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理、象、數通了，就能知變、通、達，萬事前知了。” [14]由此可見，“萬事前知”的前提就是對理、象、數的精確了解。然，理、象、數又相互交融，互成系統。每每之間都有聯系，呈現出垂直結構。古人對所占卜的每一個對象都可以從理、象、數三個方面去分析(占卜)，認定考察對象存在、因何存在以及最終走向之后，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會顯示出自身的一些規律，這些規律的集合就形成了某一特定時期的經驗總結及相對科學的認知。人類社會的發展大抵如此。貝塔朗菲認為，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著，而是發生著，它們是通過有機體同時又是組成有機體的物質和能量的永恒流動的表現形式。這種“發生”必然隨著認知水平的深入而不斷產生新的內容。它是動態的，在某一時期又會維持相對穩態。而我們的先民早就通過對自然、宇宙、環境及社會的認知對此有了注解。 3.4 《黃帝內經》中的樸素易學系統論思想: 《易經》哲學對中醫有重要影響。唐代著名醫藥學家孫思邈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大醫。”《黃帝內經》就將《易經》的象數概念進行了最為具象的表現。曲黎敏教授在《黃帝內經.養生智慧》中對此有著最為精辟的解釋，“中國的圣人為了說清楚其中的道理，統統采取了打比方的方法，他不去說這個概念‘是’什么，而是說它‘象’什么，在《易經》里畫出卦來讓你看它‘象’什么，然后去感悟真理……”[15] 中醫的系統性也具有標志性意義:“從現代系統學的觀點回頭看中醫的陰陽五行，我們可以發現原來陰陽五行理論，是那個沒有儀器和數據的年代，用來描述系統的一種方法……和西方醫學相比，中醫可以說是運用系統學原理治病的科學。”[16] 《黃帝內經》觀察人體和世界具有層次性。在《黃帝內經》中，人體被看作一個總的系統，身體的每個結構為其子系統，生命自身依照道運轉。同其他中醫理論一樣，《黃帝內經》也認為人的身體結構及功能即命運。春天養生，夏天養長，秋天養收，冬天養藏。曲黎敏教授指出，“《黃帝內經》講養生都是在養東方，是慢慢生發起來的一個‘象’。”[17]春天養生的結果要到夏天才有體現，秋冬亦然。這種連環的后續效應體現出鮮明的層次性，就是在告訴人們“做任何事，都要做這一步時想著下一步，同時要想著前一步。”[17]更為重要的是，理、象、數還體現出一種思維方式的層次性，呈現出縱向的結構，從而使我們可以從深度上認識事物并鞭辟入里。 否卦與泰卦體現出系統論的動態性原則。《易經》卦象里的一個卦——，叫否卦，也叫陰陽離絕卦。意思是陰氣下行在下面，陽氣上行在上面跑走了，這樣就屬于陰陽離絕。該卦倒轉過來就成為泰卦——，它屬于陰陽和合卦，因為陰氣是下降的，陽氣是上升的，這樣“陰陽的交合就是人體兩大經脈的一種交合，所以人中這個穴位在人的身體當中就顯得至關重要。”[18]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陰陽的交相互生，風水古籍《雪心賦》中云:孤陽不生，獨陰不長。陰和陽之間，并不是孤立和靜止不變的，而是存在著相對、依存、消長、轉化的關系。而所謂“否極泰來”，還傳達出一般系統論中的動態性原則。 同時，《黃帝內經》建立了一種動態平衡的最優結構。中國古代五行的順序是“木、火、土、金、水”，這是一個相生的順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現在的五行順序是“金、木、水、火、土”，這個順序又是相克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既然身體的每個部位都有自己的司命之所屬，中醫就完全可以根據五行中相生與相克的命理治愈頑疾。中醫講“不治已病治未病”，頭痛未必醫頭，腳痛未必醫腳。比如得了肝病，中醫就會暫時把肝放在一邊不治，水生木，水是腎，木是肝。肝病很大程度上是由腎精不足造成的，所以就會把腎水固攝住，讓肝精充足了，肝病自然好起來。這種最優性組合以及系統的診療方式就很好地闡釋出系統論中優勢互補，相互支持的原則。與理、象、數所體現的縱深思維模式不同，五行各要素之間呈現出一種平面交叉互動的系統論模型，陰陽則貫穿于整個事物運行的始終。這種思維模式就是一種大系統觀，它與中國的天人合一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理想的社會結構、制度結構和思維模式，也體現了中國文化強調的“和”的核心思想。而這種“和諧”的大系統觀就是一種充滿動態平衡的最優結構。 中醫中還具有協同性。古代的中醫將肺和大腸兩個器官視為相同的系統，稱為“互為表里”。吳清忠在其所著《人體使用手冊》中將中醫中系統的分析方法進行了很好的闡釋:“肺與大腸互為表里的情形也發生在心與小腸、肝和膽、脾與胃、腎和膀胱。這種‘臟腑互為表里’的歸納方法，把原來的十個器官減少到五個體系，人類系統分析診斷的復雜程度立刻大幅下降。這樣也有機會用五行中的五個元素，來描述所有臟和腑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19]表里是指身體部位而言，表和里相對而存在，如同陰陽的相對存在。按照陰陽劃分，表屬陽，里屬陰。“互為表里”就是一種能夠體現系統論歸納方式的科學范式，在一般系統論那里，這種范式可以有效規避“重復發現同樣的原理”的弊端。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易經》具有原始樸素的系統論觀點。它通過理、象、數，陰陽和五行鮮明展示出系統論的基本特征——動態、平衡、層次、因果。這些3000多年前我們的先民在把握自然、察知世界中形成的認知是一種充滿智慧的思想模式，它對于我們的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借鑒意義。 企業管理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動的總稱，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企業管理的目的是盡可能利用企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實現“多、快、好、省”的目標，取得最大的投入產出效率。企業經營是指以企業為載體或經濟組織的物質資料經營，是指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得更大的物質利益而運用經濟權力用最少的物質消耗創造出盡可能多的能夠滿足人們各種需要的產品的經濟活動。 《易經》的系統觀為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供了一種思維模式。經營是管理的方向，管理是使經營的目標更易達成。經營和管理相輔相成，經營是為了更好的管理，管理是為了更好的經營。經營對外，屬陽，管理對內，屬陰，它們體現出鮮明的陰陽觀點。比如一個企業出現問題，就從經營和管理兩方面去分析問題，這就是管理上的陰陽論。 現代企業存在問題無外乎管理、經營兩個方面，二者之間絕對的分界并不明顯。比如經營活動中，銷售出現問題往往不僅僅只是體現在銷售上，很可能是因為管理出現問題，管理的問題又可能是由于生產活動、營銷活動、供應活動、財務活動、人力資源開發活動等一系列企業經營活動引起的。這就提醒企業管理者:在企業運行中，無論我們遇到什么問題，都要充分考慮到其復雜性、交叉性和相互間作用，這就是管理學層面上的五行分析。 在對企業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綜合考察后，進入問題的核心分析階段。我們可以通過對營銷基本情況的分析，找出問題出現的原因——理;其表現是在哪方面——象;再進一步，我們可以通過對客戶數量、客戶質量、客戶地域分布、客戶新的變化等數字性分析全面把握營銷問題的實質，揭示出問題的真相——數。 綜上，通過運用陰陽、五行和理、象、數對企業管理中存在問題的分析，我們就可以從內部產品與開發、供應鏈管理、渠道建設、應對競爭者方案等來對營銷結果產生影響，從而找到企業管理問題的癥結，并最終予以解決。 4 現代系統思維方式中的中國元素 易學并非東方哲學所獨享。近代文化交往尤其是后期殖民戰爭在傳播西方思想的同時，也將東方哲學傳播于世界。西方世界也曾經掀起“易學熱”。鄒學熹在《易學易經教材六種》一書中指出，歐洲的愛因斯坦、萊布尼茲、李約瑟都從科學方面，(對《易經》，筆者注)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和實事求是的肯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運用了十一個公式推算時空相對增減之數，據蔡福裔《河洛考》的資料，愛氏曾將河洛數理結合相對論推衍，受到很大啟發。他從對中國“羅盤”感到驚訝，到場論結束，都對中國易學感興趣。如愛因斯坦1953年給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瑪托的斯威策的復信中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不用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全都做出來了。”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寫成了《中國科學技術史》，對易學、醫學和數學都系統地作了總結和正確地作出評價。他說:“自然科學取得勝利之所以可能，……這就是達爾文、弗萊則、巴士特、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愛因斯坦時代。當這個時代來到的時候，人們發現一系列哲人已經鋪平了道路——從懷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爾，從黑格爾到萊布尼茲——而這種靈感也許完全不是歐洲的，而且也許這種最現代的‘歐洲’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受到莊周、周敦頤和朱熹這類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現在已經認識到的要多得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