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明代臺閣體 楊士奇 應制詩 摘 要：應制詩向來不受讀者歡迎與學者好評，但筆者認為不同時期或不同作家所寫的應制詩作，應給予不同的理解與評價，如對于明代臺閣體領袖楊士奇的應制詩，雖然高唱時代贊歌，但卻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筆者結合具體作品，從三個層面來解讀這一特點，揭示其創作心理機制及其所蘊涵的特定社會文化意義。 應制詩一般是文人應皇帝之命而作的詩，大都以歡慶盛典、宮廷宴飲、君臣游樂為主要創作內容，歌頌神功圣德、太平盛世為基調，奉和酬唱、鋪揚景物是其主要的創作方式。凡是朝廷的重臣名相、公卿貴族都不可避免地會創作一些應制詩，如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張說、楊億、歐陽修等都是應制詩的創作高手，甚至李白、杜甫、王維也有這類作品傳唱當世流傳至今。對于應制詩，讀者和學界向來都很反感，認為其粉飾太平、題材狹窄、平庸呆板、毫無生氣等。但筆者認為不同時期或不同作家所寫的應制詩作，應給予不同的理解和評價，而不能一概視作如此。譬如經歷過“開元盛世”的全過程，目睹了肅宗中興之治，又活動于京都上層的王維，他的《奉和圣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優秀應制詩篇就反映了當時積極樂觀的時代精神，展示出意氣風發的盛唐氣象，同時顯示出詩人高超的藝術表達技巧，讀來既不呆板泥滯又無平庸膚淺之感。試讀其《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云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此詩利用細節描寫和場景渲染，寫出了大明宮早朝時尊嚴華貴的氣氛和皇帝的威儀，同時，還暗示了賈至的受重用和得意，這首詩不和其韻只和其意，雍容偉麗，造語堂皇，格調十分和諧。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說：“盛唐人和詩不和韻”，于此可見一斑。因此，對于明代臺閣體領袖楊士奇的應制詩，我們不妨也用公正平和的心態來作一番解讀，以拓寬這份文化遺產的接收空間。 楊士奇（1365－1444），字士奇，號榖軒，江西泰和人，歷事明代四主，在內閣任職長達42年之久，在明初文壇上他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生著作宏富，有《東里集》93卷、《文淵閣書目》4卷、《周易直指》10卷、《歷代名臣奏議》350卷，同時他還參與《太祖高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仁宗昭皇帝實錄》《宣宗章皇帝實錄》等大型史書的編修，其中在后三部實錄中充任總裁。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他領導與影響下的明代臺閣體，風行百年，一唱百和，形成了“文歸臺閣”的壟斷局面，因而世人把他稱之為明代“臺閣體之祖”。 作為明代四朝名臣和臺閣體領袖的楊士奇，毫無疑問也創作應制詩，今保存在《四庫全書》的《東里集》中，有將近100首，約占其全部詩作的5％，縱觀楊士奇的全部應制詩，歌頌皇恩圣德、高唱時代贊歌雖然也是其應制詩的主要創作特征，但細細品讀，就很快發現其應制詩中的歌功頌德不是純粹的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是他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以下筆者結合具體作品，從楊士奇作為臺閣大臣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與政治身份意識、君臣關系以及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體驗等三個層面來解讀這一特點，揭示其創作心理機制及其所蘊涵的特定社會文化意義。 其一，楊士奇應制詩深受其臺閣大臣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及政治身份意識的影響。社會角色往往會有相應的社會期待、社會規范和社會楷模，在扮演這些社會角色的過程中，會形成既定的能力結構和精神狀態，蘊之于中，發之于外。楊士奇在內閣近42年之久，不但參預帝王的文化活動、國家禮儀、人才選擇等活動，而且還直接參預國家政治機務，對于人民百姓和四夷外邦而言，是國家思想和政策的主要擬定者、決策者，對社會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意識導向作用。因此他自然會把自己與同僚認作是朝廷政績的共預者、共創者和共享者，將頌揚朝政政績與自己內心的成就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從這一當事者的認知角度來解讀楊士奇的應制詩，就會發現那些頌世的文字不但是他真實感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對自身努力所達到預期成效的一種由衷肯定和欣慰。如七律《文華門侍朝觀錄囚多所寬宥喜而有作》：“日麗文化霽色新，爐煙不斷上麒麟。大臣論獻持王制，睿旨全生體帝仁。真儗下車與嘆泣，旋看解綱動歡欣。朝廷寬大恩波厚，慶衍皇圖億萬春。”詩歌一方面是歌頌君主的寬大恩厚，另一方面是贊揚大臣們的“論獻持王制”所達成的仁政局面的貢獻，這大臣之中自然包括楊士奇自己。《明史·楊士奇傳》中就曾肯定了楊士奇對明代盛世出現的貢獻：“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又如在《喜雨詩》這一應制詩中，詩人表達了自己同國家遭際悲歡與共的情懷：“好雨連朝蘇久旱，無邊喜意動宸宇。皇天洞鑒圣仁德，臣子深慚燮理功。每念升平均九土，已知舞蹈出三農。駢繁寵錫身難報，何幸衰年際屢登。”傳達這種心聲是表明自己對國家熱愛的情感和負責的態度。因此說，在楊士奇應制詩篇的頌世之聲背后，隱藏的是封建大臣的儒家政治理念得以實現的雍容自豪與滿足心態。 其二，楊士奇的應制詩更是楊士奇與明朝幾代君主之間和諧關系的一個典型反映。關于楊士奇與幾代君主之間親融共處的記錄有很多，如《明史紀事本末》卷28記有仁宗登基未及一月，就“賜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人‘繩愆糾謬’銀章”，以便其直接對皇上密封言事。一枚圖章雖小，卻飽含了皇上的信任之意。又如《明史·楊士奇傳》記載楊士奇曾經奏疏反對尚書李慶等提出的朝官養馬的建議，開始仁宗沒反應，又奏疏，又沒反應，后來“帝御思善門，召士奇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為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陜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在封建時代一個君主如此愛護臣子，實在是不多見的。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楊士奇的應制詩與他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體驗是緊密相關的。出生于元至正末年的楊士奇，切實地經歷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動亂，睹聞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創傷。如他曾在文章中敘述道：“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茍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恤，所在皆然。”⑤進而將前后時代對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壯而老，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四境晏然，民遠近咸安其業，無強凌眾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安而恒適者。”⑥這種由亂而治的人生經歷，體現到文學創作中必然會展現出一種國家樂觀主義的情調。而且史實表明楊士奇生活的主要時期永樂至正統年間，與元明之際和明后期相比，這一時期不能不說是政治比較安定、社會比較太平，史稱“仁宣之治”的歷史局面就是這期間出現的，欣逢盛世，可謂是不能不有感而發。如七律《懷來應制》所寫：“霜紅碧樹被巖阿，流水青山喜再過。田事總知今歲好，人煙況比昔年多。彩云飛蓋隨雕輦，白玉行尊載紫駝。圣主時平此巡省，會聞游豫出謳歌。”又如《侍從海子飛放應制》：“碧山翠海帝王州，鳳蓋霓旌護冕疏。何幸升平無事日，衣冠只從六龍游。”這些詩作都是當時社會盛況和作者心情的一個側面反映，而不是無病呻吟，更不是純然的阿諛粉飾之作，它是詩人主觀情志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表現。所謂阿諛奉承、粉飾太平是把昏君說成是堯舜禹，把現實存在的政治混亂、社會陰暗描繪成鶯歌燕舞。 綜上所述，楊士奇的應制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應制詩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從個體與社會所處的歷史交點來看，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楊士奇的應制詩雖然高唱時代贊歌，但卻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 ①② [明]余文龍修，謝詔篡：《中國方志叢書》中的《江西省·泰和縣志》卷16，明天啟元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1304頁，第1305頁。 ③ 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④ [清]紀昀：《四庫全書》第1238冊，《東里詩集》卷2《謁長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頁。 ⑤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點校：《東里文集》卷4萬木圖序》，中華書局書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⑥ [清]紀昀：《四庫全書》第1239冊，《東里續集》卷5《重榮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