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識分子城市化

清末廢科舉與興學校是同步進行的。按理，當科舉制度下的最后一代士紳衰亡沒落之際，應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識分子群體成長崛起之時。但是，新知識分子與傳統士紳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在傳統社會中，士作為四民之首與其他三民保持著有機的聯系。尤其在基層社會，“地方士紳一言一動，鄉里倚為重輕”。而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和四民社會的解體，治統與道統逐漸分離；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現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自由浮動”，大部分與農工商三民疏離，自然也難以贏得大眾的信仰。這一點，在鄉村社會表現尤為明顯。三十年代《女子月刊》上曾有一篇文章，十分細致地描述了新知識分子在鄉下人眼中的情形：

“我們如往鄉村中去實地考察一下，當可知道現在一般未曾受教育的對于知識階級所抱的是一種何種態度。過去鄉村中，秀才先生或書塾老師有極大的潛勢力。他是一鄉中的審判者，一鄉中的號令者，一鄉中的指揮者；他是一鄉中所‘佩服’的人；假如這位秀才先生或鄉塾老師，果真是道德高尚，則他的話即可成為號令。……這種現象，從壞的方面來觀察，是人民知識的低落，是紳權的膨脹；但如從好的方面來觀察，亦可以說是知識界與非知識界的溝通。過去中國的各種設施，能夠使大部分人民奉行，不得不歸功于這層原因。但是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是怎樣？雖則現在一般知識界的學問、理解力較之過去均屬優良，但鄉村中人士對于他們卻全抱著不信任的態度，懷疑的心情，不但不愿聽他們的話，簡直亦不敢聽他們的話。中國種種新政的實施，不能發生效果，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癥結。因為新政發施者是知識界，而要求效果，則須全國人民一致。一般人既懷疑知識蜀，不信任知識，則對于知識界所發動的新，自然不愿奉行，不敢奉行。二十二年浙江省余杭、臨安二縣農民不服從政府的強迫養育改良蠶種而發生的暴動，實在是很好的例證?！?/p>

村農民對新知識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們對新教育的不信任。清政府在改革科舉之時，即開始興辦學堂以取代舊的私塾書院。但是，一種新的教育體制并非在一夜之間靠一兩紙詔書即可一蹴而就。實際上，在清末民初，許多新學堂的教育質量實際還不如舊的私塾。在鄉村基層社會，新學堂更是有名無實。有人回憶民國前期江西景德鎮的教育時寫道：“那時的教育有一種不尋常的現象，新開辦的學校生源不足，而教《四書》、《五經》、《幼學瓊林》、《昔時賢文》、《三字經》等的私塾卻有不少。”

此外，農民對新教育的懷疑和不信任，也是私塾得以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即有人指出，新式學校所授功課“距離農村生活過遠，未能切合實用，結果學生能畫汽車飛機，而不能寫借據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計田忙漕。” 30年代，社會學者在湖南衡山農村調查時，發現當地農民對鄉村小學主張要“少唱游，多讀書”，并且要求教古書。 筆者曾調查過幾位受過私塾教育的老人，何以舍新堂而不讀？他們的回答大多是當時農民對新式學校的新教學法和新教科書等不信任。有的說：“新式學校很多時間浪費在文娛體育等方面，送子弟到學校去認不了幾個字！”還有的說：“新學堂不念《三字經》，而念什么‘大狗叫，小狗跳’，那算什么學問！”這固然表現出當時中國農民思想觀念的務實和保守，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并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認可和普遍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提倡以白話文來普及大眾教育，開啟民智，沒料正是白話文教材竟然成為百姓大眾不愿接受新式教育的一大緣由。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無疑上下層民眾與新知識分子疏離的一個絕好表征。

事實上，下層民眾與新知識分子之間的疏離是雙向互動的。在中國傳統社會，士紳大多以農村社會為中心，其伸展手腳的空間主要是國家官僚機構鞭長莫及的“地方”或“鄉里”，耕讀在鄉村，關心的事務也主要是農村。少數遷居市鎮的士紳仍然與農村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享樂之所，而不是其安身立命之地。即使學而則仕，亦多在不惑或知命之年結束宦游，回到家鄉收拾田園。

但自學校取代科舉以后，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所和活動空間發生了改變。過去私塾分散在城鄉村鎮，如今新學校主要集中于都市，大學固多設在通都大邑，中學亦大多設在省會一級城市。據1935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對22省961縣的農村教育機構調查的結果，中學僅占鄉村教育機構的0.7%。

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江蘇常熟農村調查時，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學生，以至于在調查日記中慨然寫道：“我們跑過的鄉村并不少，碰到中學生卻是第一次。” 自南宋中國文化重心開始南移以來，蘇浙一直是人文薈萃的文化淵藪，未料這個時期的蘇南農村，卻連一個中學生亦如鳳毛麟角，同時期的中國其它地區的農村，該會是一番什么樣的文化衰敗景象呢！ 盡管缺乏這個時期中國鄉村教育的全面統計材料，但一麟半爪的個案亦能給人以一葉知秋的感覺。3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江西尋烏縣調查時發現，一些地主子弟在尋烏城東小學混張畢業文憑后，就大擺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煞是神氣！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資格的秀才舉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學谷和胙肉。 在一些內地農村，“粗識文字的小學畢業生便可以打起知識分子的幌子，儼然以紳士自居，出入公門，魚肉鄉里，任意欺騙老百姓?！?在四川一些地方，每當某家有子弟小學畢業時，親朋鄰居要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如科舉時代中舉一樣送去報條，以示祝賀。

以上事例說明，這個時期的中國鄉村出現了人才空虛和教育衰敗的景象。農村文化生態結構已經失衡與蛻化。在中國傳統社會，由于宗族一般擁有相當數量的學田、義田以及族學、義學等，相當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貧富均可以受宗族的資助，獲得一定的文化知識。但在科舉制度廢除后，隨著傳統文人士紳的衰亡，宗族制度與學田、義田、族學、義學的衰落，鄉村人口的識字率甚至不如19世紀以前。在19世紀以前，清代人口的平均識字率大約為20%，而民國時期很多地區的人口識字率都低于這一比例。如抗戰前后湖北省人口的平均識字率只有16%。 若僅就農村人口的識字率而言，其比例則更低。據抗戰時期的一般觀察，士兵的識字率在10%以下。 以此衡測當時中國農民的識字經，當亦不差。

自西潮東漸以后，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城市帶有西化色彩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趨衰敗破落的農村具有吸引力。加之城市集中著財、權力、名位等社會稀缺資源，在這種情況下，農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盡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鄉村。大學畢業集中于大都市，中學畢業也想方設法留在省城和縣城。城市成為新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所和工作活動中心。1930年，上海《民國日報》有一篇題為“鄉村頹敗了”的文章這樣寫道：

“年年大批的畢業學生自鄉村跑進都會，不見一個返到鄉間，……鄉村小學教師寧愿來都市為書局報館抄寫，……都會的漩渦卷去了鄉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鄉村衰敗了，沒有一些生氣，和黃褐的土塊成了調和的色彩，死靜、凄泠、枯暗、荒塞、簡陋占據了整個鄉村?！?/p>

知識分子城市化潮流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即已初具規模。當時城市化的知識分子還主要是舊日士紳中的一部分。當新知識分子群體成長起來后，城市化才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從此，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分布重心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轉變。在精英城市化的潮流下，鄉村社會成為一個被精英遺棄，管理日趨失序的地區。據1934年湖北省襄陽縣縣長稱：“近數年來，士大夫階級類多全家去鄉，僑居他埠，而無產失業之徒，或從戎，或附匪。其土著大多數為自耕農，識字甚少，程度極低。故甲長中什九不識字，保長雖較優，而識字人數亦不逮半數。保甲制度難于推行，實亦原因之一?！?襄陽縣的情形是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縮影。

知識分子群集都市，使都市各部門人浮于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1936年5月，蔣介石在一次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上談到，郵政局招收郵務生，普通機關招考錄事，每月薪金不過一二十無，往往只有兩三名缺額，而有幾百人應試，其中不少是大學畢業生； 而另一方面，地方自治人才卻非常奇缺，“一省之中，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廳廳長常覺到縣長人選困難，能夠一肩擔起籌備一縣地方自治的人才，極難物色。一縣之中，縣長又感覺到區長人選困難?！烈粎^之中，鄉鎮長人選亦復困難。……至閭鄰長則更人選困難?！?梁漱溟于20年代末著手鄉村改造運動時，“所最感困難的問題：一就是村中無人，一就是村中無錢”。他于1929年從廣州北上，游歷考察了江蘇昆山徐公橋、河北定縣翟城村以及山西太原等地的鄉村必進運動。他發現村長問題是各處所共同困擾的一個難題。他在考察記中寫道：“象今天這世界，還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錢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鄉間了，因為鄉村內養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沒在沙漠一般的鄉村，早出來了。最后可以說，好人亦不住鄉村里了?！?這里，梁漱溟所謂的“好人”到底指哪些人，不詳所指。而有錢人和有能力的人相繼離開鄉村后，鄉村人口主要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是貧弱無助的窮人，一類是游手好閑，作惡鄉里的流氓地痞。其結果，鄉村教育日趨退化，鄉村自治日趨衰敗，鄉村宗族組織逐漸萎縮，與此同時，土豪惡霸等鄉村邊緣勢力乘機崛起。

四、民國時期紳權的社會構成

在20世紀以前，科舉制度不僅是中國國家各級官僚的選拔體制，也是基層地方社會精英賴以產生的主要途徑。國家通過科舉制度，利用儒家規范性意識形態，將官僚集團與紳士集團統攝于共同的國家統治目標之下?？婆e停廢后，新的職業官僚養成體制未能建立。官僚的常規社會來源枯竭，作官不復要求統一資格，仕途從此雜濫。與此同時，基層社會精英的社會構成也發生了蛻變?？婆e之時，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紳士地位，為躋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條主要途徑?？婆e一去，“紳”的正規來源斷絕。民國時期雖然還有“紳”的稱謂，但與傳統士紳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獲取社會地位。分析民國時期“紳”的社會構成，除了少數前清遺留下來的一批舉貢老爺外，多為民國時期的“新貴”。那么，民國時期躋身于地方“紳士”行列的“新貴”，其來源如何？下面列舉的幾個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國初年湖北襄陽縣東津鎮的三位“新鄉紳”

王殿甲，原是江湖會里的大爺，辛亥革命時期是個革命黨人，當過營一級的軍官，以后回到家鄉，成為東津鎮的紳士，和其他紳士一起處理鎮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齋，木場學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讀書識字甚少。辛亥革命時，通過江湖會當上了地方保衛團團總、區長，依靠經濟和政治勢力而成為東津鎮的大紳士。

宋德山，原本是鄉鎮上的一個二流子，辛亥革命時，曾當過一個相當于連長一級的隊官，這樣，他也成了東津鎮上“說公了私”的紳士了。

以上三位“新鄉紳”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爺，一是學徒、商人，一是二流子。很顯然，他們原來都是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物。他們爬升到社會上層，躋身于“紳士”行列的階梯，已不再是傳統的科舉功名，而是強權武力。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雜途”出身的“紳士”在東津鎮并未遭到傳統正途士紳的排拒，相反，正是因為他們獲得了正途士紳的認同的接納，才躋身于“紳士”行列。如王殿甲回到家鄉時，鄉鎮上的紳士沒有一個不去拜望他的。王也因此而身價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尋烏縣20位權勢人物

表1-3 江西尋烏縣20位權勢人物動態表(930年) 姓名 教育程度 經濟狀況 職業及經歷 備考 何子貞 中學畢業大專肄業 曾任小學教師、縣公安局長、警察隊長、國民黨黨員 劣紳 何學才 收租幾十石，承包牛崗稅 曾任縣衙刑房書吏、堪輿 劣紳 范明才 收租八十石 曾任縣保衛團總 劣紳 潘明征 收租一萬石，財產總值三十萬元 兒子做過縣財政課長、縣保衛團總、縣長、縣黨部委員 全縣豪紳領袖 劉土垣 中學畢業 收租千石以上 地主 全縣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動，在縣里沒有權 丘偉伍 日本帝大畢業 收租四百石 曾任縣教育局長、工程師、國民黨員 新尋派領袖 黃甲奎 中學畢業 收租三百多石 教員、國民黨員 新尋派分子 何挺拔 中學畢業 收租三百多石 國民黨縣黨部干事 新尋派分子 胡鏡如 中學畢業 收租二百石 縣政府科員 土霸 潘明典 前清拔貢 收租一百多石 做過縣知事、縣教育局長等 “尋烏五虎將”之一，很規矩 賴鵬池 前清附生 收租五百多石 地主 不與外事 汪子淵 收租二百石 做過縣保衛團總 劣紳 羅佩慈 收租二百石 做過縣長 豪紳 陳吐鳳 前清秀才 收租二百多石 劣紳，“尋烏五虎將”之一 鄺太瀾 前清秀才 “尋烏五虎將”之一 彭子徑 前清秀才 收租三百石 清末做過縣衙巡檢，民初曾任縣財政局事務員 “尋烏五虎將”之一 易頌周 前清秀才 收租二百石 劣紳 鐘詠柳 留日出身 收租二百石 曾任武穴警察局長、本縣實業局長 反動首領 鐘星奎 中學畢業 收租二百石 國民黨縣黨部干事 新尋派分子 謝肇凡 中學畢業 收租二百石 做過縣保衛團總、縣府秘書 新尋派分子 資料來源：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171-19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表所列江西尋烏20位權勢人物，大致可分為新舊兩代：由前清拔貢、附生、秀才組成的舊士紳和新式學堂畢業生組成的新士紳。據毛澤東調查，當時該縣尚有秀才四百人，舉人一人，但這些人大多已無所事事，在鄉村中當“老太”。顯然他們已退出鄉村政治舞臺。過去秀才出身的“尋烏五虎將”已經倒臺，已由中學畢業的一批“新尋派”取而代之。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舊兩代遞嬗之際。當時，尋烏縣共有大學生30人，中學生500人，小學生1300人。大學生多數僑居在外地大都市。在尋烏當地稱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學畢業生。

從經濟狀況觀之，這些人多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為權勢人物。大中地主中相當一部分不問外事，被當地人稱作不中用的“山老鼠”。從表列20人的職業及經歷觀之，多數曾出任過縣一級公職，純粹靠收租為生的地主很難進入士紳行列。這一點仍和科舉時代相同，即以參與地方公事為前提，用尋烏人當時的說法，就是這些人“能到衙門話事”。20人中，只有一人被認為“很規矩”，兩人一與外事，而被明確指稱為“劣紳”、“土霸”和“反動首領”的卻有八人之多。

(三)民國時期鄂西七縣十二位地方權勢人物

表1-4 民國時期鄂西十二位權勢人物動態表 姓名 籍貫 生年 家庭及父輩職業 教育程度 主要職業 權勢資源 備考 張文和 建始 1900 世代經營糖食業，姑父為老紳士 中學畢業 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 縣財務委員會主任、縣中心小學校長、縣臨時參議會議長等 三四十年代，張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羅裕民四人號稱建始縣“四大天 范煦如 建始 1905 經營土布生意，世有土地 私塾 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 縣自衛大隊長、區長、縣銀行董事長、縣三青團分團干事長等 王”，把持了整個縣的軍、政、財、文大權，歷任縣長受其節制，并在地 徐海如 建始 1907 大地主，伯父是秀才 教會學校 辦教育兼營商業 小學校長、縣民眾教館館長、縣議員、縣黨部書記長 方買田置地，承包稅收，把持鄉政，走私販毒，同時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羅裕民 建始 1896 開中藥鋪，小有土地 略識文字 經商，辦硫磺廠 漢流大爺，縣自衛大隊長、縣參議員、縣黨部執委 各級民意機關。 王獻谷 恩施 1893 父、叔父均為前清廩生，縣商會會長 私塾 經商、返運鴉片 漢流首領、縣商團副團長、商會主席等 父輩為清末民初地方最大權紳，本人 販賣鴉片致富，先攀附軍閥，后加入國民黨。權勢年限為20-40年代 傅衛鳳 恩施 農民家庭 小學畢業 團丁出身 團防隊隊長、團總、三縣邊防聯防總指揮、轄區百里、為恩施“團閥”之一 擁槍割據，在其勢力范圍內獨斷專行，但也為地方辦過一些有益的事，如興辦學校、創辦郵政等，權勢年限為1925-1942年 冉作霖 利川 1890 父為清末拔貢，公正士紳 地主兼商人，承包稅收 團總、民團大隊長、自衛大隊長、是利川有名的“團閥” 在利川稱霸一方，其權勢年限為1917-1941年 陳鑄九 巴東 1894 家境寒微 略識文字，學過道士，當過苦力 保董、區聯防團首領、保衛團中隊長、區長、縣參議會副議長，為巴東“團閥”中首屈一霸 用錢賄買保董職務起家，其后參與剿共而步步高升，權勢年限為1923-1948年 譚孔耀 巴東 1886 土財主 不習文墨 地主 區保衛團團總、區聯防團大隊長、巴東“團閥”之一 獨霸一方，魚肉百姓，于1936年被國民黨軍委會武漢行轅處決，其權勢年限為1920-1930年 向卓安 來鳳 1890 祖輩務農 目不識丁 作土匪起家 擁槍自雄，是來鳳有名的“團閥” 1933年一度被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通緝拿辦，后以剿共有功，接受收編，被委為來鳳縣壯丁總隊附，1940年被湖北省政府處決，其權勢年限為1920-1940年 楊芝香 咸豐 1884 家境清貧 私塾 設蒙館教書，后辦團練，御匪保民 出任咸東聯防主任、縣長等職 基本上屬于地方自治型的“團閥” 侯唯一 宣恩 1891 家境貧寒 私塾 跑江湖、玩漢流 漢流大爺、縣常備中隊長 地方小“團閥”，其權勢年限為1923-1940年 資料來源：根據《鄂西文史資料》1987年第5期所載資料整理而成

上表所列民國時期鄂西7縣12位地方權勢人物，其出生年代為1884-1907年間，而其權勢年代均在民國時期。12人中，父輩有功名者4人，無功名者8人，而本人均無協名。12人的教育程度，中學、小學及教會學校畢業者各1人，私塾4人，略識文字者2人，不應1人。很顯然，這12人所賴以掌握地主社會支配權力的資源基礎均非超人的教育和學識。

分析12人的發跡憑藉和途徑，雖然具體的表現各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均靠的是“力”。“力”有兩種：軍事的--武力；經濟的--財力。12人中，靠武力發跡與靠財力發跡者，幾乎相當?？课淞Πl跡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無賴、土棍，只有一人出身士紳家庭；靠財力發跡者，則是地主商人出身。

就時期而分，民國前期，亦即北洋軍閥時期發跡者，其憑藉主要是武力，其權勢資源為團練、幫會(漢流)。他們擁槍自雄，獨霸 一方，實際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時人稱之為“團閥”，其勢力范圍，大者為一縣或數縣，小者為一區或數鄉?！胺矒碛袠屩蛋贄U者，即自稱司令；僅募徒手數十人者，亦稱官長，是以所謂司令者，到處皆是，彼此各據一方。凡地方財政賦稅收入，截不解省?！?他們之中雖然也有少數作過一些保護地方和對地方有利的公益事業，但大多數以掠奪和魚肉百姓為生，在其勢力范圍內生殺予奪，獨斷專行，叱咤一方，劣跡累累。在清末以前，民團領袖60%以上為有正途功名的士紳，民國時期轉移到由地痞惡霸組成的“團閥”之手。這個時期，隨著地方社會軍事化的進程，“團閥”們憑藉強大的武力資源，重新塑造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形成民國前期省一級軍閥割據，縣一級“團閥”割據的格局?！皥F閥”與軍閥并無質的區分，悉視其軍事實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軍事資源，即可稱霸一鄉一區一縣，成為叱咤一方的權勢人物。這幾乎成為當時邊緣社會成員積累財源權勢和謀求晉升之階的捷徑。影響所及，社會風尚和坐標觀念亦為之丕變。民國年間，河南各地普遍流傳著“要當官，去拉桿”的俗諺，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不為匪者，則“妻室恨其懦”，愿為匪者，則“父老 其能”的怪象。 這種怪象不獨河南一省為然，當時全國各地由土匪首領搖身轉化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前表內所舉來鳳縣‘團閥’向卓安即為作匪起家。事實上，民國時期，防御性的民團與掠奪性的盜匪團伙已互相滲透，地方當局剿匪不成，乃轉而采取“以匪治匪”的辦法，對一些擁有較強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撫政策，給以地方保安團隊的名義授其匪首以官職。民團領袖的社會構成亦因之而改變。

在鄂西各縣，當南京國民政府勢力深入以后，“團閥”們的出路不一，有的見風轉舵，主動投靠國民黨，躋身于基層政權與省縣參議員行列，繼續擁有其權勢資源；有的負隅頑抗，不服國家政令，企圖繼續割據稱雄，其結果，多被國民黨政府以“土豪劣紳”的罪名鎮壓或攝服。

從前表所舉例證可以看出，民國后期，亦即國民黨統治時期發跡者，其憑藉主要是財力，其權勢資源多為參與地方自治、教育、商務、黨團及民意機關和團體的活動。他們在地方頗具勢力，并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縣政，挾制縣長，下焉者壟斷鄉曲，把持鄉政，并在地方買田置地，承包稅收，富甲一方。他們與民國前期的“團閥‘有所不同的是，“團閥”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國家權力的制約和滲透；而他們則大多希望在政治上尋求出路。由于他們的行為方式在某些方面承續了清末以前的紳士角色，故他們雖然不再擁有傳統功名，而時人仍以“紳士”相指稱。

但是，與清末以前的傳統文人紳士相比，民國時期的“新紳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們所賴以支配基層社會的資源基礎是強制性的武力和財力，而不是傳統士紳所具有的對鄉土社會的內在道義性權威、外在法理性權威和個人魅力權威。上述鄂西12位權勢人物中，有的雖也在“保境安民”的口號下，抵御過外來匪患，或抵制過軍閥官僚的苛索，或為地方做過一些修橋補路、興校辦學之類的公益事業，但與其劣跡惡行相比，前者多為后者所淹沒。少數公正士紳反被這些有劣跡的“土豪劣紳”從地方自治領域排斥出去。“土豪劣紳”遂成為民國時期基層社會的主要支配者。

六、結論

在20世紀前半期的鄉村中國，其基層權力結構有兩大歷史性的變革值得注意：一是由于科舉制的廢除而引發的鄉村權勢的轉移與蛻變；二是隨著王朝國家向政黨國家的轉型，國家政權力圖加深和加強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

以往人們更多地關注1905年廢科舉對清末民初官僚政治結構和士紳群體的影響。事實上，因廢科舉而產生的社會震蕩，至少在其后近半個世紀中，仍能明顯而深切地感覺到。它不僅搖撼了清王朝上層政治體制，也波及和輻射到民國時期的底層鄉村社會結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約有90%的紳士居于鄉間。 由于他們耕讀在農村，關心的事務也是農村，包括意識形態教化、精英分子的養成都以農村為中心。他們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主體，也是鄉村社會生態環境的組織者和調節者。那些少數到城市為官的紳士，也會在適當時候告老還鄉，這不僅意味著城市信息、資金等資源向鄉村社會的流動，更重要的是它整個城鄉社會智力資源處于一種循環不息的流動之中。但是這一格局隨著1905年科舉制度的取消而改觀。自科舉廢止后，傳統文人士紳繼替常軌中斷，而新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所和活動空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青年知識分子向城市單向流動，農村智力資源大量流失和衰竭，農村文化生態不斷失衡與蛻化，鄉村社會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復存在。在這種背景下，鄉村權勢被土豪劣紳和無賴惡霸乘機僭取和竊奪。這是中國鄉村社會千年來所未有之大變局。

但是，土豪惡霸雖然竊取了部分鄉村權勢資源，但他們并不具備傳統文人士紳所具有的個人魅力權威和法理權威。他們所賴以主宰基層社會的資源基礎只是強制性的暴力或財力。在這種情形下，當國家政權向下擴張的時候，正給予他們以僭取法理權威的大好機會。 國家權力企圖深入鄉村社會的努力，最早始于清末新政 。但國家政權真正深入鄉村社會，卻是國民黨執政以后的三四十年代。執政以后的國民黨，內部面臨著共產黨和地方實力派的挑戰，為了樹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國民黨一直致力于強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軍事控制能力、經濟汲取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對國民黨而言，一個消極無為和軟弱乏力的基層政權是難以應付“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的。特別是在幾次“剿共”戰事失利生，蔣介石認識到，要對付中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必須強化地方基層政權。

國民黨政權向基層社會的擴張和滲透，意味著基層官僚隊伍的巨大膨脹和基層政權組織成本的急劇上升。據40年代國民黨中央的估計，全國縣以下基層干部至少在千萬以上。上千萬基層干部從何而來？在科舉制度廢除二三十年之后，舊式文人紳士已退出鄉村政治舞臺，新式學堂畢業的知識青年大批涌向城市，廣大農村成為土豪惡霸的天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唯一可行的途徑是撇開鄉村邊緣惡勢力，通過嚴密、高效的現代政黨組織和嚴格的意識形態塑造，在農村基層民眾中，培植一個認奉三民主義并富有能力和獻身精神的新的精英階層，重新建立一個國家政權、鄉村精英與民眾一體化的良性互動結構，來實現社會上中下三個層次的整合。這對一個現代動員型政黨而言，按理并非沒有可能，然而事實證明，國民黨沒能做到這一點。在戰前，國民黨黨員不僅人數有限，而且集中在城市和上層，農村黨員如鳳毛麟角；到40年代，國民黨組織規模雖然有所壯大，黨的組織也向基層社會有所深入，但從總體而言，國民黨不基層黨組織建設比其基層政權建設遠為滯后，前者始終是后者的附庸和寄生體。國民黨不是培養和派遣合格的黨員去充當基層干部，而是不加甄別地將不合格的基層干部和土豪劣紳吸收為黨員。同樣，40年代各省大批培訓和考試基層行政人員，其結果，亦不過為鄉村土劣勢力增加一層護符而已。

對國民黨政權而言，土豪劣紳對地方資源的壟斷和對國家權力的侵奪，無疑有礙于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和對鄉村財稅資源的汲取，為此，蔣介石在30年代初一度頒發《懲治土豪劣紳條例》，河南、湖北、江蘇等省也先后動真懲處了少數恃勢怙豪的土豪劣紳，然而，由于國民黨政權無力派遣一支數量龐大的官僚隊伍深入鄉村，充實基層政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基層統治秩序，抽取鄉村人力和財稅資源，國民黨仍不得不借重和仰仗土豪劣紳勢力，以遂行國家對鄉村社會的動員、汲取和控制。土豪劣紳以國民黨政權所賦予的區鄉保長等職位為工具，以國民黨政權所興辦的各種“新政”為借口，以國民黨政權動員和抽取鄉村人力物力資源為契機，充分發揮他們掠奪性和壓榨性的一面。其結果，國民黨政權愈深入，土豪劣紳僭取國家權力的機會愈多，隊伍愈龐大，農民所受的壓迫愈強烈。國民黨唯有聽任那些土豪劣紳勢力恣意分掠地方社會的權力和資源，而無法加以控制和駕馭，以至于出現縣政府對之“防不勝防，撤不勝撤”的無法收拾的嚴重失序狀態。農民賦稅負擔日益苛重，政府權威失墜，社會動蕩混亂。正是這種惡性膨脹的無組織力量，最終吞噬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