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散文批評概觀

未知

20世紀是中國翻天覆地的世紀。由于散文重在抒情寫志，在翻天覆地的變動中的一些關鍵時刻它常能發揮一些特殊的作用，導致百年散文批評風風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廓清迷霧，還其歷史本來面目是散文批評的當務之急。同時，在實踐中，散文的文類形象時常被人為地模糊，盡管五四時期批評家們把它和小說、詩歌、戲劇并列為文學四大文體，而在實際操作中，人們常把小說、詩歌、戲劇之外的作品都囊括到散文之中，使它成為“殘余的文類”、“次要文類”，加上散文理論話語的極度匱乏，給研究帶來極大的障礙。國內外學術界很少有人研究中國現代散文，使得中國現代散文研究目前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態。為此，有必要對20世紀散文批評歷史的經驗教訓和資源進行科學的整理和評估，梳理其發展脈絡，對各種流派作出歷史的客觀的評價，并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這對于確立散文文體獨特的形象，推動新世紀的散文乃至整個文學創作和批評，必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

在20年代現代散文初創時期，散文創作和理論批評就同步進行，一同成為當時最成熟的門類。其標志就是語絲社同仁對“語絲體”的討論，這是20世紀散文批評家第一次自覺地、有意識、有目的地圍繞現代散文的“體”所進行的批評活動。

《語絲》是周作人和魯迅等發起組織的語絲社創辦的以發表散文為主的刊物，共出版了260期，其散文漸漸地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時人稱為“語絲體”。孫伏園提出“語絲的文體”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來的漸漸形成的文體，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孫伏園的文章引起了語絲社同仁的注意，僅隔半個月，周作人在《語絲》第54期上發表了《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進行回應，突出“語絲體”散文的兩個特點：一是“大膽與誠意”，二是“不說別人的話”。緊接著林語堂在《語絲》第57期上發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對周作人概括“語絲體”散文的兩大特點進一步闡發：“我主張‘語絲’絕對不要來做‘主持公論’這種無聊的整體，‘語絲’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論’、‘私見’的機關。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們絕對要打破‘學者尊嚴’的臉孔。”這一闡述把周作人的觀點表達得更明確更形象。“不說別人的話”應該是“私論”、“私見”；怎樣“大膽與誠意”?以“學者尊嚴”作為對立陪襯，雖則是以打破“學者尊嚴”的否定形式來表達，但意見卻顯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以“私論”、“私見”的真誠，和讀者平等地自由地對話。林語堂對“語絲體”散文的批評是把它作為一種較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評的范本，推薦給讀者的。

之后，魯迅對“語絲體”散文的特點進行了總結。他認為《語絲》“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1]和周作人、林語堂相比，魯迅注重的是“語絲體”的傾向色彩以及社會效應。

“語絲體”散文的討論標志著中國現代散文批評已進入了自覺時代。魯迅的《怎么寫》、朱自清的《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等相繼面世，散文批評空前活躍起來。20世紀30年代逐漸形成了以言志說散文批評、社會學散文批評和文本說散文批評為標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評格局。

言志說散文批評以周作人、林語堂為領銜人。上個世紀20年代初，周作人從五四激流中退了出來，心境漸趨平和，開始把散文作為“偶然的避難所”，[2](P14)對他在五四時寫的抗爭雜感產生厭倦，認為“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開始轉向，“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實踐的成功又促使他決心要從散文批評上為他的創作的轉變尋找理論依據。他尋找的最終的結果是：否定散文“載道”，推崇散文“言志”。他懷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認為文學“期望他們教訓的實現，有如枕邊探索好夢”，“反對為道德的文學”，[2](P108)提出“文學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著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他把文學分成兩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他的結論是：文學史上的載道“文學‘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2](P3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為“文學發達的極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說散文批評體系——“極致”說。周作人的“極致”說把散文小品的地位從開始的“偶然的避難所”逐步提升到“極致”，也完成了他從“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極致”說對散文的基調作了規范：“新散文里的基調雖然仍是儒道兩家的，這卻經過西洋現代思想的陶熔浸潤，自有一種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為新散文基調的楷模。聯系他一貫對儒道的輕佻貶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義解釋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來考量，他的“極致”說的基調內核是唯我利己為核心的現世主義，而且這種現世主義很徹底，徹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與己無關的清高飄逸，是要把散文龜縮到“自我”的硬殼中，變成一張只能“接著吻的嘴”。

林語堂等人也積極支持周作人的觀點，林語堂先是鼓吹“幽默”，后又倡導“性靈”，積極創辦刊物《論語》、《人間世》，亮出“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旗號，成為散文創作“個人化”的宣言書。在這一理論體系中還有郁達夫，他的“心體說”散文批評觀點從本質上講，也是屬言志說散文批評根蔓上的果實。

言志說散文批評推崇“言志”，既把“言志”作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終極目標，又把“言志”作為散文批評的唯一標準，突出個人經驗對于散文批評的意義。他們堅持散文以“自我”為中心，把散文作為“私論”、“私見”的“個人化”的文體。這種批評受制于批評家個人文化構成和情趣愛好，毫不回避個人的好惡與價值，批評充滿情感傾向和富有人情味。他們倡導散文風格要沖淡平和，主張散文絮語化、閑適化。他們的散文批評更多的是個人心智的產物，并不硬性遵循什么法則，具有一定隨意性。主張言志說散文批評的還有梁遇春、胡夢華、鐘敬文、梁實秋等。

社會學散文批評以魯迅為領銜人。魯迅運用雜文進行社會批評。他的散文批評經典之作《怎么寫》，對散文抒寫真情實感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審美命題：散文的幻滅“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由于魯迅處在文化斗爭漩渦的中心——上海，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雜文成了他得心應手的最好的武器。他對雜文的社會效應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對雜文進行定位，強調雜文的社會功能，“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堅信散文生存和發展，“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4](P575)魯迅總結出系統的雜文寫作理論，形成了完整的社會學散文批評體系。運用這類散文批評方法的還有茅盾、錢杏村等。茅盾明確地主張散文應“成為新時代的工具”。[5]錢杏村批評散文作家和作品時，始終把散文對社會的態度作為興奮點。他的《現代十六家小品》名噪一時，成為社會學散文批評的代表作。

社會學散文批評以社會為中心，重在考察散文對于社會的依從，把散文的社會效應和功能放在批評的首位。從散文到社會或者從社會到散文，成了社會學散文批評的唯一邏輯。他們重作家的遺傳與環境，批評家必須了解作家的家庭背景、社會地位、政治傾向，以澄清和解釋散文家在散文中所表達的傾向作為批評的首要目標。他們追求崇高，沒有絲毫的浪漫和幻想，和政治革命具有共振效應，尋找的是大感覺，具有純凈的硬度。

文本說散文批評以朱自清、李素伯為領銜人。朱自清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評價有他的獨特的觀點。他認為新文學運動“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既反對言志說散文批評，認為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6](P29)，同時對社會學散文批評也持保留態度。李素伯有些調和。他認為“文學的本身原是無所謂的，為個人說話可，為社會服務亦可，既能‘言志’，也就會‘載道’”。所以他對兩派都歡迎：“我們固然歡迎聽到震撼天地的獅吼虎嘯，感得偉大，但也不妨聽聽蚊蠅的小唱，因為這都是生命力的表現，有著它們自己的靈魂的獨特的聲音。”[7]從他所有的散文批評傾向來看，有些向言志派傾斜，但從本質上看，他重“體”，尤其在他的代表作《小品文研究》中，無論是闡述散文理論觀念還是對散文作家的批評，皆是以文本為據。持文本說散文批評的還有葉圣陶、石葦、馮三味，等等。

文本說散文批評恪守文本第一，重視客體，重視形式內部規律的探索，排除傾向色彩。因此，他們所批評的是一種較為純粹意義的“散文”。他們注重散文的“適當的表現”，注重散文形式構造的拆卸和辨異，技術味濃，講究操作性和實踐性。這和文本說散文批評的基本隊伍是以學者、教師為主有關。由于身份和職業的關系，他們的散文批評和“教學”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因此重文本的解析，在編造和普及散文作品上有獨特的貢獻。

在三足鼎立之外，京派散文批評和海派散文批評是較有特色的兩大流派。京派散文批評以沈從文、何其芳等為代表。他們以“鄉下人”自居，對把散文作為商品參與社會競爭表示厭惡。他們的散文批評的總原則是“爭表現，從一個廣泛原則下自由爭表現”。[8](P312)“表現”是他們散文批評的核心。他們的“表現”即“自我”，寫“自我”的“心”、“自我”的“夢”、“自我”的心中的“我”。這樣就和言志說散文批評倡導的“以自我為中心”重合起來，但又不屑“以閑適為格調”的那一套。他們的差別是：一個以“鄉下人”來包裝自己，一個“名士”來作為招牌。京派散文批評是言志派散文批評的變異的結果。

海派散文批評以張愛玲、蘇青、章衣萍等為代表，是社會學散文批評的變異的產物。他們的散文批評始終注視著社會現實，注視的目的是為了使他們的散文能更好地在亂世中求得生存。他們比任何一個散文批評流派更注意散文的商品價值。“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9](P274)他們力主散文要寫人生中“安穩”的一面，力主寫市民的愛與恨，把散文變成讀者的“鄰居”。所以他們主張散文寫俗人俗事，把散文推向世俗化、生活化。市民意識濃濃地滲透在他們的散文批評之中。

二

在20世紀中國散文批評史上，從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評逐漸為政治所同化，其結果，產生了中國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評。

政治化散文批評是指批評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維方式，從政治需要出發，乃至動用國家機器，以行政措施來運作，借助對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評來闡釋和解決政治問題，實現政治意圖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評和政治的聯姻，屬于一種邊緣性批評，形式上是批評散文作家及散文，實質卻是政治批評。它們大致可分三類：一類是屬學術批評；另一類是屬政治批評；還有一類是屈從權力意志，成為推行某種政治路線的工具。

政治化散文批評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衍變和發展的過程。從20年代末起，創造社、太陽社中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對魯迅、周作人等的散文進行批評，就是具有政治化傾向的散文批評。1931年11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所作的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明確把文學批評看作是政治斗爭，“去和那些經常不斷的欺騙民眾的各種宣傳斗爭，去和那些把民眾麻醉在里面幾乎不能拔出的封建意識的舊大眾文藝斗爭，去和大眾自己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斗爭，去和大眾的無知斗爭”，并對從事文學批評的主體提出嚴格要求，“必須是沖頭陣的最前線的戰士”。散文批評也不例外。

中國現代散文批評政治化以頌揚魯迅的形式開始，且從頭到尾都和魯迅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1933年瞿秋白編輯出版《魯迅雜感選集》，并為之作序，拉開了中國散文批評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這篇序言屬于寬泛意義上的散文批評范疇。瞿曾擔任中共領導人，社會理所當然地會把這篇序言視為一種政治代表的聲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評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學家，他對魯迅雜感的批評處處閃耀著文學行家里手的智慧和光芒，加上他和魯迅真誠友誼的激情的滋潤，使得這篇序言成為中國散文批評中的一種方法的代表作。

政治化散文批評是手段，是“矢”，最終目的是射“的”。首當其沖的是1942年延安對王實味的批判。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整風時，他發表了《野百合花》等雜文，批評了延安的一些不良現象。丁玲、蕭軍、艾青、羅烽等作家也寫了類似的雜文，王實味受到批判，丁玲、蕭軍、艾青、羅烽等也都分別受到了批判。1949年之后，政治化散文批評影響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55年對胡風書信的批判；第二次，1957年對右派雜文的批判；第三次，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雜文批判。這些政治化散文批評的模式：從批評散文開始——引爆政治運動——政治處理結束。

在政治化散文批評主宰文壇的時候，散文批評家進行了多次疏遠政治化散文批評的掙扎。第一次，1950年的關于“雜文復興”的討論；第二次，1957年的“關于小品文問題”的討論；第三次，1961年的“筆談散文”的討論。三次討論的結局和成果都不同，但它們體現了散文批評為擺脫政治化散文批評作出了努力。特別是楊朔用他的散文創作實踐，提出散文“當詩一樣寫”，企圖對政治化散文批評作一校正。但在政治化散文批評主宰的中國文壇上，這些努力最后也只能被公式化、模式化的散文浪潮所淹沒。

政治化散文批評是一個復雜的批評現象，對它的評估不能簡單化，尤其要歷史地分析。政治化散文批評的思維方式是信仰斗爭邏輯，拒絕情感邏輯。它以階級斗爭為綱，把散文視為政治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運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保證政治機器的正常運轉。它重視和夸大散文對政治的反作用力量，以階級斗爭學說來解讀散文中的情感并實施政治鑒定，并把散文批評看成是和被批判者的政治較量，斗爭貫穿政治化散文批評的全過程。其思維方式是只承認“敵”“我”兩極，而且兩極之間的關系只能是生與死的對抗，堅決排斥和否定第三極。其批評行為是非個人行為，從批評對象的選擇、批評口徑的確定，到批評語言的使用等等，都是組織行為。它以行政手段運作，是一種政治聲音，反映了階級、政黨的意愿和目的，因此這種批評成為階級、政黨執行政策的某種行政措施。它對社會產生直接效應，如經過政治化的散文批評的批評，魯迅、張思德、白求恩等成為楷模，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而被政治化的散文批評定為“敵人”的，則會被剝奪政治權利，成為專政的對象，其直接效應成了政治運動的導火線或催生婆。它的批評標準：輕審美，重社會功利和政治效應，興奮點在政治態度上。盡管它主張批評標準是政治第一，藝術第二，但事實上持政治化的散文批評的批評者，大多數(尤其是在以群眾運動方式進行政治化的散文批評時)對批判的對象在審美上的優劣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他們僅是根據統一的口徑在那里依樣畫葫蘆。它的批評方法主要是尋章摘句、借題發揮。即使有的批評者對批評對象有審美體驗，也會小心翼翼地把它蘊含到尋章摘句、借題發揮之中。這種批評方法具有主觀性、傾向性和攻擊性，尤其當它蛻變成推行極“左”路線者手中的武器時，還具有粗暴性和破壞性。政治化散文批評是政治動蕩的產物。社會動蕩和政治生活不正常雖則不一定必然滋生政治化散文批評，但如果政治化散文批評風行，則必然反映了社會動蕩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它把文學問題混為一談，違背了文學本身的客觀規律，不利于文學問題的解決。

三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評開始了艱難的蛻變，蛻變首先從“自我”的解凍開始，這是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最先站出來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凍的是樂秀良的《日記何罪》。[10]他呼吁：“日記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保證日記的作者不會成為思想犯!”最能表現“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記的“自我”已經開始在解凍，散文批評終于走出了第一步。它還產生了一個效應，推動了日記文學的研究，并產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與此同時，巴金也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的散文批評的理論思考，圍繞的軸心始終不變：解凍“自我”。如果說樂秀良的《日記何罪》是呼吁社會對散文的“自我”解除禁閉，以保障散文作者的生存權來催化散文的“自我”解凍的話，那么巴金則是向內轉，以徹底否定“自我”來敦促新的“自我”的誕生。他大聲疾呼，把散文“當作我的遺囑寫”。[11](P50)散文解凍“自我”正是一代散文家用生命作為代價換來的。《隨想錄》在散文批評上的意義遠遠勝過散文創作的本身，盡管它還偏重在啟蒙，而當時中國的散文批評需要的正是啟蒙!

散文理論批評開始了艱難的起步。在散文批評轉型的時刻，出現了一些重在對現代散文作家重新釋讀和對現代散文理論再度闡發的成果，如林非的《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和《現代六十家散文禮記》，佘樹森和柯靈的現代散文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出版社更顯得活躍，岳麓書社系統地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百花文藝出版社對現代散文家的精品進行整理出版，打破了散文界的沉悶空氣，提供了豐富的文本。此時臺灣的散文研究也逐步深入到散文文體類型的研究。臺灣師大鄭明@①教授在梳理中國現代散文批評的基礎上，認為中國現代散文批評虛弱的根本原因是文類界定模糊，缺乏對于散文類型的基礎認識。她致力于散文類型理論的研究和構建，反映了臺灣散文批評開始重視散文理論體系的建立。相比之下，香港的現當代散文批評較為薄弱，既沒有形成一支隊伍，也沒有系統的散文理論研究的專著出現，但是以高校學者為主的散文研究家如盧瑋鑾、梁錫華等卻一直關注香港散文創作，推動香港散文的理論批評。盧瑋鑾以摯愛關注研究散文著稱，她偏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梁錫華在香港高校任教期間，時有散文研究論文面世，尤其對中國學者散文的研究和評述，顯示了他的獨特的見識和才華，在中國現代散文批評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義。香港散文中最有香港文類特色的是專欄文章。從80年代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或大或小的爭論，本地作者或評論人，各抒己見，非常熱鬧”。[12](Pv1)因此在香港散文批評中，專欄文章的批評顯得較為成熟和深入。

從80年代后期開始，散文創作已開始呈現出多元蛻變的旺勢。以學者為主體創作的文化散文和學術隨筆的興起，引爆了90年代的“散文熱”，加速了散文批評的多元蛻變的進程。

賈平凹及其主編的散文刊物《美文》，最先亮出了弘揚“大散文”的旗號，他把敬畏和推崇散文體裁的純粹，作為80年代散文“浮靡甜膩”的風氣之根源，在散文批評中進行了一場形式革命。他堅持對散文“刪繁就簡”，棄“分”求“合”，追求大格局大氣魄大境界，貌似返祖和復古，從而實現了大氣清正的更高層次的“合”，為散文批評多元蛻變開辟了一個新天地。

90年代的“散文熱”和80年代的“文化熱”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散文家從“文化熱”中接受到了這樣的洗禮：他們找到了表現“自我”的最好的話題，同時大批西方文化帶來的話語也使他們耳目一新，獲得了表達“自我”的最佳話語方式。如此，以世界和中華民族文化為大背景的文化反思釀造了大批的優秀文化散文，成為90年代“散文熱”的領銜者。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現就是一個標志。同時，精神領域里經歷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多次反復，散文從“造神運動”中脫落出來，在推動精神家園的建設中，開始了新的精神理想的追求。神圣和倔強又重新回到散文之中，成為“散文熱”的堅挺的支柱。這一切對散文批評來說是一個鼓舞和刺激。從90年代開始，一些研究家如樓肇明和新生代的批評家的散文批評重心轉向散文美學和本體研究，并逐步深入到分類研究。他們對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和學者散文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散文史學研究也形成熱潮，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一批中青年學者致力于散文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散文史研究的理論專著，其總量超過了前90年的總和，成為散文批評的一大景觀。研究方法也開始破除原有的程式，呈現出多元化趨勢。他們或重審美，或重文本，或重體驗，或重效應，千姿百態，互相交融，自由競爭，蔚然成風。最主要的收獲表現在對散文作家研究上，把他們放到廣闊的文化背景上，作為一個“人”，進行全方位透視，結出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散文批評從正反兩方面給我們提供了正確開展散文批評的經驗教訓，留下了各種參考答案，方向愈來愈明確重視散文本體研究。誠然也留下了遺憾：一是散文文體形象的重塑，二是創建散文批評話語。新世紀散文批評應該重塑散文文體形象，鮮明地亮出“還我文學”、“還我藝術”的旗幟。上一世紀人為地模糊散文形象妨礙了散文理論的建設，典型的如30年代的小品文之爭，雙方爭論的對象都說是散文，但實質各自論述的散文是兩個不同的散文對象。散文批評沒有共同的對象，就難以確立理論體系的建立。決不能籠統地把散文的子文體如雜文、序跋、書信、回憶錄、隨筆等籠統稱之為散文。要重申原則，那就是它們中的能稱為文學和藝術的那部分作品方能進入散文。散文不管如何革命，如何復興，“文學散文”的旗幟不能放棄。散文是文學的，要有這個限制，理論體系的建設才有共同話題。創建批評話語，本來周氏兄弟在這個問題上能有建樹，但周作人后來躲進“極致”的寶塔尖里專心念他的“性靈”經，越念越玄，不重視中國現代散文創作的實際情況的研究，盲目照搬傳統散文批評話語，這是一種敬畏和依賴心理膽怯的表現，阻礙他在散文批評話語的創建。魯迅在長期斗爭中創建了一套批評話語，如“匕首”、“投槍”等。它是特定斗爭的產物，近似政治話語，在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它的不足也就顯而易見了。創建話語，要特別重視一些理論難點，如雜文和現實關系的研究，同時，認真地挖掘和清理古今中外的散文批評話語資源，并假借吸收其他文體中適合散文批評的話語資源，才能創建一套定型的成熟的批評話語。新世紀的散文批評理想在召喚著我們，在鮮明的文體意識的映照下，革新研究方法，加強對散文的人格、審美和文化等表現形態的研究，不斷促成理論的生成與超越，最終完成散文理論體系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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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J].萌芽月刊，1930，(12).

[2]周作人.知堂序跋[M].長沙：岳麓書社，1987.

[3]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A].柯靈.中國現代文學序跋叢書·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4]魯迅.小品文的危機[A].魯迅.南腔北調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5]茅盾.關于小品文[J].文學，1943，(1).

[6]朱自清.論嚴肅[A].朱自清散文選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

[7]李素伯.自己的話[J].文藝茶話，1934，(6).

[8]沈從文.向現實學習[A].沈從文文集：第10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9]章依萍.枕上隨筆序[A].柯靈.中國現代文學序跋叢書·散文卷[Z].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樂秀良.日記何罪[N].人民日報，1979-08-04(6).

[11]巴金.把心交給讀者[A].巴金.隨想錄[M].北京：三聯書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