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化批判；絕望；審美

論文摘要：文學批評家王曉明先生近年來的文化批評轉向，源于他對當下社會的絕望和不滿，希望通過對日常生活的介入，更批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現實。作為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就這樣在絕望處堅守，靠審美來突圍。

自上世紀80年代初，王曉明先生就投身于文學研究。他探索“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與茅盾一起在“驚濤駭浪”中尋找“自救之舟”；他從自己的內心出發，與魯迅的心靈碰撞，雖然面對的是“無法直面的人生”；他也讀老子、孔子、孟子和韓非子，從這些人物名聲上的“大”看出他們精神上的“小”；他還和朋友一起倡導“重寫文學史”、“重建人文精神”，使之成為重要的文化事件。可以說，這幾十年來，王曉明先生已經成為文學研究界的中心人物，文學批評家們的典范，知識分子的“良心”，而《所羅門的瓶子》、《潛流與旋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追問錄》、《刺叢里的求索》、《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等著作也成為立志從事文學批評者的必讀書目。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著良好藝術感覺和人文氣質，在文學批評界有著很大聲譽的學者，近年來卻一頭鉆進了廣告、影視，甚至休閑雜志、娛樂裝潢的研究里，不由讓人心生詫異，一如他在一篇分析王安憶小說的文章中所寫：“一個素來小心翼翼的人，忽然變得大大咧咧，滿不在乎；一個生性靦腆、動不動就臉紅的人，竟然在公共場合放聲高歌，唱個不停。你遇見這種事情，一定會停下腳步，多瞧他幾眼吧?”…他是追風趕潮，還是對文學研究喪失了信心?他的文化研究指向的究竟是什么?他還會不會回到文學研究中來?當筆者讀完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重新修訂出版的《半張臉的神話》，內心的疑惑便一掃而空，而對這位批評家的敬重又加深了幾分。

王曉明的文筆是明快的，情緒是陰郁的。讀他的文章，你常常會有這樣的感受：你滿懷期待地打開書的第一頁，迫不及待想去體味他娓娓道來的敘述給心靈帶來的愉快；而當你合上書的最后一頁，卻總是陷人一種無可自拔的絕望與陰郁之中，甚至長久不敢觸碰這樣的文字。你看他的《潛流與旋渦》，寫著寫著就寫成了一部知識分子精神的“退化史”，那書中所分析的十二位作家，實際上是十二幅心靈的萎縮圖；你看他的《追問錄》，本打算從先秦諸子中找出解決精神危機的辦法與思想資源，卻讀出了他們的可憐與可悲；你看他寫魯迅，發現這位一向被奉為精神巨人的“神”卻和我們一樣有著世故和功利的時候，有著忍不住清冷孤寂的時候……

這種絕望和陰郁的情緒來自于他對社會與人性悲觀的洞察。如果說這二十年來的中國社會一直在變動，而王曉明這種悲觀的心境一直沒有變。你也許會懷疑他這種悲觀的真實性，你也許會說這不過是來自魯迅的文字，是魯迅思想的“存貨”。但筆者認為，與其說是王曉明對魯迅的認同，倒不如說是他和魯迅一樣獲得了對人性、對社會同樣深刻的洞悉。應該說，這是兩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一頭一尾所達到的心靈共鳴。

如果說早期的王曉明更多地是從文學文本、從作家的文字中去發現國人人性卑微和精神委瑣的根源，并且不無樂觀地相信自己以及自己的同道們在這種批評上的努力與文字上的呼告能取得預期的效果，那1990年后的現實卻破滅了他的這種設想。“當洶涌的激情消退以后，那種不知身在何處，更不知現在是什么年代的陌生感迅速占滿了我的全身。不僅如此，90年代以來，社會生活又發生了一系列巨大的變化，我原有的陌生感上，又迭加上一層新的陌生感。”

如何認識今日中國的巨大變化?中國現在是個什么樣的社會?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是個什么關系?在中國目前這樣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體制、社會階層、統治意識形態……發生了什么變化?社會是否存在危機?倘若是，那是什么樣的危機?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勢力的活躍正在促成或加劇這危機?在今天的社會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發起來削弱甚至消滅這危機的?

90年代以后的王曉明，驀然發現原有的知識結構、僅僅局限于文學之內的批評分析，無法解釋上述問題，他再度陷入無所適從的彷徨與看不清現實的絕望之中。他是這樣描述今天的中國所經歷的幾個不同的變化的：“新崛起的‘權力——資本’勢力日甚一日地蠶食和掠奪社會，使越來越多的平民百姓淪為改革的犧牲品；全球化的壓力有增無減，經濟開放和現代化轉型依然持續；一部分地區的經濟狀況似乎有明顯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區卻開始承受全方位的經濟狀況惡化甚至破產……”“無疑，這種狀況是讓人沮喪的。面對絕望，一方面，王曉明用“將悲觀主義堅持到底”來表明他的態度，這跟魯迅“絕望的反抗”有著近似的內涵，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可避免失敗還在絕望處堅守的人世態度，這就是他為什么轉入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認為惟有打破原有的知識格局，采取一種更開闊的視野看待現實，用更為綜合的辦法(可以是人類學、社會學，也可以是心理學、政治學)分析問題，才能批判性地深人分析和研究當代中國文化現實，而這正是文化研究的最大特點。

無可否認，王曉明有著很好的藝術感覺，這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他自己也曾坦言：“就我個人而言，最愿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小說，寫那種具體作品分析的文章”，“從內心來說，我對那種從容安靜的書齋生活，又真是非常神往”。面對自己得心應手并且取得極大成就的研究領域，面對自己其實渴望寧靜的內心，面對師長、同輩和朋友對自己偏離文學的質疑，他還是義無返顧地進入了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越來越遭人忌諱，很多人已不愿意再以這個“過時”的名詞稱呼自己的年代，他還是以知識分子自居，他非常贊同薩依德對知識分子的信念：“身為知識分子最困難的一面，就是能代表經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為一種體制或機器人，奉一種系統或方法之令行事。既能成功地達到那個境界，而且也成功地保持警覺、扎實——任何感到這種欣喜的人，將體會到那種融合是何等的稀罕。但要達到這種境界的唯一方法，就是一直提醒自己身為知識分子，能在主動地盡力代表真理和被動地讓主子和權威來引導之間作出選擇。”簡單一點說，知識分子永遠站在主流的對立面，永遠站在“邊緣”和“弱勢”群體的一邊，他們是社會的“良心”，是魯迅所說的“歷史中間物。”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進入文化研究領域后的王曉明，不厭其煩地去揭露正遮蔽和粉飾現實的“新意識形態”，不遺余力地去揭露“成功人士”的另一半“肖像”和“新富人”背后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權力。他關注改革問題，分析社會階層，著手他的“三農問題”研究(王曉明《L縣見聞》，見當代文化研究網)。他更愿意去實踐一種開放的學術理念，一種植根于知識分子對當代生活的敏感和責任心的批判意識，一種懷疑、反省、總是要追根問底的思想品質，一種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從看起來無關的事物間發現聯系的洞察能力，一種眼界開闊、不拘“家法”、富于活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分析姿態。他認為，只有這樣才不會丟失一個人文學者的敏銳，只有這樣才不會被紛繁的現實和虛飾的意識形態所遮蔽，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踐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和責任。

當然，王曉明的文化研究也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對“新意識形態”的分析會不會有概念先行的隱患?比如，他一以貫之的精英態度會不會影響他的判斷?又比如，學術資源的不夠全面會不會導致研究成果的不夠可信?這些都是。但有一點，王曉明把學術當成微觀政治，毫不掩飾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永遠從弱勢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算是真正觸碰到了文化研究的本質。在西方，無論是對大眾文化持激烈批判態度的法蘭克福學派，還是為大眾文化辯護的英國伯明翰學派；無論是著眼于意識形態分析的阿爾都塞，還是致力于“東方學”研究的薩依德，他們的學術立場無一不是站在主流和強勢的對立面，為弱勢者說話，為邊緣者張目。

正如有人認為，魯迅的思想批判有余而建設不足，或者說，現代以來的中國知識者批判現實的時候異常深刻，而重建現實的時候卻偏于幼稚。在魯迅的內心深處對未來是絕望的，他不相信所謂的“黃金世界”，認為在那未來的“黃金世界”里依然會有“絞刑架”，依然會有人犧牲，所以他寧愿做一個“歷史中間物”：“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問，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王曉明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困境：你對“新意識形態”的揭露之后，用什么來重建中國人的信仰?現實的泡沫消失之后我們該往哪里走?他對摩羅說的一段話讓人非常觸動：“我頭腦中沒有上帝，沒有如來和安拉，其他的東西，我現在也都看破了，剩下的都只有藝術，只有這里還有一點可能性，我當然要抓住不放了。”是啊，偏離了文學(或藝術)研究的王曉明發現最終的拯救力量還是在于文學(或藝術)。因為藝術指向人的直覺和想象力，指向他的整個靈魂，它以表象的方式激動人最深刻的內心情感，這樣造成的“感動”是單用那一套圍繞權力關系展開的分析方法所難以解釋的。所以，他堅持給本科一年級的學生上文學作品課。他相信當學生們接觸到好的文學作品時，哪怕對其作品背景一無所知，也會被作品牽帶著，進入一個他平常不大進入的情感世界，他這樣說：“蔡元培說過，‘以美育代宗教’，文學藝術能不能替代宗教姑且不論，但它是有力量的。雖然它看不見，你也無法像數錢一樣把它數清楚，它可以無限大，也可能很小，但它卻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所以我相信它的作用。”

到這里，我們可以說，王曉明暫時地離開文學是為了最終回到文學，因為這是他的精神底線，是他精神的最后一塊陣地(在今年一月份的《讀書》雜志上，可以看到王曉明先生的近作《紅水晶和紅發夾》，是對一部當代小說的細讀，文章細膩的洞察和絕妙的感悟讓我們看到了久違的王曉明)。他總覺得千百年來那些偉大的作品感動了那么多各式各樣的人，這份感動本身是元論如何也無法顛覆的，所以他才會一再強調《卡拉馬佐夫兄弟》給他帶來的震撼，所以他才會對王安憶的創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這里其實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悖論，一方面他對現實極度悲觀，對一切都持以懷疑的目光，另一方面他又對文學(或藝術)抱有罕見的樂觀，堅信文學是最終重建人類精神的力量。他自己也曾說，很多年輕朋友對他這種“審美的突圍”不以為然，但他還是打算義無返顧地走下去，一如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不期必勝”。

“我不相信庸俗、粗劣和黑暗的事物能夠永存，但是，只有當真正優異的文化發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時候，他們才會真正地消失。在幾無退路的絕境里，積聚全力，一點一點地激活和創造優異的文化，一寸一寸地去擊退四周彌漫的庸劣和黑暗……”’無論如何，這種批判家的悲觀與絕望、樂觀與信心，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