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教育喊了那么多年，給學生減負喊了那么多年，實際效果如何呢？這，不用你多宣傳，多評論，只要到中小學學校中去看看，就能一清二楚，只要你還不是睜眼瞎，還有一點良心，還有一點點的實事求是精神，那么，你就會不無痛心地發現：應試教育還是那個應試教育，學生的負擔還是學生的負擔！

不信？那請你看看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浙江日報》上的“一位逃學學生的自白”《我想哭，我害怕》吧：

“看看手表又到了下午５點４０分了，從早上不到７點出的家門，到現在已是１０個多小時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后又將它吐出，我閉上雙眼。哎，又要面對我親愛的父母，已經第三天了，想到這里，我頓時感到很無助，我想哭，我擔心，我害怕，我……實際上我已經是連續３天沒去上學了……

平日里，父母對我抱有殷切的希望，希望我早日成材，嘴邊時常掛著：別像我們一樣失業下崗，找工作都找不到，即使找到還要看人家臉色，你和別人不一樣，讀書是你唯一的出路……但是事違人愿，我偏不愛讀書，常常逃學，又不想讓父母知道（因為我怕傷他們的心），害得他們以為我在學校里的表現還好，其實我早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并不指望在讀書方面有出息……”

對此，編輯馬瑛瑛在《讓我們一起來面對》的評論中說：“一名學生，不上學不回家，在外面游蕩了３天，父母的焦急、痛心可想而知，一個家庭的安寧、幸福就這樣被打破了。這樣的家庭就此一家嗎？遠遠不是。是誰把這位同學逼到這一步？又是誰打破了這些家庭原本應該平靜、美好的生活？是他的父母？是學校？是，有都不全是。說來說去，是許多人心中至今還沒有改變的那種教育觀念，在害人。‘上大學是唯一的出路，把分數考上去是唯一的出路’這種觀念沉沉地壓在每一個學生心上，壓在父母們的心上，壓在老師們的心上，以至于讓有些學生無法承受，最后只能選擇逃避甚至走向極端。”

是啊，每一位大人——特別是我們一線的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問一問：是誰逼著我們的孩子拼命考高分？是誰把我們的孩子逼進這樣的死胡同？答案是明顯的，不是一個人二個人的事，而是我們的整個畸形的教育——應試教育——的錯！是應試教育，打破了“這些家庭原本應該平靜、美好的生活”！

既然應試教育是罪魁禍首，被我們批判，我們也提出了“素質教育”的概念，卻為何“素質教育”素質不起來呢？我們的“素質教育”為何仍是比應試教育還要應試的教育呢？（參見拙作《素質教育——比應試教育還要應試的教育》）應試教育為何會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呢？換句話說：應試教育何以有如此強的生命力呢？我說：這是應試教育的深層次原因決定的。也就是說：只要那些深層次原因不根本解除，我們搞出來的教育永遠是應試教育，而不可能是其他。不管你把這教育叫“素質教育”還是別的什么的教育，其本質總是一，是應試教育！

那么，應試教育的深層次原因有哪些呢？

簡單點講只有一個，那就是那位逃學學生的自白中說的“讀書是你唯一的出路”，也就是馬瑛瑛的評論中說的“上大學是唯一的出路，把分數考上去是唯一的出路”。這觀念，家長和老師們都擁有，學生們自然也就擁有。如此觀念下，應試教育你想改也難。明白了這，還不夠，這幾乎是人人皆知的，這沒用。緊接著，我要問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們“上大學是唯一的出路，把分數考上去是唯一的出路”這觀念的呢？這，才是應試教育真正的深層次原因呢。只有弄明白了這，才有解開應試教育這個結的可能。

一、社會的用人機制太死。即招工條件的苛刻。看一下我們的各類報紙上的招工招聘廣告，稍微作一點統計，你就會發現，我們很多企業和用工單位，在招聘用人的條件中，大多有高學歷的要求：要求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或大專以上，甚至要碩士、博士。其實，我們的企業和用工單位的許多工作，都是不需要這么高的學歷的。也就是說，這些工作，沒有高學歷的人也能完全勝任。這種學歷的“高消費”的結果之一就是助長了人們盲目追求擁有高學歷的風氣，使人們錯誤地以為：擁有了高學歷，才能擁有好工作，才能不被下崗。當然，這學歷的“高消費”還有許多惡果，如：人才的浪費（人不能盡其才），資源的浪費等等。

實際上，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研究發現，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的招聘廣告，只有２％要求碩士，４％要求學士，其余竟沒有學歷要求。這與國內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啟事中動輒提出“學士、碩士、博士”的要求，形成鮮明對比。（《羊城晚報》２００２、１２、１６）這實在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深思！我們盲目的學歷“高要求”，是導致應試教育的一大根源，此不可不察！！

二、我們的大學、高中辦得太少。即教育投入的欠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些口號我們耳熟能詳，我們也提出了相應的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可令人可悲的是：我們說歸說，做歸做，言行不能一致。嘴上說優先發展教育，事實上，我們的教育實在是太貧窮太落后太原始了，我們對教育的投入簡直是少得可憐。看看下面這一組發表于《大家文摘報》（２００２、１２、２３－２９）上有關我國教育現狀的數據吧：

中國教育投入在世界的位置

１９９２年每千居民中各級教育教師數：

中國１３人發展中國家平均１３人

世界平均１６人發達國家平均２４人

中國教育產出在世界的位置

中學凈入學率：

發達國家８０％以上中國４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大學毛入學率：

加拿大６０％美國８１％

發達國家平均值４６·７％

全世界平均值１４·６％

發展中國家平均值７·８％

中國為４％

還有一組數據：

我國基礎教育的投入的現狀：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公布的資料，８０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平均比例已達４％。我國１９９２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也曾明確提出，“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４％”。但直到２００１年都沒有達到這個水平。實際情況是，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這一比例基本上一直是上升趨勢，到１９８６年達到最高點，隨后陡然降落；進入９０年代，這個比例更是逐年下降：１９９１年為２·８５％，１９９２年為２·７３％，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為２·５２％，１９９５年為２·４６％，１９９６年為２·２７％，１９９７年為２·４９％，１９９８年后才有所改觀，這以后的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增加一個百分點，至２００１年，才達到３·１９％，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但離已經過去的世紀末的４％的目標還差一大截。（資料來源，同上）

２００１年，全國教育經費總額４６３７·６６億元，而同年的公款消費（吃喝）卻有２０００億元！這難道不令人觸目驚心么？我們的教育之所以貧窮落后原始，主要是政府投入的不足。政府之所以投入資金不足，主要是因為體制的原因在公款吃喝消費上浪費太多！“當日鄉政府財政赤字已經累積為一千二百萬元，所有本當由政府舉辦之事，諸如維護道路、擴建學校、修復被洪水摧毀的壩橋閘渠、建設縣城賓館和機關干部住宅、購買官員轎車等等，甚至連干部工資也不能足額按期發放。……如今農民‘稅費’并非‘皇糧’，而是地方官員的衣食……”（凌志軍《變化》第４００－４０１頁）這是那年監利縣的實際情況。全國其他地方如何？２０００億元的公款消費，都是官員造的孽啊，他們不是在對中華民族犯下滔天大罪么？希望工程開展了十幾年，只有１７億元的捐款，面對因交不起書學費而輟學的孩子，我們的官員們的良心哪去了，還能大吃大喝得下么？

正因為我們的教育投入資金太少，造成了我們辦的高中、大學也少，這就給應試教育創造了極大的空間。如果我們能有足夠多的高中、大學，讓每一個孩子都有上高中，讀大學的機會，我們的孩子還用得著如此拼命考“高分”嗎？

有人說，即使有那么多的大學，但大學也有好有差，競爭還是會有的，考試還會如此。我說：此言差矣！人人都有讀大學的機會，只是大學的好差有點區別，那么我想，這種競爭這種考試，肯定不會像今天這樣激烈，應試教育的市場一定會小得多。 三、我們人口的龐大。即孩子受教育權的不平等。眾所周知，由于當年“偉人”錯誤地批判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論，說“人多力量大”，造成了今日中國人口的過于龐大——從建國初的４萬萬同胞，一下子上升到今日的接近１３億，人口增長了三倍多。由于人口的過于龐大，我們的教育投入又相應地跟不上人口的增速，這樣，勢必無法保障每一個孩子公平、公正、平等地接受教育。法國的盧梭提出：天賦人權說。這是今日西方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學說。天賦人權，其中就有一條：受教育的權力！每一個孩子，都是天生平等的，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力。一個人與一個人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的不平等。家庭出生的不平等，是難于避免的，但是這經過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而教育的不平等，使個人的努力幾乎成為“０”。一個只接受小學教育的孩子，和一個接受大學教育的孩子，在生活的競爭中，怎么會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呢？家庭出生的不平等，我們不應該去改變（我們無法主宰一個人的出生），但是教育的不平等，我們應該力爭去改變。

我們今日的應試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口的過速增長與教育發展的緩慢造成的。這原因，我們不能不看到。對此熟視無睹，我們只能治標不治本。

以上三點，是應試教育之所以長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也是最難克服的深層次原因。我們今日的素質教育，一些措施和方法，都是南轅北轍，不得要領的。所以，其收效也甚微。

今日，應試教育仍大有市場，素質教育任重而道遠。指出其原因，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能改變我們的教育盡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