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兵的負擔與承充期限，是急遞鋪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第一，鋪兵的負擔 明代急遞鋪縱橫交錯，從腹地伸延邊疆，由平川接續山區，與水馬驛、遞運所共同覆蓋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較暢通的水、陸聯絡網。這幅網是用鋪兵的血汗編織而成的。他們日日夜夜，風雨無阻，用自己的雙腿，為封建王朝遞轉各種公文，傳遞上下信息。可以說，是當時“特種”通信兵。他們付出的多，而得到的回報少。元代，鋪兵免差。明代沒有尋到此類的資料。他們唯一的報酬，是勉強維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錢。 工食銀的數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論地理險易。沖要之區，每名鋪兵每年給銀七兩二錢；非沖要之處，每年六兩［②⑧］。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均平：各鋪司兵，每名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徭編。但遇閏月不給工食銀。 再者，居住條件困難。“鋪陳置傳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鋪舍”。但是，有的地方雖有屋數楹，其實極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敗垣荒草，僅存遺址”，鋪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領工食有限，而賃價踴貴，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郵件到達，呼召良久，始得給發，以致影響急遞。［②⑨］。 除此之外，余下的是來自頂頭上司的壓迫。 鋪兵，不僅要耗盡體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華。而且在精神上，時刻處于極度緊張狀態，心理上承受著無比沉重的負擔。 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所系至重。元代鋪兵就受到層層的嚴密監控。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令：“各處急遞鋪，每十鋪設一郵長，于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使之專督其事”［③⑩］。 明代郵驛，實行中央與地方雙層管理體制。中央的管理機構，為兵部車駕清吏司［③①］。地方為省和府州縣。省，由布政司與按察司分別命官監理［③②］。府，由知府總領而稽核之［③③］。在急遞鋪之內，洪武時命每鋪設鋪長一人，由各州縣于額設司吏內選之。職在“專一巡點所轄輔分。督令各鋪司兵，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檢點。鋪長失于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寫遞過分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為加強傳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統三年（１４３８年）奏準：各鋪添設鋪長一名，兩京總鋪添設三名，各布政司總鋪添設二名，“專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遲，依律問罪”［③④］。 對于轉遞之傳，也做了種種嚴格規定。洪武元年令： （一）“前鋪聞鈴，鋪司須先出鋪交收，隨即于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及夾板裹緊，持小回歷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于回歷上附寫到鋪時刻，毋致迷失停滯。若公文不即遞送，因而失誤事機及折動損壞者，罪如律”。 （二）“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③⑤］。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遞鋪接送公文，須辨認果是前鋪鋪兵，方許交領。但有詐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門有應遞公文，令鋪兵當官交領。其差使人員，遇有公文亦須經由所在官司辨驗，方許入遞”； （三）“凡有于中途鋪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識者，許本鋪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鋪長、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驗，輕易接遞，致令別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門，但有人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歷于上開寫并無破損，并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 正統七年議準：各鋪遞送簿歷，該管官司每月一次巡視刷勘，有將公文毀壞、增改、沉匿者，問擬明白，發口外充軍。 總而言之，鋪兵必須隨時待命；處處小心謹慎，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護好公文，做到絕對安全，萬無一失，原封不動，不得有絲毫破損。否則，就會大難臨頭。 第二，鋪兵承充的期限 充當鋪兵是一種苦役，其主體是下等民戶。 宋代，以軍士為驛遞夫，鋪兵也由士兵輪充。從元代開始，改為征發民夫。這些民夫，起初來自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中多系貧民。爾后，又有些富戶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遞鋪時，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承元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卻充鋪兵”［③⑥］。 明代鋪兵的征發，與元代比較，相同的是仍然堅持就近僉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賦時，“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按民田畝稅三升三合五勺計算，納稅糧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約有田五十至六十畝。由于各地畝有大小，租額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積更大小不一樣，因而對有田五六十畝的人戶，很難界定是哪個階層的農戶，但總算是有田之家，而非無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鋪兵非清一色農戶。除民戶外，還有些軍士：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奏準，“各鋪司兵，若有無籍之徒不容正身應當用強包攬多取工錢，致將公文稽遲沉匿等項問罪，旗軍發邊衛、民并軍工人等發附近，俱充軍。其提調官、該吏鋪長，各治以罪”［③⑦］。明中葉以后，隨著賦稅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風盛行，豪強勢要大量轉嫁賦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產之人，多淪落破產。鋪兵的簽起，也因而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產農民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所以，到了明末裁革驛卒、鋪兵時，大批仰賴郵驛維生者突然“無所得食，皆從賊”［③⑧］，紛紛投入農民起義軍。這種局面的形成，絕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們頓失衣食，成為無業之民。另一方面，又與他們所處的年齡段有關。因為鋪兵都是青壯年，遇事頗為敏感，視野比較開闊，思想少有顧慮，感情豐富奔放，勇于發難，敢于沖鋒。 鋪兵年齡與身體條件的特殊要求，決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戶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戶以籍為斷，分為軍、民、匠三等。軍、匠之役皆為永充。編制“賦役黃冊”以后，里甲之役１０年一輪換。男子年１６曰成丁，成丁而役，６０而免。對鋪兵的僉派，洪武時已立下兩條法令：第一，“須要少壯”。第二，不能缺額。若“鋪兵數少及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必須隨時“僉點補替”。這說明：鋪兵不是永充，也不是１０年一輪換或者必年至６０而免。凡“老”、“弱”者，要隨時替換。為了適應“步遞”與“急遞”的雙重需要，不僅要年青，而且要身強力壯。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齡超過青壯年，或者身患疾病者，皆在立即淘汰之列。 就郵驛組織的發展而言，急遞鋪的創立是一個進步。它表明郵驛形式趨于多樣性，加快了政令傳送。又當時商路與郵路，多為復合。急遞鋪的廣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業貿易，促進沿途地區經濟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風俗的同化。而從鋪兵歷史命運考察，這種官營機構的存在與運轉，完全是依靠殘酷勞役剝削的結果。 ①《宋史》卷一三六《職官志三·兵部》。 ②《金史·章宗紀四》 ③《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②③②⑤③⑩③⑥《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遞鋪兵》。 ⑥《明太祖實錄》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遞運所》云：“遞運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運遞糧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衛所戌守軍士傳送軍囚，太祖以其有妨練習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處遞運所；以便遞送。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驗夫多寡，設百夫長以領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長”。 ⑦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七二。 ⑧王夫之：《惡夢·驛遞》，引自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冊）第２１６—２１７頁。 ⑨鄭曉：《皇明地理述》上卷云：“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書成，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又西北至陜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焉”。 ⑩《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站赤五》謂：元時，“通州至臨清水驛，近者二百里，遠則三百里。過會通河以至揚州，不過七八十里”。急遞鋪的里距，崇禎《嘉興縣志》卷三《郵置》曰：“元嘉興縣有急遞鋪一十七處”。其中，東塘６處，鋪距９里者５處，１２里１處；西塘５鋪，南塘３鋪，北塘３鋪，俱為１０里。 ①①《明太祖實錄》卷二九，有些名雖為四五十里，實則“竟日方到”。也有在百里以上的。 ①②①⑧①⑨②⑨沈榜：《宛署雜記》卷五《鋪舍》。 ①③崇禎：《嘉興縣志》卷三《郵置》。 ①④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公署志·鋪舍附》。 ①⑤公同館，并非純屬郵驛機構。容另文論述。 ①⑥②①②④②⑥③⑤《明太祖實錄》卷二九。 ①⑦萬歷《大明會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明太祖實錄》卷二九。 ②⑩《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曰：“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如中書省所轄腹里各路站赤，總計１９８處。陸站１７５處，馬１２２９８匹，車１０６９輛，牛１９０８轎站３５處，轎１４８乘，步站１１處，遞運夫３０３２戶。 ②②萬歷《大明會典》卷一四五。 ②⑦③④③⑦萬歷《大明會典》卷一四九《驛傳五·急遞鋪》。 ②⑧崇禎《嘉興縣志》卷三《郵置》。 ③①《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 ③②③③《明史》卷七五《職官志四》。 ③⑧《明史》卷二四○《韓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