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為“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中國政府正從經濟增長型向民生型的新范式過渡。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礎，是政府義不容辭的道德責任與最高的價值追求，因此建設民生型政府有著極為深刻的倫理意義。

論文關鍵詞：民生型政府;行政倫理;意義

兌現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個政府對民眾的政治承諾，不僅是一個經濟責任或政治責任，更是一個首要的倫理責任。政府因擁有為民眾所認同的價值依歸而產生和存在，而這種內在的價值觀、倫理精神及道德選擇的向度又決定著政府的民生行為選擇。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言：行政管理領域“遠不是純技術細節的單純領域所能涵蓋得了的，因為它是通過自己更崇高的原則同長期以來的政治賢哲的格言，即政治不斷前進這一永恒真理直接聯系在一起的” 。行政倫理作為行政領域內一種自律與他律統一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其解釋和論證是對“政治不斷前進”、建設民生型政府在價值層面的可成立性的最根本的判別依據。

在行政倫理的視閾對建設民生型政府進行評判和審視，研究政府對待民生問題的倫理態度，“制定民生政策的倫理取向”，“解決民生問題的倫理原則以及民生問題道德解決所需要的經濟基礎、法制環境和文化氛圍” ，有助于中國政府的成功轉型以及政府善治、社會和諧、民眾幸福目標的實現。

1 建設民生型政府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礎

“合法性”是指“一種政治統治或政治權利能夠讓被統治的客體認為是正當的、合乎道義的，從而自愿服從或認可的能力與屬性”。合法性不僅是一種法律判斷，還是來自于一種隱性的道義基礎的為政府權力提供基礎來源，先于法律判斷的價值判斷。“只有當政府的產出與社會價值范式相符合的時候，一個政府才算是合法的” ，所以為民生幸福提供保障，是任何政權得以存在和延續所必須努力探索的課題。

因民眾的委托代理而存在的政府應當體現公眾的價值要求，政府并不預設倫理價值。首先，政府必須能夠代表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斷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加社會財富，從而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必須確保政府始終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稟承著公平公正原則讓全體民眾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在任何國家經濟發展只是一個工具和手段，它為人的終極目標——幸福服務。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空洞的口號和虛幻的目標都將讓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難以為繼，由此對政治體系的信仰也必然坍塌。 來自國際上一些政府的教訓也足以警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政府，不同群體的民生訴求沒有得到相對平衡的滿足，長期的糾結便以各種形式的沖突出現，包括某些極端的形式。“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用“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情懷讓民眾相信政府追求的是公共權益和人民福祉，是黨和政府合法性和生命力的邏輯必然，而民族復興與大國崛起的中國夢也必將因之成真。反之，如果民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GDP的高速增長并不能使政府擺脫享廷頓所謂的“政績困境”，我們的社會將重新陷入發展—紛爭的輪回。

2 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的道德責任與價值追求

作為行政倫理學的核心概念，責任是公共行政存在的理由。保障“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實現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提升民眾的幸福感是政府對民眾的終極關懷。英國哲學家休謨說過: “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于獲得幸福”。 幸福，是任何人、任何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源于個體主觀感受的幸福雖然不能完全倚賴于外界的給予，雖然在今天市場是人類社會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但大多數人的幸福都需要政府提供條件、保障與環境。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當今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但是市場沒有心臟，也沒有頭腦，沒有良心，不會思考，也沒有什么顧慮，它不會按人的期望和需要去提供公共產品，而是考慮到自身的利益。目前，就業困難、收入較低、物價上漲，“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等一系列問題正在蠶食著中國近年經濟發展帶給民眾的幸福增量。在這些幸福缺憾中，諸如受教育權、勞動權、生命權、健康權、社會保障權等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提供與保障無一不是政府的分內之事。溫家寶總理曾鄭重闡明中國政府的奮斗目標： “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民眾個體幸福與否與政府是否積極作為息息相關，民生型政府的建設承載的是民眾的信任和期盼，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必然會增加公眾的福祉。“幸福不是我們企求許多目的中的一個， 而是整個計劃的實現本身。” 好的政府是將民眾的幸福感做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和價值尺度，其所致力的發展目標正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所描述的那樣：“至治之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其價值追求是以人民的富裕安康、社會的和諧穩定、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