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尊敬觀是中醫學的一大特色。尊經觀的來源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到了清代正式成熟。探討了清代各醫家及錢塘醫派對中醫學尊經觀的影響。

【關鍵詞】 尊經觀；黃元御；陳修園；徐大椿；錢塘醫派；張卿子；張遂辰

尊經是中醫學的一大特色。在幾千年的傳承中，引經據典，考鏡源流，一直為我們中醫學所重視，從而形成了中醫學的尊經觀。

1 尊經來源

尊經觀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間，而是從古及今一步步發展而來［1］。明清時期，由于各種原因儒學一統天下。“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二）。儒家文化中的尊經崇古思想非常濃烈，“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突出地表現為對古代圣賢的崇拜和對傳統經典的迷信。它使得人們習慣于借用經典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一定要吸收傳統經典的養分，才能發表自己的觀點，即所謂的言論必須“引經據典”。這種思維方式反應在中醫學上就是徐大椿所云：“儒者不能舍至圣求道，醫者豈能外仲師之書以治療？［2］及至清代乾嘉年間，尊經復古和考據之風盛行，更是將注釋、闡發乃至輯佚古代經典醫著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2 尊經代表人物

綜觀清代對古典醫籍的研究，名家大家輩出，學派屢現。

2.1 推尊“四圣”之黃元御

黃元御（1705-1758），名玉路，字以行，又字坤載，號研農，別號玉揪子，清代山東昌邑黃家辛埠村人。黃氏素有才華，聰明過人，嘗“諸子百家書籍，過目冰消，入耳瓦解”。不幸三十歲時患目疾，為庸醫所誤，左目失明。自此“委棄試帖”，“考鏡靈蘭之秘，詎讀仲景傷寒”，對《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刻苦攻讀，溯本求源，理論結合實踐，終于成為一代名醫，乾隆皇帝親賜“妙悟岐黃”以示表彰。

黃氏尊岐伯、黃帝、秦越人、張仲景為“四圣”，稱其著作“爭光日月”。常言自四圣以降，候孫思邈不失古圣之旨。黃氏推崇四圣，認為后人著述多無一線微通，每以錯簡抨擊后世編纂之醫經著作，故其著多名之曰“懸解”。其精心研讀《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與《金匱玉函經》，對內、難、傷寒、金匱均有精辟的見解，確有“理必內經，法必仲景，藥必本經”之感［3］。

2.2 厚古薄今之陳念祖

陳念祖，清代醫家學（1766-1833年），字修園、良有，號慎修，福建長樂人。幼時家貧，攻舉子業，并兼習醫學。嘗隨泉州名醫蔡宗玉（茗莊）學醫，頗有心得。嘗于嵩山井山草堂講學。平生著述甚豐，其醫學思想皆本《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撰成《金匱要略淺注》、《金匱方歌括》、《傷寒論淺注》、《傷寒醫訣串解》、《神農本草經讀》。于仲景之學，他反對“錢塘三張”的錯簡論，其治學嚴謹，力求以“深入淺出，返博為約”，“由淺入深，從簡及繁”。后世將其醫書合刊為《南雅堂醫書全集》或稱《陳修園醫書十六種》。

陳念祖是一位特別尊經崇古的醫家，這一點在《醫學三字經》中尤為明顯。他在原著“凡例”中稱：“是書論證治法，悉尊古訓，絕無臆說浮談。以時法列于前，仲師法列于后，由淺入深之意也。”又云“學醫始基在于入門，入門正則始終皆正，入門錯則始終皆錯，是書闡明圣法，為入門之準。”在其自注中，推崇贊頌仲景方治之語比比皆是，對張仲景及其著作尊崇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而同時對仲景之后的歷代醫家的方治，則往往持鄙視態度，有時貶之過甚，失于偏頗。在他看來，明清諸家雖各有所長，但以古代經典衡量，皆有缺憾，大多徘徊逡巡于仲景之門，很少深入內室者。在他的心目中，此期只有柯琴、徐彬、尤怡、喻昌、張志聰、高世拭等才能領悟經典之旨，直窺仲景堂奧。

陳修園推崇這些研治《傷寒論》、《金匱要略》的著名醫家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他認為“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學醫者只有認真學習經典，才能打下厚實的基礎。若為圖省力，走捷徑，棄中醫經典而不讀，只看一些明清時醫方書，雖也能于臨證時應付，卻終難成為良醫。這一點上來說，對于現今的中醫學教育現狀更加有意義。但是他的這種態度使得他對清代崛起于醫界的新興醫學理論——溫病學說及其代表人物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等只字未提，足可見其思想陳舊保守，及對溫病新學說偏見之深。

2.3 不薄今人愛古人之徐大椿

“不薄今人愛古人”之說基本上表達了清代康乾名醫徐大椿的古今醫藥觀［4］。徐大椿，字靈胎，晚號洄溪老人，世居江蘇吳縣。在《清史稿》和著名文學家袁枚的《小倉山房續文集》中有其傳。他在如何評價古代醫藥成就這一問題上，他大致繼承了儒家崇古尊經的思想傳統，認定神農、岐伯、黃帝是創立醫藥學的圣人，《神農本草》、《黃帝內經》為不可移易之經典。尤其對張仲景推崇備至，乃至無以復加：“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猶儒宗之孔子。”“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他主張醫者“言必本于圣經，治必尊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否則，難稱之為醫。后人對他的這一主張褒貶不一，毀譽參半。

他雖然尊經崇古，但不像陳修園那樣偏激。他精辟地分析了后世某些藥效不可憑信的多種原因。例如誤將一方之效作為一藥之效：“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專治此病者。”這種移方效做藥效的錯誤作法即便在現代依然存在。此外，還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者，種種難信”。對金、元醫家創立的歸經引經之說，在徐大樁看來更是主觀“穿鑿”。像這樣一針見血分析中藥某些效用的不可憑信之處，千古之下，唯有徐大椿！

3 尊經代表醫派

除了以上介紹的各個醫家，在江南的杭州，誕生了尊經崇古的一個學派，即錢塘醫派［5］，他們著書立說，開壇講課，成為了清代尊經崇古的中流砥柱。

“錢塘醫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錢塘醫家張卿子為開山祖，以張志聰、張錫駒為中堅人物，并有高世拭與仲學輅為傳承代表的，以侶山堂為主要活動場所，集講學、研究與診療活動為一體的，以維護舊論為學術主張的醫學流派”［6］。

這個醫派有三個特點，一是臨床療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論功底深厚以維護醫經舊論見長，三是醫學教育與集體研究相結合而富有創新啟后的傳承力量。

錢塘醫派的“維護舊論”，其本質是“尊經崇古”，也就是對《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等醫學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繼承。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仲學輅認為，“元代以前太醫院之所以名醫多，是因為考試科目包括《素問》、《難經》、《千金方》等經典醫籍，選授嚴格。明代太醫院之所以名醫少，是因為不考核經典，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訣，選技條件過低。”明末清初時期，不少醫生“重今輕古”，不愿意在醫學經典的研習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徑，圖速成，僅憑當時流行的通俗醫書方書行醫，結果根基淺、基礎差而醫術低下。

錢塘醫派面對這種庸醫泛濫、積重難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經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積極實踐，這實際上是一個力挽狂瀾的舉措。

3.1 錢塘醫派的開山祖張卿子

張卿子，名遂辰，號相期，生于明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卒于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原籍江西，其祖遷居浙江錢塘定居。其與弟子張志聰、張錫駒并稱“錢塘三張”。《仁和縣志》稱他“少贏弱，醫不獲治，乃自檢方書，上自歧、鵲，下至近代劉、張、朱、李諸大家，皆務窮其旨”。遂辰自學成才，臨證經驗豐富，對傷寒猶有研究。其首倡“維護舊論”，是醫家中尊王(叔和)贊成(無己)之甚力者。所著《張卿子傷寒論》至今仍是研究傷寒學必讀之書，另外尚著有《張卿子經驗方》、《秘方集驗》。遂辰于醫學最大貢獻莫過于培植了一批學驗俱富的弟子。這些弟子繼承和發展了他的學術思想，為維護和恢復醫經的本來面目相繼作了不懈的努力。

3.2 錢塘醫派的中堅人物張志聰

張志聰，字隱庵，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約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志聰從師張卿子，盡得其傳，而“維舊尊古”思想則更勝其師。一生著作有：《侶山堂類辨》、《本草蒙原》、《素問集注》、《靈樞集注》、《傷寒論集注》、《金匱要略集注》等。由于志聰建侶山堂論醫講學，同道及生徒從學者甚眾，故名望在遂辰之上，錢塘醫派的真正形成可以說是由他完成的。志聰除同學張開之，沈亮辰、張錫駒外，尚有莫仲超等十多人，其門人有朱濟公等十多人，堪稱一代大師。張志聰主持編著的《黃帝內經素問集注》和《黃帝內經靈樞集注》，是一種影響頗大的《內經》全注本。

張志聰提出“醫以力學為先”。“《素問》注疏告竣，復借同學諸公，舉《靈樞》而詮釋之。因知經意深微，旨趣層析，一字一理，確有旨歸，以理會針，以針悟證，殫心研慮，雞鳴風雨，未敢少休。”他二十年如一日鉆研仲景之學，在完成《傷寒論宗印》時感到尚有不足之處，乃先請同學們一起來訂正，又在講課中征求大家的意見，最終形成二稿，定名《傷寒論綱目》。接著又在《傷寒論綱目》的基礎上，撰著《傷寒論集注》，功力之深，可見一斑。

錢塘醫派的學術思想特色可以概括為四個字：維舊尊古。他們主張學歧黃術必潛心研讀醫經，而除《內經》與仲景之書外，其他都不可讀，甚至認為《難經》也是后人偽作而不足信。這顯然失之片面。然而，他們反對對醫學經典著作的隨意增減章節與竄修，為了恢復醫經的本來面目下苦功夫，他們端本洞源，引經據典，著書立說，且前赴后繼數十年之久，無可爭議的是為尊經復古的中堅力量。

尊經觀自開始萌芽到正式形成，直到錢塘醫派達到頂峰，其間或支持或反對，不乏其人。但是尊經觀在中醫學中生根發芽已經是一個不爭事實。清代是尊經觀發展的成熟時期，其眾多的代表人物和學派的形成即是證明。研究尊經觀對中醫學的影響，必將有益于我們認識和推廣中醫學，并且實現中醫藥走向世界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