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明治維新后日本教育開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從學習法國的《學制》到學習美國的《教育令》，再到學習普魯士的《學校令》，最后到政教一致的《教育教語》的頒布，標志著日本最終完成從西洋化到日本化的轉變，日本教育走上了近代化道路。

關鍵詞：日本；教育；近代化；西洋化；日本化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為趕超列強，借鑒西方諸國以法治國的經驗，先后學習法國、美國、普魯士的教育制度，步步西洋化的結果就是最終尋找到適合日本國情的教育制度。從頒布《學制》到頒發《教育敕語》這一期間，儒學與洋學、日本化與西洋化進行了反復曲折的斗爭，最后由《教育敕語》的頒布，使日本教育走上日本獨特的道路”。本文試圖闡述日本教育制度從西洋化到日本化轉變的過程，以求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教育制度的完善起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學制》與法國式教育

《學制》共由大中小學區、學校、教員、學生和學業、海外留學生規則、學費等6篇109章組成。翌年又追加了神官僧侶學校、專門學校等規則104章，共由213章組成。這是一部龐大而又完整的教育法規。僅以學區制為例，在中央文部行政的統轄下，全國設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210個小學區，由此全國將設8所大學、256所中學、53760所小學，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驚愕的學制藍圖。新學制參考了下列國家的教育制度：

（以上表格資料來自顧明遠，梁忠義，主編，《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從表1中不難看出，《學制》主要是依據西方幾個國家的教育做樣板，但是法國的教育對日本的教育毋庸置疑是具有絕對影響的。“當時最重要的參考書就是舊福三藩的藩士佐譯太郎翻譯的《法國學制》一書”。在新學制頒布前，1868和1870年舊福三藩曾經小規模地進行過教育改革，而1870年的改革則幾乎是模仿法國的教育制度。由此可見，法國式的教育制度在舊福三藩已經進行過試驗，它作為一種制度也容易被日本所接受。對于想制訂新的近代化教育制度的明治政府來說，與其借鑒英美的多樣化制度，還不如主要以中央集權制的法國教育制度為樣板。教育制度比教育內容更加重要，所以我們可以說《學制》是法國式的教育制度。

為了順利實施《學制》，文部省向各府縣下達了實施《學制》的著手順序。第一，大力發展小學校；第二，迅速興辦師范學校；第三，一般女子與男子平等受教育；第四，各大學區逐步沒立中學；第五，學生升級應該嚴格。第六，到期務必執行學生學業的規定，等等。首先，把發展小學教育放在首位。各地區遵照文部省的這一方針，分別發布告示，獎勵開設小學，鼓勵兒童就學。有的地區甚至命令警察強迫學齡兒童上學，等等，由此在實施《學制》的第二年，小學入學率便達到28％。

但是，《學制》在實行的過程中很快遇到了挫折。1873年，敦賀縣爆發的真宗教教徒暴動，提出在學校停止教授西洋文章；岡山縣發生的農民暴動反對學校教育，當時有46所小學遭到破壞；香川縣暴徒燒毀了34所小學校；福岡縣則有29所小學校被燒毀或破壞。這些都發生在《學制》頒布的第二年。《學制》頒布的第七年，也就是1878年，男女平均入學率只有13％，其中女子的入學率僅僅為8％。1875年秋田縣的女子入學率僅有3.1%。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首先，日本當時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國家明確規定教育的經費大部分由國民負擔，1873年在公立學校不足194萬元的收入中，政府的補貼只占12％，其余全部由國民直接負擔，這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明治時期，教育與經濟的發展相比，教育的發展遠遠超出了經濟的承受能力。其次，無論在教學制度上還是教學內容上，全部是照搬西洋，對大多數國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因此可見，《學制》的頒布，是日本教育西洋化的第一步。但是實踐卻表明，西洋化是日本教育近代化的開始，但這個開始卻是以失敗而告終。

二、《教育令》與美國式教育

《教育令》共47條，其中有關小學部分占了大半，關于小學和義務教育方面，把《學制》規定的8年改為4年，在小學的學科設置上也更為簡單。它是對《學制》內容的補充與完善，要求將教育權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地方縣，改變教育高度中央集權的現象，以試圖符合日本當時的國情。此外，還對就學義務等放松了規定，故又稱之為《自由教育令》。

《教育令》受美國的影響很大，美國教育制度和法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國重視地方分權和尊重多樣性和自由。美國的制度比法國的制度更加進步，在平等教育和自由教育上都比歐洲國家走得更前。日本教育吸收了美國的自由主義教育，可以說，日本的教育是進一步西洋化了。但是我們同時也要考慮一下這種西洋化的實質是適應日本化動向的需要。

《教育令》是由在文部省內起核心作用的田中不二磨和從美國邀請來的放任命為學監而又處于顧問地位的D·馬利著手起草的；最后定案的呈伊藤博文。《教育令》是對《學制》內容的補充與完善，要求將教育權最大限度地下放到地方縣，改變教育高度中央集權的現象，以試圖待合日本當時的國情：此外還對就學義務等放松了規定，故又稱之為《自由教育令》。但是放寬了的教育政策反而使政府的教育受到了輕視，結果日本的教育反而停滯或者說退步了。有的地方停止了學校建設，有的地方為節省經費而并校或者廢校，有的父母也不送其子女上學等導致小學入學率反而有所下降，如1878年為41.26％，1879年為41。16％，1880年為41.05％。其中《教育令》頒布后的第三年時女生的入學率大約下降了1.5％。

三、《學校令》與普魯士式教育

《教育令》的壽命比《學制》更短，在這種情況下，1885年伊藤內閣成立，森有禮放任命為文相，開始了日本教育史上的森有禮改革。1886年初，《學校令》頒布，它是《帝國大學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師范學校令》的統稱。《學校令》建立起了一個以小學為基礎的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直系是高等小學，到尋常中學，再到高等中學，最后到帝國大學；旁系則是高等小學到尋常師范學校，再進入高等師范學校。使日本教育獲得了較快發展。如1895年學齡兒童入學率為61％，到1900年超過了 80%，1900年小學入學率達81.5％，1907年達97.4%，1912年達98.2％;中等教育、實業教育、高等教育等也都有較大發展。

1882年，伊藤訪問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向斯坦因求教，得出的結論就是君主應該掌握立法和行政的大權，而且君主就代表國家。柏林大學的古納斯伊特認為那些向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學習自由的人將會把日本引入歧途。通過和德國學者的交流，伊藤決定把普魯士作為學習的榜樣。伊藤在德國考察的時候正是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時候。當時的德國正以弗雷德里克的“教育應服從于政治”的名言作為教育的基本準則，認為與其把國民作為人去加以尊重，不如靠教育來保證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在教育方面實行雙軌制，英才可以享受自由的教育，最后進入大學，而一般大眾則只能受到普通教育。德國的教育以增強國家的實力為目標，政治對教育的統治加強。

在以美國的自由、分權為樣板的《教育令》失敗后，德國的這種保守而政治性很強的教育政策就成為日本效法的榜樣。日本引進了普魯士的雙軌制，把英才教育和大眾教育區分開來。為了把軍國逐一思想滲透到學生的意識里，把師范教育的學生的生活全部軍事化，讓學生都穿軍裝，1888年的時候又強制教師也都穿上統一樣式的官服。

伊藤和森有禮的教育改革為1900年《教育敕語》奠定了基礎。改革后，1887年以前逐漸下降的入學率轉而逐年上升，1887年的入學率達到了45％，十五年以后的1902年已經上升到91.5％。

四、政教合一的《教育敕語》

1900年，天皇以以前頒布的《教學大旨》為基礎，頒布了《教育敕語》。《教育敕語》的內容如下：

膚，念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厥美，此乃我國體之精華也。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于此。望爾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律己、博愛及眾、修學問、習職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而廣行公益，開辟世務，常尊國憲、時守國法，一日危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遠。如是，則不獨可為膚之忠良臣民，且足以顯彰爾先祖之遺風。

斯道，實乃我皇祖皇宗之遺訓；子孫臣民俱應遵守古今而不謬，施內小而不悖，聯原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全文由三部分構成，前文敘述了天皇制的根源由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君德與臣民忠城的一體關系構成，將此作為“國體之精華”，而教育的根源也由此得出。把教育的基本方針與建立在天皇制基礎上的國體觀念結合起來是這一敕語的本質特征。接著又列舉臣民應遵守的十四條德目。從家族倫理道德，到個人道德以及公民道德逐條加以羅列，這些德目最終都歸結到以國體為基軸的“皇運”扶翼上來。后文強調這些教育觀是經過歷史證明了的亙古不變的真理。

《教育敕語》的制定過程中，井上毅、元田永孚、山縣有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它是三個人思想的集中反映。《教育敕語》草案先由并上毅級接受山縣有朋的委托起草，然后送給元田永孚修改，最后在兩人的緊密合作下，完成了《教育敕語》的起草。元田永孚歷任明治天皇的侍講、皇后宮大夫、宮中顧問官和樞密官等職，在教育上強調以儒家道德為本、以知識才能為末的本末分明觀，是日本明治時期儒家教育主義的倡導者。

《教育敕語》不僅僅是井上毅的立憲主義和元田永孚的儒教主義妥協結合的產物，而且還是在山縣有朋的軍國豐義、國家主義的立場上而形成的復雜的產物。《教育敕語》的頒布，確立了統一日本國民思想的國家主義、皇國主義思想，影響整個國民道德，統治人們的意識形態，標志著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最終形成。此后，在《教育敕語》規定的教育方針指導下，日本全面建立了國家主義的教育體制。這種以天皇為中心的教育宗旨，一直貫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因此，綜觀從《學制》頒布到《教育敕語》的出臺，我們不難看出，這10年正是由西洋化到日本化轉變的20年。日本的經濟和文化難以適應生搬硬套的西洋教育制度，因此，一再提出日本化的要求，這種日本化的要求表現出來的形式就是進一步參照西洋國家的教育制度，以圖適應當時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形勢。所謂西洋化并不是照搬西洋各國的教育制度，當《學制》吸取法國的教育制度，其實質是往法國的教育制度里添注了新的內容，從而制訂出比法國制度更進步的教育制度；《教育令》學習美國的自由和民主，是為了迎合當時的自由民權運動和當時國民普遍反對《學制》的產物；對普魯士的學習也是并沒有把俾斯麥的鐵腕政治搬運過來，而是努力把它和儒教的倫理精神相結合。

因此可以說，在逐步西洋化的道路上的動力就是日本化，在《教育敕語》頒布后，日本的教育再也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不論教育制度還是教育原則，都一直延續到二戰后日本戰敗為止。20年的西洋化發展道路，最終以日本化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