她出閣。當時的情況是，成宗即位之初，冊立雪雪的斤為亦都護，同時按緣自成吉思汗時的傳統，將宗室公主嫁給亦都護。

武宗時期，紐林的斤繼雪雪的斤之后嗣為亦都護，《世勛碑》回鶻文碑記其事“在幸福的猴年”，即至大元年（1308）。元仁宗時期，朝廷正式設立高昌王爵位，賜王印，與亦都護印并行。高昌王爵的設立年代，學者尚存不同看法：《元史·仁宗紀一》記：“[至大四年（1311）五月丁丑]，置高昌王傅”，王傅是元代專門管理諸王封地和封戶事務的私屬機構，設立高昌王傅，似乎表明同時也設立了高昌王；第二年，即皇慶元年（1312）八月，有史料稱：“亦都護高昌王位下差都事雷澤、宣使朵兒只二人，起馬二疋，赍本位下王傅差剳”，[29] 這里已經混用“亦都護高昌王”稱號。而另據《元史·諸王表》，高昌王爵設立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綜合考量，筆者認為以延祐三年為確，虞集撰寫的《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記載亦都護家族成員買閭之言：“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啟王封于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30] 買閭之言應該不會有誤；而且，高昌王的設置，與延祐年間（1314—1320）西域政局的變化有直接關系，故而不會設立于延祐以前（下文詳述）。至大四年設立的“高昌王傅”，應是“亦都護王傅”之誤。設立高昌王以后，王傅府統有兩枚王印。

高昌王是按蒙古王爵封襲制度設立的王爵。元朝在元世祖時期已經確立了完備的王爵封襲制度。王爵分“有國邑名”和“無國邑名”兩類，入元以后封授的都是有國邑名的爵位，即加封漢地式的王號，分為一字王和二字王等不同等級；王印分獸紐金印、螭紐金印等六級。高昌王為二字王，王印為第三級駝紐金印?！耙喽甲o”雖是原屬國的王位，但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承認，被納入了蒙古王爵體系中。高昌王的設立，使一人身披雙王爵位。這一現象的罕見之處，我們可以從秦王爵位的封授、削奪的經歷中，窺見一二。忽必烈嫡子忙哥剌是元朝前期唯一受封安西王、秦王兩個王爵的諸王，據研究，他所以能身兼二王，是由于忽必烈在立真金為太子以后，為了擺平曾為太子人選的忙哥剌和同母兄長真金之間的關系，而作的特殊處理。[31] 忙哥剌死后，朝廷就以“一藩二王，恐于制非宜”為由，罷撤了秦王爵位。

與此比照，愈加突顯了設立亦都護、高昌王雙王爵位的不同尋常之處。這種情況，和紐林本人是否受到仁宗寵信等個人因素毫無關聯，它是延祐年間元朝西域政策發生巨大轉變的產物。劉迎勝教授曾提到，“封紐林的斤為高昌王”，“領兵火州，復立畏兀兒城池，這一連串行動無疑與元軍戰勝也先不花有關”。[32] 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元朝和察合臺汗國之間，自大德年間約和以來維持的和平局面被打破，雙方重啟戰端?！毒淙菘ね跏揽儽酚涊d：“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創兀兒）方接戰，……大破之?！?，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于札亦兒之地”。[33] 延祐元年（1314）爆發的這場戰爭，在穆斯林史料也有記錄。巴托爾德曾轉錄其文：“根據這一記載，也先不花和怯伯（也先不花之弟——引者注）率領軍隊反對從哈剌火州侵入的敵人——也先不花來自可失合兒，怯伯來自阿力麻里。……也先不花被打敗了，因而怯伯也不得不撤退”。[34] 由于在延祐初年接連打敗察合臺汗國軍隊，元朝已經深入西域腹地，重新控制了畏兀兒地區。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隨即命紐林的斤“領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35] 紐林的斤重回畏兀兒故地，表明當時朝廷準備重新恢復對畏兀兒地區的統治，這是自至元后期元朝被迫退出畏兀兒地區以后，首次將政治勢力擴展到當地。而亦都護重回畏兀兒故地，則首先面臨著以后如何管理散居內地各路的本族屬民的問題。為解決在管理畏兀兒地區和內地兩處民眾上的難題，朝廷于紐林的斤出發之前，即延祐三年（1316）正式設置高昌王爵，與亦都護之位并立，分別掌管畏兀兒地區（封地）和散居內地各路的部眾。針對察合臺汗國早已在當地另立了亦都護的現實，這種雙王并立的作法，也有著重申紐林的斤對所有畏兀兒人都擁有正統的領有權的意味?！妒绖妆窛h文、回鶻文碑銘對兩個王印的使用權限作過說明，漢文碑銘稱，“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境”；回鶻碑文說，“把新頒給的高昌王印用在行諸外邦的令旨上，再把以前的那個金?。ㄒ喽甲o印——引者注）用于周圍的畏兀兒人民中”。[36] 回鶻文碑文由kiki qorsa icqu撰寫，初看起來，與虞集漢碑似有歧義，其實，綜合起來就是兩印完整的通行范圍。從畏兀兒的角度看，散居永昌封地（即“周圍”）之外的“諸內郡”的屬民，就是地處“諸外邦”，而亦都護印通行的“畏兀兒境”，實際上包括了同為封地性質的原畏兀兒故地和永昌封地。由于史料缺載，我們無法清楚地了解延祐年間波譎云詭的西域形勢，只知道亦都護沒能在當地站穩腳跟，元朝不久也退出西域。然而，這次短暫的重回故里，多少加重了從領有權上派生出來的大汗廷和亦都護在當地的特殊權益。后來，元廷在火州“復立總管府”，這是代表領有權和特殊權益的派出機構，而訂有長例的進貢蒲萄酒一事，可以看作是這種權益的具體體現吧。

對元朝后期亦都護的傳襲世次，學者已多有論及，這里僅就一個懸疑問題，提出拙見?！对贰げ伈换ǖ慕飩鳌酚涊d，傳主乃“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荊南王朵爾的斤之子也”，這個曾尚公主的傳主之父朵爾的斤，在《元史》中又寫作“朵耳只”或“朵而只”，《元史·文宗紀二》記，“[天歷二年十一月]，命朵耳只亦都護為河南行省丞相”，據此看來，朵耳只在天歷二年（1329）時曾擔任亦都護之職。但《世勛碑》回、漢碑文都沒有提到過此人。漢碑記載帖睦而補化相關事跡如下：“（帖睦而補化）奔父（紐林的斤）喪于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臺。不允。嗣為亦都護、高昌王.……明年（天歷二年）正月，以舊官勛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迷（追）念先生（王）之遺意，讓其弟籛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根據碑文，帖睦而補化于天歷二年正月升任中書省左丞相以后，即讓位于其同母弟籛吉，籛吉任職直到至順三年（1332）薨，在此期間亦都護之位似乎未曾空缺，這是什么原因呢？碑文自相矛盾之處，提供了某些線索：既然帖睦而補化是“追念先王之遺意”而讓位給其弟籛吉的，那么，他即位之時何以會“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臺”？欽察臺與紐林的斤、雪雪的斤為兄弟輩，而紐林的斤又是經雪雪的斤之手接任亦都護的，因此，我們判斷，所謂的“先王之遺意”，在紐林生前是確實存在的，其真實含意，是指王位在雪雪的斤兄弟幾支之間的輪替傳襲，這可能是雪雪的斤在位時兄弟間達成的約定，所以，當初若由欽察臺接任紐林的斤之位，才是“先王之遺意”的真實體現，但是，仕途上頗有作為的帖睦而補化，卻是大汗廷中意的亦都護人選，所以，朝廷“不允”欽察臺嗣位。當帖睦而補化后來成為文宗皇帝的股肱之臣后（曾參預明、文繼統之爭），亦都護和高昌王的爵位對身為中書宰相的他，已經沒有政治價值，所以，他依照前約，讓出了王位。而最初禪讓的對象應該是其堂兄弟朵耳只?！对贰の淖诩o一》載，天歷元年（1328年）九月，“以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朵兒只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此時朵耳只還沒有亦都護頭銜，而一年以后，即天歷二年（1329）十一月他出任河南行省丞相時，已是亦都護的身份，這不是巧合。其可能的情況是：天歷二年正月，帖睦而補化禪位于雪雪的斤之子朵耳只，后者在渡過短暫的任職后，不知何種原因，又由籛吉接替了王位，朵耳只被改封荊南王。由于《世勛碑》是文宗為表彰其親信帖睦而補化的功績而下令撰刻的，故而只刻意記錄了紐林的斤一支的事跡，不僅抹去了曾經短暫在位的朵耳只，甚至對紐林的斤之前的雪雪的斤也只字不提。而《元史》的相關篇章，主要是依據虞集所撰碑文，故而造成了傳襲世次上諸多晦暗不明之處。

[1]《高昌王世勛之碑》，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二四。

[2]拉施特：《史集》，余大鈞等漢譯，第1卷第2分冊，第380—381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

[3]《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

[4]按《元史·地理志》，至元八年，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元貞元年，革寧夏路行中書省，并其事于甘肅行省，為寧夏府路。

[5]《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附《董文用》。

[6]《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張維《隴右金石錄》卷五。

[7]《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司事和賞公墳記》，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一五。

[8]饒敦秩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說》， “凡例”第一條：“一古地名皆于字外加一方格”；另見“序文”；光緒二十四年江南王尚德重繪，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

[9]屠寄：《蒙兀兒史記》，第316頁，北京市中國書店，1984年。

[10]參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考古文獻》第三卷，中國·蘭州1990年。

[11]《甘肅新通志稿》載文轉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考古文獻》第三卷；《新疆圖志》卷八九《金石二》，第8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2]參見《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考古文獻》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