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史
梁啟超的中國學術史研究
梁啟超在《〈西學書目表〉后序》中寫道:“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币嘣凇墩撝袊鴮W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有論“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 怎樣結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應該向西方學習什么? 梁啟超主張不但要認真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要學習西方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從政治、法律到社會學、哲學、思想意識再到經濟理論，無一不在學習內容之列，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這是在當時的中國推廣西方現代化的一種嘗試。他認為只有實現一系列根本觀念和思維方法的變革，中國才能富強。中華民族才能擺脫厄運。后來，梁啟超到歐洲考察，看到一戰結束后各國破敗的景象，于是開始主張以東方文化經濟西方文明之窮，實現中西文化的調和。19世紀西學東漸之后，相當一些知識分子力圖以中國文化去補充西方文化。梁啟超算得上是先驅之一，他認為中西文化應該互補，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國文化遺產中的經過挑選的部分
2010-10-12
中國的美國行政法研究：一個學術史的概觀
摘要：本文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行政法的研究進行了一個學術史上的梳理，對不同歷史階段我國美國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進過程加以探研，并按專題對我國美國行政法研究現狀進行了評述，并指出了美國行政法晚近發展的若干新趨勢。關鍵詞：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 全球化 民營化 政府規制“一切認識、知識均可溯源于比較”。[1]對于我國于改革開放之初開始重建的行政法學而言，它堪稱是一門“隱含的比較法課程”。[2]而我國行政法學的諸多理念和制度，判例與學說，都深受美國行政法學的影響。行政程序制度、聽證制度、行政法官制度，正當程序原則、案卷排他性原則、成熟性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等等，這些鐫刻著美國法風情的制度與原則，已逐漸為我國的行政法學體系所吸納。同時，在許多實體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構方面，例如電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機構的創設，電信、水務、燃氣等自然壟斷產業的民營化改革，也都打下了美國法的深刻烙印。在此，筆者試圖去探究不同歷史階段我國美國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進過程，厘清我國美國行政法研究的河川地脈，以期能對我國未來的學術研究和制度建構多少有些裨益。一、“史的概
2008-03-28
陳寅恪、唐長孺、胡如雷與20世紀中國學術史
[[1]陳寅?。鹈黟^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征——讀唐長孺師淪著筆記[A]．張國剛．中國中古史論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2006-04-25
《明儒學案》研究中國思想學術史的理論與方法
摘要：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使中國傳統思想學術史中最成熟的作品，敘述明代儒學由理學向心學的發展演變，突出學派的傳承，及思想家的學說宗旨。進而對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論進行了探索，為思想學術史研究建立堅實的基礎，并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對后世的歷史和哲學研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關鍵詞：《明儒學案》 黃宗羲 思想學術史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又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學案》對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內容、方法等重要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他關于中國思想學術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認識，在中國思想學術研究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 黃宗羲的思想學術史研究理論思想學術史的研究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明清之際以前，出現了《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不二》、《論六家要旨》、《伊洛淵源錄》等論著與資料匯編。其中《莊子·天下篇》就從“道”的分裂來看待學術的發展。它認為遠古時期，并無百家之學，只是到了天下大亂的時候，賢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術將為天下
2006-04-07
當代中國毒品犯罪研究學術史和方法論述評——兼論毒品犯罪的知識社會學研究視角
內容摘要：當代中國毒品犯罪研究，從學術史角度具有從屬性和階段性。伴隨著《關于禁毒的決定》和97《刑法》的頒布相繼形成了兩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實現了從規范學研究到犯罪學研究的轉向，當下正在從犯罪學研究到刑事政策學研究的第二次轉向之中。從方法論角度，逐漸形成了規范研究、實證研究、史學研究、其他學科（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研究等四種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許多問題和亟待挖掘的熱點。知識社會學應用到毒品犯罪領域在國外早已有之成為顯學。知識社會學既有其專門研究對象，也是獨特的研究方法。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識社會學視角，前提是對毒品問題復雜性的判斷，把毒品（毒品犯罪）視為社會中被建構出來的“知識”，人們對這種知識的認識受著許多因素的影響。研究這些因素，才能全面反思、理解毒品政策的正當性。毒品問題的復雜性判斷是摒棄“運動式治理”思維的基礎，這種判斷在中華民國時期已經形成共識。當時知識人曾從法律本位、國家主權維護和國際合作、禁毒的步驟、禁毒中政府經濟利益、禁毒中法律權威性和吸毒者矯治等角度廣泛討論毒品問題，前人對毒品犯罪的這種問題意識值得我們重視。</p
2006-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