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紹

西方的學家們在解釋的經濟改革時總是遇到一些難題；中國根本不符合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的標準處方。因此，他們經常有意識地不去注意它。關于這一點，一個很好的例子是1993年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的題目為《東亞奇擠的報告。中國代表了東亞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世界銀行本身參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已經有了10年多的時間。盡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篇報告的作者們卻有意識地忽略掉中國的情況。甚至是該報告所涵蓋的東亞國家的經驗，也和西方經濟學家們中間正在出現的標準處方不完全一致，這種標準處方后來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因此，作者們把這本書命名為《東亞奇擠。奇跡不是人力所為的，它是神力干預的結果。對于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們來說，對東亞成就的最好解釋似乎就是，它是神的一種作為，而不是被看作優秀政策與辛勤勞動的結果。

盡管國際上對中國政策的理解仍然不夠充分——人民幣現在變成了全球經濟失敗最新的替罪羊——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西方經濟學家們日益嚴肅的意圖，即理解中國改革的成功并從這些改革中為其他中國家經驗和教訓。

讓我們先把中國改革的成功放到過去20年的全球環境中。我們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用作一個基準。在20世紀最近的40年中，這些高收入國家中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是2.7%，前20年稍微低于后20年。這個增長率意味著每經過30年，新的一代人就會經歷一次兩倍的收入增長，這當然是一個合乎情理的渴望。

除中國以外的東亞“奇急國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能夠維持相對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增長率，盡管該時期結束時發生了危機，但是它們在這40年中的年人均增長率為4.4%。

有些發展中國家地區，即拉丁美洲，極其嚴格地遵守華盛頓共識處方——金融規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減少了，盡管在90年代時有所恢復，但是其增長率只有80年代之前20年中將近3%增長率的一半。

前蘇聯和東歐經濟奉行“宇宙大爆炸”和“休克療法”的轉型戰略，這些國家的經驗甚至更加有益。這些經濟體于1991年之后大都經歷了60%的劇烈的產值崩潰這些產值崩潰以及實際收入在上是史無前例的。經濟衰退的規模和時間長度(8-10年)遠遠大于1929-1932年的大蕭條，當時的產值減少了大約35%，時間是持續了4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盡管改革的廣泛程度遠不及拉丁美洲，但是前者也追隨正統的經濟政策。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在過去的20年里也減少了。

事實上，1980年的時候，印度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也位列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國家；正是在這兩個國家里，人們發現了成功進行經濟改革的故事。在過去的20年中，兩個國家都實施了雖然漸進但是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改革。

20世紀80年代，印度自從獨立以來第一次得以擺脫“印度增長率”(年人均1%)，人均收入以超過3%的速度增長。作為對一個金融危機的反應，印度于1990-1991年進行了明顯經過強化的改革。繼此改革之后，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人均增長接近5%，但是在最近3年里又落回到了3.5%以下。

從這個國際對比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成就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紀的整個80年代，人均收入的增長平均接近9%，而90年代略低一些，是8.3%。由于這種迅速增長，據估計2億窮困人口在此期間得以脫貧。

我想在余下的發言時間里，對印度和中國的改革進行一些對比。在發言結束的時候，我還會談一談俄羅斯的情況。俄羅斯當然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像中國一樣，它也試圖從一個蘇維埃類型的指令性經濟中建立起一個市場經濟，而它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的經驗將允許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成就。 二、特色的改革

在我看來，20世紀80年代最經常使用的那句話是對中國改革的最佳描述：“摸著石頭過河”

正如這句話所暗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過程是漸進的，對于應走哪條道路，沒有任何明晰的想法。曾經有過大量的試驗、很多嘗試和錯誤。試驗通常是在地方上進行的，但是一旦發現地方上取得了成功，那么該試驗就會在整個國家得到迅速的復制。這在改革中是最為明顯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時候引入了家庭聯產責任制。

我記得自己于1980年以世界銀行正式官員的身份第一次來到中國時的情形。在北京，中央當局在他們的“簡單介紹”中概括了最近幾年里國家所取得的成績，以及他們打算在未來幾年里準備進行的改革。接下來，我們去了幾個省份——甘肅、湖南和江蘇。在那里，各省的當局向我們透露他們已經實施了中央當局準備在未來引入的改革，而這是中央當局所不知道的。各個省份粗略地概述了他們打算在未來幾年里引入的改革。當我們深入這個體的較低層次的時候，這種情況一再重復。只有當我們接觸到公社和生產隊的層次時，我們才發現了正在發生著的真實情形。

中國改革的特征一直是實用主義的，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對它的。對改革的反應是根據中國的條件和能力，而不是任何經濟或者原理。當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限制，但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主義”的總體目標下，實用主義一直都是指導性的原則。今天，我們可能會對這個實用主義原則不以為然，但是太多進行改革的國家都奉行了書本上的教條或者外部的意見，而沒有充分考慮它們自己的能力和條件。

這是一個審慎的戰略，它認識到了中國的條件，也認識到了改革并不存在經過證明的公式。我記得1982年在浙江莫干山的一次會議上，人們進行過是選擇激進改革還是漸進改革的爭論。最后，該會議，甚至包括外國的與會者們，都一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沒有多少犯錯誤的余地，這個國家沒有別的選擇，它只能進行審慎而漸進式的改革。如果追求大爆炸式的戰略，那么出現失誤的后果可能是整個人口無法忍受的。10年之后，我們在俄國的經驗中為這種擔心找到了十足的理由。

三、中國的改革與增長

在改革的初期，中國的戰略不是致力于重組現有的國有經濟，而是允許以市場為基礎的非國有經濟出現在邊緣地帶。這當然就是現在著名的雙軌制。舉例來說，它不是允許所有的農業價格都直接由市場力量予以決定，而是既定限額之內的產品價格繼續在國家設定的水平受到控制。如果農民們能夠生產超出該限額的產品，那么他們就能夠以市場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出。基礎材料也存在同樣的情形，比如煤碳、鋼鐵和木材。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限額確定的或者受到計劃分配的數量減少了，因此允許價格逐漸移向市場價格的水平。

因此，兩種經濟制度并存著，一種繼續中央的計劃經濟，而另外一種則以市場為基礎。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中國的戰略是尋求在市場價格的邊緣獲得分配計劃的效率，而在這同時把變革對現有經濟制度和收入分配的負面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所有基礎商品都有兩種價格，甚至經常是兩種以上的價格，而且擁有兩種供銷系統，這種做法因此給非法的倒賣、追求租金和腐敗制造了機會。關于兩種價格和兩種供銷系統的概念是讓所有人主要關心的一個問題。人們還擔心會產生既定的利益，從而阻礙以后進行的改革。這些擔心當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結果證明，對經過局部改革的體制的濫用受到了相當較好的包容。從事后看來，我們可以把它歸功于這個時期內機構的穩定以及行政系統持續的高效率。這和俄國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俄羅斯在政治與公共行政制度崩潰的同時也進行了激烈的改革。

在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漸進式過渡的環境中，財富和增長的新來源出現了，它導致的結果是經濟的顯著增長和貧困的減少。被認為是經濟體制弱點的方面在改革時期被轉化成了強項。在我們轉而討論印度的情形之前，對此予以簡單的總結或許是有所幫助的。

首先是農業的增長。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已經創造出了大量的農村資產廣泛的灌溉系統、土地開發、農村基礎設施等等。一旦在“家庭聯產責任制”下產生出適當的激勵，那么這些資產的存在就會引發農業增長的一場爆發。

隨著農業的迅速增長，農村收入發生了實質性的增加，這反過來又增加了對農業商品和非農業商品的日益增加的需求。盡管如此，農業生產力增長的釋放并非沒有引起過領導層的憂慮。我記得在莫干山會議上，經濟學家薛暮橋估價說，如果人力資源系統所釋放的農業生產力增長繼續下去，那么當時中國的3億農民中，將會只有1億農民保持充分的農業就業狀態，1億農民將會遭遇就業不足的問題，而余下的1億農民將會完全失業。于是挑戰就變成了如何處理成千上萬失業農民的政治后果。

10年之后，隨著鄉鎮的，該經濟體的這個弱項竟然變成了一種強項。農業改革解放了勞動力，處于增長狀態的農村收入推動著日益增長的消費品需求，這種勞動力和消費品需求變成一種動態因素，它導致的結果是鄉鎮企業在全國各地的建立。事實上，到了大約1990年時，鄉鎮企業雇傭了差不多1億工人。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他們占了中國產值的一半以上。

繼農村地區鄉鎮企業的增長之后，是城市地區各種形式非國有企業的增長。隨著市場的開放，并且由于半熟練但是低報酬的勞動力的可資利用，外國的直接投資涌入了中國。因此，外國投資的企業也變成了該經濟體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經濟特區”的創建是雙軌制戰略的另外一個因素，它允許在邊緣地帶實行激進的改革制度，在這同時卻不改變經濟體的核心。出口的顯著增長連同外國直接投資，也產生了每年大約18%的進口增長率。反過來，這導致了進口商品和資本設備中所包含技術以史無前例的水平流入中國，事實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國家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改革過程引發了變化與增長的一個良性循環。

不過，在拿印度和中國進行對比之前，我們不應當忘記中國戰略回避了構建一個市場經濟時最困難卻是必要的一些方面。我已經多年不來中國，但是我的印象是，在重組國有企業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盡管小型國有企業進行了重要的私有化，大中型國有企業也進行了局部整頓和合并，但是低效率的國有經濟仍然得到了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最大份額——這導致了分配計劃效率低下。對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的保護，還導致了銀行系統中非常重要的呆壞帳貸款，這是一個仍待解決的難題。在領域里，允許發展(更有效率的)非國有銀行和鼓勵非銀行系統的金融機構在國家銀行系統之外進行金融調停的政策也是必要的。在動態的市場經濟中，社會保障和養老金改革的發展成了當務之急。最后，在經濟所有領域里，不管是國有經濟里還是私有經濟里，公司管理的發展，以及必要的與規范框架，都是既基本又急迫的。

的確，在經濟政策的所有方面，中國面臨著新的挑戰。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在全球經濟和貿易中所占份額的增加，對市場開放以及自由化措施的依從將意味著改革的實質和步驟可能會部分地受到外因的驅動，而且再不能像過去那樣是漸進增長式的了。 四、過去20年中印度和改革的對比

1980年，在統計學的意義上，印度的水平和人均收入處在和中國大約相同的水準上。兩個國家都有數量巨大的人口，特別是貧窮的大多數，過去居住在地區，現在也仍然居住在農村地區。因此，改革需要從農業增長和農村發展開始，或者至少是以農業增長和農村發展為基礎，這種增長和發展將導致農村人口中收入的增長和貧困的減少。如同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這是中國的經驗，在那里，農村地區迅猛的收入增長引發了增長和改革的良性循環。

盡管改革已經進行了20年，但是印度從來未能引發過這樣的良性循環。首先，農業未能成為改革的發射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好幾個原因。

第一，印度激勵制度的扭曲程度絕對不像中國改革之前那樣嚴重。中國的扭曲嚴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對這些扭曲的糾正導致了增長的爆發。而印度則不屬于這種情形，因此農業對改革的反應受到了遠遠大于中國的限制。

第二，在改革的初期，印度沒有像中國那樣從對農村地區的巨大投資上獲得益處，包括灌溉、基礎設施和土地開發，這些都是在改革開始之前的幾十年時間里發生的。或許最重要的是，在改革開始的一段時間里，印度農村人口中人力資源的開發水平遠遠低于中國。1980年時，非文盲在印度所占的比例低于50%，女性非文盲的人數只占男性非文盲的一半。只有稍微過半的人口能夠獲得安全用水，而健康指數更接近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水平，而不是亞洲人的水準。因此，印度農村人口利用農村收入增長的能力受到了大得多的限制。

印度在刺激農業快速增長方面缺少能力，這意味著農村的貧困狀況只會以非常漸進的方式得到改善，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廣泛而持續的貧困給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著政府提供津貼。因此，印度也出現了關于基礎商品的雙軌制，比如糧食、化肥、水和電力，但是其方式很不同于中國。除市場價格之外，聯邦政府和省政府還提供大量的津貼，向窮困家庭分配低于市場價格的商品。如同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濫用和漏洞現象非常普遍。

這些反貧困計劃無法接觸到貧困人口，這很快就為人所知了。并不令人吃驚的是，人們很少采取行動去改變它們，因為真正的受益者經常是管理這些計劃的同一批官僚主義者們以及具有強大紐帶的既定利益集團。此類計劃的數量和規模迅速增長，最終拖垮了政府，尤其是省級政府。隨著時間的推移，向貧困人口、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提供補助的壓力變成了印度政治的主要特色。說真的，省級的政治活動已經變成了“競爭激烈的人民黨主義運動”，在每次選舉中，各個政治派別許諾向農村家庭免費提供水、電力、煤油和其他基本商品。，對電力、食品、化肥和汽油的補助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由于如此沉重的預算包袱，一些省份甚至正在面臨著支付工資的困難，更不用說任何形式的發展支出了。

印度持續貧困的另外一個后果是，反對公共事業部門進行改革的政治壓力。因此，公共事業的巨大損失不得不由公共財政予以彌補。

之大可以通過電力部門的事例得到很好的說明。20世紀90年代末，電力部門的財政損失總計達到了每年50億美元稍多一些。按照比例來說，這個數字是所有省政府當時每年花費在各種上的總投資的一半，相當于它們花費在健康衛生上的2倍，花費在水源供應上的3倍。

印度每年如是的如此巨大的財政損失，如果產生了高質量的電力供應，那么它或許較為可以容忍一些。然而相反的是，它所導致的是投資和維修的不充分。其結果是，就電力供應的可靠性而言，印度處于最差的發展中國家之列。印度的生產制造業因為印度電力部門的政策而遭受雙重的損失。它不只是得到的電力供應質量不高，而且還被迫支付高于成本的價格，以便橫向補助居家和農業的消費者。印度用電的價格是每千瓦時7—10美分，是世界上電價最高的國家之一。

管理改革孳生了折磨電力部門的偷盜和腐敗，價格改革確保了價格更加密切反映成本，也更加具有可預見性，這些改革都是改革電力分配的任何企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在印度沒有異議。但是，從當前形勢中受益并以某種方式把該系統中每年損失的40-60億美元中飽私囊的那些人們代表了強烈反對改革的強大勢力。

基礎設施的其他部門也同樣遭受投資和維修不足之苦。基礎設施的缺乏和基礎設施服務的不足日益導致增長的緩慢。印度和中國在基礎設施發展方面的差異是極其驚人的。1980年，電力和高速公路在印度的發展情況很可能好于中國。20年后，印度遠遠地落在了后面。舉例來說，1998年的《世界經濟論壇關于全球競爭能力的報告》在53個被調查基礎設施充足情況的國家中，把印度排在最后。

因此，和中國增長與改革的良性循環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印度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低下的農業增長和農村地區低水平的人力資源開發導致了持續的農村貧困。這產生對農村人口和其他貧困人口進行補助的政治壓力，因而從發展支出、基礎設施投資與提高增長的活動中抽取資源。這些針對性很差的反貧困計劃深受濫用和漏洞之苦，對貧困人口很少起到幫助作用，它們導致了日益嚴重的財政赤字，并且降低了節余和投資的總體水平。因此，快速增長無法得以維持，而貧困的減弱保持很慢的速度。印度現在面臨的挑戰是，政府需要制定一個和印度的條件和能力相一致的改革戰略——特別是和它的政治體制相一致的改革戰略——這個戰略將提高增長率，減少貧困，并且因此建立起對改革的支持。五、俄國的轉型與改革

俄羅斯也企圖把蘇維埃類型的指令性轉變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除了這個事實之外，俄國自從1990年以來的改革經驗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和不同——改革的初始條件、改革的戰略以及中間結果。

在俄羅斯，轉型初期只有13%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印度和中國則是70%至80%。因此，俄羅斯的改革與增長不像印度和中國那樣嚴重依賴地區的。截止當時為止，俄國經濟的主體部分是國有經濟，它們雇傭了勞動力的90%，而中國當時的勞動力則只有大約20%。俄國指令性經濟的程度也遠遠大于印度和中國。在改革開始之前，當時的蘇聯通過計劃配置體系，對大約60000種商品進行配置，而在中國，這個數字更接近于600。因此對于俄羅斯的改革來說，國有經濟的重組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的戰略則是依賴新的、非國有的產生增長和收入，在這同時，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卻保持相對不變，這種戰略是俄羅斯所不具備的，至少肯定達不到同樣的程度。

的確，繼最初的價格與貿易放開之后，國有經濟的很大一部分變成無法獨立生存。只有極大地受益于價格放開的能源部門可能承擔起了鄉鎮企業在中國的作用，向該經濟體其他部分提供增長和資源的新來源。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時，能源部門已經被私人利益集團攫取了，該部門繼價格放開之后的很多收益都以資本流失的方式到了國外。其結果是，該經濟體的產值崩潰了，固定投資減少了。

在整個改革期間，中國的與行政體制保持了連貫一致。和中國的情況不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伴隨著，事實上是跟隨著政治制度和國家機構的崩潰，包括蘇聯的解體。上面已經提到過，中國的雙軌制模式產生了通過倒賣和腐敗濫用該體制的機會，但是此類機會很大程度上被包容在高效率的公共行政體系之內。而在俄羅斯，國家機構發生了崩潰，缺乏有益于市場運作的制度，公共和私有財產的權利都得不到合法的保護，這導致了國有資產的大量被盜和腐敗。

盡管俄羅斯的綜合改革醞釀于1991年，但是俄國改革唯一最為重要的特色卻是迅速而且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它是休克療法和大爆炸轉型戰略的關鍵步驟。私有化實際上開始于1988年，當時的“自發”私有化計劃，允許勞動集體和企業的主管們有效地接管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在對未來所有權缺少明確定義的情況下，這導致了普遍的資產剝奪以及其他極端化的短期行為。1992年引入了大規模的代金券私有化計劃。該計劃的目標是給予經理們和工人們(“內部人員”)獲得其企業份額主要所有權的激勵。經理們因此變成了國有企業占據支配地位的股份持有者。然而，由于當時不穩定的經濟與政治形勢，短期行為在繼續著。經理們更感興趣的是對資產的剝奪和其他眼前收益，而不是重組他們的企業。繼代金券計劃之后是聲名狼藉的股份貸款計劃，該計劃允許為數很小的一部分內部人員獲取該經濟體的巨大份額。

俄國自從1992年以來十幾年改革的結果是什么呢?首先，自1992年之后，其經濟進入了自由滑落的狀態，單是在俄羅斯就萎縮了大約40%，并于1998年達到谷底。在那一年里，政府實際上淪落到了破產狀態，它不能履行國內債務，而對于外部債務，總體上也處于不能履行責任的狀態。從1998年開始有一個重要的恢復，而國際投資者們正在開始再次在這個國家尋找投資機會。但是甚至是今天，它的國內生產總值也仍比前蘇聯水平低出30%。

總產值的減少極大地弱化了人口主體中收入的減少。從改革之前世界上關于收入差距的一些最小指數來看，俄國以及前蘇聯的大多數其它國家目前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在短短的十年時間內，由吉尼系數在這些國家測得的收入差距增加了1倍。平均收入的減少連同日益加劇的收入差距，當然意味著在此期間內貧困嚴重加劇了。

俄羅斯收入差距和貧困的戲劇性增長，是改革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追求租金與腐敗的結果。國家被一小撮既定利益的團體攫取了，這些小集團為他們的私人利益制定政策，限制競爭，并且把他們個人的經濟權力集中化。除了這些擁有特權的極少數人之外，占了俄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們目前卻陷身于報酬很低而且經常是沒有報酬的工作中，只有通過非正式的活動和自謀職業等不同的手段獲取他們的收入。據估計，在1.45億的人口中，大約有0.4億被認為屬于貧困人口。

處于另外一個收入極端的是所謂的“寡頭政治執政者們”，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通過攫取前國家資產，而獲得了巨額的財富。據估計，十幾個富有的商人控制著該經濟的大約一半，其手段是通過他們在石油、天然氣和金屬公司中的股份。前俄羅斯貿易部長認為，12個大集團控制著俄國經濟的60%。大多數俄國人相信，俄羅斯所有的大錢都是通過犯罪手段獲得的。他們深信，寡頭政治執政者們是在私有化中獲取財富的，這種私有化表明了對財產的盜竊，而這些財產一度是屬于每一個俄國人的《時報》，2003年8月18日，第13面)。因此，俄羅斯的轉型過程產生了嚴重的與經濟，這些問題的糾正將需要花費幾十年的時間。

六、性的評論

在中國改革的第一個10年里，我先是一個頻繁的訪問者，然后在后5年里實際上變成了中國的一個居民。在這些年里，我享受到了頻繁接觸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學家以及參加辯論與爭議的特權，討論改革的速度、方向和實質。我很清楚地記得經濟和國際經驗在中國關于改革藍圖的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國當時真的是在沒有航標的水域里航行。20年過后，中國的經驗對所有改革中的國家都是一個借鑒。對于那些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們，中國改革的成就真的是關于智慧和實用主義的一個獻禮。當我們把中國的成就和過去20年中其他國家的成就，特別是和印度的成就進行對比的時候，這一點就顯得特別真實——印度雖然是一個極具智慧的民族，它取得的成績卻如此渺小。而對于俄國，它的情形向我們表明，錯誤可能會有多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