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才是強軍之本、安國之基；國防教育事業(yè)是立將之本，治軍之基。國防教育事業(yè)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培養(yǎng)合格的治軍用戰(zhàn)的“將才”（即將兵之才）。國防教育事業(yè)興則將才興、軍隊興、國防興，一興俱興。因此，借鑒孔子的“教戰(zhàn)”思想，既要對全體國民加強國防教育，提升全民族的尚武愛國精神；同時，又要辦好軍校和國防生培育基地，培養(yǎng)更多的時代需要的治軍用戰(zhàn)的優(yōu)秀人才。

關于孔子的尚武精神，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已有闡發(fā)。孔子不僅尚武，而且是尚武教育理論的開拓者和實踐者。[1]孔子一生不輟地教授軍事、培育將才，將其尚武思想與教育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尚武愛國教育思想體系，對當代人文教育具有重要時代價值。

一、安邦強國勿忘“足兵”

尚武愛國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國防教育。增強受教育對象的國防觀念和正確看待國防和軍人的價值，是尚武愛國教育的首要任務。孔子把國防實力納入綜合國力體系，視“足兵”為安邦強國之要本，體現(xiàn)了他從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高度出發(fā)，對國防建設的高度重視，對軍人價值的承認、肯定與尊重。孔子時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不僅客觀存在，而且不斷激化。戰(zhàn)爭正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最高形式。只要這些矛盾存在，戰(zhàn)爭就有可能發(fā)生。孔子正是基于對戰(zhàn)爭(特別是攻伐戰(zhàn)爭)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嚴峻的戰(zhàn)事形勢的客觀分析，提出了“足兵”的思想。據《論語?顏淵》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在于增強經濟實力，“足兵”在于增強國防實力，“民信”在于增強國民凝聚力。這三者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是構成了三位一體完整的綜合國力體系。顯然，孔子的“足兵”說，是對國防和軍人價值戰(zhàn)略定位的理性把握，具有核心戰(zhàn)略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孔子與兵圣孫武不謀而合。與孔子同時代、年齡稍幼于孔子的孫武曾斷言警世：“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管子?參患》說：“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國家與政權的得失存亡，民族與人民的安危禍福，無不系之于“兵”。孔子不僅從理論上、而且用事實解讀了“兵”在安邦強國中的價值地位。“足兵”既不是軍備的可有可無，也不是一般地養(yǎng)兵，而是強調要有充足的武備力量，使之足以維護政權，保衛(wèi)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防止和消除內亂外患，實現(xiàn)和捍衛(wèi)和平。“足兵”的價值在于滿足安邦強國的需要；同時，也只有這樣的能夠滿足國民安全需要之“兵”，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足兵”，才具有最大化的現(xiàn)實價值。誠然，孔子也有“去兵”的表示，但這是有條件的。據《論語?顏淵》載：“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愿意主動“去兵”，只是在“足兵”與“足食”、“民信”發(fā)生激烈價值沖突，而又必須做出戰(zhàn)略性選擇時，為了確保“食”與“信”的價值實現(xiàn)，“去兵”才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去兵”并不是取消武備。在這個問題上后人多有誤讀。“去兵”可有兩種釋義，一是消除武備存在的空間，即不要兵；二是在一定條件下提升武備的緊迫性和速度，被限制在“足食”、“民信”之下，即三者只有先后之別，提升的速度與比例有快慢多寡之別，但并非顧此失彼，或是一定要削弱“武備”，降低國防實力的絕對值。從“足兵”到“去兵”的問對邏輯可以看出，孔子“去兵”之意當是后者。可見，孔子“去兵”的本意既不是弭兵，也不是要削弱國防實力，而是把發(fā)展經濟、提升國民凝聚力放在更為優(yōu)先的戰(zhàn)略地位；同時，也只有這樣不得已而為之的暫時“忍耐”性的“去兵”，才能更好地凝聚力量發(fā)展經濟（即足食、民信），進而也更有效地實現(xiàn)“足兵”。孔子所謂的“去兵”，實際上正是其“足兵”說的一大閃光之處。它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足兵”必須以經濟實力和國民凝聚力為基礎。孔子的這一思想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其重要的實踐價值。孔門師生“足兵”“去兵”的問對，蘊含著“重點論”的思想。但是“重點”與“非重點”始終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同一性。孔子的“去兵”論是鑒于對常態(tài)下的“重點”分析。這就是說，在情況變化了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以“足兵”為重點也是應當而且必然的。

二、報效祖國人人有責

在孔子的價值視域里，為祖國而獻身是每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最高的價值實現(xiàn)。孔子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愛國主義者。孔子視祖國為“父母之國”，以對祖先、父母的敬愛之心愛之，并教育弟子要為祖國而獻身。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公元前486年，齊國欲發(fā)兵犯魯，孔子得知后，動情地指教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所謂“墳墓所處”之國就是“祖上之國”，亦即“祖國”，與“父母之國”聯(lián)系在一起解讀，就是“祖國母親”之意。母親的安全受到威脅，兒女們必當挺身而出；“祖國母親”安全受到威脅，祖國的兒女們也應當而且必須挺身而出。這是孔子的邏輯。弟子們聽了老師的訓教，很受感動，一致表示共赴國難。“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孔子最終選中了軍事外交家子貢出使齊國周旋，終于止息了“齊魯之戰(zhàn)”，保證了“祖國母親”的安全。孔子身體力行，為人師表，給學生樹起了一面愛國主義的旗幟。在孔子看來，愛國是最崇高的仁德，具有超越其它一切禮儀道德規(guī)范的本質定性。孔子之“仁”，其本質是“愛”；但“愛”有層次之分。《國語?晉語》中說：“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管仲初相公子糾，后轉而輔佐迫死公子糾的齊桓公，弟子們有疑，問孔子“管仲非仁者與？”孔子不無肯定地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論語?憲問》）。在孔子看來，管仲盡管沒有為公子糾本人“盡忠”，但是能助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人民得到好處，使國家免于外族侵撓、征服，這不就是最大的仁德嗎！孔子雖然主張“克己復禮為仁”，可是當愛國之“仁”與通行之“禮”發(fā)生矛盾時，孔子卻毫不猶豫地主張違禮、變禮，以實現(xiàn)和彰顯愛國之“仁”的價值。據《左傳》載，一次齊國攻打魯國，魯小僮汪锜乘車參戰(zhàn)，為國捐軀，魯國人便破格以成人葬禮安葬小僮。對這種明顯的違反葬禮的行為，孔子不但不反對，反而積極支持，為其辯護，高度評價小僮之死，他說：“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可無殤也。”（《哀公十一年》）。就是說，小僮是為保衛(wèi)國家而犧牲的，不是一般孩童早夭，所以可以不按小孩的葬禮行事。這反映了孔子把國家的利益看得比“復禮”重要得多；同時也生動地說明，為祖國利益而獻身者，具有至高無上的人生價值和榮譽。從孔子訓導弟子、高度褒獎管仲和小僮來看，無論官、民、老、幼，報效祖國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可謂“祖國興亡，人人有責”。足見其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源遠流長。

三、善教民戰(zhàn)寓兵于民

“教戰(zhàn)”是提升戰(zhàn)斗力的基本途徑，也是“仁者愛人”的具體體現(xiàn)。孔子強調，凡是從軍作戰(zhàn)的人，必須經過長期的教育訓練。他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論語?子路》)。孔子時代，軍事技術有了長足發(fā)展，殺傷力顯著增強，戰(zhàn)爭規(guī)模日益擴大，職業(yè)軍人隊伍迅速膨脹，戰(zhàn)陣傷亡人數急劇增加，“智”日益取代了“禮”在戰(zhàn)爭中的地位。據史書載：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濮之戰(zhàn)時，晉投入兵力約2萬余，戰(zhàn)車700乘。至公元前529年（即孔子22歲時），各國諸侯平丘之會時，晉國為了震懾諸侯，出動戰(zhàn)車達4000乘，兵力約12萬。因此，要滿足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對兵員數量和素質上的需求，必須在更廣泛的國民層面上實施較長時期的軍事教育訓練。所謂“教民七年”，是對“以不教民戰(zhàn)”或短暫教民亦可“即戎”的否定。孔子在這里所說的“民”，顯然不是指軍人，而是“即戎”之前的平民，如同他所教授的“有教無類”的弟子一樣，至少是預備役人員，實有“寓兵于民”之意。也許孔子是借助西周時的經驗。西周時期，由于生產力和軍事技術等條件的限制，沒有職業(yè)軍隊，所實行的是“寓兵于農”、“兵農合一”的民兵制。至孔子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井田制的崩潰和郡縣制的產生，征兵制代替了民兵制，各諸侯國普遍建立了職業(yè)化的常備軍。常備軍的建立，導致兵民分離，民的軍事素質急劇下降，即兵源素質的下降。這與戰(zhàn)爭對兵員的需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順應軍事革命的潮流，面對國防建設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提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主張，是有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性政見。先教后用，寓兵于民是孔子“足兵”“教戰(zhàn)”思想的重要內涵，對后世、對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和普遍的價值導向意義。它告誡世人：“教戰(zhàn)”尚武不只是軍人的事，而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價值擔當；在建立發(fā)展常備軍和軍事國防現(xiàn)代化的條件下，對全體國民的軍事教育和訓練不但不能削弱、放棄，而且必須更加重視和強化。因為，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應戰(zhàn)能力，是最偉大的戰(zhàn)斗力，只有經過長期“教戰(zhàn)”養(yǎng)成良好尚武精神氣質和軍事素質的國民，才符合戰(zhàn)爭的需要。這既是贏得戰(zhàn)爭勝利的重要保證，也是對國家的安全、對國民生命的極端負責。

四、教授軍事，培育將才

將帥的軍事素質是實現(xiàn)安國的首要因素。孔子順應歷史潮流，從時代對人才的需求出發(fā)，私人辦教育，教授弟子軍旅之術，培養(yǎng)治軍安邦的將才，堪稱是“將才先師”。孔子的尚武愛國教育思想體系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武德思想教育，如保衛(wèi)“父母之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義戰(zhàn)爭觀（“仁戰(zhàn)”觀）教育，智、仁、勇兼?zhèn)涞奈涞氯烁窠逃龋欢俏幕逃c軍事技術教育相結合，他的教學內容是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中就有“射”、“御”兩大軍事科目。對于培養(yǎng)軍事人才來說，禮、樂、書、數是文化基礎科目，射、御是專業(yè)技術科目。兩大科目相結合，學文習武，文武相濟，是孔子培養(yǎng)人才的顯著特色。《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有“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七十二位“身通六藝”的弟子，當然對于射、御也必然是精通的。其他近三千弟子，雖然不及七十二高徒，但是必定也接受過孔子“六藝”的教育訓練，因而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一些射、御等軍事技能。時代需要軍事人才，人才需要教育培養(yǎng)。孔子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試想，孔子的教育若不能滿足當時時代的需要，怎么可能會出現(xiàn)那么多的弟子云集于門下的教育盛況呢？又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弟子成為軍事精英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