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與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

溫儒敏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現代文學史著作，通常已被看作是學科的奠基之作，但又是一部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都有很多批評的著作。作者自己也說是“急就章”，“如尚有某種參考價值，其意義也不過如后人看‘唐人選唐詩’而已” ① 。然而這部帶專著性質的教材的寫作姿態、文學史觀念、內容結構及其出版后的遭遇，都和中國現代文學（現在一般稱“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確立息息相關，值得在學科史上大書一筆。回顧與討論王瑤這部著作，并不限于評價這部書的成就與不足，我們更感興趣的，是以歷史同情的態度去觀察1950年代形成的文學史“生產模式”，這也許能引發對某些長期困擾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根本性問題的思考。

“《史稿》現象”與學術生產體制化

在1950年代之前，中國現代文學（或稱“新文學”）還未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雖然從1920年代開始，就有許多關于新文學的評論與總結，甚至已經出版過多種相關的著作。1930年代之后，陸續有沈從文、朱自清 ② 等一些作家學者在大學開設新文學的課程，但仍然缺少系統性，不可能真正列入大學的教學體系，況且講課者也無意專門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 ③ 。可以這樣說，在1950年代之前，現代文學研究始終未能形成獨立的學科，頂多只是一種“潛學科”。

然而，若論學科的沿革，也應當看到有一個積累和發展的過程。現代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得以建立，是此前許多有關新文學的評論與研究孕育的結果，直接的促進因素卻是時代更迭以及學術生產的體制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把歷史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為前一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修史的任務，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發展歷程，也就被看作是這修史任務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學史研究就順理成章地從古代文學的學科領域中獨立出來，而且得天獨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視，并納入新的學術體制，帶上濃烈的主流意識形態導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時間內，現代文學研究幾乎成為“顯學”。

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又與學校教學直接相關，是以大學課程的調整為契機的。1950年5月，教育部召開高等教育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其中規定“中國新文學史”是各大學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課程。其任務是“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 ④ 。此后，全國各大學中文系都配備教員專門講述“新文學史”這門課，講授的課時量很大，30多年跨度的內容，一度幾乎與兩千多年的古典文學課時持平 ⑤ 。有關的講義和論著也應運而生，現代文學研究真正從其所附屬的古典文學框架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在大學享有基礎課地位的新的學科。該學科建立伊始，就表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政治性強，二是與教學緊密相關，這種狀況對后來現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學科發展，影響都很大。

第一代從事現代文學教學與學科創建的專家，幾乎都是“半路出家”，從古典文學或其他領域轉過來的。王瑤也是如此。1949年初，北京剛解放時，王瑤在清華大學任教，本想“好好埋頭做一個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第一流的專家” ⑥ 。他原來所從事的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學，有名作《中古文學史論》，在清華大學也教“漢魏六朝”文學研究方面的課，但他同時又是非常關心政治，追求進步的，對新文學本來就喜好 ⑦ 。1949年秋，在新中國建立帶來的蓬勃氣勢的推進下，清華中文系實施教學改革，接受了學生的熱烈要求，決定把“新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重頭課程來開設。由于教師缺乏，王瑤就被分配改教“新文學史”這門課，并馬上著手編寫教材《中國新文學史稿》，“當作任務”來完成。1950年5月教育部規定全國各大學中文系都必須開設“新文學史”課程，許多學校指派教這門課的教員都是臨時改行的，沒有講義，就紛紛向先行開課的王瑤索要講義或大綱。《史稿》的成書是被這種需求催促的，雖無章所循，但似乎一氣呵成，上冊寫得非常順當。這也是當時新政權剛誕生，對學術界的思想領導還不如后來那么嚴緊，王瑤寫作此書時的心態也很放松，甚至不時表現出要創建新學科，投入新時代的那種激蕩的情懷，學術闖勁與時代熱情結合起來了，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就寫完了該書的上冊，約25萬字 ⑧ 。1951年9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由北京開明書店出版，使許多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有了依據，該書可謂適逢其時，大受歡迎。

但下冊寫作的時間則拖得比較長，大約用了一年半，1952年5月才完稿，1953年8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寫下冊期間王瑤參加了教育部組織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草擬工作，和李何林、老舍、蔡儀等人一起議定，向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推廣。“大綱”強化了政治與文學的關系，重點放到文藝思想斗爭上 ⑨ 。王瑤寫下冊的思路顯然就受到“集體討論”的某些制約，代表“我們”的、寫“正史”的姿態強化了，作為顯現個人研究識見的“我”的色彩減少了。不管是否出于自覺，王瑤和他同時代的許多學者大概都意識到文學史回應現實的“話語權力”問題，在考慮如何將文學史知識篩選、整合與經典化，相對固定下來，使之成為既能論證革命意識形態的歷史合法性，又有利于化育年輕一代的精神資源;當然也就會考慮到這個領域的研究與當時“學術生產體制”的關系，不可能象古典文學及其他相關學科那樣可以相對的遠離現實。這樣的文學史研究，特別是教科書的撰寫，就不能不在學術的個性張揚與社會及政治的要求之間找一些平衡。文學史的學術生長機制逐步形成并起作用了。而對王瑤而言，來自“學術生產體制”的更大的約束和沖擊是兩件事，一是從1951年11月開始，文藝界配合“三反”、“五反”形勢，對知識分子實行思想改造運動，并進行有關高等院校文藝教學中錯誤傾向的討論，王瑤首當其沖，成為重點批判對象;接著，1952年9月，隨著院系調整，王瑤從清華調到北大中文系不久，出版總署委托《文藝報》召開座談會，對《史稿》（上冊）提出許多政治性批評。可以想象，寫作下冊時，王瑤的心態已不像寫上冊時那樣舒展，當初那種力圖以史家的個性風格去整合歷史的想象力收斂了。如果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該書的上冊比較精練，也更有才情與卓識，下冊則較冗繁拘謹，篇幅比例也過大失調，有些評述放寬了“入史”的標準。透過王瑤文學史上、下冊的變化，可以窺見時代之變以及政治對于學術的制約，是如何導致一種現代文學史思維模式的形成的。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之前，即現代文學學科的醞釀時期，多數作家學者對新文學的總結評論，雖然不夠系統，但都還比較個人化，學術化。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梁實秋的《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乃至諸多名家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所作的導言，等等，批評理路與治史模式各有千秋，學術個性都很鮮明，而且大都成一家之言 ⑩ 。而進入1950年代，隨著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最突出的變化，是研究者職業化了，學術生產“體制化”了，文學史思維受教學需求和政治的制約也多了，個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會接受意識形態主流聲音的詢喚，研究中的“我”就自覺不自覺地被“我們”所代替。王瑤《史稿》上、下兩冊寫作時間的間隔不過一兩年，但這種變化已經明顯出現。而王瑤受到批判之后，特別是隨著各種政治運動的開展，“《史稿》現象”對所有的文學史研究者都會是一種觀照與警示，抑制個性的“學術生產體制”加強了，新出的“新文學史”論著大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編寫的，“正史”的姿態更突出，以“我們”取替“我”的趨向愈演愈烈，終于構成1950年代現代文學學科史的重要景觀。

盡管如此，《中國新文學史稿》還是達到它所屬時代最高的文學史研究水準。作為第一部完整的現代文學史專著，該書第一次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17—1949年）這一段文學的變遷作為完整獨立的形態，進行科學的、歷史的、體系化的描述，奠基了現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格局。雖然有非學術因素的制約與干擾，有明顯的缺陷，《史稿》的歷史敘寫線索還是貫通的，詮釋文學變遷的視點大致是明晰的，體例也是統一的。這就在整體上超越了此前幾乎所有類似的新文學史論著。

政治化寫作狀態中的文學史觀調適

現在重讀《中國新文學史稿》，不管贊同還是懷疑，我們首先都會對這部著作的“研究視點”留下深刻的印象。王瑤用于指導或統領這部文學史的基本觀點是政治化的，而在實施這種政治化的文學史寫作中，王瑤有矛盾，有非學術的緊張。他的出色之處在于盡可能調和與化解矛盾，并在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寫作狀態中探討如何發揮文學史家的才華與史識。因為現代文學學科的始建就納入體制，要為教學服務，為新時代服務，文學史家工作的目的和意義非常明確就落實在突出“革命文學”的主流地位，論證現代文學的“革命性質”。《史稿》開宗明義，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中國革命的經典論述作為依據和出發點，去說明現代文學的“性質”及其“歷史特征”。在緒論中就指出:“中國新文學史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學的基本性質就不能不由它所擔負的社會任務來規定。”11 這并非王瑤的發明，把新文學史看作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或一個“分支”，是當時文學史研究者普遍的思維模式;而《新民主主義論》是解析一切文學史現象的“元理論”，由此衍生政治化的評價視點與研究范式，整個新文學的產生、發展和成熟的過程，都要在這個視點下得以梳理與整合。以現在來看，政治化的文學史觀似乎已經過時，甚至可能認為過于強調政治的角度，于文學史研究根本就是有弊無利的。但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現代文學的發展本來就很政治化，王瑤這種側重政治的文學史思維，將視野集中到社會政治變革的領域，去尋找文學發生發展的動因，有其歷史依據，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況且在1949年7月剛剛開過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新民主主義論》被明確為總結新文藝運動的主要思想資源12 ，以此立論確能充分滿足那個特定的時代需求，又能有力地促進學科的建構。二是，文學運動的發生跟政治的社會的變遷相關，但文學運動又還有自身的傳承軌跡與衍變動因，不等于政治運動，文學也不是政治的“等價物”，兩者是有差異的。看不到這種差異，簡單地搬用政治結論去證說文學的性質，會失之籠統，從而忽略文學史的復雜性和文學精神現象的豐富性。當政治判斷強行取替文學分析時，這種政治化的文學史思維會遮蔽一些東西，比如那些非主流的文學現象，以及文體創造、語言媒介、對世界與自我的體驗方式，還有其他各種審美的因素。我們發現這兩方面的矛盾得失，都存在于《史稿》中。王瑤寫他這部書，特別是下冊，顯然陷入了某些難于解脫的緊張。一方面，他鮮明地運用關于“革命性質”的經典論斷來建立自己的研究視點，并側重從政治層面評定新文學的“基本性質”，追求的是高屋建瓴的理論架構。王瑤這種寫作姿態的選擇，不能說是被動的，不得已的，而更多是自覺的，誠心誠意的。這是毛澤東政治論說力量的征服，也是新時代到來時許多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有歷史的合理性，并非如某些論者后來所想象的是什么背離學術立場的迷失與墮落。如王瑤后來所回顧的，《史稿》的基本認識與寫法，本來也與其“撰于民主革命獲得完全勝利之際”有關，反映了“浸沉于當時的歡樂氣氛中”一個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在那時的觀點”，“深深的刻著時代的烙印”13 。所以，該書不但在對文學運動背景分析以及對文學性質的整體說明方面應用《新民主主義論》的經典性政治判斷，在文學史分期上也直接參照其中對“五四”后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幾個階段性說明，并且極力突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界碑式的歷史作用。而這一切，又直接決定了《史稿》的敘史結構，文學史的分期則是試驗這種結構的重要方面。

《史稿》將新文學的發展劃分為4個時期，全書也因此分為4編:第一編“偉大的開始及發展”，包括1919年五四運動14 到1927年革命陣營分化這一時期新文學的發端與初步發展;第二編“左聯十年”，包括1928年土地革命開始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以左翼文學為主流的整個新文學的發展;第三編“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包括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到1942年5月毛澤東“延安講話”發表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第四編“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包括從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到1949年全國首次文代會召開這一時期人民文藝的發展。這種文學史分期直接與政治史的分期對應，多少忽略了文學變遷自身的特點，但在現代文學學科初建期，這個學科的價值很大程度上要靠政治“提攜”，因此研究者和讀者對這種與政治史直接對應的分期法也不會有什么批評抱怨，相反，還得到廣泛的認可，《史稿》的觀點與分期結構被看作是用革命理論來建構文學史的一種認真嘗試15 。看來這種嘗試是被學科要自足成立的企求所推動的，當時這樣劃分帶有必然性，甚至多少還有些先鋒性。

然而，在確立了文學史寫作的“指導思想”、基本線索與分期的框架，并從整體上論證了新文學的“革命性質”之后，要真正進入對歷史材料的梳理與作家作品的分析，王瑤就發現問題并不那么簡單。特別是將經典理論對社會性質的判斷直接挪用到新文學性質的論說中，會出現基本論斷與史實的不符，起碼是不嚴密的。事實上文學發展與社會發展可能會有不平衡現象，況且新文學的成分又很復雜，即使做階級分析，也是包含有多種階級成分的文學。因此王瑤不能不對“基本性質”的判斷做許多補充和辨析:“我們只能說新文學在文學史的時代劃分上應該屬于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范圍，而不能說新文學的內容性質就是無產階級文學。”16 又指出，“我們不能說新文學中完全沒有代表資產階級的文學，但那不只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愈來愈少的，比重與地位都是很輕微的，絕對不能說是新文學的基本性質。”17 可見，王瑤也感到對新文學性質的政治評判中有不貼切、不嚴謹的地方，需要追加說明。他在努力使用新理論、新方法，甚至是在刻意追求政治性強的“進步的”效果，但他又還無力真正“活用”新的理論方法，結果多少表現出機械的意味，甚至造成基本論斷與具體材料分析的某些支離。提升來看，這是時代給文學史家出的難題，也是現代文學學科與生俱來的“先天性”問題。王瑤和當時的學者們所面對的是本來就很政治化的文學史現象，要切入這個領域的研究，躲開政治或有意淡化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那個時代所不可能接受的;特定的時代為學者提供了特定的研究氛圍與普遍能接受的范式，人們畢竟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中演出。就當時知識分子包括學者們普遍的思想企求和認識水平而言，使用權威的經典學說來指導和詮釋一門新的學科，是進步和先鋒的表現，也是學術生長的一種明快而有效的方式。如王瑤后來借用魯迅所言，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才“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18 。但文學史與政治史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因果關系，套用既定的政治判斷來整合和描寫文學史事件，忽略政治與文學聯系的“中介”，又必然陷入教條與空洞。到底應當怎樣取得一個平衡，做到論從史出，史論互補?應當怎樣處理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學史的關聯?所謂當代性、現實性又如何與歷史感以及學術規范融合?《中國新文學史稿》所面對的難題也是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永久性的難題，現在也不能說就已經解決了，不成問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瑤當時多少已經意識到學科必須面對這些矛盾，他在努力尋找“中介”，尋求調和，他的得失都體現于此。在論述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發展及其背景時，《史稿》較多直接采用“基本性質”的判斷。但進入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定位時，作者就比較小心謹慎，評判的標準也放得寬一些，不純粹以政治態度劃線。在后來的論述中，王瑤對文學史評判標準做出一些調整，提出以“人民本位主義”為根本，有意將原來標示的“新民主主義”或“無產階級革命”這樣政治性的標準淡化一些，也“擴容”一些，以更能貼近創作的實際。他還試圖以“魯迅的方向”來代替一般政治性的革命的標準，大概也因為魯迅是毛澤東所高度旨定的，被認為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正好可以從“方向”的意義上把“革命”、“思想”與“文學”統一起來，作為從政治到文學的“中介”。在解析“魯迅的方向”時，王瑤就突出考慮作品是否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愿望和情緒”，以及是否實踐了“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的革命現實主義19 。這些觀點雖然是1980年代《史稿》重版時才發表的，但事實上在《史稿》的寫作過程中，已經能見到王瑤對文學史評價標準調整的思路與探求。例如，他當時就已經注意到新文學成分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指出新文學不等于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它還包含著一部分具有民族獨立思想和反封建內容的資產階級文學，“包括各民主階級的成分”。這就是在整體性的“基本性質”的判斷之后，對具體的文學評判所作的“局部微調”。《史稿》借用“統一戰線”的文學這個政治性的概念來說明文學成分的多樣與復雜。這種立論也遵循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相關論點，但又有所發揮，有適合轉向具體文學批評的“彈性”。后來批判王瑤的《史稿》時，有一種意見就認為王瑤使用經典理論是“穿鞋帶帽”。其實細讀王瑤的文學史，會發現他的“穿鞋帶帽”是一種文學性的調整，是在尋求“中介”，是對當時常見、自己也難免的機械搬用時髦理論的做法保持一點清醒。王瑤從《新民主主義論》等學說中尋找理論支撐，突出與強化他的文學史觀念中的“人民本位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可以說，這正是《史稿》難得的史識。表現為可以操作的寫作模式，則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文學與普通人民的關系”為考察中心，以文學的現實性或與社會的關系為評價的切入口。我們發現，《史稿》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中，有“反封建”、“現實性”等等。王瑤使用這些概念，所關注的往往就是從政治到文學的“中介”。在評論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時，王瑤不滿足于一般性的政治判斷，“反封建”的意義和“現實性”的強弱就成為他實際操作的標準。這種特別注重思想內容評判，并將“反封建”的和“聯系人民”的標準貫徹到文學史價值定位中去的做法，得失兼半，也很能代表學科初建時一般研究者的思維特征。不過，王瑤在按這些標準描述文學現象時，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努力作出歷史的具體的分析，而不是簡單地充當“普查作家、作品之政治表現的首席檢察官”20 。從“思想性”評價作家作品，或論說不同思想傾向的作家，也并不以人論文，或以人廢言。也因為這樣，《史稿》的研究范圍還是比較大的，在文學史研究范圍與視野的拓展上，是有功的。

文學史研究中的“文學”與“史”的糾纏

關于文學史研究的功能與學科性質，王瑤有一種帶經典意味的界說，在現代文學界很有名。他這樣指出:“文學史既是一門文藝科學，也是一門歷史科學，它是以文學領域的歷史發展為對象的學科。因此一部文學史既要體現作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學的特點，也要體現作為歷史科學、即作為發展過程來考察的學科的特點。”文學史研究不等于一般文學評論或鑒賞，不能滿足于就事論事地孤立地介紹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也作為文學現象，考察它“出現的歷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聯系，它給文學史增添了什么”，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與中外傳統的文學成果有哪些聯系，對于當代和后來文學起過什么作用，等等，從而判斷其歷史地位與價值。在1980年代，現代文學從“文革”的摧毀中得以復興之時，王瑤把他這種文學史功能理論做了明確的表述21 。王瑤這些理論認識既是他多年研究實踐的總結，也明顯借鑒了魯迅。在他1983年所寫的帶自傳性質的《治學經驗談》中，王瑤談到了他的文學史觀的形成，談到他受魯迅的影響，也談到他寫《史稿》所秉持的目標與方法。他說，在接受了“新文學史”的教學與教材的編寫任務之后，“我的研究范圍雖然有所變化，但在現代文學研究方面，我仍然是以魯迅的有關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的。這不僅指他的某些精辟的見解和論斷是值得學習和體會的重要文獻，而且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方法來看，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等著作以及他的關于計劃寫的中國文學史的章節擬目等，我意味不論是研究古典文學或現代文學，都具有堪稱典范的意義，因為它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王瑤特別指出，魯迅的文學史方法的精髓，在于“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文學現象的具體評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王瑤說他“自己研究的范圍或選題屢有變化，但幾十年來一直是照著這一目標來努力的”22 。寫作《史稿》時，王瑤對這一文學史觀的貫徹與方法的運用不能說已經很圓熟，但確實已顯示了這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一些特色。如對新文學初期新詩創作的概述，就指出“新詩算是最早結有創作果實的部門。這原是含有一點戰斗意義的。因為小說還有水滸紅樓可以借鏡，而韻文又是舊文學自以為瑰寶的，文學革命一定要在詩的國土上攫有權力，那才算是成功，才不止是‘通俗教育’的玩意兒。這樣，詩就做了新文學的先鋒，因而所受到的攻擊也最多。”這就把一種文體所以在一定時期特別受重視的歷史和社會的原因說明了。接著又通過一些詩人詩作的評述，指出“當時作新詩的人多少都有點這種心境，是為了向舊文學的示威”，寫作時也互相配合，所以內容上、形式上都有某些共同的傾向，如很少無病呻吟或申訴個人怨苦之作，多方嘗試自由詩也帶來一些輕視形式的混亂。隨著現實的發展和詩歌形式本身發展的困擾，特別是由于外國詩歌形式的輸入，又先后出現小詩、格律詩等，“形式的追求也就有了它正面的意義”23 。這種論述就照顧到從復雜的歷史中提取典型的文學現象，將某種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衍變過程交待得比較清楚。又如1920年代出現過一種“鄉土文學”作家群，魯迅是有過論述的，但1950年代之前的新文學史論作沒有特別注意這種現象，王瑤的《史稿》則有專節論評，探索其產生的社會文化原因，分析他們創作上彼此的類同與差異，以及他們取材上、手法上所受魯迅現實主義的影響24 。這種寫法，對某種文學流派廣泛縱橫的歷史聯系及其歷史面目有較完整的模寫，給人以清晰的“史”的概念。這種注重從“歷史聯系”中發現與考察“文學史現象”的觀點與方法，提高了現代文學研究的科學性品格，是王瑤對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重要貢獻。

體例藝術評點文獻處理

對王瑤《史稿》所選擇的文學史體例，歷來褒貶不一。其實采用任何一種體例，都可能有得有失，就看如何處理，是否相對適合所要重點敘寫的歷史內容。在現代文學學科初建階段，對作家作品個案的專題研究還沒有充分開展，思潮論爭格外受關注，又強調依照政治社會變遷的線索來修史，如果選擇過于突出作家專題、相對淡化時間線索的其他體例，不見得妥當，所以王瑤就采用了“以時代為經，文體發展為緯，先總論后分論”的結構方式。應當說，這種體例也是比較能適合時代要求和學科初建的需要的，是王瑤的一個發明。全書除緒論對現代文學的范圍、對象、性質、分期等作總的說明外，每一編都先有一章“總論”，對這一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文學思潮、社團、論爭等作總的概述，然后以詩、小說、戲劇、散文四種文體分章論評，介紹不同流派、傾向和作家作品。這種先有總論然后按文體分類的寫法不是沒有缺點的，它把同一個作家的創作分割于不同的章節，會影響到讀者對作家面貌的完整的了解。因為事實上不少作家可能同時在多種文體上有成果。而且對同一

作家做不同時期的分割論評，其前后的聯系線索也不易明晰，會有支離的感覺。但這種結構方式的優點也很明顯，那就是便于評述各種文體的沿革變遷，有利于展示各個階段的創作總貌，也有利于探究文體發展的軌跡。因為每一文體除了同其他各類文體有文學作品的共性之外，還有它自己特殊的問題與規律，分開來論說可能比較系統明白。如新詩為何作為新文學的先鋒而又成績較小?恐怕就有音節格律等方面如何探索新形式的比較復雜的問題。五四時期為何散文小品的成功能在小說、戲劇和詩歌之上?也跟這種文體比其他體裁更便于取法傳統與外因的形式有關。王瑤采用文體分述的體例，較好地照顧到各種體裁文學發展的特殊性，較全面展示各門類創作在某一時期形成不同的風格流派，也有利于集中地、整體性地分析不同風格群體、流派的異同。對于上面說的這種體例影響到對作家全面了解的缺陷，該書也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如評述某個作家最擅長的文體方面的成就時，又概略地介紹一下他在別的文體上的成就及其基本藝術傾向。看來，王瑤這種體例對于學科初建期編寫文學通史來說，比較合適。因為這種體例的結構包容性比較大，有伸張力，可以容納評述更多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如果以主要作家流派為單元，或單純以文學思潮運動為單元來分章節，論評可能集中深入，但關注面也會比較窄。學科初建期，讓研究的涉及面盡量開闊一點，哪怕包羅萬象，一網打盡，為學科以后的發展預留更多的空間，總是比較好的。王瑤文學史的這種體例建構，對后來幾十年的現代文學史（特別是教科書）寫作有覆蓋性的影響，多種文學史都借鑒使用王瑤這種結構25 ，甚至連一些批判王瑤的學者，他們編寫自己的文學史著作時，也參照和應用了王瑤的結構模式26 。

文學史當然可以有多種形態，但無論選擇那種形態，都不應當忘記這是“文學”的歷史，從審美的維度關注文學創作的得失變遷，是文學史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史稿》在作家作品的藝術分析方面，是有欠缺的，或者說，是不大平衡的。特別是當論及某些革命文學作品時，即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放寬了評價尺度，有拔高之嫌，甚至不惜為其藝術上的缺失辯解27 。不過，在多數涉及創作評價的章節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藝術感悟力的王瑤。比如評說《湖畔》詩歌是“做著羅曼蒂克的夢，用熱情的彩筆把這些生活和夢涂下來”;說冰心的抒情小詩“單純和清新”，是“點滴的感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聯想”;指出韋叢蕪的詩“明白婉約，清麗動人，述事抒情，都極柔和悒郁之致”;麗尼的散文中“多是童年的寂寞，個人的哀怨，一種憂郁的感情貫徹在流利而委婉的文字上”。這些論評都很到位。王瑤進入藝術評點時，擅于調動自己平時閱讀中積累的大量藝術感受，通過不同創作趨向的比較與藝術傳承變異的勾勒，準確地凸現作家作品的風格特征。其中不時引述前人的精辟評論，但更多是撰述者自己的辨識，自己的聲音，往往三言兩語，曲中筋骨，給人印象極深。如評述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三位合出《漢園集》的詩人，說他們“都注意于文字的瑰麗，注重想象，重視感覺，借暗示來表現情調，對現實的認識也大致相同”，但李詩“樸實深厚，那精神似乎即是散文的”，“顯出了他的農民氣質，所以他不大雕琢詞藻，有的是一種樸素的美”;何詩則“比較華麗，而且散文中也染著他的詩的風格，但詩也不象卞之琳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富于憂郁和哲理”。談到卞詩，則引用陳夢家《新月詩選序》中的話說，“‘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象一盤砂子看不見底下包容的水量’。就含義的深遠說，這話是對的。但同時也帶來了晦澀”。之后，又舉了朱自清在《新詩雜話》和劉西渭在《咀華集》中對卞詩的解析和卞之琳的“誤解”，來說明卞詩的確太過晦澀28 。這種評點言簡意賅，不僅取決于邏輯、藝術聯想，還依賴研究者的藝術直覺能力，需要厚實的學養與藝術經驗、敏銳的悟性和明利的目光。當然又不是停留于印象式評點，也不是理論推導式的概括性論評，而大都是審美的歷史的分析性陳述。

另外，值得專門提到的是《史稿》的文獻積累與使用的問題。在那些批評王瑤的意見中，《史稿》的資料處理往往也是最被詬病的方面，所謂“剪刀+漿糊”呀，“材料主義”呀，都只看到《史稿》好像太堆砌材料，看不到《史稿》文獻處理的藝術及其對于學科建設的意義。《史稿》寫作的年代早，那時資料的整理真是白手起家，無所依傍。然而王瑤還是在文獻資料的抄撮、收集、積累與整理方面下了極大的功夫，每涉及一個論題，幾乎都窮盡當時可能得到的材料。《史稿》的文獻資料極為豐富，超出后來許多文學史，對后來的研究產生極大的影響。“文革”以后，許多研究者都把王瑤這部新文學史當作必備的參考書，原因之一也是其論涉面寬，介紹作家作品比同時期及后來的許多著作豐富，資料文獻幾乎包羅萬象，一網打盡，這正好可以當書目來看，順藤摸瓜，進入研究領域。

此外，關于資料處理的方式，也構成《史稿》一大特色。《史稿》的資料引用非常多，有些章節居然可以占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篇幅29 ，而且所引大都是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的自述、同時態批評家的評論，以及讀者的反饋，等等，實際上構成了和代表《史稿》作者聲音的正文部分不同的其他種種聲音。有時候王瑤是用引文表達的觀點來證實或強化自己的論述，幾種聲音可能是重合的;但在許多情況下，作者的聲音和引文的聲音會有差異，彼此并列更凸現了差異，或互相彌補，或互相抗衡，眾聲喧嘩，相克相生，形成超文本的對話30 。這種“對話關系”除了通常的“引證”作用，還可能產生兩種奇妙的效果:一是讓讀者更容易進入歷史的狀態，通過同時態的反饋盡可能觸摸文學史事件，在對作品的評價中充分調動歷史想象與藝術感覺;二是擺脫單一的評價標準和文學史家定論的牽引，進入幾種聲音辯難的話語空間，給讀者留下思考回味的余地。甚至可以這樣認為，王瑤使用這種多引文的表述方式，是試圖調適自己矛盾的寫作心態，也是為了體現對歷史復雜性以及文學接受多元性的理解。

《史稿》的命運及其影響

《中國新文學史稿》是一部非常大氣的著作，雖然受到特定時代學術生產體制的制約，存在許多不足，但畢竟又有屬于自己的學術追求與文學史構想，既滿足了時代的要求，又不是簡單地執行意識形態的指令，在試圖對自己充滿矛盾的歷史感受與文學體驗進行整合表述的過程中，盡可能體現出歷史的多元復雜性。在歷史急轉彎的階段，在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因素的學科創建時期，《史稿》的種種紕漏或可議之處，它的明顯的時代性的缺陷，與它那些極富才華的可貴的探求一起，昭顯著現代文學學科往后發展的多樣途徑。《史稿》在學科史上突出的地位，是其他同類著作所不可代替的。

然而這樣一部奠基之作，卻命運多蹇。它問世后不到一年，就挨批判。1952年9月，國家出版總署召集一些專家和文藝界人士座談評議《史稿》一書，會上的氛圍雖然還不至于象后來的大批判那樣緊張，但基調是否定性的31 。到1955年，由于爆發了批判胡風的運動，而王瑤的《史稿》下冊對胡風及其影響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有所肯定與評介，結果也被牽連，招來了一場批判。1955年《文藝報》第19期發表一篇署名文章《清除胡風反動思想在文學史研究工作中的影響》，指責《史稿》“多方地掩蓋胡風反動思想的實質”，全書貫徹“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等等。王瑤在政治高壓下不得不檢討自己的“客觀主義的寫作態度和它的危害性”32 ，《史稿》也因此被停止發行。1958年發動所謂“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開展“雙反交心運動”，王瑤被視為“白專道路”的典型，《史稿》又一次被當成“拔白旗”的批判靶子。王瑤被迫寫下“自我批評”，幾乎全盤否定了《史稿》的成績與特色，要徹底拔掉這個資產階級的“白旗”，在內心深處插上“紅旗”33 。重讀當年的批判文章和王瑤的檢討，不禁為歷史的苛嚴而感慨。那種為歷次政治運動風暴所推動的粗暴的大批判，漠視文學史事實，蔑視學術的尊嚴，敗壞了學風與學者的研究心態，給剛誕生不久的現代文學學科造成傷筋動骨的破壞。歷史有時會走向反面。對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簡單否定，加上對1950年代僵化的“蘇聯模式”的普遍套用，終于導致后來那種更加政治化也更加單一枯燥的文學史寫作風尚。

注釋

①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后記》，《中國新文學史稿》（修訂重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②朱自清1932年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課程，沈從文1930年至1931年在武漢大學講授現代文學課程。

③如朱自清在清華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教了2年也教不下去了”。參見王瑤《研究問題要有歷史感》，載《文藝報》1983年第8期。

④轉引自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12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如195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規定五四以后的中國文學史課程為必修課，所占學時與古典文學基本持平。參考馬越編著《北京大學中文系簡史》第5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⑥參見杜編《王瑤年譜》，載《王瑤全集》第8卷，第372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1930年代王瑤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是左派學生運動的參與者，1935年參加“左聯”，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有關材料參見杜編《王瑤年譜》。⑧1949年9月王瑤在清華大學擔任《新文學史》課程的講授，當時已經開始編寫《中國新文學史稿》，同年12月，該書上冊完稿。參見杜編的《王瑤年譜》。

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載1951年7月《新建設》第4卷第4期。

⑩可參考筆者的論文《文學史觀的建構與對話》，其中論述了胡適、梁實秋、周作人的文學史觀。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又收《文學課堂:溫儒敏文學史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5頁，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版。

12在1949年7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郭沫若、茅盾和周揚分別作報告總結新文藝運動，而且都是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作為總結的基本指導思想。如郭沫若的“總報告”就依據《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革命性質”的論述，指出五四運動之后的新文藝“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藝”，“三十年來的新文藝運動主要是統一戰線的文藝運動”，并按照政治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劃分文藝運動的主要段落，描述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這些報告對《新民主主義論》的遵循與發揮，對后來的文學史研究有極大影響。

13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后記》，載《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第782—78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14此書論述新文學史的發端是1917年。

151951年教育部組織老舍、蔡儀、李何林和王瑤等起草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其中關于文學發展階段的劃分，就大致采用了和《史稿》類似的分期。

16這段話是《中國新文學史稿》1982年重版時在“緒論”部分新添加的。見該書重版的上冊第9頁。

17《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7頁，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版。

18 22《自學經驗談》，載1983年《江海學刊》第2期。所引魯迅的話出自《三閑集序言》。

19這些觀點參見王瑤:《五四新文學前進的道路》，該文寫于1979年，后作為《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代序。

20夏中義:《九謁先哲書》，第378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21這些觀點與這一段相關引文見王瑤1980年7月12日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后載1980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

23參見《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編第2章《覺醒了的歌唱》，《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59頁，75頁。

24參見《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編第3章的《鄉土文學》一節。

25如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錢理群、吳福輝與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初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修訂版），大體上都是采用《史稿》這種以時代為經，文體為緯，先總論，后分論的結構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