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這一術語主要是用來描述本世紀初以來的分析哲學運動，而海德格爾本人并沒有明確表達出他的哲學的某種“語言學轉向”，但若深入海氏的整個哲學思想，卻不難發現一條“語言學轉向”的線索。海氏在其哲學之路之始便開始關注語言問題，早在神學期間，語言和存在的關系就使海氏百思不解，他對語言的思考始終是在他畢生一以貫之的思想道路上進行的，在《存在與時間》中海氏從此在的生存論環節上對語言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而后期海氏哲學將語言問題置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有論文集《走向語言之路》問世。海氏的“語言學轉向”已引起海內外學者的廣泛注意。本文試圖對海德格爾“語言學轉向”的基本內容及其哲學史意義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對“存在”的追尋使海德格爾走向語言之路

海德格爾一生所思的是“存在”的問題。在西方語言的日常語境中，“存在”似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平常誰也不會細細思量這個“存在”，然而哲學就是從對這種“自明的”驚訝而來。海德格爾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采用詞源學分析的語言分析方法，當然海氏的語言分析較之分析哲學的語言分析迥然不同，分析哲學的語言分析是在傳統語言觀范圍內進行的，以語言的清晰性、邏輯性、確定性來澄清哲學語言的“虛假性”、“荒謬性”，海氏的詞源學分析一開始就突破了傳統語言觀，力圖回到原始的、非邏輯化的語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臘語，認為西方哲學的無根狀態源于哲學由希臘文向拉丁文的翻譯，因而海氏對幾乎所有重要的哲學概念，都考證過從希臘詞到拉丁詞的轉變。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海德格爾專辟一章，探索“存在”一詞的原始意義及其隱失過程。從語法上，名詞“存在”出于系動詞Sein，希臘人將“存在的意義”命名為Ousia或完全的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學將Ousia譯為實體(Substanz)，是有失本義的。海氏以為應用德文An-wesen（在場）來譯，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場，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顯現出來。希臘人還把“存在”稱為Physis，后世譯為“自然”(Natur)，實在是大謬不已，在海氏看來，Physis意指“涌現著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著的自身展現”，在作為Physis的存在的作用中，存在者才現身在場，這就是從遮蔽處走出來，而德文所說的作為動名詞的“存在”(das Sein)正是從不定式Sein而來的，des Sein無非是在Sein前面加了一個定冠詞，不定式Sein已經充分不固定了，加上定冠詞，實際上把這種“不確定”固定起來，也就將不定式中所包含的空洞更加固定起來了。Sein像一個固定不變的對象那樣被擺弄了。存在(das Sein)就這樣成了一個空洞的詞語，成了一個存在者，西方哲學的無根狀態就因此而產生了。

海氏正是以這種獨樹一幟的詞源學分析來展開其哲學體系的，沒有這種語言分析，海氏的哲學難以深入。“歸根結底，哲學研究終得下決心追問一般語言具有何種存在方式”（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02頁。）。“保護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詞匯的力量，免受平庸理解之害，這歸根結底就是哲學的事業。”（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65頁。）海德格爾不僅將哲學的方法歸結為語言分析，而且語言本身在海氏哲學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與時間》的基本任務是對此在進行本體論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結構上的三個構成環節：情緒、理解和語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狀態是“在世界的存在”，語言使此在本質地屬于這個世界，語言構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論基本環節之一。

如果說在《存在與時間》中，海氏開始重視語言，那么后期海德格爾則干脆將語言作為哲學的核心，語言幾乎與存在一樣重要。“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是場的庇護”，人與存在的遭遇，是在語言之中的。此時海氏所說的作為“存在之家”的語言已經完全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語言，而是實現了由Sprache向Sage轉向后的“本真的語言”了。

二、海德格爾對傳統語言觀的批判

“語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爾的思想核心，那么是不是一切語言都是存在的家呢？海氏認為只有一種語言即本質的語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來西方哲學卻從未真正地說過“語言”，而都在說非本真的語言，因而要拯救哲學，首先就要批判、拋棄傳統的語言觀。

“語言是世內在手的工具嗎？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兩者都不是？語言以何種方式存在，竟至于語言會是‘死’語言？語言有興衰，這在存在論上說的是什么？我們據有語言科學，而這門科學以為課題的存在者的存在卻晦暗不明，甚至對此進行探索追問的地平線還隱綽未彰。”（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02頁。）海德格爾這里所說的語言科學是西方歷史上理性主義的語言研究傳統。希臘化時代就有了系統化的語法體系，以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為代表，羅馬人繼承了這一語法體系，將其原則應用于拉丁語，創立了拉丁語法，以后近代語言學基本上就以羅馬人的拉丁語法為支柱，這種語言學傳統將語言的語法規范視為邏輯范疇的體現，這種語言觀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語言全部本性已經凝固的觀點，因而得以強化了。此正為何語言觀念在于語法和邏輯，語言學和語言的哲學中二千五百年以來保持不變，盡管語言的知識已經進步性地增長和改變。這種事實甚至可以歸結為一種證明：關于語言的主導觀念擁有不可動搖的正確性，沒人敢宣稱它是不正確的或者甚至是無用的。”（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頁。）

在《詩·語言·思》中，海氏對這種傳統語言觀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指出：“言說意味著什么？現行的觀點解釋為：言說是發聲器官的活動，言說是音響表現和人類情感的交流。這種情感伴隨著思想。在這種語言的規定之中，它允諾了三點：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說即表現。作為表達的言語的觀念是最普遍的……其次，言語被看作是人的活動。據此，我們必須說：人言說……最后，人的表達總是現實的和非現實的顯現和再現。”（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頁。）這種海氏批判的語言觀具有三個特點：第一，語言是一種表達方式，它預設了某種內在的東西表達或外化自身的觀念，“說”總要有一定的對象，即“話”，而“話”總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觀事物，這種語言的表達論根源于西方哲學的對象化思維；第二，語言是人的活動，人是“說”的發動者、主宰者，語言只是人用來認識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種工具，這是西方語言傳統中主觀主義、工具主義的突出表現；第三，語言是一種符合系統，是現實和非現實的符號化。

海氏指出這種語言觀在解釋語言現象上有其合理性，但卻不能以此作為思考語言本性的基礎。傳統的語言觀并沒有觸及到語言的本質，“人們試圖把握‘語言的本質’，但他們總是依循上述環節中的某一個別環節來制定方向；‘表達’、‘象征形式’、‘陳述’的傳達、體驗的‘吐訴’、生命的‘形態化’，諸如此類的觀念都是人們用以理解語言的指導線索。即使人們用調和的方法把這些五花八門的定義堆砌到一塊兒，恐怕于獲取一個十分充分的語言定義仍無所補益。決定性的事情始終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礎上先把言說結構的存在論生存論整體清理出來。”（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98-199頁。）這里海氏認為對語言本質的思考必須在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基礎上才得以可能，而傳統的語言觀卻遺忘了這種存在論基礎，遠離了語言的本質。

在對存在的追尋過程中，海氏發現了傳統語言的局限，海氏認為存在是傳統語言根本無法言說的，一經“說”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這一提問恰恰是形而上學的先導問題，因為傳統語言觀認為“說”總要有一個對象，這種語言觀與傳統哲學把認識關系歸結為主客關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當作一個認識的對象而“擺”出來。但“存在”卻根本不是知識的對象，也無法“擺”出來，“存在”是主客體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狀態，因而在傳統語言內無法“說”出，一經“說”出便淪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說”出，而只能自己“顯示”，自己“言說”，傳統語言在“存在”面前無能為力。

三、海德格爾對語言的本質的論述

“存在”無法“言說”，那么人在“存在”面前只能保持沉默嗎？海德格爾沒有絕望，認為只要能放棄傳統的言說方式，實現語言由Sprache（傳統的、非本質的語言）到Sage（本質的語言）的轉化，就可以進入“不可說”的“存在”領域。海氏認為“討論語言，意味著不僅把語言，而且將我們帶入其存在的位置，我們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頁。）正像海氏不回答存在是什么一樣，他也不回答“語言是什么”，他指出：“此乃我們何故思考‘什么是語言自身？’此乃我們何故提問‘語言以何種方式作為語言產生？’我們回答：語言言說。嚴肅地說，這是回答嗎？也許——此正是言說成為澄明的時候。”（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頁。）在海氏看來，他很難用現行的語言來說清楚語言是什么，一但說出“語言是什么？”則語言便像“存在”一樣淪為知識的對象。后來海氏找到一個特殊的詞來稱呼本質的語言，即Sage，但他同樣擔心Sage被人誤解為一個概念性名稱，這就同傳統的語言Sprache沒有區別了。

Sage是海氏著作中又一玄奧詞語，英譯者一般譯為Saying，漢譯者一般譯為“說”，或“道說”。Sage一詞在德文詞典中具有兩種含義：其一，傳聞，謠言，流言；其二，傳說，民間傳說，英雄傳說等。海氏卻沒有在這兩個通常意義上使用Sage，而是在與Ereingnis的聯系上使用，Ereingnis在后期海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大致相當于前期的“存在”，Sage就是Ereingnis的說話方式。Sage與上文的Sprache截然不同，Sage是本質的語言，是Sprache所無法言說的，惟有通過Sage人才有可能進入哲學領域，才能領悟存在，領悟真理，Sage就是“存在”的顯現，Ereingnis的展開。“Sage意味著顯示，讓……出現，讓……被看見，讓……被聽見。”（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Language.第122頁。）Sprache只能說“存在者”，只有Sage才能說“存在”，Sage與Sprache相比較有以下兩個特征：

第一，Sprache是出聲的，是人聲帶振動的產物。而Sage卻是一種寂靜之音，對于本質的語言來說，“聲音”不是決定性因素。“Sage與Sprache不同，一個人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但他卻什么也沒說，另一個人可以沉默不語，根本不講，然而他卻說了很多。”（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第122頁。）早在《存在與時間》中，海氏就研究過沉默，認為“言談的另一種本質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論基礎。”（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00頁。）“比起口若懸河的人來，在交談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讓人領會，也就是說，更本真地形成領悟。對某某事滔滔不絕，這絲毫也不能保證領悟就因此更闊達。”（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00頁。）

第二，Sprache的主體是人，人是Sprache的發動者，而Sage則是語言在“說”，存在在“說”，不是人在“說”。所謂語言就是“語言自己說話”，語言即顯現，當然是自身顯現，是自身讓人看見、聽見。這種語言自己言說的觀點似乎令人難以理解，可是生活中幾乎所有人都有想說卻無法“說”出的時候，但同時也會有語言會忽然自己說話的時候。以詩人為例，幾乎所有大詩人都有語言自己言說的感受。海氏又以方言為例，說明語言的強大，德文表示方言的詞為Nundarten，字面的意思是：嘴的運動方式；方言訴說著地方土地，嘴不能單被理解為有機體的一個器官，嘴以及我們整個的機體，都屬于“土地的涌動與生長”。方言的研究清楚地說明：語言比人強大，不是人支配語言，而是語言支配人，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

語言既然比人強大，語言自己說話，那么人在語言面前怎么辦呢？海氏認為，人首先要“聽”，“聽”存在的聲音，聽語言的呼喚，然后再“跟著說”，問題是“跟著說”的“說”是本真的言說Sage呢？還是非本真的言說Sprache呢？海氏認為“跟著說”，是Sprache進入sage的關鍵，是人的“本真的說”。“傾聽”的目的是“跟著說”，只有人“跟著說”，語言言說才得以完成。正像“存在”盡管不是“存在者”，但卻惟有經過“存在者”才能顯示一樣，語言自身言說，人無法“說”語言，但語言又必須讓人“說”，只有讓人“說”，語言的言說才有可能發生。

存在的顯示要找到一個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過對此在的存在論狀態的分析，存在的意義才得以顯示，同樣語言言說必須找到一種特殊的人言才能說出，這種特殊的人言便是“傾聽”之后的“跟著說”，而“跟著說”的典型就是“詩”，在詩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轉化，“說”“不可說”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熱衷于詩，力圖以詩的語言改變形而上學的語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分析得以表達。“詩”，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構造”的意義，比通常的Poesie的含義更廣，包括詩歌、建筑、繪畫、音樂等多門藝術。海氏曾斷言：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語言本身就是根本意義上的詩，詩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說，是應合Sage的“跟著說”。英國學者RichardKearey認為：“在海德格爾看來，詩的語言是我們與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詩消除了閑談和邏輯判斷，詩使語言恢復語言對我們在世界存在的展開性動能，世界在語言中作為地平線而得以顯現。”（注：Rich-ard 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頁。Ar-ebury1992。）在詩中，存在的意義超越了個人對世界的理解，而從僅僅是經濟、政治、信息交流的籌劃性的語境中解放出來，顯示在存在的意義之中，同時傳統的概念性、邏輯性的工具主義語言觀得以徹底地克服，哲學的“無根”狀態才能從根本上改變。

四、海德格爾“語言學轉向”的哲學史意義

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不僅是在哲學思考方法上采用語言分析，在哲學思考內容上關注語言，更為重要的是海氏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傳統語言觀，使語言自身實現轉向。海氏的這種“語言學轉向”在哲學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第一，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文化傳統。海氏從哲學運思的方式上，從哲學言說的方式上對西方哲學傳統發動了一次總體性的批判，對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傳統哲學做了一次總清算。古希臘哲學本體論的提問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論精神，哲學家們將世界當作一個認識的對象，當作一個客體而與主體對立起來，哲學的任務就是要認識作為客體的世界，不是認識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質，這種主、客對立的對象性思維方式作為西方哲學的基本思維得以貫徹。“所有形而上學，包括其反對者實證主義，都在說柏拉圖的語言。”（注：海德格爾：《哲學的終結與思的任務》，《哲學譯叢》1992年第5期，第61頁。）所謂“柏拉圖的語言”就是西方傳統的將語言當作對客觀實在的描述，對思想的表達，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一種認識論的語言。在海德格爾看來，哲學的對象不是認識的對象，不是主、客體分離之后的產物，而是一種對存在的領悟，一種主、客體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狀態。海氏哲學在原初的意義上是非對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哲學卻正是對象性、表象性的意義上的。因而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從根本上動搖了建立在對象性思維模式上的西方哲學大廈。

第二，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不僅批判傳統哲學，更為深刻的是他為重建西方哲學做了不懈的努力。與分析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拒斥哲學、逃避哲學不同，海氏以“轉向”后的詩化語言重建哲學，以詩的語言去“說”“不可說”的哲學，其著作《藝術作品的本源》的問世，被伽達默爾認為是本世紀哲學史上的轟動事件。傳統哲學高揚理性，造成哲學與文學的對立，在柏拉圖《理想園》里哲學家為王，藝術家則沒有位置，在西方哲學家的語言里很少有藝術的內容，理性主義的語言成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語言，“迄今為止，藝術都被設定為與美的東西有關而與真無關”（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傳統真理觀是一種符合論，而海氏認為，真理不像形而上學的對象性思維認為的那樣，即主體與客體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臘文中從來不意味著認識的某種性質、某種狀態正確無誤之類，它只意味著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應的動詞alethenein則指：把存在者從掩蔽狀態中取出來讓人在其無蔽狀態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無蔽、開敞，是存在的澄明、顯現，是存在論上的，而不再是認識論上的，從我們感性個體的本真生存狀態出發，把握藝術的本質，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學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發生，而總是在已經敞開了的真理領域里的擴充，特別是靠理論和論證那些顯現為必然正確的東西。當科學超過正確而到達真理時，這已經意味著它到達了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本質揭示，它便成為哲學。”（注：海德格爾：《詩、語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頁。）惟有詩的語言才能使哲學可能，海氏力圖以藝術的真理、詩化的語言來拯救西方哲學，來彌合西方文化中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沖突、對立。

第三，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不僅“轉向”早期希臘，“轉向”詩化語言，又“轉向”東方，“轉向”中國。后期海德格爾十分欣賞中國哲學，尤其是對道家、禪學感興趣，曾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過《道德經》。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國文化，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運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圖擺脫西方文化傳統，向東方接近，的確較之其他西方哲學家更具慧眼，從中也可看到盡管東西方文化幾經碰撞，但尚未實現真正的對話、融合。“語言學轉向”已成為歷史，但其影響仍在繼續。海德格爾的“語言學轉向”反思傳統，展望未來，為我們從總體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層次上實現東西方文化對話與融合提出了富有意義的思路。

1.葉秀山：《思、史、詩——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三聯書店1995年版。

3.孫周興：《說不可說之神秘》，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