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的，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建國初期在建立起來的人民政權和新民主主義生產關系的推動下，人民迅速醫治了戰爭的創傷，經濟建設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業績。但是隨著50年代中期“左”的思潮愈演愈烈，經濟狀況也每況愈下。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國民經濟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只是在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才有了轉機。20年來改革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是曲折起伏，歷盡艱辛，但是就總的趨勢而言，卻是改革與發展相輔相成，推動著車輪滾滾前進。

70年代末期改革和開放的起步

中國對改革的探索，早在50年代中期蘇式集中計劃經濟剛一建立就已經開始，但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前，到底要改什么和向哪里改是并不明確的。只是經過“文革”期間的沉痛反思，市場的方向才以并不十分明確的形式浮現在人們的面前。

1956年，我國提前實現原定要用十五年以上時間完成的對農業、手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義改造，使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唯一的經濟基礎，于是建立了以蘇聯模式為藍本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時，許多人對于計劃與市場的認識是雙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計劃體制全面建立以后，人們普遍感到計劃經濟的實際運轉遠不像上講的那么好，問題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顧準那樣個別例外的情況，又幾乎沒有人敢于設想實行市場經濟，讓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去調節生產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當時的思想的主流，是在國家計劃配置經濟資源的大框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容許市場力量起某些補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是陳云針對對資本主義改造中出現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結構和無所不包的集中計劃管理）而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又叫“三為主、三為輔”）的主張。所謂“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就是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為補充；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為補充。另一個是經濟學界許多人提出的意見：在國家計劃的范圍內，通過價值的作用，激勵改善經營，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當時，思想禁錮是如此嚴重，以致任何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偏離，都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僅顧準很快就被打成極右分子，他所提出的讓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調節生產這種現在看來十分精辟的意見也隨之湮沒無聞，而且就連陳云這樣功勛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見只不過是要在占主體地位的計劃經濟下給市場發揮輔助作用留下些微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斗爭”以后，被當作“右傾思想”和“修正主義綱領”而遭到批判。社會主義采取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更是一個嚴禁涉足的禁區了。

在1965年到1976年的20年中，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以毛澤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系》為基本指導方針。他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傳統的蘇聯體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權力過分集中”，從而損害了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是中國經濟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后出現種種弊病的根源，必須加以改革。

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以及同時開始的對所謂南斯拉夫“修正主義”逐步升級的批判，“物質刺激”和“企業自治”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傾向”或“修正主義傾向”而受到指責，從此在改革中不再被強調，而把重點放到了在各級行政機關之間劃分權力和利益上，形成了在保持計劃經濟的格局不變的條件下在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實行“行政性分權”的改革思路。在1958～1976年期間，這種“行政性分權”又曾經有多次的發動，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且造成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循環。

“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和極“左”的政策愈演愈烈，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百業蕭索，民生凋敝，全國城鄉失業人員超過2000萬，國民經濟瀕臨破產。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災難，使人們重新思考我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問題。于是，不少經濟界和學術界人士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如何估價市場力量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

第一次正式重提這個問題，是在1978年7～9月間討論怎樣加快化建設的“國務院務虛會”上。在“四人幫”覆滅以后，許多經濟學家批評了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左”傾觀點，提出應更多地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例如，已經平反的孫冶方重提“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曾長期擔任經濟工作領導人的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同陳云商討以后，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主張在堅持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一點市場經濟作補充。

與此同時，在鄧小平的腦海中也開始孕育市場經濟的思想。他在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講話所準備的手寫提綱中，就有“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來調節”這一條。顯然，這里已經孕育了市場經濟思想的萌芽。一年以后，當鄧小平在1979年11月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更明確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

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擴大市場作用的想法，主要體現在安徽和四川這兩個鄧小平的政治思想較大的省份的以下兩項舉措中：(1)順應農民的要求，實行“包產到戶”；(2)在國有工商業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這兩類改革為市場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打開了大門。這兩項改革試驗在恢復被“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經濟上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得到許多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贊成，但是由于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兩個凡是”的思想，改革并沒有成為黨內占統治地位的路線。

不僅如此，1980年9月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提出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也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這份文件明確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則和方向應當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雖然這個《初步意見》得到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的贊揚，并在1980年9月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得到許多人的贊同，但是黨內意見并未達成一致，也沒有形成正式的決議。

1980～1984：“體制外”改革的全面鋪開

1981～1984年，中國經濟改革形勢出現了相當奇特的格局。這就是一方面出現了較之1979～1980年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遠為保守，主張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思想回潮；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卻以包干到戶改革為契機，取得了市場取向改革的新突破。

1980年晚些時候，由于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躍進”的后遺癥沒有得到克服，出現了財政赤字增加、通貨膨脹上升和經濟秩序混亂等問題。有些人就把它們歸因于在改革中過分強調了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作用。他們并以此為根據，發動了一場對商品經濟論的批判。

1982年8月，在黨的十二大報告的起草過程中，有一位當時處于領導地位的理論家組織并批發了參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給他的一封信，批評一些經濟學家關于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把企業辦成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由市場調節、體制改革的實質是要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營方式”等意見，都是“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錯誤觀點”。信中提出，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這種批評的結果，使十二大政治報告在計劃與市場的問題上沒有能取得進展。

在這份文件的指導下，1982～1983年各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問題上強調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的“錯誤觀點”。后來紅旗出版社編輯部把部分文章編輯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一書出版。按照該書編者在《前言》中的說法，“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經濟特征”，“放棄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導致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破壞”，“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是堅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據此，《前言》聲稱，對于諸如“認為計劃調節只管宏觀經濟，微觀經濟即各個企業的活動應由市場調節”，“認為市場經濟比起計劃經濟要優越得多”這類“否定、懷疑或者至少會導致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觀點”，不能“漠然置之”。

這時，不同的意見不再能自由發表。薛暮橋因為說過“計劃調節大部分要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座談會上違心地作檢討。經濟學家劉國光也因為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提出“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而受到批判。

在這種情況下，十二大政治報告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說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連《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在1983年出版時，也將《形勢和任務》一文中“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改為“在計劃經濟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直到1994年出版新版時才改回原樣，并在注釋中作了說明。對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的批評，一直延續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

在商品論遭到批判，城市國有經濟的改革陷于停頓以后，已經在黨中央取得領導地位的鄧小平把改革的重點轉向，打開了新的局面。

在這方面的重大轉變是從禁止包產到戶轉為允許包產到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允許農民根據自愿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此后僅僅兩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家庭農場制，就在全國絕大多數農業人口中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其中多數實行“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剩下的全是我們自己的”的“包干到戶”制度。從此農村經濟氣象一新。在此基礎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也蓬蓬勃勃地起來。

在農業中的承包制改革取得進一步成功以后，中央政府順著這條路子采取了一種有別于以國有經濟為重點的、“漸進主義”的“體制外先行”新戰略。具體地說，就是不在國有經濟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驟，而把改革的重點放到國有經濟以外的部門去，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國有經濟以外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增長，建立市場導向的新體制，并在新體制的基礎上實現高速增長。這種“體制外先行”的戰略，也可以稱為“增量改革”戰略。

實行“增量改革”，不是一下子就把整個國民經濟搞成市場經濟，而是在占主體地位的國有經濟內大體上保持原有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架構，同時在國有經濟之外開辟市場經濟的新園地。實施這一戰略的好處是：第一，不會在領導核心中引起大的爭論；第二，國有企業的既有權力和利益得到了保護，引起的震動小；第三，干部也容易接受。

采取這一戰略推進改革，帶來了經濟的迅速發展。這首先表現在改革力度最大的農業方面。1982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迅速普及后，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在這三年中按當年價格年均增長13.8%，糧食年均增產7.8%。農業生產的發展也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為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從而帶動了工業的發展。1982～1984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2.1%，以致部分商品出現了過剩。輕工業發展起來以后，重工業也開始逐步回升。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繼1980年設立四個經濟特區，1984年4月又進一步開放了沿海14個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對外貿易有了新的發展。1978年，在世界出口國家中居第32位，1984年位次躍進到第19位。市場繁榮，人民生活進一步改善。1981年到1984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長9.7%，農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遞增16.7%。

但它也有弱點，主要表現為新舊兩種體制并存，互相掣肘。同一種商品，一部分進入了市場，放開了價格，一部分則沒有，還繼續由國家計劃控制著。這種做法一方面刺激了緊缺物資的生產，另一方面也助長了腐敗等消極現象的滋長。所以，人們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不應長期停留在雙重體制并存的狀態，而要進一步改造國有經濟和建立統一的市場。

加之在這以前就開始了的對外開放，在沿海地帶開辟了大片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開放區。到80年代中期，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在內的非國有成分，無論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在工業生產中，都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了超越“雙軌制”，建立統一的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上的一個重大突破。為什么不過兩年多時間，就能有這么大的突破呢?看來，其原因一是改革的實踐起了作用，二是理論界的努力，三是鄧小平等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積極推動了理論觀念的更新。

在1981～1984年期間，由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受到壓制，國有部門改革的方向變得不確定起來。雖然非國有部門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非國有部門發展和對外開放激發出來的經濟活力，使我國經濟日趨繁榮；但是改革處于停滯狀態的國有企業卻未擺脫素質不高、效率低下的狀態。因而在1983年末到1984年初，經濟領導部門專門了“怎樣改善國有企業素質的”。根據這一研究的結果，1984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擴權十條”）。當時參加這項研究的許多人都認識到，要落實“擴權十條”，不僅是企業內部的問題，而且要求整個經濟體制作相應的改變。于是，政界和學術界的一些人，開始醞釀要在預定于1984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恢復名譽。與此同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也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向市場經濟轉變是的必然。具體說來：第一，日益壯大的城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求取消雙軌制和建立統一的市場制度，這意味著對它的價格體制、流通體制、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第二，從1984年初開始的第二次對外開放浪潮，要求國內經濟作進一步的改革。第三，國有企業在指令性計劃束縛之下嚴重缺乏活力的狀況，也要求突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框架，進行國民經濟總體性的市場取向改革。

在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和不少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下，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雖然有不夠完善的地方，但它畢竟實現了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為中國的改革規定了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正因為這樣，鄧小平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經濟學”。

理論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解放，給經濟改革和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正如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談話中說的，“19841988年期間我國財富有了巨額增加，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801984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最多的年份也不過35億元；19841987年，每年平均增長已在137億元以上，增長水平比前一時期提高兩倍多。在農村，繼種植業80年代初的恢復性增長之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而使農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農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由1980年的不足200元增加到1987年的462.55元。在城市，由于企業獲得了新的活力，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職工收入也有了很快的提高。19801983年間，全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最多的年份也不超過28元；19841987年，每年平均增長都在150元左右。即使扣除物價因素，后四年的平均增長率也是前幾年平均增長率的3倍半。

在1984年以后的幾年中，決策層和理論界在實際工作和經濟理論研究方面，基本上是按照《決定》的思路繼續拓展的。例如，《決定》把市場大體限制在商品市場的范圍內，把要素市場排除在外，而1985年9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的問題，強調發展商品、資金、勞務（即勞動力）、技術四大市場，這就使我們對于“商品經濟”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由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概念。

更為重要的是，在準備預訂于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的過程中，鄧小平1987年2月6日同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話時，又一次談到了計劃和市場問題。他不無針對性地指出：“為什么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他還說：“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根據鄧小平的這一談話，黨的十三大報告沒有再提計劃經濟，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計劃與市場各分一塊的老框架，而強調“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按照龔育之對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評價，它“離確認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只隔一層紙了”。

十三大以后，經濟理論研究相當活躍。有些同志建議直截了當地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使改革的目標更加明確，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見。對重大理論問題持有不同意見本來是很正常的，而且應當允許人們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能強求一律，問題是有些人總喜歡“上綱上線”，動輒把事情往政治路線上聯系。在1988和1989年出現新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以后，一些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又利用這種形勢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變相地恢復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口號。

80年代末90年代初：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大論戰

國民經濟在不健全的經濟體制下高速增長，再次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經濟秩序混亂。針對這些問題，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治理整頓：(1)緊縮貨幣供給；(2)清理在建項目，控制投資規模，加強對投資的引導和監督；(3)堅決控制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4)借助行政命令，加強物價調控，整頓流通秩序。經過10個月左右的努力，到1989年6月，治理整頓的部分目標已經實現。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得到了控制，物價下降，經濟增長回落。接著就出現了市場疲軟和工業滑坡。經濟再一次出現一管就死的問題說明，要根本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構建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在探索并越來越明確的新的經濟體制。

但是，在1989年的“六四”風波以后，國內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思潮抬頭；國際上對中國的制裁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動蕩與海灣戰爭，也增加了我們的困難。然而新的中央領導根據鄧小平確定的方針，沉著應付，穩定了國內局勢，繼續對經濟改革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大膽的嘗試。

在計劃經濟的思想回潮中，有些人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對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政策進行批判。他們把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存廢直接聯系起來，提出這是一個姓“社”姓“資”的問題。他們運用類似80年代初期批判“商品經濟論”時的論據和語言，斷定“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而“把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市場取向’上，把‘市場經濟’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就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范疇混淆了”。進而斷言“市場取向等于資本主義取向”，“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于是，“市場化”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這種針對市場經濟的理論進行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批判，不能不在干部和群眾中引起極大的混亂，使他們無所適從。這樣，就造成了19891991年三年經濟增長乏力，使我們失去了寶貴的時間。

不過，在保守思想回潮的同時，改革者也沒有停止自己的努力。堅持改革的最重要的代表是鄧小平本人。1990年12月24日，在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開會前夕，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么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另一次是1991年1月至2月間，他在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根據鄧小平這些講話的精神，1991年3月，上海的幾位同志用皇甫平的筆名，在上海《解放日報》上連續發表四篇文章闡述改革路線、批評保守思想。其中，最大的，是題為《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的一篇。這篇文章指出：“有些人總是習慣于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的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同志開始懂得：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在改革深化、開放擴大的新形勢下，我們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由于這篇文章觸到了某些市場經濟批判者的痛處，很快就受到了圍攻和批判。

1991年10月到12月間，中共中央領導召開了10次有關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的重要的座談會，討論的問題包括：(1)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狀；(2)蘇東劇變的根本教訓是什么；(3)怎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會者在發言中不約而同地用這種或那種論點反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開倒車論調，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這時，一個新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高潮已經蓄勢待發了。

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和市場制度建設的全面展開

中國必須實行市場經濟，是由1949年以來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經驗反復證明的結論。整個80年代，以市場取向的“體制外”經濟為主要推動力量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得到舉世公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向計劃經濟開倒車的活動，卻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到了1991年，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理論和政策已經沒有多少追隨者。這樣，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登高一呼，就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最熱烈的響應。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直接面對干部群眾，闡述了他對于計劃和市場問題的基本觀點。他講得比過去更加直截了當：“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鄧小平談話和加快市場取向的改革的明確決定。

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說，到這個時候，長達十幾年的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論爭基本上宣告結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終于得到了確立。

在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后，人們逐漸達到了這樣的共識：無論是為了克服存在的通貨膨脹等問題，還是為了實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都需要加快關鍵部門的改革，盡快把整個經濟的運作轉移到市場制度的基礎上。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宣布采取新的“整體推進、重點突破”改革戰略，不只在邊緣地帶進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爭取在宏觀經濟領域和微觀經濟領域的重點方面取得改革的突破，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本世紀末得以初步建立。《決定》為將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繪制了一幅藍圖。

從1994年開始按照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的宏觀經濟改革，短短數年間就在過去認為是“老大難”的宏觀經濟領域的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外匯管理體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全面改革和開放，促成了我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從1992年到1997年的6年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11.5%，進出口總額每年平均增長15.7%，其中出口年均增長16.8%。在這6年中，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近200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也從1991年的217.1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389.9億美元。

1997年中共十五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

從1978年末開始改革到1997年，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多方面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輪廓也已清楚地浮現在人們的面前。但是，為了實現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還存在一個薄弱的環節，這就是國有經濟的改革還不盡如人意。而且，由于國有經濟在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占有統治地位，支配著絕大部分經濟資源，國有經濟的改革不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就難于全面建立。而且這方面的缺陷，正是我國經濟發展乃至社會政治發展中出現種種問題的一個基本原因。

針對這個問題，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了重大決策。

十五大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突破，在于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了建立這樣的經濟制度，十五大決定把按照“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原則，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確定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

1999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將根據十五大關于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方針，對如何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作出了進一步的決定。全會對于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領域作了比十五大更加明確的規定；把：“放天搞活”的范圍從國有小型企業擴大到國有中型企業；要求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外，積極發展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大中型企業中要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等等。所有這些決定，都將大大推動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整個經濟改革的進程。

經過這些調整和改革，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將呈現出以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適應，政府在國民經濟中將主要扮演裁判員而非運動員的角色。各級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去處理應當由企業自行處理的人、財、物、產、供、銷等問題，而要盡力辦好自己應當辦的事情，特別是要著重于競技規則的設定和執行。這樣，我國就進入了一個全面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鍵時期。確立良好的框架，確立民主制度和建設法治國家，將是新的歷史階段中改革的主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