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戶籍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對國家人口實施有效控制與管理的一項重要措施。在黑城出土文書中，保留有一批與元代戶籍制度有關的材料。通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對元代的戶口登記程序、戶籍內容等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關鍵詞】元代 黑城 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實施統治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戶籍登記，封建王朝可以對國家人口進行有效地控制與管理，并在此基礎上征收賦稅，攤派差役。元代的戶籍，又稱為青冊。青冊一名，最早見于《蒙古秘史》。[1]本來指蒙古政權刊載各種公文的籍冊，以后才演變成戶籍冊子的專門稱呼。在元代，以青冊作為戶籍名稱的例子屢見不鮮，象至元五年（1268年）在規定官員子孫承蔭時，要求由承蔭人的“房親揭照元籍青冊，扣算年甲”。[2]大德三年（1299年），由于諸王駙馬等與國家爭奪軍戶，樞密院向成宗上奏：“青冊里籍定的軍每似這般除豁了呵，軍的數目減少的一般。”成宗為此發布圣旨：“但是青冊里入去了的，折莫是誰的呵，休除豁者，依前教做軍者”。[3]上述引文中談到的青冊，實際上都是指戶籍冊子而言。至于元代的戶籍為什么稱為青冊，很有可能是由于其封面為青色，就像明代的黃冊以黃紙為封面一樣。[4] 黑城，蒙古語稱為哈拉浩特，位于今天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在元代為甘肅行省亦集乃路的治所。這一帶地區為漢代的居延舊址，西夏曾于此建立黑水軍。入元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始立亦集乃路總管府。由于這一帶地區屬于內陸性沙漠氣候，極其干旱，故而保留下來大量的古代文物，其中尤以居延漢簡與西夏文書最為有名。1983年至1984年，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這里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珍貴文書。這些文書，均為殘卷，絕大部分屬于元代，有漢文、畏兀兒體蒙文、八思巴字、藏文等多種文字。漢文文書在經過整理后，于199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定名為《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其中，在該書第91頁到93頁的“民籍類”，保留有許多與元代戶籍有關的內容。由于元代的戶籍冊子，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看到，這些文書殘卷即成為我們研究元代戶籍制度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以下，筆者結合這些文書殘卷中的四件，對元代的戶口登記程序與戶籍內容作一些再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戶口登記程序 取狀人某 右某年 歲無病系本路□□本社長身□□今為官司總府□□□除仰將本管（缺）實 有官管人戶盡行供報到（缺）如有不實如已后（缺） 這是亦集乃路所轄地方民間組織——社的首領社長，在將本管戶籍供報亦集乃路總管府時所寫的一份責任狀。金代的戶籍登記，是由地方基層組織的首領里正、主首來具體負責的。在進行戶籍登記時，里正、主首要“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5]元代雖然保存了鄉——里正、都——主首這些地方基層組織，但隨著另一社會基層組織——社在至元七年（1270年）于全國的普遍設立，社的作用也開始由起初的勸農，向其它方面擴展。[6]其中，本社區的戶籍登記工作，亦成為社長的一項重要職責。象元初胡祗遹在《縣政要式》中即說：“署軍民站匠諸色戶計各鄉保村莊丁口產業鼠尾簿一扇，各戶留空紙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產業孳畜增添消乏，社長隨即報官，于各戶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標注。”[7]文中談到的登錄丁口、產業的鼠尾簿，實際就是戶籍冊子。此外，從黑城文書所反映的情況來看，亦集乃路的城鄉，并不存在里正、坊正、主首之類職事名稱的設置。當時，在亦集乃路城區各坊，設巷長若干名；在鄉村，按灌溉渠道，每渠設社長若干名，象本渠有社長三名，沙立渠有社長二名等。[8]由此，巷長與社長在實際上也已經兼具了里正、坊正、主首的職能，故而地方基層工作，包括戶籍登記工作，為巷長與社長所包攬。 那么，基層組織的首領又是如何在本轄區內進行戶籍登記工作的呢？從現有材料來看，主要是由各戶自行填寫“手狀”，然后由基層首領匯總核實，再上報官府。 手狀，又稱手實狀，所謂“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 [9]手狀一詞，在《元典章》與《通制條格》中曾多次出現。象《元典章》卷一七《戶部三·戶計·軍戶·漏籍軍戶為民》： 至元六年三月，中書戶部來申：管紅花辛保本管民戶張鈞男張文煥狀告：有壬子年 間籍收張聚，刷作私走小路軍人，其原供手狀，止報張聚三口，別無文喚姓名，依例收 系為民當差事。省部照得：近據平陽路申：私走小路軍常德告：與伊父常存一同當軍， 乞除合著差發。為原供私走小路手狀內止該寫常德并妻男當房五口，別無伊父常存并其 次弟男家口，合令常德充軍外，常存依舊當差。呈奉省札，準擬去訖。今據見申，準抄 到張聚當房三口，原供私走小路手狀，別不見原供的本手狀，仰更為照勘張聚原供的本 手狀，如委系當房三口，別無張文煥姓名家屬，依上施行。 文中提到的“原供手狀”，無疑道出了元代戶籍登記由人戶自行填寫手狀這一事實，而“原供的本手狀”，更指出人戶自行填寫的手狀原件在事實認定上的重要性。 在完成對人戶手狀的征集后，為了確保手狀內容的真實性，基層首領還必須對這些手狀進行一番核實工作。如果官府發現手狀內容不實，手狀填寫人自然要對此負責，而從上面所引責任狀所說“如有不實，如已后……”來看，基層首領也要為此負連帶責任，這無疑也印證了胡祗遹所謂“一一從實，無得漏落包套，鄰佑、主首、社長互相保結，不實者罪之”的說法。[10] 附帶說明的是，陳高華、史衛民先生所著《中國經濟通史·元代經濟卷》在談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江南地區的戶口統計情況時，還曾引用一條材料說：“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于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馬煦——引者）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其害”。[11]無獨有偶，西方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這一段時間恰好在杭州，[12]在其名著《寰宇記》中，他曾談到：“大汗使臣征收年賦檢括戶口之時，馬可閣下適在行在（杭州——引者）城中，曾檢閱戶口有160萬禿滿（toman）。”對于當地的戶口登記情況，他又進一步指出：“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書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內諸人之名于門上，牲畜之數亦開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則除其名，若有一兒生，則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數，大汗皆得知之。蠻子、契丹兩地皆如是也。”[13]這與廬州的作法，可以說如出一轍。不過，這種沒有基層首領參與其中的戶籍登記辦法，是否為有元一代的普遍現象，尚屬疑義。 手狀經基層組織匯總核實，上報地方官府后，后者即可參考原有戶籍，編定出新的戶籍冊子。以下是一份有關此方面的文書殘卷。 均此覆奉 總府官臺旨□□以下架閣庫驗照王滿 朝父祖等八十戶元俱籍面得見明白開坐各各 附□姓名保結呈府施行奉此合行具呈者[14] 這份文書殘卷只保存了后半部分，從其內容來看，大概是架閣庫上給總管府的呈文。在公文中，架閣庫又引用了總管府下達的臺旨，即令其核實王滿朝父祖等八十戶原來的戶籍冊子，保結呈府。而其背景很有可能是，總管府新近收到了王滿朝等八十戶所供報的手狀，現在需要對他們原來的戶籍進行重新編定。 二、戶籍內容 □俗 賀龍徒沙牌子下 一戶吾即桌立哈 一戶李耳玉 一戶吾即朵立只令只 一戶也火阿哈卜即 一戶李朵立只黑巴 吾即忍布牌子下 一戶吾七耳玉 一戶義束答失帖木立 一戶也火即兀束 李黑黨立嵬牌子下 一戶梁耳羅 也火俺伯牌子下 一戶（缺） 這份文書殘卷登錄的很有可能是亦集乃路屯田戶的情況，但只剩下其中的目錄部分，后面各戶的具體內容則已經不清楚了。 翻檢《元史》，我們不難發現，早在亦集乃路總管府建立的前一年，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就曾“分甘州屯田新附軍三百（——應為二之誤，引者）人，田于亦集乃之地。”[15]次年正月，總管府成立后，總管忽都魯又上言：“所部屯田新軍二百人，鑿河渠於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余戶助其力。”詔從之。[16]此后，為了繼續充實屯田人力，二十五年（1288）四月，元朝政府又“命甘肅行省發新附軍三百人屯田亦集乃”。[17]與史書記載相應，在至治三年（1323年）的一份黑城文書上，出現有“新附屯田軍百戶所”的稱呼，元統二年（1334年），演變為“兩屯百戶所”，至正十一年（1351年），又增擴為“屯田千戶所”。這表明，亦集乃路的屯田管理機構是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過程的。[18] 上面所引文書殘卷中的“□俗”，大概是相對于與軍民一同屯田的“西僧余戶”而言。至于“牌子”，乃指屯田百戶所下面的十戶。在蒙古政權建立初期，實行軍民合一的制度，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牌）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19]而“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20]文書殘卷中的賀龍徒沙、吾即忍布、李黑黨立嵬、也火俺伯，即是這些牌子頭，也就是十戶長。不過，從這些十戶長的名字來看，沒有一個是新附軍人。這似乎表明該文書殘卷是在軍屯、民屯合并為“兩屯百戶所”之后所進行的統計。此外，盡管牌子頭所轄的戶計應當為十戶，但從該文書殘卷所登錄的內容來看，這些牌子，甚至加上牌子頭本人，也都不滿十戶，多的，象賀龍徒沙牌子下有五戶，少的，象李黑黨立嵬牌子下只有一戶。至于為什么會出現上述情況，是否與當時人口的流失有關，目前尚不清楚。 （缺）室者 房三所計七間 地土四頃二十畝 麥子四十二石 □畜 羊四百 馬卅八疋 牛一十只 一戶即兀汝 元僉祖爹即兀屈支立嵬 人口 成丁男子 祖爹年四十三歲 父速正卜年一十六 房屈真蒲年廿六 叔真玉年一十三 不成丁婦女一口祖婆略只五十五 驅口 男子 者赤屈年四十五 婦女金祖 事產 房五間 地土五頃四伯七十垅 見種二百六十垅麥子廿二石 堿硬不堪廿一石子地 孳畜 馬三疋 牛一只 羊七十口 增 人口 成丁男子 本身年四十二 弟阿□年卅九 次弟速沙年卅六 次二弟令真布年一十九 男阿立嵬年二十一 不成丁 婦人 本身妻俺赤年廿 弟妻（缺） □妻束束孩年卅五 弟妻（缺） （以下殘缺） 該文書殘卷所登錄應當是手狀，或者說是官府據以編定的戶籍具體內容。文書中登錄的共有兩戶，其中前一戶人口情況不詳，只剩下事產與孳畜的情況，后一戶的登記內容除了最后一小部分殘缺外，基本保存完整。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元代在進行戶籍登記時，是將以前的登記情況抄錄在前，然后再據實抄錄現在的情況，其內容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一為人口部分。首先是戶主的姓名，這里的戶主，實際上就是家長。一般由男性直系尊長擔任，但有時也有女性尊長擔任的情況，此時即構成女戶。[21]以下則按照成丁、不成丁分別登錄戶下即家庭的成員，其內容主要包括同戶主之間的親屬關系、姓名、年齡。如果有驅口的話，還要在后面附帶登記驅口的性別、姓名、年齡。由于驅口形同主人財產，不向國家承擔差稅徭役，所以沒有成丁與不成丁的區分。[22] 二為事產部分。所謂事產，按照元人的說法，“營業謂之事，家財謂語之產”。[23]從文書殘卷登錄的內容來看，事產主要包括房屋與土地兩部分。其中，房屋包括所數與間數；土地包括畝數、種類與收成。 三為孳畜部分。所謂孳畜，按照元人的說法，“生育乳化曰孳，積藏蕃養曰畜”。[24]從文書殘卷登錄的內容來看，孳畜主要包括孳畜的種類、數目。不過，從現有材料來看，元代的戶籍登記，主要應為人口與事產（即所謂的丁產）兩部分。至于亦集乃路把孳畜部分單獨劃作一項，大概是因為這里的畜牧業較中原與江南地區發達的緣故。而從該文書殘卷來看，前一戶的孳畜為“羊四百 馬卅八疋 牛一十只”，后一戶（即兀汝戶）的孳畜為“馬三疋 牛一只 羊七十口”，其數量之多，以農耕為主的中原與江南地區確實也難與匹敵。 此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中國歷代戶籍制度，都有定期舉行登記與檢核的規定。但蒙古國與元朝大規模的戶籍登記，只進行過四次，[25]在這方面顯然缺乏制度性。早在元朝初年，胡祗遹就曾指出過這一弊病，認為：“我朝之于軍民，一籍之后，近則五、七年，遠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強，孰貧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臨事賦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聽奸民之妄訴。中間亦有實是消乏獨夫寡妻孤子無產業者，亦不能辯明”。[26]從上述文書殘卷登錄的后一戶來看，也確實存在著這種情況。該戶的前一次登記，即元僉戶主為即兀屈支立嵬，四十三歲，當時其孫即兀汝還沒有出生；后一次登記，戶主為即兀汝，四十二歲，此時即兀屈支立嵬已經去世。即使即兀汝在前一次登記后的當年出生，兩次登記的時間間隔也已達四十二年之久。其間人口、事產、孳畜的變化情況，很難在戶籍籍面上得到反映。當官府征收賦稅，攤派差役時，不可避免地導致胡祗遹所說的嚴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