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論是對時代問題的解答。本文認為，政治研究應采取出場學研究方法，在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根本問題的基礎上推進理論研究。本文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本質含義的理解，認為交往實踐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質生產性交往實踐具有基礎意義。物質生產性交往實踐所產生的物質利益關系是社會形態分類的基本標準，它決定了特定社會所適合的政治模式。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就是要在正確指認當代中國社會類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適合的政治模式。 〔關鍵詞〕 出場學；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

（一） 理論是對時代問題的解答，理論研究需要抱有深深的問題意識。構建理論形態當然重要，但是對理論構建的時代語境和方法論的考察更是具有前提考察和批判的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態的特征是，“她本質上是由一定時代語境造就、對出場路徑深度依賴的出場形態。”〔1〕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形態應該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而變化，以完成“出場”、“在場”、“退場”、“缺場”的理論和實踐的辯證作用，防止再次出現德里達所言的“脫節的時代”。任平教授所提出的出場學方法著重從三個方面研究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出場語境是對時代地平線的考察，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出場的現實基礎的考察，特別是對當年馬克思思想出場的現實條件和當代的現實之間的“歷史間距”的考察。“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性與在場性所遭遇的一切‘脫節’和挑戰，都來源于新全球化時代所造就的時代語境的影響。高度關注一系列新全球化問題并成為‘反思的問題學’，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當代出場路徑與出場方式。解答問題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就成為與時俱進的出場形態。”〔2〕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當代中國的政治形態應該如何構建。根據馬克思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要想構建合理的政治框架，必須搞清楚市民社會的基本狀況。政治模式必須適合社會形態的基本狀況，否則政治上層建筑就可能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我們需要搞清楚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當代中國社會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占有一個什么樣的位置？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需要什么樣的政治形式？ （二） 社會是交往關系的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質利益關系。在馬克思看來，歷史是由為了生存而從事物質生產的現實中的個人造就的，馬克思指出：“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3〕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要想維持人的生命就必須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要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就必須有可滿足需要之物，要想獲得滿足需要之物就必須進行生產。即便是舊石器時代的采獵經濟也仍然是一種生產活動。即便是采獵經濟也不是孤獨的魯濱遜的單個人的活動，而是一種共同活動，是一種交往活動。馬克思認為，交往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社會存在。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4〕生產力或技術交往結構描述的是物質生產實踐的實體結構，它表現的是人們事實上是如何改造自然，獲得滿足需要的物品。生產關系或經濟交往結構是物質生產實踐的意義結構，描述的是進行共同生產的人是如何被組織在一起進行生產的以及人們能從生產結果中獲得什么份額。相對于孤獨的魯濱遜，共同生產的人們立即面臨分工、所有制、產品如何分配等問題，這些問題直接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主體參與交往總有其期望實現的主觀設定的意義，但交往實踐最終給其帶來的意義首先是客觀的，與其主觀設定的意義可能不相一致，并且交往實踐對各極主體都產生意義，而且這些意義相互之間是相關聯的。根源于同一交往實踐的各極意義彼此相關，彼此以其他各極意義作為本意義存在的條件。因此，就生產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物質生產實踐來說，最終給各極主體帶來的結果可能很不相同，人們需要的滿足程度也就很不一樣，人們在滿足生存需要方面就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正是基于此，滿足需要之物變成了物質利益，利益根源于人的需要而指向滿足需要之物，利益這個詞實際上是關系范疇和矛盾范疇。物質利益就是物質生產實踐對各極主體的意義，利益基于主體的需要而指向滿足需要的對象客體。既然經濟交往結構就是物質交往實踐的意義結構，反映了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而物質利益關系本質是矛盾關系，因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種矛盾的性質來對社會發展形態進行判斷。 政治是以物質生產性交往實踐為基礎而形成的交往活動和交往關系，政治的本質是對物質利益關系的調整。每個人都憑借自身的主體資質和能力參與交往，人們的資質和能力當然有差異，這樣就決定了他能參與的交往的水平和層次的差異，從而決定了他從交往中獲得的客觀意義或結果的差異，這是社會分層和物質利益差異和矛盾產生的根源。除了自身能力和資質外，社會制度體系更影響著經濟主體參與交往所能獲得的客觀意義和結果，因此，經濟主體總是希望制度體系能夠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并為此積極去影響制度的變遷。馬克思曾在《政治冷淡主義》一文中批評政治冷淡主義的圣徒們只要求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反對資本主義而不能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實際的斗爭。我們認為，政治是建立在物質生產交往基礎上的政治交往實踐活動。政治是基于多元利益主體而產生的多極政治主體以物質利益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實踐活動和結成的交往關系。這個定義主要有這樣四個方面的涵義：（1）政治起源于對物質利益矛盾和沖突的協調和解決。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私有制的出現，人們之間出現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進而產生了階級。最初是依靠氏族社會的公共權力和權力機關去解決物質利益矛盾，這就是政治的最初萌芽。隨著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氏族社會的公共權力和權力機關就逐漸轉變為一種新的、與社會脫離的特殊的公共權力和權力機關，這就是國家，國家成為物質利益矛盾和政治發展的新階段。（2）在階級社會里，物質利益關系主要表現為階級關系，因而政治關系也主要體現為階級之間的斗爭；國家產生以后，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爭奪國家政權。私有制產生、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后，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矛盾不簡單是個人之間的矛盾，它是由私有制所導致的不同階級之間的物質利益矛盾的組成部分和具體體現，從而“把政治沖突歸結于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斗爭”。〔5〕階級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經濟關系的社會承擔者，是處于特定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交往整合而成的共同體。“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御無產者階級的組織”。〔6〕因而“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7〕而“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8〕所以“在階級反對階級的任何斗爭中，斗爭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權力；統治階級要保衛自己的最高政治權力……被統治階級首先爭取一部分政治權力、然后爭取全部政治權力，以便能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變現行法律”。〔9〕（3）政治的微觀基礎和宏觀構架之間的關聯正是物質利益。傳統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主要研究國家政府層面的宏觀政治現象，研究國家制度安排、政治權力的設置和控制、政治權力的運行機制等問題，研究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等的關系模式，研究與此相關的人權、平等、民主、自由、正義、法治等基本政治概念，而相對忽視了對宏觀政治現象的微觀基礎的研究。傳統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頂多只是抽象地對人性作出某種假設，以此作為微觀基礎去邏輯地推導整個政治構架，但人性假設實際上是對人的一種抽象的類的認識，一種“大寫的人”的認識。正如同經濟學研究試圖去探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一樣，政治哲學和政治學也應該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溝通起來，去尋找宏觀政治現象的微觀基礎和探求微觀基礎的宏觀表現。（4）政治如何調整物質利益關系，調整的方式、手段和目標，都取決于物質利益關系的性質。政治本意上是建立在多元利益主體基礎上的多極政治主體調整物質利益關系的交往活動。但各極利益主體不能夠自動獲得政治主體的資格，就算獲得了政治主體的資格，也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主體，而被排除在政治的最終決定權之外。一極政治主體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自身的利益，總是傾向于將其他政治主體當作客體來對待和支配，而不是當作平等的另一極主體來交往。在階級社會，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是根本對抗的，這就決定了統治階級要想維護自身利益，就必須把被統治階級在實質上排除在調整物質利益關系的政治活動范圍之外。只有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是非對抗性質的。“對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10〕也只有這個時候，才能真正建立起多極政治主體交往的政治結構，各極政治主體才可能獲得參與政治、調整物質利益關系的平等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