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之道 德為先——關于傳統文化智慧與中等職業學校德育管理方略之探討
李艷紅
論文摘要:本文從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出發,結合東莞市長安職業高級中學在德育管理中的實踐,探討中等職業學校德育管理方略。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智慧;中等職業學校;德育管理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內容豐富,義理宏深。從《三字經》《弟子規》到《增廣賢文》,從《大學》《中庸》到《論語》,從“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賢們關于道德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輝的論述,散發著傳統文化的魅力,閃爍著道德思想的靈光,滋潤著華夏民族的道德之樹,啟迪著炎黃子孫的理性思維,推動著中華民族的進步和發展,為今天的德育工作提供永流不竭的源泉。
東莞市長安職業高級中學通過深入研究傳統文化,認真思索現代德育現象,從辦學實際出發,明確了“德育為首,教學為主,育人為本”的辦學宗旨,制定了“敬業樂群,手腦并用,金的人格,鐵的紀律”的十六字校訓,建立了以“一條主線,四個意識,八個習慣”(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居安思危、富而思學、艱苦奮斗、成才成人;生活習慣、飲食習慣、衛生習慣、文明禮貌習慣、學習習慣、愛護節約公物習慣、勞動習慣、健身習慣)為核心的德育框架,圍繞打造特色德育的辦學理念,以轉化后進生為突破口,以學生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為切入口,構建全員參與、全程管理和全方位滲透的德育管理模式。創造性地開拓了一系列德育工作新途徑,使學校的各項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的管理軌道,校風建設穩步提高。
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教之道。德為先的辦學思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學校在教育管理的實踐中,深刻認識到培養人才最大的困難是道德建設。建校初期,學校德育工作形勢比較嚴峻,學生違法亂紀現象嚴重,有些班級甚至連起碼的課堂秩序都難以維持。學生的德育工作該如何下手,該從何處著手,成了學校教育工作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學校領導班子經過認真研究,決定以德育為先導,通過德育提高學校管理水平和辦學質量。
經過不懈努力,學校的面貌煥然一新,學生良好的精神風貌受到了社會各屆人士的高度贊揚,畢業生良好的行為習慣也得到了很多用人單位的高度評價。目前,學校已成為了廣東省中等職業學校校長培養中心的德育教育示范基地,接待來自海南、青海、江西、陜西、湖南和本省的兄弟學校參觀交流。《中國教育報》《德育報》和曠州日報》等媒體曾專題報道學校德育工作所取得的出色成績。原國家教育部德育處處長王揚南來學校視察工作時贊嘆:“長安職中的德育工作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顯著,可以作為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德育管理的典范。”因為校風良好,學校被評為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廣東省首批“綠色學校”、廣東省首批“書香校園”、東莞市文明單位和東莞市文化建設標兵學校。從2002年開始,學校連續九次獲得東莞市教育質量一等獎。
二、教不嚴。師之惰——從嚴治校的管理方略
教不嚴,師之惰。——《三字經》學校堅持從嚴治校,從嚴治校,以愛心為基礎。愛心是德育的核心。學校每位教師都將愛心滲透進德育之中,把愛心貫穿于教育的每一個環節。教師理解學生,信任學生,欣賞學生,感化學生。因為愛學生,所以就必須高標準,嚴要求,而不能遷就和放縱學生,而是從思想、學習和行為等方面嚴格要求學生。學校每一位教師都牢記:嚴而有愛,嚴而有序,嚴而有度,嚴而有方。
制度育人是學校從嚴治校的有效措施之一。學校制定了一系列學生管理制度,包括《學生獎懲條例》《學生德育量化獎扣分細則》《級風星級評比標準》等,涵蓋學習生活的方方面面,學生在校期間的任何表現都可以在這些制度文件上查找到相應的獎懲條款,可以說是學校的“德育大典”。當然,學校制定校紀校規,是用來教育學生,而不是約束學生。
三、有教無類——以轉化后進生為突破口和超市模式第二課堂的德育特色
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學校把后進生稱為“暫時后進生”,相信通過愛心教育能幫助他們轉變。根據學校生源復雜、后進生集中的實際情況,我們提出并實施“建立臺帳、專題研討、愛心補救、結對幫扶”的育人工程,努力做到不拒絕一個差生,不歧視一個差生,不放棄一個差生。每學期開學,每位科任老師都會主動去幫扶1—2名學生,根據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個性特點,制定可操作的幫助方案。學校提出了“超市模式第二課堂”(教育部立項課題)的概念,通過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活動,發現學生的特長,發展學生的個性,并注意強化學生的興趣與能力培養,為學生的自主學習提供條件,創設氛圍。
“超市模式第二課堂”的開展,活躍了師生的文娛活動,更為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給學生進行自我鍛煉提供了一個大舞臺。
四、克已復禮——以學生良好習慣的養成為切入口
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學校通過培育學生日常行為和文明禮儀習慣,抓好學生的集體活動。確保集會紀律,提高兩操質量,特別是通過實行長效督促機制——《級風星級達標評比》,使學校德育形成日常化、制度化和規范化的運作模式。
為了達到規范化管理,學校規定學生進校要配帶校卡,統一穿校服校鞋,頭發要按男平頭女齊肩要求自覺修剪,定期修理指甲,平日不準佩戴首飾,上課坐姿要端正,集會要快而且整齊。
學校在高一年級專門開設了禮儀課,以教育和提高學生的禮儀修養。要求學生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禮貌,表現落落大方;平等相處,尊重他人,寬容他人;正直、真誠、自尊、自愛。如今,東莞市長安職業高級中學的學生禮儀習慣和精神風貌已經成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五、導而弗牽——德育內化的有效途徑
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導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記》學校注意將道德內化為學生內心的需求,使學生自覺追求美好,使學生從富于形象性、感染性和可信性的活動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學校開展了“說出你心中的故事”系列訪談節目,通過學生講述自己的故事,啟發和教育學生,引起學生思考。2008年,學校共開展了四期訪談節目“我人生第一次就業的故事‘我最感激的人的故事‘我創業就業的故事”和“我們的體育藝術節”,嘉賓主要是學校的學生,還有老師和企業的領導,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學校還開展了“我與新莞人(注:新莞人是東莞市對外來工的敬稱)共成長”活動、“企業家走進校園”活動、技能節活動等,寓教于樂。
六、絕知此事要躬行——實踐育人的德育方法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子·告子下》學校著重增強學生的就業、創業意識和職業素養,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精神。學校開展了勞動實踐周活動,將學生安排到學校的各種勞動崗位,包括保安服務、接待服務、文明監督和紀律檢查等,進行為期一周的實踐活動。勞動實踐周管理由團委、總務處、教導處和德育處共同負責,班主任直接負責本班級管理。為了使活動順利開展,各崗位分派指導監督檢查員,對學生勞動進行勞動前指導、勞動中監督和勞動后檢查評分。各部門每周兩次檢查本部門所負責的衛生責任區,檢查學生所做衛生是否達到要求,并評分。
學校還推‘車間進校”和“企業課堂”的教學模式,將生產車間引進學校,將教學課堂辦在企業,讓學生在真實的實訓場所進行勞動實踐。
七、養不教,親之過——“三結合”的德育特色
養不教,親之過。——《三字經》學校積級主動加強與家長和社區的聯系,形成“學校一家庭一社會’,三結合的教育網絡,全方位育人。學校“把家長當顧問,把家長當同事,把家長當朋友,把家長當嘉賓,把家長當教授,把家長當學員”,利用家長會、家訪、校刊《教育l+2》等形式,加強與家長和社區的聯系。學校每學期至少舉行一次家長會,重大活動邀請家長到校參加,設立家長委員會和關工小組,聽取家長意見,請他們參與學校的管理,定期對學校各項工作進行指導與檢查。
八、隨聲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構建書香校園的人文環境
隨聲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學校重視校園文化建設,在校園主干道、教學樓和圖書館等地懸掛名人畫像、名人名言及學生的作品,用名人事跡和名人名言鼓勵學生,用高雅文化陶冶學生。
自2005年起,學校開始實‘書聲校園、書聲教室”的早讀評比活動,規定了專門的讀書內容,以培養學生熱愛讀書的良好習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學校還開展了各種以讀書為主題的詩文朗誦比賽、演講比賽和辯論賽,舉辦讀書故事會和讀書心得交流會等,為學生提供展示自我的平臺。學校還邀請趙長青、何明志等著名人物蒞臨學校指導教學,開辦講座,使全校師生受益匪淺。
傳承傳統文化,充分挖掘傳統文化思想資源,弘揚中華美德。東莞市長安職業高級中學將長期致力于此項活動的實踐和研究,使學校的德育工作再上新臺階,更上一層樓。
2.關于嚴復自由主義思想的價值屬性
在這里,價值屬性主要指工具性價值和終極性價值。在這一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觀只是工具性的,是他追求富強的一種工具。美國學者史華慈認為:“如果穆勒的著作中,個人自由經常被看作一種目的,那么,在嚴復的譯作中,個人自由則成為提高民德和民智,并最終為富強服務的一種手段。”關寶成、潘曉斌認為嚴復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初考慮就是為了要使國家富強。他們指出:“國家富強是嚴復矢志追求的目標,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而已。”國家富強為什么需要自由呢?他認為嚴復的答案是:國家的強弱取決于國民素質,而只有在自由的條件下,個人的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第二種觀點認為,嚴復自由主義思想在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價值的同時,本身也具有終極價值屬性。胡偉希說,“穆勒除了是功利主義者之外,同時還是十九世紀中葉少有的為個人自由作過出色辯護的嚴格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穆勒之主張發展個性和維護個人自由,歸根到底并不在于其有工具價值,而在于其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絕對的價值”。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來自于穆勒,這一點嚴復是應當領略到的。胡偉希還反駁一些人認為因為<論自由>一書兩人對“界”的理解不同而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工具性的觀點。他認為,雖然二者對“界”的認識不一樣,但他們都主張保護私人領域的自由不受到侵犯。所以僅僅說嚴復的自由主義觀只有工具性價值是不確切的。劉淳反駁了美國學者史華慈所認為的嚴復“誤讀穆勒”——嚴復把穆勒的超越功利主義自由觀改造成功利主義的自由觀,以及學者們所根據這個論點而推論出的“嚴復是中國自由主義罪人”的觀點,她說通過重讀<論自由>,得出嚴復并沒有曲解穆勒的自由觀,“穆勒的自由觀是兼有價值性和工具性的”。對于論證“嚴復是中國自由主義罪人”的論據——英美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劉淳認為自有它失敗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一直是暴力與革命不斷,一直沒有適合英美自由主義生長的土壤。
3.關于嚴復自由主義思想的來源和傾向
自由主義思想來源于西方,由于其發展的階段不同,學界區分為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概而言之,古典自由主義是早期的強調個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在任何時候都看作是第一位的觀點;新自由主義是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許多嚴重的危機和矛盾,國家出面參與宏觀管理,有限度地限制個人自由的觀點。學者們對嚴復自由主義思想的來源和向存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觀點是古典自由主義的。胡偉希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不是西方理論的翻版,而是結合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條件進行的一種創造,但其來源是古典自由主義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傾向于新自由主義的。關寶成、潘曉斌考察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和發展傾向后指出,嚴復與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之間是存在著距離的,嚴復因對經驗論和天演進化的哲學的信奉,使他對古典自由主義中的“天賦”有所保留。而新自由主義有弱化個體主義色彩,呈現出明顯的集體主義性質,與嚴復所關注的國家富強有相適合的地方,情感上更接近。
關于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與盧梭的“天賦自由”觀的關系問題,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嚴復接受了“天賦自由”觀并用之批判中國的專制。鄭師渠指出,嚴復“顯然吸納了盧梭民約論中天賦人權論和人民主權的思想”,“早年批判封建專制運用的正是盧梭的民約論”,“是近代中國以鮮明的態度宣傳盧梭民約論和借此猛烈攻擊君主制的第一人”。另一種觀點認為,嚴復的自由觀并非天賦自由論。楊義銀、唐興霖,王憲明、舒文指出,嚴復接受的英國經驗論、實證法為主的觀點,從邏輯上證明他不可能是天賦自由論者,不可能接受盧梭的先天原則。歐陽哲生指出,嚴復之所以批判盧梭的思想是因為盧梭是法國浪漫主義傳統的源頭,主張以革命和激進為手段,而嚴復堅持的是西方的特別是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對社會改造采取理性的態度,以改良和漸進為途徑。因此不會是承自盧梭的天賦自由論。 三、嚴復的近代化思想
嚴復的近代化思想主要體現在人的近代化和國家近代化兩個方面。
1、有關人的近代化
人的近代化在嚴復的近代化思想中即改造國民性思潮。國民性在英文中統稱NationalCharacter,是用來表示滲透在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文化中的內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體表現為國民性格、國民價值規范、國民風度。
學界普遍認為嚴復的三民思想開啟了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的先河,嚴復猛烈地抨擊封建專制和舊學,指出正是它們造成國民素質的低下,而他的三民思想以社會有機體論為基礎,提出國家的富強是要靠每個公民的素質提高才能達到的,因此,迫切需要提高人們的民力,民智,民德。對嚴復的主要體現為三民思想的人的近代化思想的評價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它具有深刻的啟蒙意義。學者們從不同的側面揭示出這種深刻啟蒙意義之所在。郭國燦認為,“嚴復的德、智、力全面發展的理論從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綱常禮教,為近代國民性的改造明確了方向”。
楊義銀認為嚴復最大的貢獻在于將中國的變法維新運動從器物的表層引向變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的深層,即必須培養個體的主體意識,培養個體的德智力,樹立自由民主觀念,改進思維方法,達到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改造國民性的目的。黃新憲認為,三民思想是嚴復“進化思想中的精髓部分,也是中國近代啟蒙的主旋律之一”。啟蒙的主題是“人的近代化”,“只有通過逐漸提高和改善國民素質才能奏效”,因此,他認為嚴復的這一主張是十分深刻的。
林家有、趙立彬認為,嚴復的三民思想“貌似緩進,實則堅實”,它的歷史價值是不可小視的,它恰恰做了革命派所忽視的國民啟蒙的內容。劉敬東認為,嚴復以三民思想為主的思想啟蒙在客觀實際上構成了由近代改良到革命變革的歷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主要是由于變的進化觀和民權、自由、科學的啟蒙培養提供了革命的條件。
另一種觀點在肯定其啟蒙意義的同時,認為嚴復的三民思想具有相當的片面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楊正典認為,嚴復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主要是以三民思想為指導的教育救國論,這種把復興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面,盡管有其合理因素,但這是從唯心史觀出發的片面之談,而且這種論調在客觀上也與預備立憲相呼應,成為其欺騙性的理論基礎,造成了相當消極的影響。郭國燦認為,三民思想以教育為先,始終沒有處理好與政治和革命之間的關系。張紅認為,“由于他的社會經歷和階級屬性的局限,使嚴復最終不能理解教育與革命,教育與政治、經濟密不可分的關系,孤立片面的夸大思想啟蒙與教育的作用,把它看作是決定政治、經濟的基礎和前提,而且,這項工作是一項艱巨而浩大的工程,中國現實使嚴復一次又一次失望”。
2.有關國家近代化道路
眾所周知,嚴復因為一直堅持他的三民思想而持漸進改良主義。像蔡樂蘇所認為的,對嚴復而言,即使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在“新民”諸報上的激進宣傳也不合時宜,他認為,若等西太后享盡天年后再變法,則不會有血案發生,也不會功虧一簣。可以看出,嚴復是堅決反對用激進的手段來改造國家的。
蕭功秦就嚴復的漸進主義的近代化道路從學理上作了最早的探討。他指出,嚴復的漸進主義是有完整的理論基礎的,即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決定對西方文化既不能單項引進,也不能全盤引進。只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和培養一些具備現代化性質的質素,誘導其成活和發育,“使其成為嫁接外部現代化機制的內源性基礎,內部的現代化質索與從外部引進的相適應的制度和因子兩相結合,從而可以‘與時偕達’地形成一種不斷帶動現代化縱深推進的機制”。蕭功秦進一步指出,“嚴復認為,要順利導入現代化的內源性發展,傳統文化的價值與文化具有積極的中介作用”。這樣需要我們重視和認真反思傳統文化,并從中挖掘和培育現代化的因子,以推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漸進主義在批判激進主義與國粹主義的過程中,在深入認識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基礎上,為后人留下一筆值得重視的思想財富”。
俞祖華還對嚴復和孫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作了全面而細致的比較。指出,他們雖然采取了漸進和激進的不同道路和理念,但是他們都是有其可取之處和不足之處的,漸進和激進作為兩條不同的道路,在他們二人的方案中也不是絕對的,啟蒙和實踐也在客觀上成了互補的一對范疇,這是可以引起我們繼續深思的。
四、嚴復的晚年思想
關于嚴復思想的變化問題,在學界一直是存在著很大爭議的。傳統的觀點認為,嚴復晚年思想相對于早年激烈地批判舊學,宣傳西學,為維新變法張目而言,出現了保守與落后于時代的需要,認為他放棄了早年竭力宣傳過的西學,完全回歸傳統,且主張君主專制,反對民主共和,提倡尊孔讀經,已經陷入封建專制主義的包圍之中。因此總結說嚴復是早期進步,后期反動。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嚴復晚年思想的內容的界定沒有太大的變化,楊正典的觀點可以充分地代表這一共識。他說,“嚴復執著于他的漸進改良,于‘革命立憲皆非其所措意’,成了掉隊的先行者”。
但在對嚴復晚年思想的評價上出現了較大的改變。大多數的學者丟掉以前的一些武斷和簡單化的做法,認為不能用“進步”與“落后”來評價嚴復這樣一個思想家,不能因為他晚年提倡尊孔讀經來論證他反動(因為尊孔讀經也并不意味著反動,儒家經典里本來就有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內容)。而他寄希望于強人政治是考慮到安定為一切政治改革的前提,這些都是學理上的探討,根本說不上“反動”二字。
與上述認為嚴復思想前后有巨大反差的觀點相對,有少數學者認為嚴復的思想一直都是貫通的,不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問題,體現在三民思想的一貫性和終生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這兩種觀點上。
1.嚴復思想前后存在巨大差異
多數論者在取得了這一共識的基礎上,其關注的重點落在了嚴復的思想為何會產生巨大變化的原因上。主要有以下幾種解釋。
(1)階級局限、政治落伍論。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有彭潔、李白輝。彭潔指出,嚴復后期保守主要緣于他不懂得變革生產方式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即對時代的來去把握不定,是“不成熟的階級產生的不成熟的思想,這種局限性體現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李自輝具體論述了嚴復的政治態度可分為三個階段,由主張改革到教育救國到復辟帝制和尊孔復古,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決定其政治態度必然日益右傾,階級地位的局限是使他落伍的階級根源。
(2)政治形勢惡化令其失望論。持這一觀點的人不在少數,有盧云昆,王春玲等。盧云昆認為,嚴復早年雖是持漸進主義的,但其晚年思想和早年相比,確實存在保守的傾向,而其原因在于,“一是戊戌事后,清政府雖已實行新政,但混亂頻仍,求治無望”,二是“隨著西學大量涌進……肆意泛濫,害人不淺”,三是他看到了“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乃至于今,其見日弊,于是持論更加審慎,更趨于中庸”。
(3)雙重因素論,即嚴復本身所具有的漸進思想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內因)與政治形勢令其失望論(外因)。甄建均試圖從嚴復思想變化的內在理路人手,論述晚年思想的歸宿,他認為嚴復思想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而產生變化存在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西方文明的禍害,由失望引起向傳統文化倫理價值傾斜;內在原因在于其漸進思想,一直反對共和,和他思想中一直保留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戀。這兩重因素相夾,使他的思想有前后的不同。持這一觀點的還有陳孝華等人。
(4)反思論。丁四新認為,“辛亥革命后,由于時事混亂的武人爭雄和歐戰的刺激,嚴復的思想成了一反思的思想和政治態度。而在這一反思過程中,一是蘊含著一種孤懷獨抱的操守和對‘時俗’的抗拒,二是對他中年時期思想的悔悟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體認與復歸,這兩種心態決定了嚴復晚年的人生歷程,將是在搖擺不定、幻化茫然的心理動蕩中,倍感內心理想與現實矛盾的沖突與折磨”。他指出嚴復面對混亂的國內國際環境,他對歐洲文明、壯年時期的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現實,進行的反思使他認為孔孟之道才是根本,而不管是倡教還是尊孔,他認為都是要樹立國性維系人心的必要。楊正典對嚴復晚年為何會提倡尊孔讀經作了推測,他說,嚴復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對西方文化進行了再評價,對傳統文化的再反思,對儒學的肯定是經過了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是超越了中西之后的重新取向和規劃,體現了嚴復思考的深入化,也體現了他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
(5)道德文化關懷論。持這種觀點的有顧士敏、艾昆鵬、張水勇、武云、俞祖華等。顧士敏在1992年就提出,嚴復從批判傳統文化、傳統政治制度以救亡,到批評辛亥革命而力持君主制,是對國性的認識為中心而進行的。早年恨之則認為封建舊學是中國國民素質低下的癥結所在,晚年愛之又是因為他認為它是鑄造國性、人格、國格之基,這種矛盾的共存是由于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使然。艾昆鵬、張水勇則從道德關懷的視角論證嚴復在接受西方進化倫理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同時,在中國現實狀況的影響下,關注傳統與道德的關系,認為失去傳統道德也將失去有效的基礎。這種態度最終使他回歸傳統,放棄了對民主自由的追求。
(6)建國論。王憲明分析了嚴復的建國思想后認為,除了傳統文化本身所對鑄造國性這一點外,嚴復還有一個更深遠的終極關懷,希望在學習西方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生產的同時,應具有自己的教化和民族文明,這樣才能適應世界潮流,而不至于像別的一些國家一樣因喪失民族特性而導致由盛轉衰甚至亡國滅種的情況出現。王憲明認為,嚴復的這一思考是深沉的,也是符合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要求的,更是符合世界文化發展的要求的。
2.嚴復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這種一貫性大致可概括為兩類:一種一致性可以概括為嚴復一生都是持中西融合論。林家有、趙立彬認為,成為嚴復思想內容的核心的三民思想正是他晚年政治觀念的思想根據之一,是其救國方案的主要內容。從嚴復的三民思想的邏輯出發,他必定是反對革命的,對國民程度的認識讓他認為中國連實行君主立憲都不夠,只有借強人政治先穩定政局,這才是最重要的前提。李華興,王憲明,林啟彥,俞祖華也持此論。另一種一致性可以表述為嚴復晚期思想與早期相比并沒有什么質的變化,始終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哈九增認為,在政治思想上仍堅持民主制表現之一的君主立憲制,(籌安會有上當之嫌,他的“君主”制也是作“眾主”之意,且認為等國家富強了就可以過渡到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反對儒家文化一尊的文化專制主義,總而言之,嚴復依然可以稱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