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學（也稱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派。本文探討了葛蘭西學派的理論來源，以及它對其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介紹和了這一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主要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關 鍵 詞】葛蘭西/葛蘭西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

【 正 文 】 在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西方當前的民族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已經逐漸被介紹，并且被一些學者引用，不論從觀點上還是從研究上都是如此。然而，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流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我們對它缺乏透徹的了解，以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得不夠全面有關。本文希望通過通過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介紹和分析，加深學者對該派理論的認識。 葛蘭西思想與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葛蘭西學派主要是指，西歐（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數）的一些把歐洲馬克思主義先驅——葛蘭西的理論——用于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起源、和動力，尤其是未來可能替代現存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該學派的研究論著涉及：國家與市民的國際化，國際層面的社會領導（霸權）和統治，跨國階級和集團的構成與經濟力量，國際組織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確定20世紀全球政治性質的（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國的霸權理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唯物主義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往往被忽視。葛蘭西學派學者認為，這種狀況是由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機械地和非歷史地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思想和理論造成的，特別是那些總是不斷地預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理論。這些理論分析與在東歐蘇聯集團和西方世界所發生的一些現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興趣。因此，他們認為必須用一種非教條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經濟關系。 基于上述考慮，西歐一些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學者重新創造性地思考了歷史唯物主義，開始嘗試建立一種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這些學者看來，葛蘭西的思想已經提供了建立一種普遍、全面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方法論。在葛蘭西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既符合批判流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要求，又是對教條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突破。它超越了爭論中的國際關系兩大理論（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框架，同時保留了這兩大理論（不論研究方法是歷史的還是結構的）傳統中的洞察力。葛蘭西在對意大利歷史的評述中，既論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體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論述了20世紀初國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種開放的、與教條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方法論（主要是強調辯證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社會形態，以及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領導權等問題。 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的葛蘭西，從資本主義并未像預期的那樣走向滅亡的事實和西方工人運動發展遭受的挫折，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礎上對一些觀點做出了修正和發展。葛蘭西的思想對當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強調辯證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獄中札記》中，葛蘭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歷史唯物主義觀（主要是布哈林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普及手冊》中表述的觀點），認為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祛除了辯證的觀點而引入了“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義”，象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一樣把科 學的范疇應用于人類行為，把辯證法簡化為機械的力量平衡法則（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頁。）。他指出：“普及手冊中所體現的或許要被稱為實證主義的亞里士多德主義對物理和自然方法中常規邏輯的采納。因果法則和對性、規范性和統一性的追求取代了歷史辯證性……用機械術語來說，結果決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體系，因而（這種哲學）除了完全粗糙的經濟主義外沒有任何發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蘭西在對布哈林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義者克羅齊的思辨思想，強調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1、 存在與意識間的相互作用是歷史的、具體的和復雜的矛盾對立統一，不存在永衡不變的機械式的作用規則；必須解釋物質條件的變化如何在人的意識上產生非物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反過來影響未來的物質發展過程；2、 歷史發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規律，認為“破壞力就是創造力”；3、 在對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關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質世界的現象機械地應用到人類活動。歷史的發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預測結果。 葛蘭西主要通過對辯證法的這3個方面的分析，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即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再闡述。葛蘭西反對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存在直接的決定關系和對應關系，他引入思想對歷史的影響和個人意志的推動作用等觀念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理性和文化的影響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力量是社會領導權（hegemony霸權（注：“領導權”一詞與霸權理論中所用的“霸權”一詞相同，但兩者的意思有差別。葛蘭西所指的領導權是物質力量領先、思想上的認同和制度上的相對應的統一。））的基礎；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作用應該是一種辨證過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蘭西對西歐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影響的第二個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黨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領導權，這個過程的形式不只是積極革命或暴力，消極形式或者說“陣地戰”（即通過緩慢地改變民眾的思想來實現領導權）也是重要并更為穩定的形式。在陣地戰中，一個政治階級的領導權意味著該階級成功地說服了社會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價值觀（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第128—129頁。）。他認為，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必須在取得政治權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因為任何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都必須伴隨“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與倫理的結合使葛蘭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強的人道主義特色。 被稱為“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們，正是以“葛蘭西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蘭西對意大利社會結構的分析，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體，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經濟學觀。他們以此來批判當前西方流行的以實證主義為特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也部分涉及理性主義），以及一些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觀。他們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謂社會現實的分離性（intransigence）。 葛蘭西學派認為思想的變化是社會整體變化的產物，并能對其他社會過程產生影響；社會整體變化將導致思想過程的變化，因而思維過程是社會無休止的辨證過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葛蘭西學派認為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冷戰的產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P211.），這種在特定時期產生的理論抽象不一定能適應變化的現實，而且具有很多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色彩。 第二，對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和方法論歸納主義（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蘭西學派認為， 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特征的國際經濟經濟學應該把給定的世界秩序體系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通過對決定體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統一進來；所有特定體系的本質特征（本體）決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論化或者人為歸納出來的。他們申明，他們所謂的理論化的本體是建立在對全球社會形態思 考上的。這種社會形態主要是由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即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決定的。這三者是歷史的、具體的，而且它們之間的結合也是歷史的和具體的，所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本質都應該是歷史的、具體的。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們所指的主要是現實主義，如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和《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研究方法），從個體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國家間體系，國家作為被原子化的行為體相互作用于其無政府結構中，體系具有跨歷史的本質或體內平衡性，它們可以用霸權興衰和均勢等超歷史的規律來表達。與體系的本質一樣，人和國家的本質從古至今都可以用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權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來概括，這些用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歸納出來的規定性丟掉了歷史的鮮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1—213.）。 第三，強調上層建筑在世界政治經濟關系變革中的作用，批判單純的物質力量決定論。葛蘭西學派認為，世界體系的變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積累結構變革的產物……社會現實涉及意識，所以包含哲學的、理論的、倫理的和常識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會變革既包含物質力量的變化，也應該體現思想與制度（上層建筑）的變化。霸權的實現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或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辯證作用的產物，而每個要素變化既與其他要素有關，也有其自身的發展特點。就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而言，其產生、發展和消亡是這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作用分別對體系內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范圍產生作用，并導致它們相互影響，從而決定世界體系的特征并導致世界秩序的變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這與霸權穩定理論過分強調國家實力的變化是世界秩序變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對照。 第四，強調歷史發展的辨證否定關系，批判歷史發展的機械論。葛蘭西學派認為，歷史的變革是一個復雜和矛盾的過程，因為任何一個社會內霸權的建立都意味著反霸權力量將對現存占主導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構成挑戰；建立霸權統治體系的努力隨著時間的變化可能辨證地蘊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盡管這種力量不一定是進步的。人類社會的性質是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機械因果關系來解釋的，它的變化既有長期相對穩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結果不一定可以預測。霸權穩定論是一種機械性的理論，它只認識長期力量變化的因果關系，只有部分的科學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蘭西學派堅持對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采取批判的態度，強調變革性，反對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把秩序和體系管理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葛蘭西學派重視對國際政治關系的倫理分析，其規范目標注意解決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問題，即好社會的性質，強調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國家和統一社會。在這些國家與社會中，個人發展、理性反思、公開辯論、民主權利、經濟與社會自由都能廣泛實現。但他們沒有對這樣的社會進行具體的描繪，以避目的論馬克思主義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 這種對未來新世界秩序的探索，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為基礎的，但并未以某種固定的秩序為參照點，而是通過對國際政治體系的整體及其構成要素做歷史和具體的分析，發現變革舊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為建立新秩序的戰略行動提供指南。 第六，葛蘭西學派既注重對中心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又注重對邊緣地區的政治經濟分析，并把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的分析統一起來。此外，它還把國內的政治經濟分析與國際政治經濟分析融為一體。這與現實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理論只注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橫向分析，輕視縱向分析不同，也與以上兩種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來的將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相分離的傾向不同。 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觀 葛蘭西學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結構主義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這種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最大特點是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強調辯證法，它的歷史主義的3個組成部分——瞬息變化性（intransience）， 歷史必然性和哲學現實主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這一傾向。 瞬息變化性是指歷史和社會的變化是累積的、無止境的和不重復的過程，各種結構和事態的發展都有自身的節奏和速度。就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言，英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與美國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同的（從起源、發展到動力），后者從前者中發展而來，并且本身的發展也孕育著未來世界新秩序的 可能性，各個時期發展的過程也不相同。葛蘭西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要解釋這種變化。 歷史必然性是指社會交往和政治變革發生在可能的范圍內，但這種范圍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存在于一個給定的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動力內。這種社會結構包含著思想、 意識形態和理論的主觀共性（intersubjective），社會制度， 一個占主導的社會經濟體系和權力關系，簡單地說就是思想、物質力量和制度。歷史必然的辨證性主要表現在：社會行為受這種社會結構的制約并在這種結構內產生，但這種結構也可以通過社會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學現實主義是主張知識過程是創造性的和實踐的，又是開放的和對不可捉摸的，是對社會現實進行不斷解釋的過程。這個過程不能置身于歷史之外，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但對社會的解釋是有目的的，與某種政治戰略直接或間接相聯系。所以，葛蘭西學派宣稱他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務的。 盡管在具體的觀點上，這個學派內部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個方面是一致的。這個學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爾（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爾（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國約克大學的考克斯最為著名、最有影響力。他的“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秩序”、《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歷史創造中的社會力量》和“全球公開性”等論著都是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極有影響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他的思想中具體地體會到葛蘭西學派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人類活動是在一個歷史（即各個階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進行的，這個框架由3種力量（物質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體而歷史地組合而成。這3 種力量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機械地決定人類的行為，而是對行為形成壓力和限制；個人和集團或在這種壓力下運動或抵制和反對這種壓力，但不能漠視它們；人類越是對這種占主導的行為框架進行成功地反抗，就越體現了一種新的歷史結構正在成為人們行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開始了新的組合。 但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響的，這種合力作用對人類活動領域的制約是全面的，從生產過程（尤其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力量）到國家形態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們以某種方式相互影響。對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個歷史階段的具體組合的研究，有助于認識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關系的特點；而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3個層次結構相互作用關系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發展和死亡的關鍵。正是在這種分析框架上，考克斯開始了對國際政治關系的研究。 19世紀以來，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經歷了3 個階段：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19世紀中葉到一次世界大戰）、非霸權的世界秩序（一戰結束到二戰）和戰后美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就英國統治下的世界霸權而言，英國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權勢基礎上，這種海上強權地位使它可以超脫任何一個歐陸國家的挑戰，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歐洲變化的均勢條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經濟的規范（自由貿易、金本位制、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隨著英國威望的擴大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提供了一種以這些規范作為利益協調基礎的普遍的意識形態。盡管當時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與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分離意味著倫敦城（指倫敦區）可以作為這些普遍規則的管理者出現，而英國的海上霸權是這些規則的潛在強制者。鑒于當時英國擁有強大的海上實力，并有受到廣泛認同的意識形態和非正式的制度作為保障，這種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是穩定的，具有霸權性。 在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之間，盡管美國的物質實力相對領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認同的普遍意識形態和有效的制度制約，因而這一時期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不具有霸權性。 戰后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比英國式霸權更穩定、更廣泛的霸權秩序。在物質力量上，在美國權勢基礎上建立的聯盟得以遏制蘇聯；這種權力安排的穩定性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美國則在全球經濟中起著主導作用。美國不需要通過直接干預來保護其具體的國家經濟利益，只要通過維持得到廣泛認同的世界經濟規則（即經過修改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自由主義，具有在一定程度認可福利主義的自由主義），美國跨國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確保其權勢的持續。戰后美國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國際制度，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由于經濟大蕭條的經歷和凱恩斯經濟哲學的興起，以前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不再有效，國家具有合法而公開地管理國家經濟的作用，這必然使得這些國際組織具有世界經濟多邊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對歷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種歷史循環理論，通過對社會力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 分析，考克斯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個世界政治體系唯物辨證的發展史。在英國統治的世界秩序中，這種歷史框架既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也建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權力基礎上。這種社會權力就是國家政治的基礎，從而使得這個階級不需要直接控制社會。但工業資本主義也逐步動員了最發達國家的產業工人。從19世紀最后25年起，這些國家的產業工人對國家的結構產生了影響。工業資本主義催生的新社會力量——產業工人——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導致了國家行為范圍以經濟干預和社會政策的形式開始擴張，這反過來又在對外政策領域引入了國內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與自由國際主義的要求在國家管理中產生了沖突，隨著前者的逐步提高，保護主義、新帝國主義和最終的金本位的崩潰標志著自由國際主義的長期衰落。自由國家形態被福利民族主義的國家形態逐漸取代。隨著新的競爭對手對英國物質生產能力的超越，工業化和由此動員的社會力量還改變了國家權力的國際表現。保護主義對新興的工業國家來說比自由理論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更有助于建立與英國經濟權威相似的經濟力量。主要工業大國的這種新帝國主義是國內社會力量之間形成的福利民族主義共識的海外擴張。在國際范圍，隨著英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19世紀的世界經濟秩序最后讓位于非霸權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