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東來入華。元朝把這些人稱為色目人。關于色目人的種類，歷來說法不一。常見于元人記載的色日人主要有以下幾種：回回、唐兀、乃蠻、汪古、畏兀兒、康里、欽察、阿速、哈剌魯、吐蕃、阿兒渾等。終元一代，色目人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科技文化領域，都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歷來為史家所關注。自1989年以來，國內關于元代色目人的研究論文逾百篇，專著三部。筆者試就這一專題的研究成果作一綜合述評。由于學力和條件所限，難免掛一漏萬，敬請學界方家批評指正。

一、色目人總論

這部分概述元代色目人研究成果，其后分別以回回、畏兀兒、唐兀、吐蕃及其他色目民族述之。

這一階段有關元代民族的專著為羅賢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該書是一部囊括元代西北、東北、西南、東南各地區(qū)民族在內的著作。其中第三章、第五章分別是關于西北民族與西南的吐蕃民族。這些民族在元代均列于色目人中。在第三章中，作者論述了色目人的意義與地位，另就當時主要的色目民族——回回、畏兀兒、唐兀進行了論述；第五章則詳細論述了吐蕃的內部狀況、宗教派別、風俗習慣及其在文化上的成就，閱后使讀者對元代色目人狀況有一整體印象。

由白壽彝先生總主編、陳得芝師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上）》第八卷《乙編·綜述·第三章·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對元代回回、藏族、畏兀兒族進行了概述性研究。

專著之外，涉及元代色目人的論文主要集中于考證、商業(yè)、分布、科技、軍士和科舉方面。周良霄在《札記二篇》（《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考證了“色目”一詞的來源，指出至遲從唐初以來，這一名稱就見于官私文獻，意為各色名目。至元代已普遍使用，主要指入華的中亞胡人。

色目商人的活動是元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而泉州又是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區(qū)域。修曉波《元代色目商人對泉州港的經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以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區(qū)域——泉州為例，以元代色目商人為考察對象，論述了色目商人對泉州港的經營，側面反映了色目商人在泉州發(fā)展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同氏《大蒙古國及元初政壇上的西域商人》(《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96年第1期），則通過對大蒙古國及元初政壇上的西域商人的考察，認為西域商人從政是元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并對其作用進行了辨證分析。

元代江南地區(qū)的居住人口呈現(xiàn)出復雜的歷史格局。潘清就此問題撰文《元代江南蒙古、色目僑寓人戶的基本類型》(《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認為隨官附籍、隨軍駐守、商人逐利及遷徙、傳播宗教等是來自蒙古高原及西域、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蒙古、色目人口入居江南的主要原因，并就其歷史影響進行了評述。而叢佩遠則在《元代遼陽行省境內的契丹、高麗、色目與蒙古》（《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 ）一文中，對元代色目人入居東北作了勾勒，通過論證，認為遼陽行省境內的色目人之民族成份主要有回回、畏兀兒、欽察、康里、阿速、斡羅思、唐兀、乃蠻、吉兒吉思、兀速和憨哈納思等。另外還有修曉波 《元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元代的色目人多數(shù)是當今少數(shù)民族的先民，他們曾和漢族人民一起對我國歷史的發(fā)展起過重要作用。馮立升《元代色目人對科學技術的貢獻》（《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6期 ）就是從天文、數(shù)學、地理、醫(yī)藥及農業(yè)與工程技術等方面對元代色目人在科學技術上的貢獻進行了論述。（《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6期。）

關于元代色目人科舉入仕的文章有桂棲鵬、尚衍斌《元代色目人進士考》（《新疆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該文運用大量史料，從籍貫、字號、家庭、登科年份、歷官等方面考證了元代中進士的色目人，凡六十一人。這有助于對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元代科舉制度的進一步研究。

其他論文有陳國光《論牙洼赤與馬思勿懼——蒙古統(tǒng)治時期的兩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同氏《蒙元統(tǒng)治者與西域穆斯林》（《甘肅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馬娟《蒙元時期的穆斯林簽軍》（《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郝浚《西域少數(shù)民族在元曲發(fā)展中的貢獻》（《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4期 ）等。

二、回回人

眾所周知，元代是回回人東來的高峰時期，也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時期。元代回回人參政之多，分布之廣，影響之大，可以說空前絕后。。

邱樹森主編的《中國回族史》（上）、（下）（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是目前中國第一部關于回族的專著，其中第二章是元代回回，分別論述了回回人的東來、其政治活動、經濟生活、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宗教活動與社會習俗。

楊志玖先生多年來致力于元代回回人研究，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他的《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從《夢溪筆談》與《譜雙》中的回回談起，認為回回一詞由回紇、回鶻音轉而來，討論了蒙元時期回紇、回鶻、回回諸詞雜用的原因以及加回一詞的另一種稱呼——撒兒塔兀勒、撒兒塔黑臺，并對欽察、康里、阿速諸色目人的信仰問題進行了考察。在《元代的回回人》（《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楊先生則從回回一詞的涵義、回回人的東來及分布、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回回人的經濟力量、回回人對元代文化的貢獻、回回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回回人的宗教生活等七個方面全面考察了元代回回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活動，指出元代東來的回回人是形成回族的主要來源，他們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東來，加強了我國和中亞、西亞伊斯蘭世界的聯(lián)系。有關元代回回人綜論性文章還有楊志玖先生《回回人的東來和分布》（上）（《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下篇（《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 ）、穆寶修《元朝時期的回回人》（《文史哲》，1990年第6期 ）、陳得芝師《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吳建偉《〈回族人物志〉（元代）舉正》（《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 ）、高占福《元代的甘肅回回人》（《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 ）。

元代回回人中涌現(xiàn)了不少有影響的人物，人物研究在這一階段占有很大比重，且主要集中在賽典赤、薩都剌、阿合馬、泰不華等人物上。邱樹森在《賽典赤家族入華時間考》（《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就賽典赤家族入華的時間進行了充分的考證，肯定了“西域附元”說，認為賽氏家族入華的始祖是苦馬魯丁，并結合史料，考證了贍思丁的入仕及其履歷。其他論及賽氏的論文有韓敏《咸陽王賽典赤·贍思丁治理陜西》（《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馬世祥《賽典赤·贍思丁與阿兒思蘭汗》，（《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程越《賽典赤事跡補記》（《中國回族研究》，第二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馬曜《賽典赤與元代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思想戰(zhàn)線》，1998年第7期 ）、李清升《賽典赤·贍思丁興辦儒學的歷史功績及其意義》（《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

薩都剌是有元一代著名的色目詩人，關于其族籍，歷來頗多爭論。薩兆溈在《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詩人薩都剌》（《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 ）中，肯定陳垣先生提出的薩都剌先世為西域哈剌魯王朝答失蠻氏的論斷，但就薩都剌本人的族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隨著祖籍地域、貴族身份、政治地位、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諸方面的變化，薩氏實際上已經“蒙古族”化，稱其為蒙古色目人更為恰當。而劉真?zhèn)悺端_都剌姓名族別及家世考索》（《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 ）則從族別、姓名、父祖三方面詳細地考證了薩都剌族別，認為薩氏應為阿拉伯人，其全名應為阿思蘭·都彌世，并提出薩都剌的“剌”字當為“刺”字之誤寫。有關薩氏的其他論文有薩兆為《元人薩都剌客籍大都說》（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羅斯寧《民族大融合中的薩都剌》（《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劉真?zhèn)悺端_都剌早年經商考實》（《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

元代回回人可謂文武雙全。文家除上述詩人薩都剌外，尚有畫家、史家、政治家。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響的畫家之一，又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少數(shù)民族政治家。一直以來是史家研究的對象。馬明達的《高克恭事跡考論》（《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根據鄧文原《高公行狀》所提供的基本線索，對高克恭的有關事跡進行了考求和論證。翁乾麟《試論元代回回詩人伯篤魯丁及其詩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考證了元代回回詩人伯篤魯丁的生平、事跡與詩文。作為詩人，其詩文獨具風格；作為政治家，其清廉善政。作者還指出伯為廣西白姓回族的始祖。楊志玖先生《元代回回史家察罕》（《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考察了察罕的身世、生平、著述和交游，論述了其作為政治家和史學家所取得的成就。元代政治家、理財能手阿合馬向來受到后人的指責，楊志玖、楊德華《元代回族宰相阿合馬新論》（《回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則分析了阿合馬之所以“惡”的原因，同時不隱其善，對其應肯定的地方給予肯定，目的在于使史學界對其有個公正的評價。對于武將泰不華則存在爭論。達應庾《元代泰不華族源初探》（《甘肅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該文結合史料和族譜資料，從語言學的角度考證了泰來華之族屬，認為其是欽察伯牙吾臺氏，為色目人中的穆斯林。而王叔磐《泰不華傳略與族屬考證》（《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 ）則通過梳理有關史料，考證了泰不華的生平經歷，并就其族屬進行了詳細考證，提出十四條證據，認為泰不為蒙古人，而非色目人中的欽察族。

關于其他回回人的論文有何兆吉《元代答失蠻神道碑的文獻價值》（《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曹相《納速剌丁與云南》（同上）、黃庭輝《元代回回詩人伯顏子中生平事跡考評》（《寧夏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 ）、李佩倫《論元代回族文人孟昉》（《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張云《答失蠻其人及其經略吐魯番考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楊志玖《補〈元史〉札八兒火者傳》（《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 ）、丁克家《論元代回回詩人伯篤魯丁及其詩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何兆吉《元代回回烏馬兒史事札記》（《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等。

元代實行四等人制，回回人居第二等，地位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漢人和南人，回回人與元代政治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楊志玖先生的系列論文《回回人與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下〉（分別刊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1994年1—4期、1995年第2期 ）就這一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這組系列論文從與成吉思汗同飲班朱尼河水的回回人札八兒火者、阿三（哈散納）與玉速阿剌論起，歷數(shù)窩闊臺至順帝朝的回回政治家，反映了回回人與元代政治的密切關系。在（五）〈上〉、〈下〉，楊先生專門論述了元行中書省中的回回人，從官制角度考察了回回人與元代政治的關系。而在《元代回回人的社會地位》（《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 ）一文中，楊先生從官職分配、蔭敘制度、怯薛制度、科舉制度、刑法規(guī)定、賦稅差役諸方面論述了元代回回人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同時又指出，在眾多的回回人中，只有上層人士和富商大賈社會地位較高，一般的回回百姓也是受壓迫剝削的群體。

其他論述元代回回人政治的文章有谷文雙《關于元代回回人政治地位的幾個問題》（《黑龍江民族叢刊》，1991年第2期 ）。

元代驛站四通八達，交通大辟，為商賈往來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回回人不僅擅長經商，而且其手工業(yè)亦有較高水平。他們的商業(yè)活動和手工業(yè)生產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邱樹森《元代回回人的商業(yè)活動》（《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元代回回人的商業(yè)活動，指出回回人對促進元代對外貿易、開辟通向漠北的草原絲綢之路和天方的朝覲之路，都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同時還指出了回回人的商業(yè)活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穆寶修《元代回回人的手工業(yè)》（《甘肅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 ）將回回工匠公為三部分：為軍隊服務之工匠，為蒙古貴族服務之工匠，專事農耕用具之工匠。從這三種工匠的活動論述了元代回回人的手工業(yè)。

西域回回人東來的同時亦將其燦爛的文化帶到了中國。吾師劉迎勝《13——18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綜合考察了回回人的語言文字學、史學、哲學、陰陽學、醫(yī)藥學、天文歷算學、地理學、工程技術學與礦物學、珠寶學及化學等世俗文化。通過論述，認為回回世俗文化范圍很廣，以上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之所以對其進行研究是因為這項課題會對相關學科如中國穆斯林語文教學史、回族史等產生影響。陳靜《元回回天算家及其天文工作考論》（《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則專論回回天文歷算。該文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回回天算家的東來與元初回回天文機構的創(chuàng)設、回回天算家的天文工作及元代中原與西域天算家的交流等問題，提出不應忽視回回天文學對中國天文學的貢獻。與此有關的還有閻林山《宋元以來的中國穆斯林天文學家》（《中國穆斯林》，1992年第2期 ）、馬建春《元代東傳之回回地理學——兼論札馬剌丁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

這一時期論及元代回回人的其他論文計有邱樹森《伊本·白圖泰眼中的中國穆斯林》（《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楊志玖先生《關于元代回族史的幾個問題》（《元史論叢》，第四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李松茂《元史與回回史》《文史知識》，1994年第7期 ）、馬志福《元代中國穆斯林及宗教活動管窺》（《甘肅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 ）、郝浚《元代回族作家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漫議》（《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王建平《元代穆斯林移民與云南社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 ）、楊懷中《元代東來的回回世家》（《回族研究》，1991年第1—2期 ）、李斡、周祉征《元代回回及其歷史貢獻》（《黑龍江民族叢刊》，1990年第1期 ）、邱樹森《元代回回研究札記》（《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 ）等等。

三、 畏兀兒

在元代，畏兀兒也是色目人中重要的一種。畏兀兒人在政治、文化、經濟諸領域亦有卓越表現(xiàn)。這一時期，畏兀兒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

尚衍斌對元代畏兀兒關注已久。《元代畏兀兒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 ）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的一部專著。該書充分利用漢文史籍與畏兀兒語文書等多種資料，系統(tǒng)地分析了畏兀兒社會的政治制度、階級關系、經濟制度和經濟生活，清晰地描繪了畏兀兒本土的一般社會面貌。同時，本書在廣泛搜集元人文集及元明方志有關資料的基礎上，論述了內遷畏兀兒及其漢化的有關問題，較詳細地考察了內遷畏兀兒人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結合高昌氏家族的活動，對元代畏兀兒家族作了深入研究，從而客觀地勾勒了內遷畏兀兒人的歷史走向和歷史貢獻。全書凡八章，后有附錄、附表及參考資料。

貫云石是畏兀兒文學家中的佼佼者。王開元《論貫云石的思想傾向》（《西域研究》，1998年4期 ）以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 云石28歲時稱疾辭官為界，系統(tǒng)分析了畏兀兒文學家貫云石前后兩期的思想變化，指出其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后期以佛家、道家思想為方導，又以維護民族和睦的思想貫穿其一生。羅賢佑《論畏兀兒貫氏家族兩位代表人物的歷史業(yè)績及其社會原因》（《民族研究》，1994年第5 期 ）論述了阿里海牙和貫云石兩位貫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歷史業(yè)績，分析了其所以取得這些成就的社會原因。

桑哥的族屬歷來莫衷一是，尹偉先就此發(fā)表了《桑哥族屬問題探討》（《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一文，結合有關桑哥族屬的藏、漢、波斯文史料，提出桑哥可能是藏、畏兀兒合璧家庭之后裔的觀點。閔文義《元世祖忽必烈身邊的賢能大臣——藏族宰相桑哥》（《甘肅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則認為其是藏族。與桑哥有關的論文還有羅賢佑《論元代畏兀兒人桑哥與偰哲篤的理財活動》（《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 ）

廉氏家族是元代畏兀兒高門望族。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兀兒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論叢》，第七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對廉氏家族內遷后姓氏的形成，居地之變遷、家世人物之婚姻、成員等進行了詳細考證論述。

關于其他畏兀兒人的論文有尚衍斌《元代畏兀兒人史事雜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尹偉先《維吾爾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葉仙鼐史事考述》（《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兀兒人》（《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 ）、胡小鵬的《〈元史·葉仙鼐〉補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等。

吐蕃在元代已成為中國領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更好地管理這一地區(qū)，元朝通常委派有語言優(yōu)勢的畏兀兒人行使這一職責。尹偉先就此撰文《元代參與吐蕃事務的畏兀兒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考述了元代參與吐蕃地區(qū)事務的畏兀兒人及其事跡。通過爬梳史料，就任職于元代宣政院中的畏兀兒官員之姓名、族屬及其事跡進行了考證。另外，作者還研究了元代畏兀兒喇嘛及其文化貢獻以及出身于畏兀兒的吐蕃宣慰使葉仙鼐的事跡。如果說尹偉先研究的是參與元朝地方政務的畏兀兒人，那么尚衍斌則對任職中央的畏兀兒人進行了研究。他在《元代中書省的畏兀兒族大臣》（《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論述了在元朝中書省和行中書省任職的畏兀兒族大臣的狀況，探討了他們在元朝統(tǒng)治中的作用。另外，尚衍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撰文《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對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的淵源作了進一步的考釋，認為亦都護是元代畏兀兒地方政權的最高首領，并對亦都護起源于Ydyqut——ahri提出佐證。對亦都護進行研究的還有羅賢佑《元代畏兀兒亦都護譜系及其地位變遷》（《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黨寶海《13、14世紀畏兀兒亦都護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

元代畏兀兒人在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極大貢獻。王開元《元代維吾爾人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貢獻》（《新疆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從學術思想、文學藝術、成因探討方面論述了元代維吾爾人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田衛(wèi)疆《論元代畏兀兒人對中華文化的歷史貢獻》（《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從語言翻譯，文學詩詞，史書編撰、書法、繪畫、音樂三個方面論述了元代畏兀兒人的文化成就，認為其為唐宋以來的中華文化的發(fā)展增添了新的內涵，從而更加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畏兀兒人不僅將其優(yōu)秀文化帶入中原，而且也善于吸收漢文化之精華。元代新疆與中原地區(qū)的政治聯(lián)系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交通也得以改善。畏兀兒人紛紛內遷。尚衍斌《元代內遷畏兀兒人的分布及其對漢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1997年第1 期 ）對此作了詳細考察，并分析了內遷畏兀兒人吸收漢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對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當首推列班·掃馬。王永生《元代著名維吾爾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掃馬》《文史知識》，1992年第3期 ）就掃馬出使歐洲事件進行了論述，認為這是我國維吾爾族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此方面的論文還有王梅堂《偰氏父子與中朝文化交流》（《民族》，1992年第12期 ）。

自古以來，畏兀兒不僅以其獨特鮮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還引起廣大學者的極大興趣。楊富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撰文《宋元時代維吾爾族景教略論》（《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論述了元代維吾爾族景教的發(fā)展及維吾爾族景教徒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藏傳佛教（喇嘛教）在元代興盛一時，不少維吾爾貴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為喇嘛僧。張羽新《元代的維吾爾族喇嘛僧》（《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 ）則考證了阿魯渾薩理、必蘭納識里、舍藍藍、迦魯納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維吾爾族上層人物的事跡。田衛(wèi)疆《〈元典章〉中有關畏兀兒喪事體例詮釋》（《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論述了畏兀兒的喪葬文化。通過對《元典章》中《畏兀兒喪事體例》的考證，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兒人的喪葬制度及其變化。

其他文章有田衛(wèi)疆《試論元代畏兀兒人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劉迎勝師《元代畏兀兒地名及其歷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邵如林《元高昌王細林的斤葬地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田衛(wèi)疆《元代畏兀兒人內遷及其原因初探》（《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 ）、門巋《論元代維吾爾族作曲家薛昂夫的散曲》（《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5期 ）、賈叢江《蒙元時期畏兀兒人領地述論》（《中亞研究》，1990年第3期 ）等。

四、唐兀人

元代的西夏人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作出了貢獻。孟楠對此給予了較多關注。他撰文《淺析元代西夏人組成的軍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6期 ） ，對元代西夏人組成的軍隊種類及其作用進行了分析。西夏滅亡后，其人民或留居故土，或遷徙內地，漸與其他民族融合。孟楠《元代西夏遺民婚姻研究》（《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 ）詳細考察了西夏遺民在婚姻上與其他民族的融合，并分析了其婚姻的特點。元代西夏遺民的生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孟楠《元代西夏遺民的遷徙及與其他民族的融合》（《寧夏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就元代西夏遺民的遷徙及分布地區(qū)進行了考察，并探討了其融合于其他民族中的主要表現(xiàn)。

限于史料，主要依據碑銘資料對西夏（唐兀）人物進行研究。任崇岳《元〈浚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釋》（《寧夏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就是根據《浚州達魯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證了西夏人忙哥察兒的生平仕途。張相梅《河南濮陽元代唐兀公碑》（〈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介紹了1983年在河南濮陽發(fā)現(xiàn)的重要元代文物〈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及唐兀氏祖塋，該文照錄了全部碑文，對此進行了簡略分析，認為唐兀氏為西夏黨項之楊姓，持被賜姓“唐兀”，并簡單提及唐兀臺及其子唐兀閭馬的事跡。

其他關于唐兀人的論文有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載陳樂素主編《宋元文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馬明達《元末西夏人那木翰事跡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等。

五、吐蕃人

吐蕃亦是元代主要色目人之一。1989年以來對于吐蕃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方面。

王啟龍《元朝帝師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 ）就藏族圣僧、元朝帝師八思巴所誕生的款氏家族的源流進行了簡短而明晰的描述。在另一篇《忽必烈與八思巴、噶瑪拔希關系新探》（《清華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中，王啟龍則考述了忽必烈與八思巴結交的復雜過程及忽必烈為何選擇與八思巴聯(lián)合，并就他們與藏傳佛教噶舉派僧人噶瑪拔希之間的關系諸問題進行了闡釋與補充。

周生文、陳慶英撰文《大元帝師八思巴在玉樹的活動》（《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從四個方面論述了一代帝師八思巴在玉樹的活動。通過八思巴在玉樹的活動，得出元代從內地通向西藏的驛站在玉樹地區(qū)是穿過稱多、玉樹、囊謙三縣的東部。八思巴在此的活動對安定玉樹地區(qū)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關八思巴的論文還有薛學仁《八思巴在元朝統(tǒng)一西藏中的作用》（載《寶雞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 ）、陳慶英《元朝國師八思巴》（《文史知識》，1998年第9期 ）、辛存文《八思巴評傳》（《民族經濟與社會發(fā)展》，1995年第2期 ）、周宏遠《八思巴與元代“八思巴文”鑄幣》（《內蒙古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等。

膽巴是元代除八思巴外最負盛名的藏族僧人。陳慶英、周生文撰寫的《元代藏族名僧膽巴國師考》（《中國藏學》，1990年第1期 ）結合藏文史料與漢文碑銘與歷史調查資料，對其生平及在元代藏族史與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論述。關于膽巴的另一篇是仁慶扎西《膽巴碑與膽巴》（載《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六、其他民族色目人

除上述回回、畏兀兒、唐兀、吐蕃等族外，元代其他色目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哈剌魯、阿兒渾、欽察、康里、汪古等民族上。

華濤《穆斯林哈剌魯人、阿兒渾人早期史研究——突厥語部族伊斯蘭化開始原因初探》（《中國回族研究》，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對蒙元時期東來的兩大突厥族——哈剌魯和阿兒渾的早期歷史進行了研究，并就其皈依伊斯蘭教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床兀兒是元代欽察名將土土哈的第三個兒子。吾師劉迎勝在前人研究的基礎是，結合史料，對床兀兒的活動進行了考證，彌補了正史之不足。（《床兀兒及其家族的活動》，載《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

汪古部是金元之際活動于今內蒙古大青山南北麓的一個部族。洪用斌《元代汪古部長食邑按打堡子考》（〈內蒙古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 ）就其部長食邑按打堡子進行了考證，認為是元代集寧路所屬的一個政區(qū)。

劉迎勝在《關于元代中國的猶太人》（《元史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考察了元代的猶太人，稱為術忽回回，屬色目人。另外該文還考證了猶太寺院的稱呼。

其他論文有黨寶海《察罕帖木兒的族屬、生年與漢姓》（《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楊志玖先生的《元代的吉普賽人——啰哩回回》（《歷史研究》，1991年第3期 ）、何兆吉《試論不忽木的漢化事跡與漢學成就》（《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修曉波《〈元史〉土土哈、不忽木傳訂誤》（《文獻》，1997年第4期 ）等。

縱觀近十余年來元史學界對色目人的研究狀況，可以肯定地說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存在的問題也很明顯。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于回回人、畏兀兒人的研究相對較為充分，而對其他色目民族研究不足。希望學界在新世紀里繼續(xù)關注元代色目人這一重大課題，拓展其研究領域，加深其研究力度，不斷有新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