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照的一般趨勢：一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出現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并且隨著經濟的繼續發展，這一二元結構會逐漸的消失。這一結論不管是在上還是在實證中都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二元結構也出現過縮小的趨勢，但是其縮小的程度越來越緩慢并且有再度擴大的跡象，這說明我國的二元結構具有一定的剛性。本文通過考察經濟是否具有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特征，探討了我國二元結構的邏輯以及形成剛性的一些原因。

關鍵詞：二元經濟 ；剛性；剩余人口轉移 二元經濟是對發展中國家早期發展階段的一種描述，是指經濟從完全依賴于農產品的生產狀態向生計農業部門與并存的二元狀態的轉變，這一過程的實現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二元經濟是在物物交換的自給自足經濟中引入貨幣經濟，其發展取決于貨幣經濟的擴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二元結構逐漸轉化為一元，正如錢納里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具有顯著的增長效應。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二元結構，但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生有其特性，所以經濟一元化的道路可能會更加曲折。 一、二元經濟發展理論 “ 二元經濟”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對印度尼西亞經濟的中把該國經濟和社會劃分為傳統部門和現代化的荷蘭殖民主義者所經營的資本主義部門，他當時的研究僅僅限于對二元經濟的一種單純的描述。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刻畫了后起國家存在的二元經濟特征：在一定的條件下，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成負數，勞動者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提供勞動，因而存在無限勞動供給。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比農業部門工資稍高點，并假定這一工資水平不變。由于兩部門工資差異，誘使農業剩余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利潤即剩余的使用，當資本家進行投資，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量就增加了，從農業部門吸收的剩余勞動就更多了。當剩余勞動力消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提高了，與工業達到一致，這時經濟中的二元結構也消失了。劉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兩種含義：（1）、認為現代城市部門的資本積累能帶來固定比例的勞動力就業的增長，意味著不存在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進步，資本積累越快，創造的就業機會增長也越；（2）、認為農業只是工業化中的一個消極部門，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聯。這兩點大大地削弱了該模型的現實意義并且也是后人對其批判的主要依據。 拉尼斯、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余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把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類似于劉易斯模型。第二階段工業部門吸收那些邊際勞動生產率低于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正值，他們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導致農業部門的萎縮，從而農業向工業提供的剩余減少，農產品供給短缺，使工農業產品間的貿易條件轉而有利于農業，工業部門工資開始上漲。第三階段是經濟完成了對二元經濟的改造，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農業和工業工資都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于邊際生產力的變動。經過改進后的模型更準確反映了二元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和演進過程。 二、我國二元經濟的歷史邏輯及度量 1、二元經濟的歷史邏輯 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來看，工業化有三種形式：（1）、產業自然成長型工業化模式，如英美。在此種體系種所形成的二元經濟形態不穩定，隨著經濟自發進行，二元形態會自動消失，經濟很快恢復一體化。（2）、殖民輸入式工業化模式。外國資本進入高生產率產業，推動了工業的發展，但是廣大還是處于貧窮落后狀態，如巴西。由于工業化沒有建立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農村貧民涌入城市，農業進一步的衰落，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為城市二元化。（3）、政府高度介入的工業化模式。在此種模式中，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都表現出兩個互不相關的過程，兩者之間市場機制實現的要素轉換值低。農業開始是被剝奪的產業，隨后又成為被拯救的產業，農業始終處于經濟的“瓶頸”部門。形成了發展超前農業發展滯后的二元經濟，這種經濟體制一經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剛性。我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以前的工業化正是采取的這種形式，伴隨著產生了具有剛性的二元經濟結構。 工業化初期，工業部門比重較小，單純依靠工業部門自身的積累來籌積發展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規模巨大的農業部門必然成了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把資本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有兩種：一種是市場性的資源轉移；另外一種是政策性的資源轉移。前者取決于發展和該地區商業集團的起源與行為；后者主要采取凈直接稅、凈間接稅等手段。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二維關系：一方面當商業集團出于自己的動機向工業投資時政策性資源轉移的必要性就大大下降，另一方面政策性資源轉移市場性資源轉移。我國在進行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由于不具備市場性資源轉移的條件，則主要求助于政策性資源的轉移。我國政策性轉移是以具有巨大剪刀差的價格為手段，集體化農業為制度支持取得成功的。在私人經濟中，農戶的個人收入和消費流是不可能控制的，它主要取決于農戶的個人偏好，在此種情況下進行資源轉移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而通過集體化使農業部門勞動者只能得到一個維持生計的費用，抑制了農民的消費。并且這種轉移是在勞動者拿到收入之前就完成了，具有隱蔽性和強制性，因此，這種轉移方式是比較容易成功的。通過統購統銷、高估匯率、剪刀差等價格方式進一步對農業剩余進行了轉移，為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資本品工業在短期內迅速發達。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在政策的作用下初步形成。城市和農村經濟發展處于不同的地位引起了城鄉收入差異的擴大，為了保持城市工業的穩定，政策性的隔離城鄉流動，二經濟結構進一步加強。 2、二元結構強度的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也稱為相對國民收入，是指一個部門產值對總產值之比，與該部門勞動力占總勞動力之比間的比率。它反映1%的勞動力在該部門創造的收入比重，可以作為二元經濟度量的一種方式。一個部門的相對收入比重越高，勞動相對比重越低，比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經濟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二元性就越強。對比較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1;兩者的變動趨勢是，在二元結構加劇階段，農業比較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的逐漸升高；在二元反差達到最高點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漸升高從低與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的越來越低，從高于1的方向向1趨近。我們將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作對比就能很好的反映二元化強度。顯然，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就表明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性越強。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00，通常總是低于100，發展中國家二元對比系數通常在31-45，而發達國家的則一般在52-86。如下圖列示了我國1957—1999中的一些年份的農業、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和二元對比系數。 年份 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 非農比較勞動生產率 二元對比系數 1958 0.676 1.451 46.6 1960 0.414 2.122 38.49 1962 0.585 2.902 34.04 1970 0.500 3.105 16.1 1975 0.490 2.729 18.0 1978 0.463 2.295 20.2 1979 0.523 2.106 24.8 1980 0.522 2.059 25.4 1985 0.566 1.723 32.8 1988 0.568 1.657 34.0 1995 0.534 1.521 35.1 1999 0.538 1.524 35.3 資料來源：陳宗勝：《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卷，1998年 卷。 中國二元性在1970年達到最大，因為此時二元對比系數最低，為16%；改革以后系數的上升意味著二元結構有所緩解和改進，但是改進的速度緩慢，并且有再度拉開的趨勢。這都表明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并不是一直朝著一元化的方向邁進，具有一定的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