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特殊的國情孕育下，與農民工流動相攜而至的是“貧、擠、險、低”四大農民工問題。以農民工問題為背景，以歷史作歸納，本文選取了1978~2008年的相關數據，用計量模型回歸出中國農民工問題與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形成了惡性的對立關系。這種惡性關系的累積循環，導致農村發展緩慢、城鄉勞動生產率嚴重失衡、制度變遷成本增加，最終加深了經濟結構二元化。 關鍵詞:農民工 二元經濟結構 惡性循環累積 前言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作為經濟結構轉變的特殊產物，中國農民工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是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推進二元結構向一元結構的轉化，完成制度的變遷。然而，“想要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隨著這個群體的不斷涌現、能量的不斷積聚，由于遭受相對的忽視而爆出來的農民工問題開始拉大經濟結構兩元之間的鴻溝，挑戰制度變遷的極限。 一、文獻綜述 他們本是二元經濟的產物，卻不斷膨脹，與二元經濟周旋；他們本是農民，卻不斷涌入城市，過渡成另一個身份。對于這一充滿生命力的新群體，我們稱為“農民工”。農民工以自身的實踐，改變著他們的生活和生命軌跡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社會流動的潛規則。 (一)二元結構孕育的中國農民工問題 發展的局限性就在于不能兼顧。當二元經濟向一元化轉變時，農民工的利益被忽視了。于是這一群體自成階級，努力的改變著經濟結構的格局，希冀“一朝更疊轉身價”。于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農民工問題爆發且強勢。 1、貧——“偽工人”的身份與勞動報酬嚴重失衡 農民工不是窮人，但卻是貧困的。由于不被認為是真正的產業工人，因此農民工工資普遍比城市工人收入低。同時，由于農民工工資的提高跟不上物價水平與生活支出成本的提高，收入差距持續增大的趨勢勢在必得。 2、擠——農民工的失業與“劉易斯拐點”的假象 當我們意外的發現“‘民工荒’再現了”時，驚呼經濟結構轉變已抵達“劉易斯拐點”。然而，我們似乎忽略了重要的環境背景——金融危機對中國“世界工廠”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沖擊——造成的暫時性失業。我們也忽略了新一代農民工的迅速崛起：這些生于80年代的農民工，進城的欲望更強烈，數量、規模不容小覷。暫時回流的農民工返城、新生代的農民工增加，農民工擁擠在流動就業的圈子內。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大量農民還未實現充分就業，那么不僅離劉易斯拐點尚有距離，更會阻礙著二元經濟向一元化的轉變。 3、低——尷尬的素質水平與制度變遷成本提高 相對于農村勞動力來說，農民工的素質水平明顯要高于留守在農村的。但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制度變遷步伐的加快，初級就業人員趨于飽和。農民工在文化和素質上都難以適應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需求。于是就出現了城市企業“招工難”與大量農民工“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易見，勞動力市場的交易費用增加，制度變遷的成本提高。 4、歪——農民工的邊緣化與真空的保障制度 農民工由于缺乏戶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關制度的接納，導致不能改變農民身份、難以形成城市認同感和歸屬感，而成為游離于城市之外的特殊群體。與二元化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政策傾向，也無法提供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 他們奉獻勞動，卻缺乏身份認同；他們為城市化努力，卻無法分得城市利益的一杯羹。農民工出在一種扭曲的社會結構中，不確定性增加。被動的“回流”、難以滿足未來人力資源要求的“新生代”、被拖欠的工資、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再培訓等等問題，都對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轉變提出了新要求。倘若這些問題無法解決，那么農民工問題不僅阻礙制度變遷，更會對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產生不利影響。 (二)惡性循環累積關系的提出 2010年春節，“民工荒”現象出現，引起眾多學者與專家對“中國驚現劉易斯拐點”的熱議。農民工是否真的促進了中國經濟結構由二元走向一元呢？農民工的返鄉是否說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了呢？ 當“農民工”這個群體僅僅是過渡性結構，而沒有被禁錮在制度上時，農民工帶來的負面影響確實可以忽略不計。然而，“農民工”現象， 本來只能說是應急性的權宜之計，卻逐漸演變成一種制度性安排。 這個過渡性群體并沒有受到應有的禮遇，農民工在兩個結構元的縫隙中求生存，苦苦掙扎，其引燃的一系列社會效應逐漸走向了一個涉獵范圍極廣的全局問題。“農民工”現象便在不斷循環累積中將矛盾發酵成一股沖擊波，吞噬著制度原體。從某種角度看，經濟結構的二元化產生了農民工，農民工的增多引發了尚未根除的農民工問題，問題的積壓惡化了經濟結構的二元化差距，如此反復，累積疊加，于是，農民工與二元經濟也就形成了一種螺旋累積的惡性關系。因此，如何在加快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進程中，緩解二元鴻溝與農民工的惡性矛盾是研究農民工問題的特殊意義所在。在此，本文并沒有否定農民工積極意義的意思，相反，正是想使農民工的價值受到重視。筆者將通過制度推理與數理計量來推理論證這種關系，并對其效應進行分析。 二、中國農民工與二元經濟結構的關系透視 顯然，農民工群體發展所帶來的問題與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為了證明這種關系，將二元對比系數作為二元結構變化的變量，用相關的被解釋變量，對二元對比系數回歸，從而找出產生惡性循環的內在因素。 (一)變量的選擇及數據收集 1、變量Y 二元對比系數，它是經濟結構中兩個元的對比程度，從而代表二元經濟的轉化特點。 2、變量X 本著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角度，由農民工增加而面臨的“貧、擠、歪、低”四大后果出發，選取相應的數據作為解釋變量，從而折射出這些變量對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 (1)城鄉收入比值=X1 城鄉收入差距不僅是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典型標志，更是農民工問題引起的城鄉工農產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的指標。同時，收入差距也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流量和流向。因此，在考慮農民工面臨的“貧”問題時，應當首先將城鄉收入比納入因變量中。 (2)農民工數量統計=X2 我國對農民工的統計追蹤晚、難度大，沒有完備的農民工數據庫。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形式是農民工，可以認為剩余勞動力是潛在的農民工，有多少剩余勞動力就有可能產生多少農民工。因此，選用農村剩余勞動率作為衡量農民工變化率的指標。為了方便計量，筆者將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同于農業剩余勞動力。 根據阿瑟?劉易斯定義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是勞動邊際產出為零的那部分勞動力”，即超過農業生產需求量的勞動力。由此：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需要量。對于農業勞動力需求量的計算，本文在中國社科院、農科院發展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基礎上，采用以下方式計算勞動力需求量： (3)制度變遷＝X3 中國經濟結構二元性的最初原因是制度變遷的結果，而農民工地位的“歪”則意味著制度變遷所造成的成本增加。當農民工問題與制度變遷的成本掛鉤時，我們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數據解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進進程。

如上圖a、b線所示，在城市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b為76.4）是傳統農業部門（a為3.3）的近25倍。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異不僅意味著收入報酬的差距，也意味著呈相對人力資本教育投資的差異。差異的累積形成工業越發展、農業越落后的局面，為農村經濟發展留下隱患。面對如此巨大的生產率之差，只能望“劉易斯拐點”而莫及。倘若相關的教育投資差距的擴大態勢不能迅速改觀，勢必形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資水平低→下一代就業競爭力低→收入水平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的惡性循環效應。 (三)城鄉收入差距的累積導致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惡性循環累積關系下，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自由流動受到阻礙，反映在收入差異上，形成城市人均收入遠遠高于農村。以恩格爾系數看，農村地區的消費僅為城市消費的1/4，根源正是農民的收入過低。城鄉消費水平的失衡，占人口較多的農村消費能力疲軟，內需難以啟動；而絕大多數農民束縛在越來越少的耕地上， 從事技術水平和商品化程度都較低的農業，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都無法升級，農村城市化發展受限。 在城市，由于城市化后的聚集效應開始弱化，盡管工業化率已經很高，但產業結構調整受阻，非農產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虛弱。同時，由于體制問題，農民工只能依賴臨時工作生存，無法納入城市化的衡量體系，導致農民工“虛城市化”現象。于是，雖然農民工一直在為工業化奮斗，但“無奈回流”與“艱難再就業”依然發生。 農村城市化與城市工業化脫節，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結構轉變受限。

(四)制度變遷成本的累積催生“三農問題” 誠然，向市場經濟轉變，實現工業化發展，享受現代化的物質生活，這是制度變遷帶來的可觀收入；但由于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而產生了事后效應，這也就是制度變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 當成本大于收入時，惡性循環累積關系應時而生，伴隨而來的是“三農”問題的爆發——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三農”問題非本文重點，不作討論）。現在的小農不再像以前，過著封閉的自己自足的農耕日子，他們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來解決家庭支出的壓力，他們面臨的不是生存問題，不是利潤問題，而是社會化、市場化過程中的貨幣支出問題。而農村現有的資源并不能滿足農民就業和增收的需求，那么，收入差距的拉大、社會福利的缺失也就成為農民工耿耿于懷的心結。正如學者所說，二元經濟結構的對立分割所造成的復雜、痛苦的問題，卻往往由已經為工業化原始積累而做出巨大貢獻的“三農”來承擔，并隨工業化的加劇愈演愈烈。經濟體制的轉變以農民工與二元經濟的惡性循環累積關系為成本，當后來者在享受體制變遷的收入——國家工業化的物質生活——時，不得不為催生的“三農”問題略顯尷尬。因為一方面當中國位于世界前列的經濟成就被人口平均時，就得排入所有國家隊尾，弄得“強國夢”似乎永遠是夢；另一方面，這個基本體制矛盾至今難以解決，約70%的農村人口依然停留在自給自足的社會不能進入現代社會經濟，又弄得人們即使再怎么想按照完全市場化的西方的制度改變自己，也只落了個“東施效顰”的痛苦病根。 四、結語 農村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是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色產物，是城市化進程步伐加快的體現。然而，這個沒有制度陪伴成長的嬰孩，通過與二元經濟結構之間的惡性累積，向傳統發起了挑戰。在剩余勞動力、城鄉收入差距、制度變遷以及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等四個指標上對農民工問題所帶來的惡性關系進行量化計量及分析，這一惡性循環關系累積的結果就是二元經濟結構復雜化、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化、農業勞動生產率滯后化、制度變遷高成本化。 農民工問題，既能在無限膨脹后聚斂強大的社會效應，加劇二元鴻溝的矛盾，也能在漸進積累中瓦解二元經濟結構的弊端，促進中國現代化進程。 簡而言之，子能弒母，亦能侍母。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做到以農民工為核心，以農民、農業、農村為立足點，只有以這樣的“三點一心”為源，才能解決農民工問題，走出農民工與二元經濟結構的惡性循環累積關系，從而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 參考文獻： [1]陳豐，“當前農民工“虛城市化”現象的制度解讀”，《統計與決策》第(3)期，2009 [2]鄧大才，《城鄉經濟——武漢城鄉居民就業與增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3]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The World Bank，2009 [4]郭金豐，《城市農民工人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5]《聚焦三農:中國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深度解析》，新華出版社，2008 [6]李勇.《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論與實踐》，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 [7]劉麗，任保平.“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演進進程的實證分析及其轉化政策”，中共長春市委黨報2005;2 [8]陸學藝.“農民工問題要從根本上治理”，2010年http://theory.people.com.cn . [9]馬春文，張東輝.《發展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孫立平.“耐用消費品時代與‘新二元結構’”，2010年http://www.china.com.cn. [11]孫立平.“斷裂的社會與農民工流動”，中國農民工-中國網，2010 [12]夏耕.《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3]楊思遠.“要重視對農民工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教學與研究》2005;11 [14]張清泉.《二元經濟結構條件下的中國農民工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15]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16]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讀書》1999 [17]吳群剛.2006：《變革與繁榮:中國經濟崛起的制度視角》，清華大學出版 [18] WEN Tiejun、WEN Li，Should China Develop Small Cities and Towns，China Economist，2008 (J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