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西學東漸西洋音樂文化學堂樂歌

論文摘要：西學東漸將西方近代各種學術上的新成果帶入了中國。西洋音樂文化更是大規模地傳入，這使中國傳統音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形成了新的發展態勢。清末民初，當時的政治改革家們主張廢除科舉等舊教育制度。效法歐美。建立新型學校，教育當局規定“樂歌”課為學堂的必修課，并提出，對青少年進行“美育”教育，學校唱歌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于是一批新型的學校逐漸建立了起來。當時把這類學校叫做“學堂”，把學校開設的音樂課叫做“樂歌”科。“學堂樂歌”的產生和發展。標志著我國民主主義新文化在音樂領域里露出了幼芽。為后來音樂文化的普及及群眾歌曲形式的確立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西方音樂文化的早期傳入 中國自漢唐以來，已同東方各國建立了廣泛的音樂文化交往，但同西方音樂文化發生聯系則是到元代才開始的。元代在當時的京城大都曾設立過天主教堂，并開展了“詠唱”活動；中統年間還有被稱為“興隆笙”的古制管風琴傳入宮廷。明代萬歷年問，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中國，向宮廷進獻了當時流行于歐洲的擊弦古鋼琴。入清以后，西方傳教士來中國日益增多，西方音樂的樂理及樂器也漸漸流入中國，由于康熙特別喜好西樂，對于擅長音樂的教士徐日升甚為喜好，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學來改進中國音樂，編成《律呂正義》一書。然而總的來說，西方音樂在古代的傳入既不廣泛。對我國的社會音樂生活也沒有產生多少實際的影響。 最早西方音樂的傳入包括宗教歌曲、軍樂隊等。由于基督教的傳播，一些宗教歌曲成為最早開始傳至中國人的西方音樂。但無論是教會音樂，還是洋務運動后的西樂東組，包括當時偶有西方音樂家來中國舉行音樂會，甚至于在1881年西方人在上海還組成了用于儀仗的銅管樂隊，由于中西方音樂審美情趣等觀念的差異，傳入中國的西方音樂仍然沒對中國的音樂生活產生什么重大影響。 西方音樂真正在中國得以傳播，并催發了中國產生有別于傳統音樂的新興音樂文化，是在本世紀初的學堂樂歌興起之后。 二、中國現代音樂的一個開端——學堂樂歌時代 19世紀末，在變法維新思潮影響下，“創辦新式學堂，引進西方先進教育體制，開展現代科學教育”的潮流開始興起。在積極倡導“廢科舉”“興學堂”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的口號下，“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曾主張在新式學堂中開設“樂歌”課程。“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極力提倡在學校中設樂歌課，發展學校音樂教育，并在國內的一些刊物上，發表不少文章強調學校設樂歌課在思想啟蒙中的作用。清末，中國向國外，特別是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學生，這些早期的“海歸”們認識到現代音樂教育之于國民素質的重要性，所以有的人開始學習這方面的知識，回國后成為了早期的音樂教師。他們組織了音樂社團并舉辦講授西樂的“音樂講習會”，并開始采用將日本及歐美流行曲調填新詞編新曲的方式來推廣新樂。1902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清政府對在新學堂中設置樂歌課予以認可，新式學堂紛紛建立，與此同時，各種撰譯、編印介紹兩洋音樂和新歌曲的書譜刊物陸續刊發，學堂唱歌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新風尚。 學堂樂歌的創作主要是根據現成的歌調填以新詞而編成，曲凋大多選自日本和歐美歌調，以中國傳統曲調填詞的樂歌為數不多，自創曲則更少。這可能與我國過去對詩、詞、曲等可詠唱的作品的創作方式就是根據現成的歌調、曲牌填以新詞有關，同時也與當時從事學堂樂歌編寫的人懂得專業作曲技術的極少有關。學堂樂歌的歌詞內容主要反映富國強兵，抵御外侮的愛國思想、宣傳女子自強、男女平等的女權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學習科學文明的思想以及許多專門向少年兒童進行思想和知識教育的歌曲。學堂樂歌的創作，處于中國近代音樂文化的起步階段，是許多嚴肅的學者努力探索的結果，并深受維新運動和維新思想的影響。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學習一樣，在音樂創作上也大膽吸取，只要認為有用，均可“拿來”。 三、學堂樂歌的代表人物——李叔同 在學堂樂歌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批音樂教育家。如1900年起，先后到日本學習的蕭友梅、曾志忞、高壽田、馮亞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都成為樂歌活動及后來開創中國專業音樂事業的代表人物。 這些早期的街樂先驅們在出國學習時，大多都不是以音樂為其主修專業。但是，出于對音樂的愛好和對祖國教育事業的責任，他們后來紛紛投身于“學堂樂歌”創作和傳播之中，為中國普通音樂教育的創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興盛一時的學堂樂歌浪潮中，有一個閃光的名字：弘一法師——李叔同。李叔同生于天津，自幼攻讀經史，臨摹碑帖，精于詩詞、文章、書法、篆刻。1905年秋，他帶著自己的愛國熱情東渡日本學習。在日本，他入了東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主修繪畫，兼習鋼琴和作曲理論，這期間，他與曾孝谷在日本創辦了我國最早的話劇團體“春柳社”，并參加《茶花女軼事》《黑奴吁天錄》的演出，成為當時出名的女角演員。1906年，他獨自創辦了我國最早的音樂期刊《音樂小雜志》。該刊內容豐富，有樂史、樂典、樂歌、辭賦等欄目，設計得琳瑯滿目。其中有三首樂歌是《隋堤柳》《我的國》和《春郊賽跑》，對研究我國近代音樂創作頗有價值。1910年李叔同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回國后在天津、上海、杭州等地任教，為我國培養了最早的一批藝術人才，如音樂教育家劉質平、吳夢非，著名畫家豐子愷、潘天壽等均出自他的門下。

早在1903年沈心工從日本回國后，李叔同曾從其學習西洋音樂知識和樂歌的創作。之后便開始選編樂歌，出版了《國學唱歌集》。內中所收多半為古近體詩詞，且多具愛國情緒，如屈原的《離騷》、李白的《行路難》、李商隱的《隋宮》、辛棄疾的《菩薩蠻》、石達開的《揚鞭》、黃遵憲的《出軍歌》等。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主持“滬學會”時，曾以民間樂曲《老六板》的曲調填寫了一曲《祖國歌》，在當時頗有影響。這首歌可視為李叔同所創作的學堂樂歌中的代表作。到1918年止，李叔同共作樂歌五十余首。 從內容上看，李叔同所作的學堂樂歌，除了教育鼓舞人們反帝愛國一類外，借景抒情之作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春游》《西湖》《春景》《送別》《憶兒時》《早秋》等，都是作者通過對自然景物的細心觀察、深刻體會。將對祖國山河濃濃的眷戀傾注筆端，再運用他那極好的古典文學修養及音樂造詣，使得筆下流出的文字和曲調清新、典雅，優美、諧和。此外，他還有一部分作品帶有較濃的傷感和出世思想，如《夢》《落花》《晚鐘》等等，同樣具有特別的魅力。 在音樂方面，李叔同是作詞、作曲的大家，也是國內最早從事樂歌創作取得豐碩成果并有深遠影響的人。他主編了中國第一本音樂期刊《音樂小雜志》。國內第一個用五線譜作曲的也是他。他在國內最早推廣西方“音樂之王”——鋼琴。他在浙江一師講解和聲、對位，是兩方樂理傳入中國的第一人，還是“學堂

樂歌”的最早推動者之一。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編輯出版的《國學唱歌集》，被當時的中小學取為教材，他創作的歌曲內容廣泛，形式多樣，主要分三類。一是愛國歌曲，如《祖國歌》《我的國》《哀祖國》《大中華》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別》等；三是哲理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鐘》《月》等。李叔同的歌益大多曲調優獎，歌詞瑯瑯，易于上口，因此傳布很廣，影響極大。 四、結論 “學堂樂歌”是中國近代音樂史上出現的新生事物，它的興起對我國的“新音樂”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堂樂歌的興起，從一開始就伴隨著維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貢獻了一批早期的優秀聲樂作品，開“新音樂”創作之先河。 樂歌作品宣揚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和科學知識，它在沖擊封建主義思想，擺脫封建主義的桎梏，為創造近代音樂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學堂樂歌”的傳唱，使“集體歌唱”這一歌唱形式深入人心，為后來的群眾歌詠運動打下了基礎。學堂樂歌時期創作了不少反映舊民主主義時代精神的好作品，產生了我國近代第一批音樂家、教育家，傳播了近代音樂知識，闡述了新的音樂理論和思想，從而為中國普通音樂的教育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師資基礎，這一切都作為具有啟蒙意義的我國近代音樂文化的開端而載入史冊。通過樂歌的傳唱和學校音樂教育，西方基本音樂理論和技能開始系統地、大范圍地在中國傳播。在樂歌活動的影響下，并培養了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批傳播和創建、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人才，為后來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不僅如此，通過樂歌活動，展示了社會功能，引起了社會各界對音樂的興趣，從而肯定音樂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樂歌活動，系統地把西歐音樂理論基礎知識技能及音樂會演出形式介紹到國內，豐富音樂的修養，活躍了音樂的生活。 總之，樂歌活動在我國學校音樂啟蒙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它的實踐成果為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新音樂文化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時也為中國現代中小學普通教育方式鋪墊了最初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