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注釋】鳥修威(New South Wales)是當年旅澳華人的粵語發音，今譯新南威爾士；雪梨(Sydney)，今譯悉尼。本文除標題和征引檔案資料沿用當時的譯法之外，正文一律采用今譯。

【作 者】蔡少卿

【作者簡介】蔡少卿，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江蘇南京210093）

【內容提要】澳洲新南威爾士悉尼中華商會，是中國人最早創辦的近代商會之一，它在中國近代商會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為保護旅澳華商的利益、推進華商華僑融入澳洲社會，為澳洲的多元文化建設，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它積極參與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在反對外國侵略，捐款賑濟國內鄉親，投資創辦工商企業，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摘 要 題】社會·經濟

【關 鍵 詞】中華商會/歷史/悉尼/澳洲

【正 文】

2000年，我應邀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了“華人歷史與澳洲聯邦”(The Chinese Heritage of Australian Federation)學術研討會。會后，我參與了費約翰教授(Prof. John Fitzgerald)主持的“華人對澳洲聯邦的貢獻”合作項目的研究，幫助整理了從清末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民國三十二年 (1943)澳洲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The New South Wale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的檔案并訪問了悉尼華人商會，這使我對澳洲華人商會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現在，將我對新南威爾士中華商會研究的幾點粗淺認識介紹如下，請大家指正。

一、悉尼中華商會成立的過程與特點

眾所周知，商會是近代民眾團體十一種極為重要的組織，它對于振興商業，促進貿易，發展生產，繁榮市場，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一個國家的強弱，與它的商會團體強弱，商業盛衰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我國，由于歷代封建王朝實行的基本上是重農抑商政策，因而造成商業廢弛，財源外流，國家貧弱。到了晚清時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國人開始認識商業之重要，提出“商戰”（注：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三。）的口號。到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接受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變法圖強的主張，下詔“明定國是，變法維新”，頒布發展工商實業的詔令，強調“振興商務，為目前切要之圖”，并諭飭試設商務局，創辦商學、商報及商會。在戊戌變法運動的影響下，旅居澳洲的華商劉汝興、葉炳南、梁創、李翊新等，深感華商“僑居澳洲數十年而偏處各埠，眾情渙散，時為外人誚”，急需組織自己的團體，以“聯絡商情，維持商業”。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們在新南威爾士的悉尼發起成立華商團體，定名為“華商會社”，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式成立（注：鳥修威中華商會檔案(以下簡稱檔案)111/2/1，《雪梨中華商會成立始末記》。）。華商會社以“維持商業，開通商情”為宗旨，章程規定：凡旅居澳洲鳥修威省之華人，不論商業大小及操正業者，贊成本會宗旨，交納會費兩先令，皆得為本會會員（注：《鳥修威華商會社章程》，《東華報》1903年11月14日。）。當時，加入華商會社的商店共有60家，差不多囊括了悉尼各主要商號；而且，這個華商會社受劉汝興等人的領導達10年之久（注：李承基：《澳洲歷史人物介紹——劉汝興Thomas Yee Hing Lau》，載《澳周刊OZ Weekly》。李承基先生原為澳洲華僑，三、四十年代曾任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新新公司經理，現居澳洲悉尼，對澳洲華人史，尤其是華僑商人歷史非常熟悉。2000年筆者訪澳期間與其數次面談，回國后并蒙寄增其所撰關于澳洲華商歷史的文章復印件數篇，特此致謝。）。到民國二年(1913)，經工商部注冊登記，定名為澳洲鳥修威雪梨中華商務總會。民國四年(1915)，根據商會法又改稱澳洲鳥修威雪梨中華商會（注：檔案111/2/1，《駐美利濱(即墨爾本——引者)管理澳洲各埠總領事黃榮良頒給鳥修威雪梨埠中華商務總會證書》，1923年2月8日。）。這時，悉尼中華總商會已發展到近500個商號和會員的規模（注：檔案111/3，《鳥修威雪梨中華總商會第十屆選舉人名單》。）。據記載，1901年，華商占新南威爾士華人總人口的35.6％，占維多利亞華人總人口的31.1％；1911年澳洲聯邦人口普查中，這個比例變化甚微，華商占澳洲華人總人口13.7％，共有3352人（注：楊進發：《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頁，146頁，140頁，143頁，142頁，第141頁、第144頁。），而新南威爾士與維多利亞的華商大約各占半數，不相上下，這是華人商會存在的空間和基礎。

從雪梨中華商會成立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它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從成立的時間看，可以說它是最早成立的華人商會之一。

首先，與海外其它地區的華人商會相比，除了香港中華總商會成立于1900年外，一般認為南洋地區新加坡、巴達維亞、三寶垅等處的華人商會成立是最早的，但據查考它們都成立于1905年之后；北美地區舊金山的華人商會成立也較早，但它創立的時間是1908年。其次，與國內的商會相比，眾所周知，上海商會是國內成立最早的商會。如果從上海商業會議公所誕生的時間算起，那么它是成立于1902年。但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會，它的總理、協理不是由商人推舉，而是官府指派的；它的總董議員和會員，很多是有職銜的紳商；它沒有一套民主選舉制度和完備細密的規章，因此只能“看作從商務局向商會的過渡”性團體（注：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頁、第181頁。）。中國的商會正式成立是在1904年，應從《商會簡明章程》頒行后上海商人以商業會議公所為基礎組成上海商務總會時算起。

然而，1903年在澳洲新南威爾士成立的華商會社，不同于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它是由旅澳華商自行發起成立的，它有一套民主的選舉制度和議事制度，有明確的宗旨和完備的章程細則，它致力于振興商業和維護旅澳華商的權益，其會長副會長及會董均由民主選舉產生（注：我們查閱了新南威爾士中華商會先后17屆職員的名單，發現該會每兩年選舉一次，每次更動會長副會長和會董約三分之一，見檔案111/2/3，《鳥修威中華商會歷屆職員表》。），他們中間不存在有官府職銜的紳商，最早發起創立華商會社的領導人劉汝興、葉炳南等都是商人身份，均有自己的商號。因此，我們認為，澳洲新南威爾士華商會社不僅是個具有比較完整近代特征的華商社團，而且是海外成立最早的華人商會之一。

需要附帶指出的是，澳洲有個別學者，將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的成立追溯到1892年旅澳華商李益徽建立的聯益堂，認為“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產生于聯益堂的繼承者新南威爾華商會社”（注：楊進發：《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頁，146頁，140頁，143頁，142頁，第141頁、第144頁。），這是不確切的。因為“聯益堂”只是李益徽為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在悉尼的“吉彼士·百利德(Gibbs Bright)輪船公司”招徠華人生意建立的代理機構。當時，華人往來澳洲和香港各地，只有輪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吉彼士·百利德輪船公司為了招徠華人的生意，特向悉尼“安益利”出入口商行的李益徽磋商，借重他在華人中的聲望和關系，委他為代理，推售船票，增廣營業。李益徽為人公正，熱心僑務。他聯合悉尼廣東籍的8家商號，組成“聯益堂”，聯手經營，共享利益。從1892年起，聯益堂的經營相當順利，幾乎包辦了全部澳洲華人的貨運和旅澳往來船票。后因聯益堂成員的局限引起其他商人的不滿和反對，加之李益徽退休返國，1903年聯益堂即告解散（注：李承基：《澳洲歷史人物介紹——李益徽與聯益堂》，載《澳周刊OZ Weekly》。）。從聯益堂的組織機構和經營業務看，它雖由8家商號各派出一人組成理事會，輪流執行業務，但它只是船務公司的代理商；它雖然在慈善救濟、聯絡華商、排解糾紛、支援鄉里等方面做了不少事，但它基本上屬于旅澳華商的鄉人組織，不具近代商會的性質。

另外，我們看到，民國初年，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向駐墨爾本總領事和中國工商部呈請核準立案時，只提到該會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成立(指新南威爾士華商會社——引者)，根本沒有提及聯益堂（注：檔案111/2/1，《駐美利濱(即墨爾本——引者)管理澳洲各埠總領事黃榮良頒給鳥修威雪梨埠中華商務總會證書》，1923年2月8日。）。因此，我們認為，將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即鳥修威)的成立追溯到1892年的聯益堂，是不確當的。

(二)它深受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會的影響，領導層基本上由保皇會勢力控制。

最早發起組織和領導新南威爾士華商會社的劉汝興、葉炳南、李翊新、梁創等人，既是旅澳著名華商，又是新南威爾士保皇會(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of N. S. W. )的重要成員（注：劉汝興，祖籍廣東南海縣，世代在廣州經商，家境富有。移居澳洲后，在悉尼開設“安昌行”，經營出入口貿易；1900年發起成立新南威爾士保皇會，任該會總理；1903年創立華商會社，任總理。葉炳南，祖籍廣東增城縣，在悉尼開設“安昌號”，經營中外雜貨，為新南威爾士保皇會協理，華商會社協理。李翊新，祖籍廣東香山縣，在悉尼開設“義益號”雜貨店，為新南威爾士保皇會名譽理事，華商會社董事。梁創，祖籍廣東東莞縣，在悉尼開設“永安號藥行”，為新南威爾士保皇會協理，華商會社協理。參見檔案111/5，鳥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1900年會議記錄；檔案111/3，《雪梨中華商會職員履歷冊》。）。作為旅居海外的華商，他們對祖國的強弱興衰十分關切。在積弱的頹勢下，清光緒帝能采納康梁變法圖強的主張，確實令人振奮。雖然短短三個月的“百日維新”失敗，但這次維新的主腦人康有為和梁啟超及時逃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