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關于清代的官商研究，存在著概念表述不一，對政府與官商的關系多強調政府壓制官商的一面。本文通過對清代前期的官商特點，經營活動，探討官商的概念及其與政府的關系。

一官商概論

按照商人的概念，凡是從事經營活動的人都應屬于商人的范疇。商人的分類標準很多，〔1〕這里“以其是否承擔政府經濟任務”， 將商人“分為兩大類”：官商和民商。〔2〕以下對官商進行論述。 （民商另文討論。）

清初，中央和地方鑄錢幣的主要原料銅全靠國內供給。康熙年間，開放海禁，大部分銅從日本進口，以后由于日本銅產量下降，進口日銅也隨之減少。雍正時，進口銅的不足部分，采辦國內滇銅補充。到了乾隆年間，滇銅逐漸代替了大部分進口銅。當時，滇銅一般是官運官銷，也有招募商人采買的。但洋銅進口則主要是由政府招募商人，越洋到日本采買。康熙三十八年，“以蕪湖、滸墅、湖口、淮安、北新、揚州六關應辦寶泉，寶源二局額銅，改交內務府商人承辦。”〔3 〕五十二年，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處所辦之銅，“交與內務府商人等承辦。”同時兩準、河東、廣東、福建及閩海關鹽差增銅，也“交內務府商人照定限全交。”兩年后，采買銅由戶部及錢法衙門專理，“停內務府商人采辦。”到雍正年間，又恢復內務府商人辦銅。〔4 〕所謂內務府商人，就是由內務府招募的商人。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十四關差所辦銅斤，原系監督隨時招商采買”。以后，政府又將荊州、鳳陽、太平橋、龍江、西新、南新、贛關等常關和長蘆、山東、兩浙、福建、廣東等地鹽課應辦額銅，招募商人承辦。〔5〕乾隆元年，江南、 浙閩等省用銅，令各海關“招商承辦”。〔6〕至嘉慶二年， 改由“長蘆官商承辦直隸、江蘇、浙江、江西、湖北、陜西六省洋銅”。〔7〕此外，乾隆十三年，山西“招商”分別從漢口和蘇州采買銅斤。〔8 〕除了內務府、戶部招募商人之外，政府也令各常關監督、各海關和省級政府招募商人辦銅。這些商人買銅，一般由政府給與資本，規定運銅數量，運回銅斤，官方按規定價格全部收買。

乾隆年間，由于日本產銅減少，商人預先領幣購銅多不足額，積欠款項甚多。于是，政府又招募了自備資本的商人，與原招募領公款作資本的商人共同出洋買銅，“令江浙督撫招商辦銅，如有情愿自捐資本出洋買銅者，許其呈明該管官，聽其出洋采買，俟各商回日，官為收買，以供鼓鑄。”“如在京有家道殷實之商，愿赴洋買銅者，取具保結赴部具呈，由部奏明給予執照”，準許采買。〔9〕所不同的是， 對這些商人的管理采用總商制。乾隆二十年，政府規定江浙采買洋銅的商額，以自攜資本的商人楊裕和等十二人為額商，其他愿辦銅的商人，“悉附十二額商名下，如引鹽散商附入甲商之例。”〔10〕額商實際上就是總商。關于總商的職責文獻中沒有詳細記載。這些自備本金的商人采買的銅，官方按規定價格收買十分之六，剩余十分之四由商人按市價自行出售。而且，由于內務府商人自愿貶價交官銅，所以官方的收購價格也比領本商人運銅的價格低，〔11〕以此來保證洋銅的采運。

鑄錢的另一原料鉛，一部分也由戶部招募商人承辦。康熙二十三年“各關辦運鉛斤，由部發銀交商人承辦解局。”五十四年，“商領戶部錢糧，辦解寶源局倭鉛。”〔12〕雍正十二年，貴州、湖南額鉛“停商人承辦”。〔13〕招募的鉛商也是領政府資金運營，由官方按價收購。

另外，有部分木材由政府招募商人進行采伐、運輸。順治九年令，“各工需用木料，召募商人，自備資本出古北、潘家、桃林等口采伐木植，運至通州張灣地方，照數驗收給價。……俟木植到日，部委官至通州張灣確估時價，部征三分，商給七分。”〔14〕商人采木除出入以上諸關口外，還有直隸永平府界嶺口、山西邊外的穆納山和大青山木廠。順治十三年“莊頭韓朝進并皇木商人周二等，到本關【界嶺口】出口采木。”〔15〕“穆納山久奉封禁，乾隆元年綏遠城興建城工衙署營房，于穆納山招商砍運，后因黃河凍結，令該商段士英等就近在大青山買用。”“大青山準商出貲砍伐。”〔16〕另據有人研究：內務府所屬東北、山西、蒙古等處木廠的砍伐和運銷，曾經由內務府商人“張鼎臣、張鼎鼐、張常住兄弟三人”承辦。〔17〕工部招募自備本金的商人采伐、運銷木材，也是先設立木商頭，“部給木商頭領十人執照，在口內砍木納稅，禁止本處人砍伐木植。”〔18〕木商頭也就是總商，但文中未說明其是否有包稅職責。新疆“伊犁南北山場，設立商頭，官給驗票，抽分木植”。〔19〕伊犁木商頭對官府有包稅之責。這里自備資本的木商，采伐和運銷的木材，與自備資本的銅商一樣，官方按規定價格收購其中的一部分，其余木材聽商人自行銷售。木商要逐年或隔年向官府申請照票，經過批準才能領取。“其各商出口，先期具呈到部，取身家住址鄰佑并各商連名甘結，移咨兵部給批付商，照驗出口。部給采木植批文，并移守關官確查出口人數，及進口木植數目報部。”〔20〕

他如：軍需品，康熙五十六年，因商人采買銅斤虧欠錢帑，無法填補，“內務府會同戶兵兩部，議將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營驛應補馬匹，交與商人承辦”。〔21〕“每年遣人赴張家口，向商人王綱明等領受馬匹。”到五十九年，停止商人王綱明買馬。〔22〕煤，順治十年令，京師“遞年應用之煤，照時價招商辦用。”〔23〕軍火，乾隆四十九年，甘肅肅州硝磺“即令在牛尾山招商采買。”〔24〕糧食，康熙三十二年由戶部“招募身家殷實富商，給以正項錢糧并照驗文據，聽其于各省地方購買糧米，運至西安發糶，所得利息聽商人自取之，待西安米價平后但收所原銀。”〔25〕紙張，紙商李世裕“自祖父以來承辦官紙已歷數輩。每年李世裕家采辦紙張，在蘇州藩庫領銀，涇縣、宣城、寧國三縣槽頭到蘇公［？共］同承攬，于四月領價，八月底在蕪湖交紙。”“李商領價，每張一錢二分，連包裹運腳一切盤纏使費均在其內，給槽戶的紙價是九分一張，還辦有加一余紙，也是一樣給價的。”〔26〕還有皮張、絲綢、布疋、玉器、玻璃等商品，國家需要時也招募商人采辦。招商采買，有的是預先給幣；有的是商人自備資本，官方或按時價收購；或待商人銷售完商品，歸還官方預先付給的資金。

以上是國家招募商人采辦部分商品的情況。還有部分商品，因國家對其有特殊需要，規定為專賣商品，也招募商人運銷。如：茶葉，國家要用茶葉與邊疆民族易馬，以利其統治。于是，茶葉就成為專賣品。專賣商品一般采用引票制，只有承領引票的商人才能運銷。當時有江蘇等十省辦茶引。康熙五十五年，浙江省“商人有愿備本銀及水腳銀兩，將每年應辦黃茶解交內庫者，給予執照，領引置茶。”雍正五年因“浙江省產茶獨多，銷引數倍他省，專設商人二名，每年自備紙價銀四百六十二兩，于藩司衙門詳給咨批赴部交納，請頒額引，到浙呈送布政使司掛驗轉給收存，俟各商販置齊全赴北新關輸納稅銀。管引商人，每年辦解”黃茶。政府招募的總商，自備引錢領引，其他茶商分隸總商名下買引運銷，然后由總商向政府解交茶葉。在茶馬貿易的甘、陜兩地，也是“責成總商稽查。”〔27〕道光年間，甘肅茶商畢新興“充當茶務總商，承引辦課。”〔28〕商人自備資本領引買茶，“每引行茶一百斤，內交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即為商運茶，令其售賣。”以后，西安、鳳翔、漢中、同州四府商人采辦茶葉，改征折色，“每封折征銀三線。”至雍正十三年，雖然“停止以茶中馬”，但官府還收繳一定的茶葉，所以甘、陜兩省茶商仍采辦茶葉。乾隆十三年，“甘肅省商人領引照茶，每茶百斤，附茶十四斤，以五十斤為官茶，交甘省官庫；以五十斤為商茶，商人運甘自行發賣。其附茶亦聽商人自賣。”茶引“各限豫年請領，年辦年銷。”〔29〕

人參，順治元年，“許于南京、揚州、濟寧、臨清四處開肆貿易。”六年“停止各省貿易人參”。〔30〕此后人參成為專賣商品。康熙年間，先是令“開采參山，刨取人參，交內務府辦理。”后又“諭采參人照鹽引給予參引”。雍正八年，“烏蘇里、綏芬等處參山，招商刨采，給票一萬張，隨身紅票十張，令商人雇夫一萬名。每票一張，收參十六兩，十兩交官，六兩給商作本。”乾隆九年規定，“參票改為官辦，嗣后官雇刨夫，于各項備存銀內，幫給刨夫銀兩。”盛京、吉林、寧古塔等處行放參票，“改官雇刨夫”；烏蘇里等處，也改歸官辦，交內務府查收。〔31〕人參的采挖、經營，在乾隆九年以前，基本上是由內務府商人經營。此后轉歸地方政府發放參票，“領票曰攬頭，挖參曰刨夫”，“每票一張，交京錢五百吊，包給攬頭，刨夫代為交參”。“準攬頭、刨夫掛號變賣。有蘇州、山西參商來買者，亦有攬頭、刨夫自赴蘇州去賣者。”“富足攬頭自出己資請領多票，盈余虧折，尚足彼此相當。”〔32〕人參的經營也是由參商或攬頭領票，雇夫刨挖，參商和攬頭向官府包交人參。乾隆二年規定，領取參票的商人“每票一張，應交官參十兩，參商收本參六兩，余參留給領票之人，如刨夫售賣，參商多收，均著該將軍巡查御史指名參處，官參不敷，著落參商賠補。”〔33〕

鹽，運銷實行總商制，由國家招募總商領引，包繳稅課和各種款項，其他引商向總商買引運鹽。雍正三年規定，于鹽商之中，“擇家道殷實者，點三十人為總商，每年開征之前，將一年應征錢糧數目核明。凡散商分隸三十總商名下，令其成管催追。”〔34〕兩準，長蘆、山東的鹽引，都是總商管理，引商運銷。河東鹽引乾隆五十七年以前，也是引商運銷，以后改為民運。〔35〕有人認為，廣東鹽是官運官銷。〔36〕實際上廣東鹽也是總商負責下的引商運銷。康熙二十一年“增茂名縣百五十四引招商辦課。”三十二年，“廣東省認埠行鹽，三年一換，今定大埠招商二名，小埠一名，公平貿易者令永遠承充”。雍正元年，“責埠商運鹽納課”。乾隆“五十四年議準，廣東省河各鹽埠并為一局，公舉老成諳練者十人定為局商，總司其事。”此外“分設子柜六處。”商人“分赴公局及各柜領鹽運銷。每年所獲鹽利盡數匯歸公局，為完課運鹽之用。獲有余利，即按原出資本之家均勻分給，……如有短欠惟局商是問。”〔37〕這里的局商實際就是總商。除了總商管理，引商運銷之外，還有民商運銷，陜西的一些地方、貴州、云南亦改為“民運民銷”，“商民買鹽運銷”。也有官方運銷，云南鹽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前都是官運官銷。〔38〕福建也實行官運官銷。〔39〕廣西鹽因商人無力承辦，自雍正元年起“令官運官銷。”至乾隆三十二年，懷集、平樂等二十八州縣埠及臨桂等三十八埠，都先后“改招商辦。”〔40〕民商運銷和官運官銷中，有時也有引商參與運銷，不過，這兩種形式的運銷只在少數地區實行，大部分省區的鹽是總商負責，引商運銷。鹽引與茶引、參引不同，可以子孫世襲。〔41〕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官商是由戶部、工部、內務府、及國家令各級政府招募而來，直接承擔國家的經濟任務。清代的國家財政由戶部掌管，皇室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盡管內務府的職能是為皇室服務，但皇帝常常把一些政府的經濟任務委派給內務府商人采辦。因此，可以說無論什么部門招募的商人，只要其承擔政府的經濟任務，就可以稱之為官商。

其次，經營國家專賣商品的商人也是官商，如上述的鹽商、茶商、參商等。總之，凡是符合上述條件之一者就應該是官商。

有人認為：“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資經商或開當放債；有皇室、藩王、貴戚、官僚等兼商；有兼任職官或兼虛銜的商人經商。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政治權力或倚仗政治權力而進行商業活動者，都應視之為官商，屬于這個問題的研討范圍。”〔42〕皇室人員、官員是兼職經商，經商實際上只是他們的第二職業，皇室人員、官員本身的職業并沒有因經商而改變，所以不能稱其為商人。官衙經商也是委托給商人，或者由官員直接經營，官衙、官員都不是商人，所以皇室人員、官員、官衙都不能算作官商。商人兼官職或掛虛銜經商，是依靠政治權力，為個人經營商業。他們沒有直接承擔國家的經濟任務，所以，他們也不是官商。

清代官商的產生，早在“崇德初年已經存在”，并“受到戶部堂官及其家人的勒索，顯示出他們受戶部管理和控制”。那些“勒索官商的官吏被明令處罰，說明官商有自己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清朝入關前，曾派官商與朝鮮貿易，天聰、崇德、順治、康熙諸朝一直如此，皆由戶部管理。”“雍正時依然如故，官商從戶部領借皇幣，向戶部納息，受戶部管理。”〔43〕官商最初由戶部招募，以后內務府也開始招募商人。所不同的是，由內務府招募的商人，先被招入內務府籍，著名的山西商人范氏家族，至第七代范永斗時即入內務府籍，被賜產在張家口定居。以后，直接受內務府委托從事各種商業活動。而由戶部，或國家令其他部門招募的商人，是設立總商制，通過總商或商頭來管理屬下眾多官商。因此，由內務府招募的商人是終身制的官商，他們可以父子、子孫相傳。另外，由于鹽引可以世襲，有些總商和鹽商也是終身制。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官商，他們只是在一定時期內承擔國家的經濟任務。當他們不再被招募承充經濟任務時，他們就不是官商了。因此，官商不僅可以兼為皇室服務；也可以兼營其他商品，并參與民商的經濟活動。乾隆八年七月至八月，陜西巡撫塞楞額奏稱：“一月之內，運往出境者已不下二十萬石矣。無如晉省麥價倍于陜省，近日山西鹽商在陜行鹽者，俱抽出鹽店資本，亦紛紛收買麥石。目下陜省時價，業已日漸增昂。”〔44〕官商與民商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民商中的部分人可以被招募成為官商。官商不再被招募時，就變成民商。一個商人也可以在不同時期，充當不同性質的商人。

一般來說，官商是具有數百萬、上千萬資本的富商，至少也有數十萬的資本，往往也正是這些家道殷實者才能承受政府的招募。總商、商頭、攬頭就是政府招募的殷實富有商人，所以他們也是官商中的大商人。但官商中也不都是富商，內務府就有“二等買賣人”，“三等買賣人”。〔45〕戶都等管轄的官商中也有小商人，寧夏“茶商原非素封之家可以應當此任者，皆強迫數人頂認一名”。“商人任稱賢等，止為綱領，將茶引派散于寧鎮兩河各堡窮民。”〔46〕安徽茶分為八萬七千八十引，“分發微商一千二百三十五引，本省州縣小販一千四百三引。”湖北“均州荊門州鐘祥縣本地鋪戶肩販小簍粗茶，每引報稅銀一厘八毫。”〔47〕鹽商中也有本小利微的商人。乾隆十七年，河南“水商本小利微，難令虧折，應令上蔡、西平、遂平等商赴淮辦鹽之時，即將辦運引數，報明該縣轉報鹽政，飭知淮北綱商。”〔48〕官商中的中小商人，資本雖然不算多，但他們經營專賣商品，經濟上有保障，可能比同等情況的民商要富裕一些。 二官商與政府的關系

從政府方面來講，通過設立總商制，直接派官員，對官商進行管理和控制，使其成為國家財政經濟管理的一種工具。總商或商頭一方面對國家稅收負責，另一方面，又以經濟關系轄制屬下官商。由此，形成了鹽商、茶商、木商、銅商、參商等販運商品的固定組織和運銷網絡。政府在引或票上規定運銷路線、地點、行銷時間，同時也規定商品價格、商品額。官商必須在規定范圍內經營商品，有時沿途的地方官，按引盤驗，經過關口還要將茶引截角；銅商也有往來時間限制。所有規定，官商都不許違犯，如發現違期、無引張照票販運、路線不對等，都要擬罪。

政府利用官商，進行專賣商品的經營，以保證財政收入；采買鑄幣材料，解決財政中的困難；參與對外蒙古、朝鮮等國的貿易；運輸軍需物資，金川戰爭的軍需，都是“招商包運”的；〔49〕駐西北邊防的軍隊，由官商“承運軍需籽種”；〔50〕此外，官商還運輸軍糧、農用工具及其他物品；減災賑災，每當各地糧食缺少，價格上漲時，各地方政府都招商運輸糧食，道光年間，“江淮等屬被水成災”，“奉恩旨招商采買米麥，運往災逼【附近】銷售”。〔51〕當然，在這些情況下，也不是全都招募官商進行，還有臨時雇用民商運輸。總之，國家把官商“當作施行財政政策”的一種工具。〔52〕

官商是應國家需要而產生的，又直接為國家經濟服務，所以，沒有獨立的經營權，一方面既享受國家給與的經營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的嚴格管理和控制。官商享受優惠政策表現在多方面，其一有免稅特權。茶商自賣的茶葉不納稅。乾隆九年規定，銅商辦銅“經過各關免其納稅，每年額辦之外，如有多余，聽其自行販賣。”〔53〕

其二，從官商的實際利益上講，他們可以從國家提供的低息貸款中得到好處。官商辦銅都是“預領價銀”，“每因限期寬裕，將本年所領幣項，營運射利，新舊挪移”，從中取利。〔54〕康熙時期，國家多次下撥款項借給鹽商，四十二年，借給兩淮眾鹽商周轉資金一百萬兩；四十三年，又借給長蘆鹽商張霖、查日昌等八人周轉資金七十萬兩。 〔55〕雍正時開始由鹽商付利息，“當領本之初，雖或不無折扣， 而尚有現領之銀可資周轉。且完息僅止一分，不覺其為累也。”〔56〕一般來說，借給鹽商的利息是不高的，這從鹽商們把國家發放的帑銀視為重要財源就可以說明，重息并非重過于贏的利潤，否則鹽商就不會視為財源，而視為累商了。作為商人只要贏利大于借款的利息，就有利可圖，若反之，商人是不會貸款的。如正有人指出的：“內務府的幣銀利息大大低于當時社會上的高利貸，其出借條件并非苛刻，還有展限，恩免之說。幣銀帶有扶植鹽商含義這一點就是毫無意［？疑］義的了。”〔57〕有人引用一條史料，即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為止，共借給帑利銀六十萬兩，俾作運本，庶該商等貲本充足，得以轉運。”據該商等稟稱，“將來繳還所借銀六十萬兩外，情愿再加利銀六十萬兩，共繳銀一百二十萬兩”〔58〕，來說明借給鹽商的款項利息重，而引文表明的恰恰是鹽商“情愿再加利銀”，顯然這是鹽商的報效而不是借款的利息。

其三，官商經營專賣商品具有經營壟斷權。經營鹽、茶、人參、銅等專賣商品，無疑可以獲得厚利，販銅置貨，“內地價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59〕而民商則不能經營這些商品。當時絲是禁止外運商品，但銅商可以“每船配搭綢緞三十三卷”，“準配二三蠶糙絲一千二百斤”，“其非辦銅商船仍不得援例夾帶”〔60〕官商在這些優惠條件下，可以迅速獲得的厚利，民商不能與之比擬。因此，在清中期以前，富有的商人愿意充當官商。

另外，政府還為官商設立商籍，使官商子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為他們創造了升遷和享有一定特權的機會。明代設有鹽籍，“瀕海有鹽灶，……畢以其業著籍。”〔61〕在兩淮、河東設立運學額，“淮揚長盧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萬歷二十八年，巡鹽御史葉永盛”請在浙江設立商學，“奉旨該部議奏，議覆允扎行提學道牌行運使編立商籍，錄送考取入學”。“初試額未有商籍，業鹺之家，艱于原籍應試。【吳】憲因與同邑汪文演，力請臺使設立商籍，上疏報可。”〔62〕明代專為鹽商子弟設立運學，萬歷年間，又在浙江設立商籍，時鹽籍即商籍。

到了清代，順治十一年，“設立直隸、江南、浙江、山東、山西、陜西【“陜省向未設有商學，……惟每科鄉試內有甘肅省寧夏府商學生員”，陜西實指寧夏設有商學。〔63〕】六省商學。”康熙六十年，“設立廣東商學。”〔64〕雖然繼承明制，但與明代略有不同，“商籍，（商人子弟準附于行商省分，是為商籍。）”“奉天地方貿易商人不準于該處入籍。”〔65〕清代的商籍包括鹽商之外的商人。但商學并非在各省都設立，而且，從有關的記載看，〔66〕大概絕大部分應試之人是鹽商子弟。“學政姚梁條奏，以商籍子弟原例因其不能回籍應考者，準在行鹽地方入籍，若本省之人在本省充商，均令歸入本籍州縣應考。”〔67〕有人指出：“也可以找到一些非鹽商家庭出身而以商籍應試的考生。如死于署陜甘總督任上的沈兆霖（1801～1863）”“（鹽商另立學額）顯然不是對商人的歧視，而是考慮到他們的經濟資助而給予的一種特殊優遇。另立學額使他們取中的機會要多得多。”〔68〕

不過，盡管國家格外幫助和關注，大部分官商還是先后衰落破產。其中主要原因是，國家對官商的管理和限制，不符合經濟規律，阻礙了官商的經營。國家規定的運銷地點、限定的銷賣時間，實行的價格管制，嚴重違反經濟規律。如：陜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規定在榆林、懷遠、蒙古鄂爾多斯等六旗行銷。乾隆年間，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銷往蒙古，官引在這一帶滯銷，官商受到損失，致使無商領引販茶。當時私茶、私鹽充斥，從側面反映了這種政策的弊端。在政府的嚴格管制下，官商沒有獨立的經營權。據有人研究指出：在乾隆以前，日本銅源豐裕，采購較易，運到日本的國貨價貴易銷，運銅成本較低，銅商獲利較多，政府卻不準在每年二百萬斤定額以外多購多運。到了乾隆年間，日本銅產量降低，出口銅也減少的情況下，政府仍按每年運足二百萬斤的額數，令銅商販運。銅商請削減運銅數量，政府不允許，以至官商難以完成定額，只能作為掛欠，轉帳于下一年度的交銅額內，因此官商欠帳年年增加。范氏請求“棄產變價，告退招商”，政府也不批準。〔69〕貨源發生變化不許改變定額，造成官商虧損，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官商一旦負債累累，不能繼續經營下去，政府則立即對其查抄逮捕，以家產抵償債務。范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給與的特殊政策和熱心關照。發家致富的，他們經營過許多專賣商品，可以說享受優惠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到了破產的境地。像范氏家族這種當時官商中的資產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數官商都難免落得此下場。范氏家族所走過的道路，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政府與官商之間的關系。

有人認為：“皇商范式家族破敗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以清王朝為代表的腐朽生產關系對商人和商業資本的嚴重壓抑。”〔70〕這種看法值得商榷。以范氏家族為代表的官商利益與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官商是政府為了自身目的而招募的，政府努力幫助官商贏利以供財政之需，絕非愿意官商破產。這從官商享受的許多優惠政策，就可以反映出來，給官商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至少也能說明政府不輕視官商。實際上給與官商諸多優惠政策本身，就不能說清政府是嚴重壓抑商人的。

也有一些人認為，政府官員對官商的勒索嚴重，造成官商破產。〔71〕所謂勒索主要表現在捐輸上。問題當從兩方面看，政府官員的腐敗、受賄和勒索，會給商人經營帶來影響，官商有時是不情愿捐輸的，但官商更多的是依靠捐輸、賄賂來取得某種特權，以便從經營中獲取利益，所以捐輸、賄賂對官商來說，并非僅僅是“一種政治榮譽”，沒有實際好處，官商是不會做的。當然也會有一些官商在即將破產時，不得以捐輸，但這不能說明所有官商都是如此，也不能說明該官商發家時，投靠政府的情況。因此，對大多數官商來說，捐輸、賄賂官府并非一定等于破產。有人指出，在1750～1800年間，運鹽商人每年可獲利潤500 萬兩。〔72〕另有人說，鹽商平均每年捐輸近百萬兩。〔73〕鹽商大概是官商中捐輸較多的商人，他們捐輸的款項也只占全年利潤的五分之一，可見捐輸、報效只占官商利潤的一部分，大部分利潤是官商投入再生產；或者自己消費；或者作他用了。另一方面，即使官員腐敗，也不能由此說明政府是嚴重壓抑官商的，尤其是政府的各項商業政策和規定，更沒有以壓抑商人為目的。不過，官商的破產確與政府有關，這就是國家采取的管理官商的制度，從主觀意志出發，人為管理，統制過死，完全違背經濟規律。正是這種管理體制，才使官商走上破產的道路。與此相反，政府對民商的管理就比較寬松，許多方面沒有統制，致使民營商業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展，民商的發展也比較正常、穩定、迅速，由此也可以說明清政府不是嚴重壓抑商人的。

還有的人認為：官商的衰敗與國家商業政策有直接關系，“封建專賣總體上是以抑商為核心。”但是又指出，康雍乾之際，政府“比較認真執行”‘恤商裕課’的方針。”自“乾嘉而后，隨著政治環境惡化，‘恤商裕課’的機制削弱，抑商功能強化。”〔74〕這也值得商榷。清代國家各時期的商業政策有一定的繼承性、連續性，嘉慶時并非商業政策有什么改變。只是嘉慶以后國家經濟已開始走下坡路，與國家經濟命運相連的官商，其經營自然也不會再出現什么興盛的局面。實際上官商的盛衰與國家經濟的發展變化有直接關系，官商產生本身正說明了這一點。 注 釋：

〔1〕參閱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9頁。

〔2〕〔52〕經君健：《明清時代山西商人的性質問題》， 載《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3〕〔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

〔4〕參閱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零四、二零五，戶部，錢法。

〔6〕〔9〕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零五，戶部，錢法。

〔7〕《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九，錢幣一。

〔8〕〔10〕《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七，錢幣五。

〔11〕參閱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 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0～185頁。

〔12〕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九二，工部，鼓鑄。

〔13〕〔54〕《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五，錢幣三。

〔14〕〔18〕〔2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四二，工部，關稅。

〔15〕順治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巡撫直隸董天機揭帖，見《明清檔案》，臺灣內閣大庫版，第32冊，B18022。

〔16〕《清高宗實錄》卷二六七，乾隆十一年五月是月。

〔17〕〔45〕吳奇衍：《簡論清前期內務府皇商的興起——清代內務府皇商經濟專題研究之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下，中華書局1992年。

〔19〕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四一，工部，關稅。

〔21〕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王澍奏， 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輯，第452頁。

〔22〕《清圣祖實錄》卷二八八，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庚午。

〔23〕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五一，工部，薪炭。

〔24〕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九五，工部，軍火。

〔25〕《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四，市糴三。

〔26〕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安微巡撫閔鶚元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1輯，第224頁。

〔27〕〔29〕〔4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四二，戶部，雜賦。

〔28〕《清宣宗實錄》卷二零八，道光十二年九月丙辰。

〔30〕《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二，市糴一。

〔31〕〔33〕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三二，戶部，參務。

〔32〕李澍田主編：《清代東北參務清代吉林鹽政》，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9頁；101頁。

〔34〕〔48〕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三，戶部，鹽法。

〔35〕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四，戶部，鹽法。

〔36 〕〔74〕魯子健：《清代食鹽專賣新探》， 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7〕〔4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七，戶部，鹽法。

〔38〕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九，戶部，鹽法。

〔39〕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六，戶部，鹽法。

〔41〕參閱王方中：《清代前期的鹽法、鹽商與鹽業生產》，載《清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82年。

〔42〕阮明道：《清代前期官商研究》，載《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89年，第4期。

〔43〕張建輝：《關于清代生息銀兩制的興起問題——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考論之一》，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4〕《歷史檔案》1990年，第3期。

〔46〕順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車克題寧鎮茶課應減三分之一事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輯，中華書局1984年。

〔49〕《清高宗實錄》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乙亥。

〔50〕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山西巡撫恒文等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1輯，第740頁。

〔51〕道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江蘇巡撫林則徐題本，見鈔檔。

〔53〕《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

〔55〕〔69〕〔70〕參閱韋慶遠：《清代康熙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一》，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6〕左宗堂、徐宗斡：《會奏減免兼征帑息疏》，載《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五，戶政二十二，鹽課四。

〔57〕李克毅：《清代鹽商與幣銀》，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

〔58〕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六日穆騰額奏折，轉自林永匡等：《清代鹽商與皇室》，載《史學月刊》1988年，第3期。

〔59〕清佚名：《東倭考》，轉自傅衣凌前引書。

〔60〕《清朝文獻通考》卷三三，市糴二。

〔61〕《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貨一。

〔62〕嘉慶《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二四，商籍一；卷二五，商籍二，人物。

〔63〕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陜西巡撫富綱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7輯，第597頁。

〔64〕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四八，禮部，貢舉。

〔65〕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卷十七，戶部。

〔66〕參閱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四八；三八一。

〔67〕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山東巡撫國泰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6輯，第648頁。

〔68〕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第79頁注〔6〕；第80頁。

〔71〕李克毅：《清代的鹽官與鹽政》，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

〔72〕何炳棣：《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轉自王根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

〔73〕魏林：《鴉片戰爭前后的商人資本及向產業資本的轉化問題》，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