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代理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