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已寫入黨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這體現了自十六大以來我國著力解決現代化發展中日益突現的不平衡問題的一貫思路，也體現了農村改革重點從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到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積極性再到統籌進行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延續性和遞進性。然而如何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仍需要在理論上正確理解“新農村建設”的含義，并在尊重和充分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合理設定農村建設目標，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2005年11月27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承辦的“第二屆中國農村改革論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座談會”在京召開，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國家農業部、國家發改委、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中國體改研究會的專家學者，以及北京、江蘇、湖北、福建等省市的專家、基層政府代表、非營利組織代表、農民企業家代表參加了座談會，大家深入分析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存在的一些認識問題，并針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現將與會專家的有關觀點綜述如下。

一解決“三農”問題的指向：新農村建設

十六大之前，學術界和理論界已經形成一種共識，即解決“三農”問題不可局限于農村內部，當從國家宏觀體制入手。十六大及十六大以后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小康社會、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等均指向一種全局視角。同時，“三農”問題亦非常復雜，非任何一種戰略可以包治。黨中央的兩個一號文件分別針對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而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是著眼于農村問題的解決，這也將有助于“三農”問題的全面解決。專家認為，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是落實反哺方針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全面縮小城鄉差距的必然要求。 但需要強調的是，新農村建設與“三農”問題仍是有區別的，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目前存在一種現象是對新農村建設的理解過于寬泛，傳達下去使基層感到疑惑，誤認為“三農”問題過去了，現在改為新農村問題了。而與理解上的寬泛相對，實踐中落實到操作層面又很窄，僅僅限于修路、整理村容和房舍，縮小了新農村建設的內涵，忽視了其核心內容。此外，學者指出，今天所講的新農村建設不同于50年代的新農村建設。自1954年周恩來總理提出我國要建設四個現代化以來，在現代化農業的口號下新農村建設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但成效甚微。因為當時發展重點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不得不以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這種畸形的二元結構下的新農村建設不可能達到目的。而今天國家強調兩個趨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走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的道路，體現的是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是不同于歷史上的新農村建設的。 中央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問題提出了六字方針，即“多予、少取、放活”。有專家認為，這六個字，講了六個要素，即“三個利益要素”和“三個組織要素”。三個利益要素指的是：農業稅問題，土地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三個組織要素指的是：鄉村兩級的治理結構，農村金融合作組織，農協組織。

二風險防范：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意義

中國幾千年的社會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傳統農業社會，它發展出了一種以風險防范為導向的組織結構。傳統農業社會突出的特點是低收益、低風險。因為產業不發展，小農經濟社會自然風險也不是特別強，再加上當時的傳統思想，包括儒家學說，都是強調約束人的內心，不要發財致富，求得跟自然界的平衡，一個基本概念“天下太平”的“平”字就講這個意思。在這樣的傳統社會，成立官府主要目的是保民安民，就是解決風險問題，不是解決富老百姓的問題。它還是成體系的，所以它維持了幾千年。第二個階段就進入了以市場經濟為特點的財富社會，就是強調收益。這種收益在明確的私有產權制度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財富極大地放大，它認為財富可以控制風險。這是工業社會一個特點。進入后工業社會以后，特別是近些年隨著核武器、恐怖主義活動、艾滋病、禽流感等威脅的出現，這個風險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高度反思。目前全人類面臨四大風險：核風險，恐怖主義風險，疫病風險，還有戰爭沖突。現在聯合國、全世界更加注意疫病風險，因為大家看到像禽流感這樣的妖魔放出來以后不得了，它就是在規模養殖的基礎上，在經濟發展環節上冒出來的，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我們首先要從風險防范角度看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意義。 農村建設中的各種問題，例如農業破壞自然環境引發洪水、動物衛生影響人類健康、農產品波動影響國民經濟、農村社會矛盾影響政府與公民關系等，均有可能由于農村與城市的密切關聯而演化成全國性的風險。和諧社會就是追求一種高收益、低風險的理想狀態。新農村建設從防范風險的角度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因此在和諧社會中具有非常突出的位置。 其一，正視風險與收益相伴隨的客觀事實。在經歷了低收益、低風險的傳統社會，追求高收益忽視甚至躲避風險的工業社會后，收益與風險的對應性逐漸得到承認。中央文件將我國過渡時期稱為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現期，即體現了這樣一種務實的態度。后工業社會城鄉之間、國家之間的高度聯系使得風險的擴散極為迅速，農村問題轉化為全國性問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科技進步加劇了這一狀況。禽流感等疫病的威脅進一步提示農村轉變生產方式的同時要轉變生活方式及管理方式，改變傳統農村的面貌。 其二，和諧社會過渡中農村模式需要轉換，從收益功能轉向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態功能。傳統社會中“農民控制收益，國家控制風險”的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了，農村與城市相關聯的四大風險——自然風險、疫病風險、市場風險、社會風險——已經在往城市擴大。所以，解決農村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它本質上不僅是農村問題，也是城市問題，是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政治問題。

三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在何處

用最簡潔的話來概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內涵是全面縮小城鄉差距。多位與會代表均提到，縮小城鄉差距、城鄉一體化發展、工業反哺農業、消除二次分配不公平、加大對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是建設新農村、實現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央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村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從這個要求出發，建設新農村體現為六個具體任務：新設施、新環境、新房舍、新公共服務(例如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衛生和文化)、新的社會保障系統和新的社會風貌。 所謂“新設施”建設，就是要改善農村的生活基礎設施。涉及到村外與村內兩個方面，包括清潔安全飲水、道路交通、電力、電信、電視、信息網絡以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 所謂“新環境”建設，指生態環境良好、生活環境整潔，尤其要加強農村村內和農民院內的環境整治。目前，農村村內與院內的環境問題，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不少近年來發展比較快的農村，環境問題日益惡化，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與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目標很不適應。 所謂“新房舍”建設，是指在建設方式上要與新設施和新環境建設有所不同，新設施、新環境建設要求集體行動，而新房舍建設主要靠農民個體努力。這個“新”，不僅是外觀，而且是居住理念：一是要美觀，要體現地方特色和地方風情；二是要實用；三是要節約。

四處理好六大關系：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新思路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先應當處理好的是城鄉關系。如前所述，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是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縮小城鄉差距又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城鄉的差距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僅就一次收入分配而言，城市居民平均收入高于農民居民一倍左右。而二次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體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向城市傾斜，導致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電、教育、醫療等各方面均遠遠落后。因此，城市帶動鄉村、城鄉統籌發展，是矯正既往政策偏差的正確思路。 第二，應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專家認為，目前對建設新農村主要力量的認識有三種觀點：依靠政府投入、放活市場、農民自主。但從理論上來看，主要還是靠政府和市場兩只手。但農村的問題關聯甚廣，而政府財力有限，企業可以發揮作用但不能代替政府，因此必須加以區分，哪些問題是可以通過市場的力量、通過產業的力量解決的，哪些是市場的事情，哪些是農民可以辦的事情。企業可以通過產業化推動新農村建設，而政府須為農村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發揮作用，諸如土地和物權法，資金要素市場如何形成，如何發展農業科技和信息審查等，都是政府要考慮的問題。政府自身亦須改善源頭支農的治理結構和縣域治理結構，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第三，處理好中央(決策)和地方(實際)的關系。中央和地區政府在改革上常有不一致之處，致使決策與執行脫節或決策不能適應地方實際。因此，有專家建議在農村改革方面，中央可以只出臺一些原則性的意見，不要規定太細，讓地方有因地制宜的空間。同時，明確哪一些讓地方去管，甚至讓市場去調節，哪一些由中央去管。決定由中央管的問題，中央一定要管細、管到底。 第四，處理好縣領導機制與農民自治的關系。加快民主化進程，使縣政府真正對農民負責，為當地百姓服務，而不是眼睛只看著上面。縣一級的自治是民國以來所有省的共識，而國外一直采取縣自治的方式。可以說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表明，縣自治并不會產生什么政治風險，無須顧慮太多。 第五，處理好鄉鎮與縣之間的關系。要重新定位鄉鎮，鄉鎮目前不可能馬上并掉，應該劃為縣一級政府的派出工作機構。現在禽流感、搞水利，包括處理農民鬧事，如果鄉鎮不是縣的派出機構的話，它常成為制造事端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利益因素，所以，鄉鎮一級應該迅速地定位，包括它相關的權責對應問題。 第六，要處理好在國債遞減情況下，國家增加投入有限，如何整合現有各部門資金，統籌考慮，提高使用效率的關系。

五條政策建議：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

第一，切實貫徹好城鄉統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要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也要切實貫徹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只有結合好這兩方面的力量，才能按照時代發展的要求推進新農村建設。 第二，加快形成有利于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機制。農村發展的滯后還突出地反映在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方面。在國家資金投入有限的情況下，要把國家資金重點投入到教科文衛和改善農民生活條件方面上去。這尤其是要加大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的投入，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科技素質和現代文明素質。培養新農民，提高農民素質，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之策，是促進農村發展的直接動力。 第三，堅持農民為主體、政府為主導的方針，實行農民自愿、政府支持的原則，采取農民出工出力、政府出錢出料的辦法。要借鑒國外新農村建設的成功經驗。例如上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發起了“新村運動”，設計實施了一系列的開發項目，以政府支援、農民自主和項目開發為基本動力和紐帶，帶動農民自發進行家鄉建設活動。 第四，形成全社會力量參與，尤其是企業家參與新農村建設的制度激勵。目前有些地方已經摸索出了一些通過農業產業化來改造農村的建設經驗，但是其中還有一些具體法律和政策問題的制約，例如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歸屬等問題，使得企業家參與農村建設的制度激勵不足。此外，應鼓勵一些中介組織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去。 第五，充分利用中央目前搭建的組織網絡，積極探索形成中央支農的有效組織平臺。中央已經花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搭建的全國性組織網絡，尤其是“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兩大網絡組織，應當充分利用起來，把新農村建設的內容融入到這兩個組織網絡的日常工作中去，同時也應增強這兩大網絡組織為人民服務的實質內容，真正產生“使黨員干部受教育，讓農民得實惠”的效果，從而提高我黨在新時期的執政能力。 第六，大力推進縣鄉綜合體制改革，要從縣域經濟的發展轉入到縣域政治的改革和縣鄉綜合配套改革。要加快推進縣級以下組織機構的民主政治進程，積極推動村民自治法的制定和頒布。《建議》提出，“十一五”期間，要“基本完成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改革任務”。這些改革任務涉及農村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核心是要建立起精干高效的農村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應當從各地實際出發，在認真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可靠的體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