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農民外出務工已成為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本文通過對渝水區姚圩鎮外出務工農民對當地的經濟影響的實地調研考察，認為由于農民外出務工的“兩棲性”，農民外出務工對流出地的影響有著正反兩方面的經濟效應，并認為從長遠而言農民外出務工對流出地所產生的正面經濟效應能否大于負面經濟效應關鍵在于是否能實現農民工市民化。

[關鍵詞] 農民工 農村剩余勞動力 兩棲式城市化 農民工市民化

目前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進入城市務工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國家統計局農調隊抽樣調查表明農民離土離鄉進城務工數量逐年增加，2002年在外務工農民達到9460萬，2003年為1.1億，而到2007年全國農民工人數接近2億。大量農民工離土離鄉外出務工對流入地的經濟做出巨大貢獻，那么它對流出地的社會經濟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從現有文獻來看，周大鳴認為，農民外出務工帶回大量現金收入，增加了農民收入，促進了當地消費的增長和商業的繁榮，同時勞動力的輸出總是伴隨著回流。農村勞動力回流帶來新的技術和觀念，回鄉創業導致輸出地經濟的發展。不過，白南生、何宇鵬通過對安徽、四川兩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認為，從城市化進程的歷史角度觀察問題，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意義遠大于回流。

從現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方式來，當前農民外出務工主要還是以“候鳥式”短暫性的轉移為主，只有少部分外出務工者有能力將全家向城里轉移，據調查，2006年江西省舉家外出農民戶只占全部外出務工家庭的7.6%，大多數外出務工者的家庭仍然在農村。范紅忠將農民向農民工這種過渡式的轉變形象的概括為“兩棲式城市化”，在“兩棲式城市化”的階段，農民工既可以在城市打工，也可以因為擁有農村的土地使用權在農村種地，正是因為農民工這種身份上的雙重性、工作上的兩棲性使得外出務工的農民與流出地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而這種聯系也必然會對流出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總結現有的文獻研究及筆者對江西新余市渝水區姚圩鎮“打工經濟”的實地考察來看，農民外出務工對流出地的影響有著正反兩方面的經濟效應。

從正面的經濟效應分析，首先，它減輕了來自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壓力，并且通過示范效應，帶動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外出務工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城鎮與農村的收入差距，其形式主要是連鎖遷移，具有地域來源的相對集中性。一人外出就業的示范效應，往往帶動同村同鄉的農民集體外出。根據筆者走訪姚圩鎮外出務工農民的調查，靠親友幫助實現就業的占57.1%，通過招工廣告實現就業的占14.3%，包工頭、老板直接招募實現就業的占11.4%，自主就業的占8.6%。由此可見親戚朋友的介紹是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外出農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低下，使得外出務工的農民無力也無法在城市真正定居下來，這將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完全轉移。

其次，使外部的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經驗甚至新觀念帶回農村，促進了當地鄉鎮企業壯大和經濟發展。近年來，姚圩鎮每年都有300人以上的務工人員回鄉，從事農業開發、運輸、工業制造等行業。目前，已有1300多人攜資金技術在市區和姚圩創辦經濟實體350多家，總投資1.2億元。艾春根，2001年回鄉創業后瞄準了姚圩務工人員流動頻繁這一商機，2003年底他與市汽運總公司、鎮政府采用股份制投資模式在姚圩興建了江西省第一個跨省市的鄉鎮長途汽車站。姚圩鎮流動黨員張文國在外務工，2006年春節回鄉投資200余萬元在姚圩創辦了袁河特種食品廠。這樣的案例在姚圩鎮有很多，強大的“打工經濟”，開闊了農民的眼界，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為當地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積累了大量資金。

再次，對當地的財政收入沒有直接的影響，但間接地增加了當地財政收入。從表1可以看出，姚圩鎮的財政收入從2001年～2004年一直在遞增，2005年由于國家取消了農業五稅，財政收入比2004年下降了6%。但通過對歷年姚圩鎮的財政收入來源結構分析如表2，姚圩鎮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已發生了重大變化，2003年以前主要以營業稅和農業五稅為主要收入來源，歷年平均來看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別是35.1%和44.4%。從增值稅歷年平均來看所占比重只有5.5%，2004年上升到28.2%，到2005年則飚升至70.9%，比2004年上升了136%。營業稅則比2004年下降了47.6%。由此可見，目前姚圩鎮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增值稅收入，這也反映出近年來姚圩鎮實業經濟發展迅速，為姚圩鎮的財政收入做出重要貢獻，而實業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姚圩鎮 “打工經濟”和“回鄉經濟”的相得益彰。

（數據引自：新余市渝水區的統計年鑒）

最后，增加農民家庭總收入，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帶動了農業現代化和集約化。農民工把大量的打工收入寄回家鄉，大大提高了農村的購買力。從一項對新余渝水區10戶農戶的糧食生產、購銷及農民收入消費情況的調查來看:10調查戶2005年家庭人均純收入12446.7元，家庭種田純收入17520元，外出務工收入18000元，其他收入19000元。家庭收入主要還是依靠外出務工收入，占家庭純收入的80%。目前姚圩鎮勞務輸出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由前幾年的25%上升到了62.74%，外出務工的農民在鎮內農業銀行、信用社、郵政所的存款就超過1.7億元。農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全鎮7900多戶農戶已有6100戶建起了樓房，占農戶的77.2%，2層～3層的樓房一排又一排，房前屋后有綠化，水泥馬路村村通，筆者騎著自行車走村竄戶，看到的都是如此。由于大量農民外出務工無法照顧責任田，姚圩鎮黨委、政府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筆者通過對農民外出務工后責任田處理方式的調查發現，有39%的農民把自己的耕地交給自己父母或兄弟姐妹種，36%農民把土地部分或全部有償轉讓給他人耕作，18%的農民把土地全部無償由他人耕種。姚圩鎮33160畝耕地，流轉面積達12290畝，流轉農戶2840戶，占總農戶的39%。實施土地流轉后，使土地相對集中，實行規模種植。當地姚圩村一種糧大戶當年種糧110畝，規模效益突出，人均純收入2.5萬元。土地流轉也大大加快了當地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從表3可以發現，近年來姚圩鎮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大提高，機耕面積大大增加，形成有效益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

（數據引自：同上）

從負面的經濟效應分析，首先，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使流出地出現了勞動力適齡人口短缺，勞動力結構失衡的問題，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筆者在姚圩鎮調查期間，走村竄鄉所遇到農民以老人和中年婦女居多，這使得青壯年勞動力相對缺乏而使得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造成當地農產品成本居高而缺乏競爭優勢，打擊農民種植積極性。其次，大量勞動力外出制約了當地第三產業的發展，延緩了當地城市化的進程。近年來姚圩鎮集鎮面貌有了較大變化，但是市場經濟卻不如人意，集鎮上的店鋪不過百家，基本上生意慘淡，經營的商品也寥寥可數，日用小百貨店、家電維修店、摩托車自行車維修店、診所、小飯店、家具店、網吧、理發店等等，集鎮聚集功能的弱化使得姚圩鎮產業結構嚴重失調。最后，部分外出農民工的回流和大量青壯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出交替循環，一方面不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轉移和農業實現集約化生產，另一方面使得農村勞動力素質進一步下降，影響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化經營。

由于“兩棲式城市化”是一種不徹底的城市化，農民外出務工實現了向農民工的轉變，但如果不能進一步轉變成城市市民，那農民外出務工對流出地帶來的負面經濟效應將大于正面的經濟效應，因為農民——農民工——農民的變遷軌跡，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局面，也就無法最終實現流出地的農業現代化。因此，農民工市民化是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的重要途徑。

[1]周大鳴:中國農民工的流動——農民工輸入地與輸出地比較[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 1999(4)

[2]白南生 何宇鵬:回鄉，還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J].社會學研究， 2002（3）

[3]羅美雪: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探析_以云霄縣為例[D].福建師范大學，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