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他們在京城封授、供養大批藏僧，不斷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開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親自習學藏傳佛教，從事誦經演法活動，自稱藏傳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對明代政治、經濟、文化均產生一定影響。對此，前輩學者，主要是日本學者，曾做過一些研究，但無論是研究深度還是廣度都顯不足（注：關于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學者龍池清《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團》（載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號）、佐藤長《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載日本《鷹陵史學》1982年第8號）二文。中國學者尚無專文，陳慶英《論明朝對藏傳佛教的管理》（載《中國藏學》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論》（《文史》2004年第3輯）等對之有所涉及。這些論著，主要采用《明實錄》史料，而對北京等地的碑刻資料、藏文史料利用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師封授和供養藏僧的情況，而對他們崇奉藏傳佛教的其他表現則多未論述，對他們崇奉藏傳佛教的原因、影響也缺少探討。）。本文以《明實錄》為基礎，參考碑刻資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試圖較系統地論述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的表現，分析其原因，探討其影響。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按其具體表現，分為三個階段來敘述。

（一）洪武至宣德時期 洪武至宣德年間，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們崇奉藏傳佛教，但比較有節制。 明朝從太祖開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區針對當地政教合一的現實，“廣行招諭”，“多封眾建”，大力封授藏傳佛教各派首領和人士，扶持藏傳佛教，建立朝貢貿易和茶馬互市，設置衛所和驛站，確立了中央和藏區地方的領屬關系，實現對藏區的統治和管理。不過，基于“多封眾建”政策在藏區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過在當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實現對藏區的統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色彩還較少。 《明史》稱：“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577頁。） 按《明史》的記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傳佛教。當代著名的中國佛教學僧印順法師也說，“明太祖逐元而還我河山，嚴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國佛教及社會，賴以清凈，可謂真能護國護教者”（注：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正聞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頁。）。實際上，明太祖也崇奉藏傳佛教。史載，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來朝的印度僧班的達撒哈咱失里為善世禪師，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國師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為都綱、副禪師，均為全國最高僧官，“統制天下諸山，繩頑御惡”（注：《明太祖實錄》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語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一《授善世禪師詔》，明文書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習通五明經律論之學”，“復精修禪定”（注：釋來復：《西天善世禪師班的達公塔銘有序》，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一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頁。），是一位印度高僧。我們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紀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傳佛教正是繼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對他十分崇信，命于鐘山創庵居之，每“駕幸鐘山，必造師室，咨問法要”（注：釋來復：《西天善世禪師班的達公塔銘有序》，第17頁。）。和林在元代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所，明初為元朝殘余勢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國師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無疑是藏傳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為全國最高僧官，統轄以漢傳佛教、漢僧為主體的中國內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對藏傳佛教及密教的認可。南京雞鳴山下有萬人坑，明初建國子監其上。但據說其地陰魂不散，妖氣出沒，“人有觸之者，則昏迷僵仆，甚至殞命亡軀”。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堅藏等七僧，來結壇場，做法事七晝夜，“妖氣始滅”。太祖“嘉其神妙，乃構西番殿與居”，“日命光祿寺厚饋飲饌”（注：《金陵梵剎志》卷一七，釋道果《雞鳴寺施食臺記》。）。 前引《明史》稱，成祖對藏傳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區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這種封授政治色彩濃厚。而成祖召請藏僧來京、討問法要、接受灌頂及任用藏僧舉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現，漢文史籍中記載很少，茲據藏文史料補之。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瑪巴卻貝桑布（《明太宗實錄》作“哈立麻”）“道行卓異”，成祖為燕王時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來此中土，以弘揚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陳瓦：《賢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頁，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一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頁。）。噶瑪巴應召到南京后，“日日為皇帝次第說法”，“又譯經呈上”，并被“延請進宮，建立壇城，為皇帝授無量灌頂”（注：巴俄·祖拉陳瓦：《賢者喜宴》，第1001—1011頁。轉引自鄧銳齡《〈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載《中國藏學》1992年第3期。）。他還受命在靈谷寺“建普度大齋”，“資福”明太祖、馬皇后，在山西五臺山“建大齋”，“資薦”剛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實錄》卷六四，永樂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實錄》卷六九，永樂五年七月癸酉。）。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瑪巴為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注：《明太宗實錄》卷六五，永樂五年三月丁巳。）。薩迦派故元帝師后裔貢噶扎西（《明太宗實錄》作“昆澤思巴”）“有道術”，成祖也派人往征。永樂十一年二月，貢噶扎西應召到達南京，為成祖“講授諸多佛法”，“傳給吉祥喜金剛壇城深奧成熟灌頂、大黑天護法神加持等諸多深奧之法，使其如愿以償”（注：阿旺貢嘎索南：《薩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頁，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一冊，第108頁。）。五月，成祖封其為大乘法王，“領天下釋教”（注：《明太宗實錄》卷一四○，永樂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貢噶扎西又為成祖“傳授灌頂和經咒加持、教誡、隨許等諸多佛法”（注：阿旺貢嘎索南：《薩迦世系史》，第231—239頁，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第一冊，第109頁。）。成祖仰慕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先后兩次召請。但宗喀巴因格魯派初創，且身體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釋迦也失代替入朝。永樂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釋迦也失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實錄》卷一六三，永樂十三年四月庚午。）。據說，釋迦也失用醫藥和傳授灌頂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參閱楊貴明、馬吉祥《藏傳佛教高僧傳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頁。），為成祖所崇信。釋迦也失歸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請，但沒等他到達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親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釋“早傳秘密”，“芳譽四馳，達于朝野”，成祖征至，“館留京寺，對揚稱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壽像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一冊，第79頁。）。 成祖遷都北京后，還在宮中設立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廠中“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注：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謂“番經”，就是藏傳佛教經典，所謂“番經來自烏斯藏，即今喇嘛教，達摩目為旁支曲竇者也”（注：張居正：《番經廠記》，見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九《皇城·番經廠》，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頁。）。番經廠作為宮中的準藏傳佛教寺院，經常舉行藏傳佛教法會（稱“做好事”），屆時“懸掛幡榜”，宦官們則打扮成藏僧模樣，“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腰，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注：《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番經廠最初的教師，是出生于印度而又從學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內臣千余員，學習梵語真實名經諸品、梵音贊嘆以及內外壇場”。“凡遇朝廷修設秘密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壇，或輔弘宣”（注：釋道深：《敕賜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實行碑》，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二冊，第10頁。）。新蓋宮殿，成祖也令藏僧設壇作“慶贊”（注：《明孝宗實錄》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宮殿新成”，令藏僧舉行“慶贊”，“亦先朝永樂以來舊典”。）。此外，成祖還派人取來奈塘版藏文藏經甘珠爾加以翻刻，計一百零八函，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經（注：參閱《中國佛教》第1輯，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頁。）。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傳佛教的記載較少，但也非無蹤可尋。僧智光從學于印僧撒哈咱失里，“傳天竺聲明記論，遂受心印玄旨”（注：楊榮：《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一冊，第76—78頁。），是一位“博通顯密的大師”（注：鄧銳齡：《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中國藏學》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為灌頂廣善大國師（注：《明仁宗實錄》卷二下，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師大量封授、供養藏僧。釋迦也失到京后，長期居留下來，被宣宗封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對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覺寺以居之，“并敕禮官度僧百余人為其徒”（注：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一《明西天國師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釋，加號凈覺慈濟大國師，“敕修大隆善寺師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壽像記》，第79頁。）。藏僧綽巴扎釋，“凡三藏顯密玄言，莫不遍學精究，唯無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賜號妙濟禪師，“恩遇甚優，館于京師大隆善寺”（注：釋圓瀞：《妙濟塔銘》，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五十一冊，第63頁。）。其時，京師有“番僧數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剌麻”。他們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祿寺支待，有日支酒饌一次、三次，又支廩餼者，有但支廩餼者”。宣宗去世后，驅遣京中藏僧，“減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繼回還本處”。“其余未去者”，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關官員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寶慶四寺番僧，當減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實錄》卷一七，正統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達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這尚非全部。顯然，宣宗在京師封授、供養如此多的藏僧，決不是讓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而是以其誦經念咒、舉辦法事等，以滿足宣宗崇奉藏傳佛教的需要。可見，至宣宗，漸開明代皇帝過度崇奉藏傳佛教之門。

（二）正統至正德時期 正統至正德時期，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傳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師大量封授、供養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對京師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號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釋、啞蒙葛等先后加封為西天佛子（注：楊榮：《圓融妙慧凈覺弘濟輔國光范衍教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塔銘》，第76—78頁；佚名：《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壽像記》，第79頁；《明英宗實錄》卷五五，正統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國師、禪師、喇嘛等計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實錄》卷七九，正統六年五月甲寅。）。當時，藏僧“逐日光祿寺酒肉供給，所費頗繁”（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國寺楊禪師為“上師”，其“儀從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三，正統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師”，即喇嘛的意譯，為藏傳佛教對所謂具有高德勝行、堪為世人軌范者的尊稱。可見，英宗遵從藏傳佛教的四皈依說，為自己確立了宗教導師。 景帝封居京藏僧為法王。本來，法王作為藏僧最高名號，都封給藏傳佛教領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區化導弭患。但景帝給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釋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實錄》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實錄》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還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頂大國師、國師、禪師，有些藏僧被加上講經、覺義等僧錄司官職。這些藏僧初沿正統舊例供養，尋因官員疏諫，“止給食米柴薪，暫止酒肉供億”（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祿寺照舊日支國師、禪師、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國師加倍”（注：《明英宗實錄》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堅。道堅，“西域僧也”，景帝“愛之，至召入禁中緝熙殿，親受法”（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一《天順初元盛德》，中華書局1959年版。按，這里的“西域”，實際是當時對藏區的誤稱，《明史》記載藏區史事均列于《西域傳》。）。后除僧錄司右闡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復辟后，“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為大國師，大國師為國師”（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實錄》卷二七五，天順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傳佛教，并沒有將藏僧遣回，而是復加征召、封授。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覺義乃耶室哩為灌頂國師，賜誥命”（注：《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一，天順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凈覺慈濟大國師鎖南領占至京師，館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實錄》卷三四七，天順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澤”甚至及于已經故去的藏僧。天順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實錄》卷三一二，天順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領占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實錄》卷三四一，天順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堅為景帝所皈依，英宗復辟后謫戍遼東。天順元年九月，英宗又將其“召還，復其職”（注：《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二，天順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憲宗對佛教、道教“俱極崇信”（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七《僧道異恩》，中華書局1959年版。）。他極度崇奉藏傳佛教，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長：《明廷にぉ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載日本《鷹陵史學》1982年第8號）一文盡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間十一位，遺漏了札實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堅參，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號，次年四月封為大悟法王（注：《明憲宗實錄》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實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號”，九年七月有銜大應法王（注：《明憲宗實錄》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領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為大濟法王（注：《明憲宗實錄》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實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為法王；5.札實堅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為法王；7.鎖南堅參，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為法王；8.結斡領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為法王（注：按，明憲宗同時封札實藏卜、札實堅剉、乳奴班丹、鎖南堅參、結斡領占五人為法王，見《明憲宗實錄》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稱其為大興法王（注：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雙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為法王；10.著癿領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為法王；11.朵兒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為法王（注：按，憲宗同時封舍剌星吉、著癿領占、朵兒只巴三人為法王，見《明憲宗實錄》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領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為大敏法王（注：《明憲宗實錄》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萬歷《臨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領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為法王（注：《明憲宗實錄》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國師、禪師、喇嘛以及僧錄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數人至數十人。據統計，成化年間，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國師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實錄》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堅參、札實巴等“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杖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避路”（注：《明憲宗實錄》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三）嘉靖至崇禎時期 明朝后期，諸帝仍多崇奉藏傳佛教，常在宮中舉行藏傳佛教法事。 鑒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驅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宮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注：《明世宗實錄》卷二六，嘉靖二年閏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評后，世宗“將內（漢、番、道）三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革去，止著朝天宮建齋醮如故”（注：《明世宗實錄》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總的來說是禁絕佛教，包括藏傳佛教，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榮：《論明世宗禁佛》，載《明史研究》第7輯，黃山書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諸帝又多崇奉藏傳佛教。不過，或許是吸取前朝極度崇奉藏傳佛教的教訓，或許是國事日非、財政日絀，他們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經常在宮中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番、漢二經廠“年久頹圮”，穆宗“命重修”（注：《萬歷野獲編》卷二七《京師敕建寺》。）。番經廠有韓長老，神宗“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節日，各帝令于番經廠、隆德殿或英華殿“跳步叱。而執經誦念梵唄者十余人”，“跳三四個時辰方畢”（注：《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崇禎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毀宮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復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禎宮詞》詠曰：“鳴螺疊鼓覺凄凌，今歲盂蘭法事增。不是云籠星斗暗，移來金海作河燈”。其注曰：“番經廠內官習西方梵唄，中元節例作法事，放河燈于玉河橋”，“是年（指崇禎十三年），法筵倍盛于舊”（注：王譽昌：《崇禎宮詞》，載《明宮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頁。）。 綜上所述，明代皇帝除個別人以外，多崇奉藏傳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諸帝，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會，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開度藏僧行童，崇奉藏傳佛教尤甚。時人所謂“皇明啟運，列圣相承，尊獎像教，尤重密乘”（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壽像記》，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