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區域文化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閩南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績不菲。然而，由于閩南文化內涵極其廣博，許多寶藏仍尚待發掘之中。作為參與尋覓和發掘閩南文化寶藏的一名史學工作者，自然是免不了從歷史的角度觀察閩南文化。如若將閩南文化放入歷史長河中考察，其結果何如呢？令人驚喜地發現，元代在閩南文化繁榮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梢哉f，元代是閩南多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時期。本文主要探討元朝統一之后，由于南北長期隔絕的壁壘被打破，使國內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北方的一些民族，包括蒙古、色目、畏兀兒和西域各部人南來，與閩南傳統儒家文化、民俗文化出現相互交融的現象。與此同時，閩南以其地緣優勢，在元代發展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閩南出現佛、道、伊斯蘭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文化并存現象，反映了元代閩南地區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并蓄。元代閩南形成一種多元文化的優勢，對元朝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茲從幾個方面加以申論：

一、閩南多元文化形成的政治體制原因

自唐朝滅亡之后，中國一直處于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蒙古興起時，全國各地尚有南宋、金、西夏、大理、土蕃、西遼等多個政權并立。蒙古統治者依靠武力先后滅亡其他政權，完成了空前的全國大統一。為了鞏固統一，確保元朝政府在全國實施有效地統治，元朝統治者在政治體制等方面作出了許多創造性的發展。而直接影響閩南地區社會文化發展的主要是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關于元代行省制度和市舶司制度，前人已多有研究，1此處重點探討的是與閩南地區發展相關聯的方面。

元代以行省作為地方最高官府和一級區劃是前代所未有的。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其轄區相當于宋代的幾個路。但職權之重是前代地方政府望塵莫及的。元代學者柳貫曾對行省職權有過評述：“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秉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籍”。2實際上行省職司對轄區“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3元代行省制度的確立，從而使中央通過行省有效地實施對地方的統治。元代初期，行省的建置區經常有所變化，以后基本固定的行省有十個，即嶺北、遼陽、陜西、四川、河南、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等行省。4

元代閩南地區在元世祖時，曾一度隸屬過福建行省。5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元朝政府“罷四川、福建等處行中書省”，6原福建轄區歸屬江浙行省。此后，閩南一直歸屬江浙行省管轄。江浙行省所轄三十路和一府：杭州、湖州、嘉興、平江、常州、鎮江、建德、江陰、廣元、婺州、衢州、紹興、溫州、處州、寧國、徽州、饒州、集慶、太平、池州、信州、廣德、福州、建寧、興化、邵武、延平、汀州、泉州、漳州和松江府。7涵括今浙江、福建兩省和江蘇南部地區，以及江西和安徽部分地區。當時，在十行省中，江浙行省被元朝政府視為重中之重?！敖阈惺∫曋T省為尤重，土地廣，人民眾，政務繁，而錢谷之數多也，朝廷之注倚”。8“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出，而又外控島夷，最為巨鎮”。9

元朝政府實施的這種行省建置對閩南地區的影響，與前代有何不同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提升了閩南地區的地位。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方行政機構是州、縣兩級，閩南地區在唐、宋時期，一直作為地方州的行政建制設泉州和漳州。宋制定了以路作為州、縣之上中央派出監察轄區的制度。宋以福建為一路，福建路下設“州六：福，建，泉，南劍，漳，汀州”。10當時泉、漳兩州的權限及在全國的影響力并不大。元代在行省之下采用路、府、州、縣的地方建制。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泉州和漳州分別被升格為路一級的建制。而且在前后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閩南地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大大提高了。據《元史·地理志》載：“漳州路，下。唐析閩州西南境置，后改漳浦郡，又復為漳州。宋因之。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漳州路”。“泉州路，上。唐置武榮州，又改泉州。宋為平海軍。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帥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為行中書省，升泉州路總管府。十八年，遷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復還泉州。二十年，仍遷福州路”。11上述的記載反映出，漳、泉地位的前后變化情況。唐代劃閩州南部為漳州，宋沿襲未變。元代統一江南后，對閩南的重視程度超過前代。元代不僅將漳、泉建制升為路級，而且對作為閩南核心之地的泉州關愛有加。先后在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帥府事、總管府，還曾兩度作為行省治所。至元二十年，元廷還曾“復令行中書省于漳州”。12這一舉措，大大提升漳、泉在福建和全國的政治地位。此后，閩南地區社會發展與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很大關系。

二是直接促進了閩南地區與其他區域的密切聯系。由于閩南泉州、漳州等路被納入江浙行省，增強了與同一行省區劃內的各路之間的交流。通過江浙行省，閩南地區與元朝中央政府乃至全國聯系比已往更加密切。元人黃溍說：江浙行省“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多，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于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向。擎兵民二枋而臨制于閫外，事任至重，非元勛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13陳旅亦云：江浙行省“夫物大則制勞，務繁則理艱，土賦居天下六七，則辨（辦）集之責殷矣。是故朝廷恒選勛戚大臣與猷為之優著者，行中書省于茲，厥惟重哉”。14黃、陳二氏所說不謬。如元成宗鐵穆耳即位后，“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物眾，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遂命木華黎后人、元世祖忽必烈的養子脫脫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脫脫離京赴任時，成宗“命中書祖道都門外以餞之”。15可見元朝政府視江浙行省非同一般。閩南歸入江浙行省管轄之后，加強了與江浙行省其他地區聯系。同時，閩南地區也進一步引起朝廷的重視。這為閩南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除行省制之外，對閩南地區發展影響最大的當屬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最初，唐代在廣州曾設過市舶使。宋代開始正式有市舶司制度，但是這一時期的市舶司制度還很不完善。當時，宋代設市舶司的主要地點是廣州、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寧波）。而福建路泉州直到宋哲宗元祐年間才新增設市舶司，以后又一度廢止泉州市舶司。南宋建立后，高宗趙構曾以“市舶司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為由，罷兩浙和福建路市舶司，以“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并歸轉運司”。16以后，市舶司雖又恢復職能，但在這種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不能不對閩南地區的發展及宋代海外貿易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元朝滅宋統一江南后，即在“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17隨后，又在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等地設立市舶司。幾經運作，最終形成了穩定的泉州、慶元、廣州3處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朝政府下令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18說明元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有元一代，泉州市舶司的地位就沒有動搖過。由于泉州市舶司事務通常是由江浙行省直接管理，這也無疑加強了泉州及閩南的區域地位。元代的市舶司制度不僅使海外貿易制度化，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南方市舶口岸與大都和北方的聯系。元代泉州港成為國內最大的海外貿易港，與元代的市舶司制度有著必然的聯系?？梢哉f，元朝政府對泉州及其閩南地區重要性的認識是有遠見的。元人吳澄曾見證元代泉州的繁榮，他說：“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之窟宅，號為天下最”。19元朝的政策對閩南地區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有利的。

二、閩南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因素

閩南多元文化形成有著特殊的地域因素。閩南具有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其東、南兩面憑海，晉江、九龍江流經閩南入海，水路交通便利，形成易于船舶停靠的多處港灣口岸。這與域外交往帶來便利。中國有著廣闊海岸線，憑海城鎮不止閩南一處，何以閩南在元代獨據優勢？自然地理環境只有充分地開發利用，才能發揮其蘊涵的潛在優勢。

閩南的地域優勢在元代以前已開始受到關注，元代正是在承襲了前代所提供的積累之上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尤其是泉州港成為元朝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后，使閩南更顯出地域的優勢。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完成的幾大交通工程中，其中有一條重要交通路線是從市舶主港泉州出發，經福州、建寧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陽湖入長江，至真州，再沿新開通的大運河北上。于是“海外諸蕃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20另外，開通閩地到天津直沽的海上航道。這一舉措，使閩南地區與北方政治中心——大都之間有了暢達的通道相連系。“順風十日到閩?！?，21從而縮短閩南與北方路程。閩南有江浙行省廣闊而雄厚的經濟腹地作為物質支持，使其對內對外發展游刃有余。閩南的地域優勢在元代才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發展空間。

元人汪大淵在《島夷志后序》中，曾盛贊元朝大一統所帶來的中外交流的發展，以及他撰寫《島夷志略》一書經過，這與元代閩南有關，現引錄于下：

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區宇之廣，曠古所未聞。海外島嶼無慮數千國，莫執玉貢琛，以修民職；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國之往復商販于殊異域之中者，如東西川焉。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至正已丑冬，大淵過泉南，適監郡偰侯命三山吳鑒明之續《清源郡志》，顧以清源（泉州）舶司所在，諸蕃輻輳之所，宜記錄不鄙。謂余方知外事，屬《島夷志》附郡志之后，非徒以廣士大夫之夷聞，蓋以表國朝威德，如是之大且遠也。22

此處記載告訴我們：汪大淵在至正已丑（1348年）冬，來到泉州，正遇到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組織人續修郡志，汪氏應邀將其海外見聞編成《島夷志》附于郡志之后。由此可見，汪氏有關元朝的弘論就是站在閩南大地之上抒發的。汪氏業已看到泉州這一“諸蕃輻輳之所”，與元朝中外交流發展之間的關系。正是由于元朝統一之后，閩南的地緣優勢得到較大的發揮，閩南明珠才得以綻放異彩。

元代閩南成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源源不斷的各種貨物在這里裝上裝下，行銷全國各地和海外諸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名揚中外的聲譽，使四方“蠻商夷賈”、傳教士、旅行家、使節、僧侶、道士、少數民族等紛踏而來。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旅行家依本·白圖泰曾先后來過這里，并為世人留下贊美刺桐城（泉州）之壯觀的名篇。23各種人物會聚在這個神奇的地方，從而為多種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閩南在元代成為多元文化交匯點。

三、閩南多元文化形成的人文因素

閩南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區域，還是學術氛圍濃厚的地區。傳統的文化積淀對一個地區思想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元人修《宋史·地理志》時說：福建“多鄉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24元代學者吳鑒說：“閩文學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獻，彬彬可考。時號海濱洙泗，蓋不誣矣”。25元朝史官與吳鑒所說自然涵括閩南地區(吳鑒說上述話時正在泉州修方志)。在文化領域對閩南學術影響最大的當屬儒學。這與南宋的朱熹有很大的關系。朱熹生于福建尤溪，入仕后首任泉州同安主簿，以后又曾知漳州，并長期在此地講學。他“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子弟員，日與講說圣賢修已治人之道”。26 “一時從學者眾。建經史閣，作教思堂，訪求名士徐應中、王賓等，以為表率，日與講論，正學規甚嚴。五載秩滿，士思其教，民思其惠”。27因此，朱熹對閩南儒學文化的發展影響很大?！拔墓ㄖ祆洌┘葲]，凡所居之鄉，所任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盛”。28閩南籍的儒學學者多為其師友門人。歷史文化和學術傳統對特定地區文化發展有一定影響。

入元以后，元朝政府重視文化教育。元滅南宋后，原南宋的地方官學統歸于元朝各級政府管理。此后，元朝政府在陸續恢復傳統學校的同時，并創辦了一些新學校。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29元朝政府教育政策對包括閩南在內福建文化教育有推動作用。元代學者虞集說：“國家奄有四海，郡縣無大小遠邇，莫不建學立師。乃若先賢講學故地，遺跡所在，及賢士大夫好善者，或因或創，為之書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創立者甚眾，而七閩為尤甚?！?0虞集是在漳州路龍江書院落成時說這番話的，反映了當時閩南的文化教育情況。

元代以尊孔崇儒的方針為指導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元世祖忽必烈曾多次發布崇奉孔子的詔旨。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八月，中書左丞孛羅鐵木兒進用蒙古文字譯寫《孝經》，武宗下詔：“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1此時，朱熹學說在文教思想領域開始占了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在當時許多學者的著作中有反映。“雖戴惠文身，為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32 “海內家蓄朱子之書，人習圣賢之學。”33 “窮徼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4元仁宗時期，朱學在全國文教思想領域完全取得了統治地位。尤其是延祐年間元朝實行科舉考試之后，考試內容主要采用朱學，“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5 “非程、朱學不試于有司，于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于正。”36以后，朱學在有元一代的學術文化領域一直占有主導地位。

元代閩南地區路學、縣學、社學、書院齊全。當時閩南的最高學府是泉州路學和漳州路學。泉州路學是在南宋州學的基礎之上創辦的。據元人朱文霆記：“元大德三年，福建都元帥扎剌立丁重建明倫堂。至治改元，總管廉忱始甃臺塑兩廡從祀像，筑杏壇于欞星門之南，康里巎（巎）為記。明倫堂前，舊有泮池，行循兩齋。至正九年，郡判盧僧孺橋之。十年，監郡偰玉立重建明倫堂，并修議道堂，為齋舍四十間及先賢等祠”。37漳州路學，其校址是原建于北宋慶歷二年（1042年）的州學。朱熹任職漳州時，曾經修建過“賓賢”、“受成”二齋。后州學于南宋末年毀于兵戰火?！霸拥v三年，郡守張泉逸、教授高元子，重建大成殿、兩廡及戟門、欞星門。殿后為杏壇，又后學廩；廩之東為神廚，廚之東為宰牲房；廚前為神庫殿，西為明倫堂，左右為四齋堂；前為亭，亭外為書樓，樓下為大門，門外砌石為橋，橋下為泮池；堂后為樂器庫，堂西為饌堂，東為教授廨舍，又東為訓導廨舍。天歷二年，達魯花赤納兄占伯重修明倫堂”。38從泉、漳兩路學情況來看，元代閩南學校條件是相當不錯的。當時，在學校和書院擔任教授、學正、學錄、教諭、山長等學官的人員，多為學有所成的儒師。如泉州路教授聞人夢吉、陳天錫，漳州路學正的晉江人傅定保等，都是一代名儒。元代閩南各地的還創辦不少書院，如孔子五十三世孫孔公俊于同安縣所建大同書院，漳州路的龍江書院等。這些教育機構對元代閩南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閩南儒學原本有朱熹親自教化的基礎，元朝的尊朱方針更使閩南的崇尚儒學之風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F存于閩南的泉州府文廟（孔廟），始建于南宋，也是元代路學所在地。這是閩南尚儒的歷史文物見證。

元代閩南除儒學之外，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摩尼教等多種宗教文化在閩南也很流行。這多種宗教文化匯聚在閩南地區，在全國也不多見。下面對元代閩南宗教文化的情況作一簡述，重點放在研究者關注較少的方面。

中國的佛道兩教由來已久。道教生于本土，佛教傳自外邦。閩南地區佛道早已有之，而元代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有關閩南佛教的情況，學者王榮國著有《福建佛教史》，對福建佛教歷史研究甚深，其書內列有閩南佛教寺廟統計數字，現將王氏成果轉錄，以供參考。元代泉州有寺院2所、庵堂38所，漳州有寺院5所、庵堂3所。漳州路寺院5所、庵堂3所。在原址重新修復的寺院分布是：泉州路13所 ，其中晉江縣4所，南安縣5所，惠安縣1所、永春3所；漳州路3所，其中龍溪縣2所，漳浦縣1所。39

關于元代閩南道教的狀況，筆者未見有專門涉及元代閩南地區的道教研究成果。因此，依據福建方志等相關記載（筆者掌握的資料很不完備），對閩南地區的道教的宮觀情況作了一些粗略的考察。明以前，泉州路的宮觀共有46所，漳州路宮觀有7所，其中有一定數量建于宋和宋以前，但元代尚存。泉州路有明確記載建于元代的道教宮觀是：晉江縣的靈濟行宮，建于元至元間（未注明是世祖至元，還是順帝至元）；南安縣的鳳山宮，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永春縣的三清觀，建于元至正間。漳州路有兩所宮觀記載是元代重建；龍溪的東岳行宮，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龍巖縣的東岳觀，元至正九年（1349年）重建；漳浦縣崇真觀，宋建于縣西門外，元至正間移建“縣治西朝無坊內”。40由于歷史久遠，史籍記載往往有疏漏。一般情況下，道觀的實際數目要高于據史籍統計數字。閩南的道教，主要教派當屬于正一道。目前仍踞坐在閩南清源山右鋒山麓宋代巨型石雕老子像，昭示著閩南地區興于宋而盛于元的道教歷史文化。

從我們見到的資料來看，元代閩南佛、道兩教的寺院道觀分布較廣，數量也是很可觀。但是，總的來說，閩南佛教勢力要高于道教。弘治《八閩通志》所說：閩地佛道在明以前，“名山圣地多為所占，紺宇琳宮羅布郡邑。自二氏較之，佛氏之居，視老氏十八九矣”。41這也應當是與元代閩南地區的情況相符合的。

元代閩南地區伊斯蘭教是文化是僅次于佛教和道教又一特殊的文化現象。早在唐代閩南就有伊斯蘭教傳入，主要是在留居泉州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間流行。42但在元以前，其在閩南傳播的規模都不大。入元以后，泉州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員大量增加。這些人員，一方面是通過海路經泉州港進入泉州；43一方面是通過內地遷徙過來的中亞各族居民。留居閩南的伊斯蘭信徒，帶來了伊斯蘭和阿拉伯文化，并融入當地社會。泉州現存有國內最早的禮拜寺，始建于北宋，經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元順帝至正十年（1350年）兩次重修，是伊斯蘭教文化在泉州的文物見證。泉州靈山南麓的圣墓埋葬著包括元代來閩南的伊斯蘭教信徒，元英宗三年（1323年）所立阿拉伯文紀念石碑猶在。泉州宗教石刻陳列館所收藏有數量很大的回回人墓碑、禮拜寺碑銘等伊斯蘭文物，其中相當一部分出自元代，并有不少還是阿拉伯文的。最近筆者到泉州訪古時，曾有幸兩次造訪宗教石刻陳列館，仔細觀看了有關元代文物石刻資料，精美的伊斯蘭教文化遺存令人嘆為觀止。

元代閩南地區是天主教在江南的主要教區。自元代前期始，奉羅馬教皇之命來元朝的約翰·孟特·科兒維諾大主教，即向泉州派遣主教。元代在泉州擔任主教的有熱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魯等。安德魯在泉州病逝，并葬在泉州。在魯不魯乞《東游記》收錄佩里格林、安德魯寫自泉州的兩封信：一封名為《刺桐主教、教佩里格林的信》，另一封為《佩魯賈人安德魯的信》。前一封信后注明 “耶穌紀元1318年寫于刺桐”，后一封信后簽署“耶穌紀元1326年1月寫于刺桐”。44兩封信記述了他們在閩南傳教的情況。

元代閩南地區還是摩尼教活動的場所。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3世紀創立，又稱明教，唐代由波斯傳入中國。45教義的核心是“二宗（光明和黑暗）三際（初、中、后）說”。認為經過初、中、后三際，光明即戰勝黑暗。宋代摩尼教在閩南已經開始傳播，但規模不大。元代摩尼教在閩南有所發展，并建寺傳教?，F在晉江縣境內遺存有草庵摩尼教遺址，即為元代所建。寺內保存有元至元五年（1339年）摩崖浮雕摩尼佛一尊，是元代閩南傳播摩尼教的文物見證。此外，元代閩南對天后（媽祖）的崇祀，在民間也廣為流行?？傊?，元代閩南是多種宗教文化的薈萃之地。

元代閩南形成儒學和多種宗教文化的薈萃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元朝蒙古統治者對外來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文化政策，對閩南多元文化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13世紀的波斯著名的史學家志費尼在他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書中說：成吉思汗對宗教“沒有偏見，不舍棄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抑彼。……他一方面優禮相待穆斯林，一方面極為尊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孫中，許多人已各按所好，選擇一種宗教：有的皈依伊斯蘭教的，有的歸奉基督教的，有的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輩、祖宗的舊法，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類人只是少數。他們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多數不露任何宗教狂熱，不違背成吉思汗的扎撒，也就是說，對各教一視同仁，不分彼此”。46馬可·波羅在他寫的《行記》中記載了元世祖忽必烈說過的一段話：“全世界所崇奉之預言有四：基督教徒謂其天主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謂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謂是摩西，偶像教徒謂其第一神是釋迦牟尼 。我對于茲四人皆致敬禮，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真實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47在蒙古統治者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各種宗教得以自由廣泛地在全國流傳；而福建本身又有“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習俗，48于是多種宗教文化在閩南匯聚并發展起來。

四、閩南多元文化形成的社會原因

元代閩南多元文化的形成是有著深刻地社會原因。元代閩南社會人員構成很繁雜，不僅有土著，而且有大量的外來移民。在閩南上流社會的官員、士紳、商人、學官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外來戶。雖然這部分人的數量并不很大，但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尤其是當時在閩南社會生活中發揮很大作用的一些有代表性家族，如回回蒲氏、畏兀兒偰氏等需要有做些重點考察，這對我們了解閩南特有的文化現象會有所幫助。

1、蒲氏。閩南最著名的家族當屬泉州回回蒲氏家族。泉州蒲氏的祖先原是阿拉伯人，先是從海路到廣州經商，以后由廣州遷徙到泉州定居。49宋代蒲氏在泉州主要從事香料貿易。當時，蒲氏家族以蒲壽宬、蒲壽庚兄弟為首經商牟利。南宋度宗咸淳年間，蒲壽庚協助官府以平定?？苤畞y，因功被授任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兼提舉市舶。從此，蒲氏走上官商結合之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蒲壽庚升任福建廣東招撫使，總管海舶事務。當年十二月，元軍兵臨泉州，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并將眾艘海舶交元軍進攻宋軍余部。以后被元廷授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壽庚被任命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負責招海外諸國貿易。其長子蒲斯文，也官授宣慰使左副元帥。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斯文接任掌管泉州市舶司。蒲氏多年掌管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成為元代泉州地位顯赫的世家大族。蒲壽庚的女婿佛蓮也是擁有海船80艘，珍珠130萬斛 ，“其家富甚”的回回巨商。50史籍稱：“元以壽庚有功，官其諸子諸孫，多至顯達。泉人避薰炎者八十余年，元亡乃已”。51

2、偰氏。在閩南歷史上偰氏的作用不容低估。元至正九年（1349年），偰玉立擔任泉州路最高行政長官達魯花赤，偰氏遂與閩南發生不解之緣。偰在氏祖地在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是唐回鶻國相暾欲的后裔。元代為畏兀兒人，屬色目人的一種。元人歐陽玄曾寫有《高昌偰氏家傳》，傳中記述偰氏家族的歷史。52偰玉立的曾祖岳璘帖穆爾，精通畏兀兒文。教授成吉思汗的兄和15歲即隨成吉思汗征戰，并擔任皇弟斡赤斤和諸王子的畏兀兒老師。窩闊臺汗時，他出任大斷事官，從斡赤斤鎮守河北。53祖父合剌普華，年幼“俾習畏兀書經史，記誦精敏”。成年后任忽必烈宿衛，曾先后出任江西宣慰使，廣東都轉運使，兼領諸番市舶。父偰文質官至江西吉安路達魯花赤。偰文質“子五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于時”。54偰玉立是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進士，任泉州路達魯花赤期間，“興學校，賑貧乏，考求圖志，搜訪舊聞。聘寓公三山吳鑒成《清源續志》二十卷，以補一郡故事?？と私郧谟谖膶W”。55據陳垣考證說： “摩尼教世家，高昌偰氏也”。56閩南偰氏亦崇信摩尼教。

3、馬氏。元代閩南漳州馬氏也是一大氏族。元代中期，曾任漳州路同知的馬潤（1255—1313年），生于漳州，長于漳州，卒于漳州。馬氏的原籍凈州天山（今內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卜子村），為汪古部人。馬氏的遠祖名帖木爾越哥，在金朝曾任馬步軍指揮使。于是，子孫以先人官職首字為姓。馬氏家族信奉聶脫禮派基督教，馬潤祖父名月乃合，是以教名行。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馬月乃合出任軍儲都轉運使。馬潤之父馬世昌，曾仕元為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定居漳州。馬潤“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墨入官”。馬潤先在荊湖、吉州路、兩淮、太平路、常州路、光州等地任職，最后才到漳州任職?！罢闹葚摵Ｕ涎拢垘r、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馬潤不僅做官有政績，而且學問也很高，曾著有詩集《樵隱集》。馬潤長子馬祖常，字仲澤，延祐行科舉，鄉貢、會試、廷試皆名列前矛，歷任監察御使、翰林待制、官至禮部尚書等職。馬祖常工文章，能詩，參與修《英宗實錄》，并著有《石田文集》。次子祖義，鄉貢進士；三子祖烈，官至江浙行省宣慰使。閩南漳州馬氏子孫地位顯赫。57

4、烏古孫氏。在與閩南有關的姓氏中，烏古孫氏居官最高。烏古孫氏原籍北方女真族，史稱：“臨潢（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烏古孫澤（1250—1315年），元世祖時從軍南下滅宋，升福建行省都，以后長期任福建廉訪使?！皾伤抻械掠陂}，閩人安之”。58其子烏古孫良真，“資器絕人，好讀書”。曾任閩南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仗，今仗而有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仗’遂定為令”。在擔任泉州路推官時，“益以能稱”。入朝后，擔任中書參知政事、中書右丞，兼大司農等高官?！坝性娢淖嘧h若干卷，藏于家”。59可見，烏古孫氏在閩南很有影響的。

5、阿兒渾氏。阿兒渾，又譯作阿魯溫、阿魯渾、阿剌溫等。原為中亞突厥部的一支，信仰伊斯蘭教。成吉思汗西征時，投附蒙古。元朝建立后，成為元代色目人的一種。60元代先后在閩南任職的有兩個阿兒渾：一是馬哈謀沙，至正十五年（1355年），任泉州路同安縣達魯花赤。曾幾次擊敗攻同安的反政府武裝。在任期間，“復新公廨，復學舍，葺郵傳，廢畢興，與民不勞”。61一是迭理彌實，元末曾任漳州路達魯花赤。62在閩南任職的兩個阿兒渾氏，都信奉伊斯蘭教。

除上述閩南幾個世家大族之外，還有不少在閩南為官名人。如泉州路總管怯來，元末任南安縣達魯花赤的蒙古人迺穆泰，南安達魯花赤達答剌真，大同書院的創辦人孔子第五十三世孫孔公俊，泉州路總管推官、江西武寧人周天鳳，元順帝至元間曾任泉州路學教授的金華人聞人夢吉，元統進士、曾任泉州路同知、泉州路總管的莆田人朱文霆等等，都曾在閩南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從以上的家族和官宦來看，有信奉伊斯蘭教世家，有崇信摩尼教世家，有信仰基督教的家族。官宦涉及的民族成分，有漢、蒙古、回回、女真、突厥、畏兀兒等多種民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閩南出現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就很自然了。

五、結 語

綜上所述，元代閩南是多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它處在中外文化的交匯點上，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是其他區域難與相比的。同前代相比，元代閩南多元文化有許多新特點：一是兼容和諧，二是開放進取，三是博大精深，四是重古求新?？梢哉f，中國古代歷史上沒有哪個地方，像元代閩南這樣在文化層面上顯現出這樣五光十色，豐富多彩。

1 參閱李志安：《行省制度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高榮盛：《元代海外貿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2 柳貫：《柳待制集》卷17《江浙行省左右司提名記》。

3《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元史》卷58《地理志一》：“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包括征東行省。

5《元史》卷9《世祖紀六》載：至元十四年九月，“福建行省以宋二王在其疆境，調都督忙兀帶、招討高興領兵討之?！闭f明此時已設福建行省。

6《元史》卷20《成宗紀三》。

7 參閱《元史》卷62《地理志五》。

8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4《送宋子章郎中序》。

9 黃溍：《黃金華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10《宋史》卷89《地理志五》。

11《元史》卷62《地理志五》。

12《元史》卷12《世祖紀九》。

13《金華黃先生文集》卷8《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14陳旅：《安雅堂集》卷9《江浙行省題名記》。

15《元史》卷119《木華黎傳》。

16《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1、12。

17 18《元史》卷94《食貨二·市舶》。

19吳澄：《吳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

20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事略》。

21黃鎮成：《秋聲集》，《元詩選》3集庚集。

22汪大淵原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后序，中華書局1981年版。

23參閱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156章《刺桐城》，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馬金鵬譯《依本·白圖泰游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宋史》卷89《地理志五》。

25《島夷志略》附《清源續志序》。

26《宋史》卷429《朱熹傳》。

27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

28 任松鄉：《松鄉先生文集》卷1《重建文公書院記》。

29《元史》卷81《選舉一·學校》。

30虞集：《漳州路新建龍江書院記》，乾隆《龍溪縣志》。

31《元史》卷22《武宗本紀一》。

32《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33蘇天爵：《滋溪文稿》卷30《題晦庵先生行狀后》。

3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8《慶元鄞縣學記》

35《滋溪文稿》卷5《伊洛淵源錄序》。

36歐陽玄：《圭齋文集》卷5《趙忠簡公祠堂記》。

37弘歷《八閩通志》卷44《學?！と莞?。

38同上卷45《學校·漳州府》。

39參見王榮國：《福建佛教史》第294—295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0以上資料主要采自弘歷《八閩通志》卷77《寺觀》，同治《泉州府志》卷16《壇廟寺觀》。

41弘治《八閩通志》卷77《寺觀》。

42參見田坂新道：《伊斯蘭教之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第363—364頁，東京1964年版。

43參見黃秋潤：《伊斯蘭教從海上東來泉州傳播后的盛衰》，《中國伊斯蘭研究文集》第17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4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出使蒙古記》第270—27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45 沙畹、伯希和著，馮承鈞譯：《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八編》，中華書局1958年版；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

46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29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卷2第79章190頁。

48《宋史》卷89《地理志五》。

49參見 桑原騭藏：《蒲壽庚事跡》，陳裕槧菁漢譯本。

50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佛蓮家資》。

51《閩書》卷152。

52《圭齋集》卷11《高昌偰氏家傳》。

53 《元史》卷124《岳璘帖穆爾傳》。

54以上見《元史》卷193《合剌普華傳》。

55《閩書》卷53《文蒞傳》。

56《元西域人華化考》第3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7 以上引文及史實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元史》卷134《月合乃傳》、卷143《馬祖常傳》。

58 以上引文見《元史》卷163《烏古孫澤傳》。

59 以上引文見《元史》卷187《烏古孫良真》。

60 參見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元史三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1《泉州府志》卷29《名宦一·馬哈謀沙》。

62 見王祎：《王文忠公集》卷20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侯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