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一般將注意力著重于地圖發展和地圖繪制的科學意義和科學史價值，如王庸《中國地圖史綱》（注：王庸：《中國地圖史綱》，三聯書店，1958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盧良志《中國地圖學史》（注：盧良志：《中國地圖學史》，測繪科學出版社，1984年。）、曹宛如等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注：曹宛如、鄭錫煌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一元）、（明）、（清），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4年，1997年。） 等。 著名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先生在其關于中國科學史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注：（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科學出版社，1976年（內部）版。），與中國古代地理學真正有關的是科學的制圖學，并把制圖學作為其論述的核心。由此他對中國古代地圖學的發展所作的論述自然著重于地圖學科的科學發展歷程和它在科學史中的地位與價值。近年來開始出現了新的變化。如姜道章先生在討論中國傳統地圖學時，在著重于地圖繪制特征的同時，也關注形成這些特征的社會和歷史因素，并提出了有益的見解（注：姜道章：《論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征》，《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7卷，第3期（1998），第262—272頁。）。而李孝聰先生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討了流散歐洲的中文古地圖（注：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同樣的工作，近期有華林甫《英藏清軍鎮壓早期太平天國地圖考釋》，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葉凱蒂先生從社會學角度精彩地剖析了近代上海地圖所具有的民族、政治、文化意義（注：葉凱蒂：《從十九世紀上海地圖看對城市未來定義的爭奪戰》，載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三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88—121頁。）。此外20世紀90年代前后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圖學史巨著《地圖學史》，該書第二卷第二部《東亞和南亞傳統制圖學》用大量的篇幅，從政治、經濟、宗教、語言、哲學、文學、藝術、地理學、天文學和測量技術等角度出發，對中國古代地圖學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討。書中專門討論了中國古代地圖的繪制使用與宗教和戰爭的關系、地圖管理與政治文化的關系，方志地圖與地方文化、考據學與制圖學、地圖中藝術與現實的關系，制圖中的視覺藝術、地圖體現的宇宙觀、西方實測技術對中國制圖學的影響等等。該卷還把中國古代地圖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古地圖進行了比較研究，試圖闡明地圖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社會功效（注：朱競梅：《清代北京城市地圖研究的總結與思考》，載《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第77—85頁。此處引文筆者依據自己的理解作了一定的改動。由于該著筆者沒有親見，所以不能夠做深入的評價。正文所言乃依據朱文提供的內容所做的推測。不當之處，文責自負。有關《地圖學史》的出版和分卷情況參閱該文注釋24，另參考姜道章：《二十世紀歐美學者對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回顧》，載《漢學研究通訊》第17卷第2期（1998年），第169—177頁。）。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地圖學史研究的社會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

在有關中國地理學的研究中，李約瑟先生雖把制圖學作為其論述的核心，由于他的目標是比較中國古代地理學與西方地理學的發展，自然以主流的科學認識層次上的制圖學作為論述的對象，因此在這一巨著里也還沒有討論大量的方志地圖。國內有關地方志地圖的論述主要關注于地圖繪制自身的技術性問題以及文獻學意義的討論，如曹婉如《現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圖的圖經——〈嚴州圖經〉》（注：曹婉如：《現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圖的圖經——〈嚴州圖經〉》，《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74—382頁。），闕維民《中國古代志書地圖繪制準則初探》（注：闕維民：《中國古代志書地圖繪制準則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第334—342頁。），蘇品紅《淺析中國古代方志中的地圖》（注：蘇品紅：《淺析中國古代方志中的地圖》，載《文獻》2003年第3期，第267—284頁。）等。國外相關的研究則比較注重于社會政治和文化。如上述芝加哥大學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圖學史著作《地圖學史》，在其第二卷第三部《東亞南亞傳統制圖學》即專門討論了中國古代方志地圖與地方文化的關系。美國明史專家范德（Edward L. Farmer）《圖繪明代中國：明代地方志插圖研究》一文同樣從帝國權力與文化建構的角度對明代方志地圖與地方文化的關系做了詮釋。他認為：方志提供的地方圖景顯然已被學者們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員們的關注點、預設和價值觀所涂抹，所以我們在其中發現許多一致因素，這些共同點向我們暗示作者們急于在更寵偉的明朝方略中為自己的地區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吳莉葦譯：《圖繪明代中國：明代地方志插圖研究》，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頁。）。他的這一視角雖然有助于從帝國整體的文化與權力建構的高度把握明代的方志插圖研究，然而這種研究視角，在試圖提供新的歷史解釋方面，主要局限在國家—文化—權力這一模式之內，與傳統的政治史相比只是提供了具體的分析案例和較多的文化內涵。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沒有提供豐富多彩的歷史認識，而且無意中概念化了文化的政治權力色彩。從國家、地方、權力與文化角度出發的社會史研究模式往往容易走入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