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今年作詩韻研究的時候，無意中見到明代《格致叢書》本《新刻韻學大成》。該書前十二卷名為《新刻韻學大成》（其書題為《新刻韻學大成》，實則為《韻學事類》，原因后述），后有《文會堂詩韻》五卷。因研究的需要附帶對此書作文獻功課，在匯集、查找各種資料的時候逐漸發現了一些明代刊印叢書極不好的風氣，現從《新刻韻學大成》為開端以求教各位老師、前輩。

一

筆者所見到的《新刻韻學大成》題濟南李攀龍編輯，錢塘胡文煥校刪。 李攀龍，字于鱗，濟南人。以詩名于時，著有《滄溟集》、《古今詩刪》等書，時人稱之為“后七子”。《明史·文苑傳》：“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稍遷順德知府，有善政。上官交薦，擢陜西提學副使。……隆慶改元，薦起浙江副使，改參政，擢河南按察使。”李攀龍還有一部韻府類的書，名為《韻學大成》，該書共十二卷，又稱《古今名家韻學淵學大成》，唐順之校正。這部書主要是為了學者作詩檢查韻腳，查索故實而編撰的。按平水韻編次，同時注了《廣韻》韻部，每韻之字首列切語，次釋字義。“其下隨按類羅列辭藻，而后匯集詩料，舉凡古人詩章，其韻腳有所列字者，皆為搜輯。”

李氏此書與王世貞《韻學全書》體例略同，為清代《佩文韻府》的先導。“援引博洽，實足為作文者檢查之資，然于古今韻腳之分合，反切等呼之審辨，尚茫然無所知也。” 《四庫全書》對李氏此書在韻藻上的評價很高，這應該歸功于李攀龍所倡導的古文作詩。因為李氏在作詩上要求盡量的和古文相印合，而且也是身體力行，雖然其詩被當時很多學者笑為迂腐之作，但是李氏對于典故、章句方面的功底卻因其文學上的主張要比同時代其他詩人、學者扎實、深厚。

胡文煥，明萬歷至天啟間人，字德甫，一字德父，號全庵，一號抱琴居士，錢塘人（注：此處稍有異議，《兩浙著述考》當中記載了胡文煥的多部著作，其籍貫有署錢塘也有署仁和。吳晗的《江浙藏書家史略》當中胡文煥條，記的是仁和，但卻把胡氏所在朝代弄錯。據東北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新刻韻學大成》正文，是錢塘。），明代書坊主、藏書家，同時也是位詞人、戲曲家。胡氏為明代較有名的坊肆老板，刻書達百種之多，其總店名“文會堂”，設在杭州；分店名為“思莼館”，在金。胡氏刻書以叢書聞名于刻版界，除《格致叢書》外，還有《壽養叢書》、《胡氏粹編五種》等。胡文煥把他出版、刊刻的很多書籍都歸入《格致叢書》當中，該書所收均為古今考證名物專著，包括名物、訓詁、文學、藝術等書，其中以明人著述為多。因此書隨刊隨印，成書種數各本不同。該書手寫上版，寫刻工致，書中收有很多珍函、秘冊，文學價值頗大，流傳至今，為我們保留了很多珍貴的資料。

《新刻韻學大成》十二卷，只有上下平聲，無上去人。目次按平水韻編，上下平聲各為六卷。正文每一韻字下除反切、釋義外，還有包括該韻字的詩文舉例和“韻藻”。因其只有平聲部，所以在選材范圍上不僅和《佩文韻府》相去甚遠，即便是與前代陰時夫的《韻府群玉》相比也略顯遜色。

對于《新刻韻學大成》，《四庫提要》有些介紹，“舊本題李攀龍撰，分韻隸事，惟有上下平聲，蓋僅備律詩之用，龐雜弇陋”。因為年代的關系，現在已經無從考證《四庫提要》中的“舊本”指的是哪個本子，是胡文煥校之前，還是李氏原本，抑或偽托之作。我們只能從《格致叢書》本《新刻韻學大成》本身來找一下線索。胡氏在該書的序言中這樣記載： 《韻學大成》一書，其有裨于詩家。蓋將籍其事類，而非藉其韻也。故有韻而無事類者，余盡削之。且非獨韻之為，然即詩料亦盡削之。削之者，以其無所藉也；而藉之者，無以長其心思，入其化域也，乃若《韻府群玉》也者。事復備于此者也。茍不切于詩家之籍，弗錄矣。反韻宜錄也，然而又非詩家之恒體，弗錄矣。

夫事不貴多，而貴切；體不貴備，而貴恒。此余《韻學事類》所由作也。事類獨挺，檢閱必利。寧不更為有裨乎？并此而忘之者，斯又詩家之神矣。故藉此者，必至于忘此而后可。 從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出胡文煥收錄李攀龍的《韻學大成》時，做了四個方面的刪除。一是“有韻而無事類者”，也就是只有韻字而沒有“韻藻”的條目，胡氏刪除了。二是“非獨韻之為，然即詩料亦盡削之”。三是“不切于詩家之藉”，弗錄。這個指的應當是個別的“韻藻”，或是詩文的舉例，胡氏認為不符合詩人作詩引用的慣例，而刪除的。四是“反韻宜錄也，然而又非詩家之恒體”，弗錄。

經過胡文煥編輯修改過的《新刻韻學大成》變得面目全非，其學術價值大大打了折扣。書中有很多韻字沒有給出反切，而且當中沒有任何的規律可尋，想必是胡氏認為這些字并非為作詩常用的。或者還有一種解釋，就是從宋代的《廣韻》到明代的《中原音韻》，幾百年過去了，語音發生了變化，胡氏自己也拿捏不準，而且胡文煥本人的音韻修養不太高明，這一點從他編的《文會堂詞韻》當中詩韻、詞韻的混淆就可窺一二。清初鄒祗謨《遠志齋詞衷》說：“胡文煥《詞韻》，三聲用曲韻，而入聲用詩韻，居然大盲。”

胡文煥認為編寫韻府的首要原則是所選“韻藻”要合于詩人作詩的慣例，也就是他所謂的“恒體”。作為一個書商，胡文煥是值得人們稱道的，但是論起詩文方面的功力，和“后七子”之首的李攀龍相差甚遠。因此校刪出來的書被《四庫提要》斥之為“龐雜弇陋”，如果《四庫全書》收錄此書是當時某個地方官員采進的《格致叢書》本，也就是胡文煥校刪后的本子，被稱為“偽托之作”也不奇怪。

我們還注意到一個問題，在序言的后一段有這樣的一句：“此余《韻學事類》所由作也”，這是怎么回事？這部書的名字不是《新刻韻學大成》嗎，按照上下句的意思應該是“此余《新刻韻學大成》所由作也”，怎么突兀地冒出個《韻學事類》？難道是寫序的時候胡文煥自己糊涂了，寫錯了？還有，究竟二者是什么關系？ 這里涉及到一個明代刊刻叢書的普遍現象，我們下面就來結合《新刻韻學大成》和《韻學事類》的關系解釋這個問題。

筆者曾經到過國家圖書館查找《韻學事類》一書，該館除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的明代本，還有三個版本《格致叢書》當中都收有《韻學事類》一書。之所以會有三個版本的《格致叢書》，因為明代胡氏刊刻此書的時候，經常是每每有新書刊印完畢之后，就冠以《格致叢書》的名頭出版，往往是出幾套書就配一個目錄，而每套《格致叢書》都不盡相同，到了現代究竟還有哪家圖書館藏有全套的《格致叢書》也無法考證了。像國家圖書館有三套，最多的有三百多種書，最少的有六十多種。

當查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的《韻學事類》時候，發現除了書縫上一個刻印“韻學事類”一個刻印“新刻韻學大成”外，兩本書竟然是完全一樣的。無論是序言的內容，還是目錄、正文、排版的格式，甚至到刊印的錯誤都是完全相同的。舉個例子，上平聲，卷六，十五刪。筆者手中的本子該頁“十”字因為刊刻的關系，少了橫的左半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收的本子是用自浙江大學圖書館的明代本，子179—454頁上也是一模一樣地少了左邊的橫。為什么兩部書是如此一致呢，這種情況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為什么會這樣？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格致叢書》刊印的時代和當時叢書刊印的風氣來深入了解。

葉德輝先生在《書林清話》中談到“明人刻書改換名目之謬”時這樣說：“至晚季胡文煥《格致叢書》……，割裂首尾，改頭換面，直得謂之焚書，不得之刻書矣。”王辟疆先生的《目錄學研究》寫道：“惟明人習氣，喜立新名，兼好刪節，……如仁和胡文煥之《格致叢書》所收至三四百種，名目炫異，尤為猥濫，如……皆荒謬可笑者也”。

較之葉、汪兩位先生的看法，《四庫大辭典》對變幻名目的原因介紹得更加詳細：“……本書所收均為古今考證名物專著，包括名物、訓詁、文學、藝術等書，其中以明人著述為多。因此書隨刊隨印，成書種數各本不同。邵懿辰謂‘初編四十六種，二編三百四十種’。后也互相補配，傳本益紛。……朱氏《匯刻書目》著錄為二百零六種，《四庫全書總目》據江蘇巡撫采進本著錄此書一百八十一種。并云：‘所列諸書，亦無定數，隨印數十種，即隨刻一目錄。意在變幻，以新耳目，冀在多售。故世間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書凡幾種……”

這段話明確了兩個問題：一、明人刊刻叢書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割裂首尾，改頭換面”；二、《格致叢書》也好，還是同時代的其他叢書，如此變幻名目旨在“多售”，也就是追求商業利益。 《新刻韻學大成》就是這種風氣下的產物。我們了解了這樣的一個時代印書背景，就可解釋為什么兩部書如此的一致。而胡文煥在刊印該書時作假的功夫還是不到家，竟然忘了把自己寫過序當中的“此余《韻學事類》所由作也”改成“此余《新刻韻學大成》所由作也”。也算得上造假當中的低手。

如此我們也可以大膽地確定，如果胡文煥是從李攀龍的《韻學大成》當中在削減的情況下提出平聲部分，編撰的《韻學大成》；如果胡文煥是為了當時的商業利益，再把《韻學事類》和《文會堂詩韻》合并在一起冠名《新刻韻學大成》，那么，這部《新刻韻學大成》就連偽書也算不上，當是“偽書中的偽書”。

而且，在《格致叢書》當中也不僅僅是一部《新刻韻學大成》如此雜湊，如《玉海紀詩》是胡文煥從《玉海》當中挑出詩類一門編成。黃記校元代本宋提刑《洗怨錄》時說：“胡文煥復本，文理略同，殊多脫誤，且改易卷第。……明人喜刻書而又不肯守其舊，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書，能翻刻之，可謂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設條目，何耶？”

黃氏不僅指出了胡文煥在刊印《洗怨錄》時做的“手腳”，而且也和汪先生一樣說出了明代刻書這種改頭換面的風氣，這種風氣彌漫其時整個刻書行業，絕不單單出現在胡文煥的“文會堂”一家，一部《格致叢書》。

三

張之洞《書目答問》云：“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藉，搜殘存佚，為功尤鉅，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于四部，故別為類。”由此可見叢書對于當時的讀書人是何等重要，但是歷代刻印叢書的質量、風格也不全相同，讀書人在選擇時候則需慎之又慎。

明代刊刻的叢書很多，《馀若郎刻五雅》、《中都四子》、《周秦十一子》、《吳刻十二子》、《崇德堂二十子》、《宋左如圭百川學海》、《續百川學海》、《廣百川學海》、《古今逸史》、《說郛》、《稗海》、《格致叢書》、《秘冊會函》、《寶顏堂秘笈》、《稽古堂日鈔》、《古今說海》、《唐宋叢書》等。明代人雖“嗜奇博愛，鐫刻叢書”，但是“猥瑣庸濫之作”實占了不少。改換名目、添改脫誤、字體之陋，存在的毛病實在多多。

前文中說的《新刻韻學大成》與《韻學事類》僅僅是一部叢書當中的例子，除《格致叢書》外，還有很多叢書存在這些問題。如明初陶宗儀在《類說》基礎上，采集經史，收納雜說，擴充篇目刊印《說郛》一百卷。但是陶氏此書材料多來源類書，無原本，想必割裂原本，只存鱗爪。鍾惺的《秘書十八種》，分為二集。初集收《逸周書》、《韓詩外傳》、《鹽鐵論》等，二集收《春秋繁露》、《易林》、《大戴記》、《文心雕龍》等。這些收的都是全書，但其中《外史三墳書》是后人偽撰，也被列入“秘書”。還有姚溪居士的《五朝小說》，其書分魏晉小說、唐人小說、宋人小說，當中有很多地方作了刪節，甚至改了作者，另立新目。還有《百川學海》，這部書是明人偶然得到翻刻宋本，雖然內容零亂，但是還是一部比較珍貴的書。可是明人對此書一續再續，像吳永之《續百川學海》、《再續百川學海》、《三續百川學海》，還有馮可賓的《廣百川學海》，都是依據左如圭本的舊例，無甚創新。馮氏的《廣百川學海》和《正續說郛》刻版相同，所以《四庫存目》疑為書商從《說郛》當中抽調了一百三十種，重新刊印欺世謀利。

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明代叢書和每部叢書當中的古籍都一無是處。雕刻精湛、摭拾豐富的大有人在。像程榮的《漢魏叢書》、顧元慶的《文房小說》、商浚的《稗海》、鍾人杰的《唐宋叢書》、吳琯的《古今逸史》、陸楫的《古今說海》等。

但諸如《新刻韻學大成》之流的“偽書中的偽書”確是給當時和后世的讀書人造成了無窮的麻煩。但是當我們認識到了明人編書的這種“壞習慣”，就可以解釋其中的某些現象，并在研究工作中，考慮到各種因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誤。這讓我們更清醒地看到在做歷史的語言研究時，所依據的文獻的重要性。資料選擇的怎么樣，對研究的結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對語言文獻的比勘互證工作必不可少，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些因素，得出來的研究結果必然是不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