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具有與歐美各國不同的路徑，即以大力發展對社會需求具有“敏感性”的私立高等教育來達成的，但也因此遇到高等教育質量的下降及爆發全國性的大學學潮等問題。為了擺脫高等教育面臨的“危機”，構建適應大眾階段的、新的大學和高等教育系統，日本政府(文部省)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探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教育審議會于1971年提交的咨詢報告所闡述的關于高等教育的13項改革構想及其實施。 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所遇到的諸多問題，在許多方面與現在正處于急速發展的大眾化過程的中國具有共通性，其為解決問題而出臺的諸政策對中國來說，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高等教育；大眾化；日本；經驗與教訓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ccident， thai is ， it arrives through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which is sensitive to social needs. But， due to the absence of governance ，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at highly depends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education quality， even nation-wide campus upheaval.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crisis， design new un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at agrees with the massification process， Japanese government (MEXT}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olicy exploration， the most typical one of which is a consultancy report submitted by Central Education Consideration Committee in 1971. This report includes 13 reform ideas. In many aspects， the problems that mass higher education encountered in Japan are sililar to those of in China， which i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 so， the policies it regulated to solve problems can be enlightcning for chin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massification; Japa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大學與短大入學者占18歲人口的比率)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基本穩定在10％的水平上，但是，進入60年代便迎來了急劇上升的局面，從1960年的10．3％，到1965年的 17．0％、1970年白勺24．0％、1975年的38．9％，短短的15年間毛入學率急速地上升了近4倍。此后，到 1990年的下一個15年間，毛入學率穩定在35一 36％的水平上。從表l可以看到，這——時期毛入學率的上升是多么的快速。從精英階段到大眾階段的過渡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的。教育機會在短時間內的快速擴張，給此后的日本高等教育的發展留下了很多問題。日本的這一經驗，對現在處于急速發展的大眾化過程的中國來說，含有多種教訓。 1960—1975年間，從精英到大眾的階段過渡是如何進行的?這種急速的過渡給下一個15年 (1975—1990年)留下了什么樣的問題?政府(文部省)為解決這些問題采取了什么樣的政策?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一、升學需求與職業需求 在思考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階段過渡)時，重要的是以下三個因素：(1)升學(教育)需求 (push)；(2)人才(勞動力)需求(pull)；(3)高等教育制度(system)。這三個因素在大眾化的15年間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呢? 1．升學需求 首先從升學需求來看。引發毛入學率的快速上升，最為重要的是升學需求的提高，其基礎是國民收入的提高和高中入學率的提高。人均GDP在這15年間急劇增長了近8倍(見附錄的指標l，以下均指附錄的指標)，同時也開始顯示出富裕的國民的升學需求的提高。升學需求首先對著中等教育，1955年已經超過50％并處于普及階段關口的高中入學率，在1975年達到90％以上(指標2)。與此同時，希望進入大學與短大繼續深造的學生人數也開始急劇增加，占18歲人口的比率從1960年的12，0％，到 1975年達到40．1％(指標3)。高等教育(大學與短大)毛入學率從1960年的10．3％急劇上升到1975年的38．4％(指標4)，正是在這樣的教育需求基礎上實現的。 必須指出的是，毛入學率是伴隨著女子升學需求的提高這一社會價值觀的大轉變而上升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長期以男女間的差距大為特征，但是這15年間，男子的入學率增長了2．9倍，而女子則增長了6．0倍，即從5，5％急速上升到32．9％(指標 4)。由此可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女子接受高等教育這一社會要求也急劇高漲。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女子入學率的提高主要是因為短期大學入學率的急劇提高引起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差距依然繼續存在。 2．考試競爭與學歷主義 關于入學率的上升，另一重要的指標是希望入學率與實際入學率的差距(指標3、4)。整個15年間，教育機會的供給量沒能趕上需求的急速提升，其結果，考試競爭激化，乃至出現大量的“復讀生”。大眾化的進展，最初是以原有的大學與學部的規模擴張的形式，但有其局限性，不久就開始新辦了大學或學部。但希望入學者更希望進入有悠久傳統、社會威信與評價高的原有大學與學部。威信和評價的排序也存在于原有的大學學部之間，希望入學者的這種偏好進一步加劇了考試競爭。大眾化的時代也是 激烈的考試競爭與出現大量復讀生的時代。 激烈的考試競爭給大學學部之間帶來了入學時的嚴格選拔(入學的難易度)，乃至由入學者的學力 (“偏差值”)形成的排序，大學或學部間的這種等級性的排序結構在競爭的激化與規模擴張的過程中越來越強化。這意味著，由就讀大學或學部的名稱及種類構成的畢業資格，即賦予學歷或學校品牌的社會價值也得到了強化。大眾化起到了更進一步加固日本學歷主義和學歷社會的作用。 3．人才需求 與升學需求一樣，對高學歷者的人才需求與 G1)P的提高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但是，升學需求與人才需求常常并非同時并行提高的。不少情況是，升學需求的提高先行，與勞動力需求之間產生時間差，高學歷者的就業困難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大眾化開始的當初，就有很強烈的擔憂就業困難的聲音。但是，幸運的是，60年代的日本經濟從戰敗的貧困中擺脫出來，并在此后迎來了持續的高速發展時期。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時代結束，就業狀況大大好轉，因而開始了年年增加的高學歷者的“賣方市場”時代。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業者的職業類別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從職業類別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我們可以了解到，大學畢業生的傳統職業一—專業與技術性職業、事務性職業的就業率共減少了近9個百分點，而銷售職業的比率則增加了9個百分點，甚至達到全部就業人數的近20％(指標9)。雖說是賣方市場，但大學畢業生的傳統職業領域的雇傭機會卻相對減少，特別是在事務性職業中就業越來越困難。 4．就業競爭與學歷主義 相對減少不僅僅在職業類別，而且在工作單位，即政府機關或大企業所代表的“好的雇傭機會”也出現了僧多粥少的情況。大眾化導致大學畢業生的數量越來越多，以數量有限的“好的雇傭機會”為目標的就業競爭增加了激烈程度。在就業競爭中，就業者最受重視的是他們畢業的大學學部的名稱或者學歷與學校品牌。因此，越是入學時選拔嚴格即前面提到的入學難易度或偏差值高的大學學部的畢業生，就越處于有利的地位。這樣，大眾化越向前推進，以社會與企業的學歷主義為媒介，考試競爭與就業競爭的結合日益密切，高等教育系統的排序性或等級性結構就越強化。 二、大眾化的結構與過程(1960一1975年)， 對大眾化的進展最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以及其對升學需求(push)和勞動力需求 (push)所具有的“敏感性”(responsiveness)的大小。高等教育系統如果沒有對升學需求與勞動力需求的變化或提高具有柔軟的且彈性的應對所需的結構或能力，是不可能達成快速的大眾化的。這種敏感性基本上受兩個因素所左右：(1)整個系統的市場化的程度；(2)是否有敏感性強的(“平民化”popular)高等教育機構或部門。這種市場化與“敏感性”最強的典型是美國，最弱的典型是歐洲各國。 1．高等教育系統的結構——歐洲與美國 歐洲各國以具有中世紀以來的傳統和以國立大學為主組成的典型的“精英型”、“敏感性”遲鈍的高等教育系統為特征。大學重視研究(而且是傳統學術領域的研究)，并以接受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子弟、培養傳統的專門職業人才為其教育的主要使命。被稱為“學術中心”(center of learning)或“象牙塔”(ivory tower)、受到國家庇護的大學，與市場化無緣。在那里，不存在敏感地對升學需求或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做出反應的(平民的)高等教育機構或部門。盡管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很高，但高等教育大眾化卻很遲緩，其原因就在于此。 與此相反，一方面在美國至今還沒有國立大學，高等教育系統自17世紀以來，以私立大學為主生成，并由其形成了精英部門；另一方面，到了19世紀后半葉，在全國展開了設立以高等教育機會開放與平等化為目的、具有“平民化”性質的州立大學運動。州立大學的設立目的在于最優先向本州公民提供廉價(多數是無償)的，且以培養農業、工業技術人才為主的實用性的高等教育機會。培養精英與重視研究的私立大學，在與州立大學的競爭過程中發展起來。這樣，強有力的(精英的)私立部門與各州獨特的(平民性的)公立部門之相互競爭并發展起來的獨特結構，便塑造出了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之動態的且富有彈性的特點。美國的高等教育能夠先于其他國家而且在很早的時期就實現從精英到大眾、從大眾到普及的階段過渡，正是由于這種系統結構的特性。“敏感性”強的美國公立部門現在已占到在校生總數的 日本高等教育系統的特征介于美國與歐洲的中間。日本的近代高等教育系統的形成始于19世紀 70年代，19世紀80年代中期確立了以歐洲特別是德國為模式的以國立部門為主的結構。與此同時，私立部門的并行發展從很早就開始發達了，在這方面與歐洲不同，而與美國具有共通性。但是，擔負精英高等教育的功能是與歐洲一樣的國立部門，而全面依賴于學生支付的學費收入之私立部門，在發揮“平民性”(popular)高等教育的作用方面，卻與美國不同。在大眾化的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國是公立部門，而日本是私立部門。 不過，有必要注意的是，與美國的公立部門不同，日本私立部門的這種“平民性”并不是在機會均等和服務民眾這樣的明確的“理念”下自主地選擇的。國、公立部門由國家保障其大學運營所需的全部資金，并享有低廉的學費與很高的教學科研水平。與此相反，私立部門的最大財源來自學生支付的學費，而且把學費的額度定到超過國、公立以上的水平，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費與國、公立一樣或在其之下，因而除了在較低的人力與物力的教育條件下盡可能地多招收學生以外，沒有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平民性”與以此為基礎對社會需求的“敏感性”，對日本的私立部門來說，是經營上的需要，也可以說是“被迫”的。私立部門的這種特性與被其主導的大眾化，在緊迫日本并快速達成大眾化的韓國或臺灣等東亞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具有共通性。它可以看作是昭示高等教育發展的“東亞模式”的可能性。 3．私立部門的“敏感性” 在日本，雖然早就允許私立部門的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自由發展。越追溯到早期，就越能清楚地了解到政府只期待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作為國立的補充，在制度上也定在較低的位置上(不是“大學”，而是稱“專門學校”)，也沒有給予財政扶持。不僅如此，政府以思想控制和提高教育的水平與質量為目的，加強了對其設置與運營的嚴格規制。一部分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被允許使用“大學”名稱是到20世紀初的事，而使之作為“正規大學”的設置認定成為可能則是1920年以后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包括私立部門在內的所有高等教育機構均被認可具有大學的地位，思想控制也取消了，大學開始享有自治與學術的自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大學從政府的規制中完全獲得了自由。這是因為，政府為了謀求維持并提高大學特別是私立大學的質量與水平，通過立法規定設置認定的標準，繼續采取嚴格控制新辦大學或學部的政策。 《大學設置基準》對大學作為教學科研機構必須滿足的各種條件作出了規定，即：不僅規定了校園與校舍的面積、圖書館的藏書量及座位數等物的條件，和入學定編及與此相應的專職教師數等條件，而且連教育課程的基本構成和學部學科的名稱也作了規定。文部省通過大學設置標準的約束或運用，謀求維持高等教育的質量。但是與此相反，只要滿足了設置標準，文部省就沒有限制私學部門新辦大學或學部的權力，而且(大學)一旦設置認定之后，(文部省)也沒有被賦予監督的權限，比如根據設置標準，入學定編應遵守到什么程度，等等。只要升學需求和勞動力需求高，可以不管設置標準如何，私立部門發揮“敏感性”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4．大眾化與私立部門 20世紀50年代之前，日本經濟苦于戰敗后的凋敝，升學需求和勞動力需求低迷，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也處于停滯狀態。此后伴隨著經濟的復興，升學需求與勞動力需求均迎來不斷升溫的局面，到了考試競爭日益激化的20世紀60年代，則反而強烈要求擴大高等教育機會。在規模擴張時，政府期待的并不是需要巨額國家預算投入的(精英型的)國、公立部門，而是具有“平民性”、“敏感性”的私立部門。為了促進私立部門的規模擴張，即為了使“敏感性”的發揮變得更容易，政府同意私立大學利用貸款新辦大學和學部，放寬校園與校舍的面積標準的要求，并制定政策大幅度放寬容許大量超定編的入學者(超額錄取)等設置標準的約束或運用。 其結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毛入學率從1960年的10．3％快速提高到1975年的38．4％的過程中，私立部門占在校生總數的比率也呈現上升的趨勢，大學在1960年至”75年間從64．4％上升到76．4％，短期大學則從78．7％上升到91，2％ (指標7)。特別是短期大學，幾乎全部是私立部門，而且是女子在校生。短期大學(2年制)的制度是在戰后教育制度改革時，為了扶持那些不能升格為大學(4年制)的舊制專門學校而暫時設計的，但是 1964年卻成為永久性的制度，其作為女子希望入學者的接收站，對大眾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5．大眾化的成本分擔 依賴私立部門的大眾化，意味著不是通過財政資金的投入而是動員民間資金，也就是說對政府而言是用低成本達成的。如果以高等教育經費的負擔占G1)P的比率來看，1960年政府(0，32％)與家庭 (0，16％)的負擔比大體是l：0．5，但是1975年則 為l：0．76，兩者的差距縮小。15年間，政府負擔增加1．4倍，而家庭負擔則增加2．1倍。高等教育的規模擴張及大眾化，在日本可以說主要是靠家庭負擔的增加來維持的。 家庭負擔的增加具體是指學生(或家長)支付的授課費、注冊費、設備充實費等合計的“學生繳納金”的增加，換句話說，這意味著私立部門的擴大。私立部門學生繳納金的數額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年年增加，占私立部門總收入的比率，從1960年的41． 8％快速上升到1965年的56．8％，1970年的65． 8％。而1975年一下子下降到54．3％，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遍及全國大學的“學生暴亂”的結果，以及授課費等費用難以提高、政府對私立大學開始實施國庫資助等原因。60年代后半期的學生暴亂的擴大，是由于很多私立大學的學生自治會開展反對提高學費的斗爭導致的，它也成為導人國庫資助政策的政治契機。 規模擴張所需的校舍等設施建設資金的一部分也通過以“設備充實費”等的名目從學生(或家長)那兒征收的“學生繳納金”來維持。但是大部分還是采取向銀行貸款，之后用學費收入等來返還的辦法。 6．教育水平的下降 這種以“學生繳納金”和銀行貸款為主的規模擴張，意味著原本相對國立部門處于低水平的私立部門，其人力與物力方面的教育條件更為低下。原本表示教育條件的各種指標，私立部門大體處于國立的l／3乃至l／4程度的低水平上，但是在大眾化的過程中，這種差距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擴大了。以師生比為例，1960年國立為1：8，而私立為1： 26．4，1975年分別為1：8．5、l：31，5，差距進一步拉大(指標10)。還有，生均校舍面積的差距雖然有所改善，但直到1975年，國立為29．8m‘，私立為8． 9n12，差距仍在3倍以上。在《大學設置基．準》中，專職教師數、校園與校舍面積、圖書館藏書量等教育的基本人力與物力條件是以入學定編為基礎設定的。因此，接受超過定編的入學者(超額錄取)，意味著教育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對資金來源有限的私立大學來說，超額錄取將帶來與此相應的授課費等學生繳納金的增加，即收入增加(沒有增加成本)，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文部省在大學或學部新增設時要求嚴格遵守設置標準，但一旦設置認定之后，就沒有禁止、控制超額錄取的政策性手段。1955年為1．39倍的私立大學的“超額錄取率”，在1965年為1．67倍，1975{[：為1．84倍，基本達到定編的近兩倍。在社會科學類的學部里，超額錄取率甚至達到近2．0倍。與國立大學—直為0．99倍這一遵守定編的數字相比，這個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大眾化在這方面可謂是伴隨著教育條件和成本的下降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