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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見刊

學前教育應重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李姍澤

摘要:民間游戲是人們在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濃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氣息,能滿足不同年齡、性別和不同性格的兒童的要求,深受兒童喜愛。它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揚和發展,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已成為我國優秀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游戲承載了民族傳統文化,對兒童群體發展和個體成長特別是社會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價值。由于種種原因,許多民間游戲從它的載體到它所表達的人文精神正瀕臨失傳與流散的情況,有必要對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一、兒童對民間游戲的內在需求;二、民間游戲對于兒童成長的意義;三、目前我國幼兒園課程體系的內在缺陷;四、幼兒園課程資源中如何對民間游戲進行挖掘、開發與利用。

關鍵詞:學前教育;民族傳統文化;民間游戲;課程資源

教育人類學認為,要對教育作出正確理解,必須考慮一個在教育方面有意義的關系范圍的廣泛開拓,這種開拓要超過以往把教育視為一種孤立現象所探討的范圍。這一理念在今日我們思考學前教育課程視野拓展的時候仍然深具意義。課程不僅指幼兒園的上課,而且指兒童的學習經驗、預期的學習結果以及教學過程中諸多影響層面等。其中兒童生活的社會共同體文化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層面,是幼兒園課程可資利用的重要教育資源。民族傳統文化中可資利用的課程資源很豐富,包括語言、儀式、民間游戲、社會活動、民族文化傳統等,這些都為幼兒園課程提供了廣闊的教育空間。其中,民間游戲更集中地體現了這種豐富性和重要性。

民間游戲是人們在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濃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氣息,能滿足不同年齡、性別和不同性格的兒童的要求,深受兒童喜愛。它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揚和發展,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已成為我國優秀民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游戲承載了民族傳統文化,對兒童群體發展和個體成長特別是社會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價值。由于種種原因,許多民間游戲從它的載體到它所表達的人文精神正瀕臨失傳與流散的境況,幼兒園更是對這種重要的文化教育資源開發與利用不夠。筆者認為,應該對民間游戲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將其作為幼兒園可資利用以及對兒童成長發展至為重要的教育文化資源,加以開發和利用,使幼兒園的教育更緊密地與兒童的實際生活狀況,與兒童所處的社會共同體的文化相聯系,從而更具實效。

一、內心的呼喚──兒童對民間游戲的內在需求

游戲作為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和人生的一項基本內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約翰·胡伊青加看來,“人是游戲者”。而游戲則是人的“一種自愿的活動或消遣,這種活動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其規則是游戲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絕對的約束力,游戲以自身為目的而又伴有一種緊張、愉快的情感以及對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識”。[1](28)游戲是人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只是人類諸種活動中的一種,對人具有生物學的、心理學的、人種學的、社會學的或其他的功能,并與人類文化、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游戲對人類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對于兒童來說,游戲是兒童的一種內在的需要。而民間游戲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態存在于時空之中,它來自民間、來自大眾、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與兒童的現實生存狀態緊密相連,是由人們在生活中根據需要、經驗而創編的兒童喜聞樂見的游戲活動。因此,其與兒童的自然生活狀態、與兒童生活的實際更為貼近,更多地呈現出教育的原生態,從而更多地體現出兒童的內在需求。

二、多重的價值──民間游戲于兒童成長的意義

民間游戲作為兒童一種喜聞樂見的游戲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發展價值。

(一)游戲精神是兒童社會化成長的重要精神食糧

兒童游戲對我們的啟示乃在于其中體現出的一種游戲精神。在約翰·胡伊青加看來,游戲精神主要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平等的原則。游戲雙方要承認對方作為一個平等對手的資格,而絕不把對方視為較自己低劣的野蠻人、魔鬼、異教徒、異端和異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若是后一種情形,那就只有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而非游戲。二是公平競爭的原則。這又內含三點:其一,游戲規則的制訂或接受。游戲規則由雙方共同制訂或至少要雙方同意。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來制訂并把它強加給對方,那就無法達成游戲得以進行的真正基礎,其所導致的,必然是一方為所欲為,另一方冷漠反感。其二,游戲規則的遵守。一旦有了雙方同意的規則,就必須在游戲過程中加以嚴格的遵守。如果有意破壞規則,或者陽奉陰違,或者公然改變規則以期有利于自己,那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游戲,輕則造成大量游戲精力的浪費,重則帶來游戲活動的解體。其三,游戲規則的監督。一般說來,只要能形成對等的雙方,就都能進行有效的監督。真正的監督須是對立面的監督。這不是否認有自我監督的情形,而是說自我監督很難做到公正、持久,它很容易變為自我辯解。右手監督左手,這只有當頭腦完全清醒公正的時候才有可能,但更多的時候則是難以執行的。為了有效地保證游戲的順利進行,除雙方的互相監督外,從原則上說,還須有裁判來進行監督,來確認和糾正雙方的違規行為。裁判必須中立公允。如果裁判由一方強行指定,或者雖然表面中立但因利益牽連又暗中傾向某方,或者本身就不遵守借以評判的游戲規則,那么,游戲還是不公正的。以上諸點不僅僅是游戲與競賽所要遵循的規則,它們實則是人類共同生活與活動的一種基本精神和準則。惟其如此,它們才越出了游戲活動的專門領域而成為“真正的酵母,灌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1](19-2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游戲精神應是人類個體都應努力尋求的精神食糧。不管約翰·胡伊青加的觀點你贊不贊成,它都提示我們:游戲與人類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游戲對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游戲精神對于人類的今天和未來的發展、對于人類個體的成長都是一種寶貴的品質和需要著力追尋的。而一定民族共同體的文化亦與其游戲密不可分,其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更受到游戲因素的影響。在民間游戲中兒童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輕松愉快的游戲過程中認識、了解、學習和掌握民族文化,學習與實踐對人類來說至為重要的游戲精神,這一切,對兒童社會化發展,對其所處民族共同體的發展,乃至人類美好的明天,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游戲精神成為兒童社會化成長的重要精神食糧。

(二)民間游戲是兒童接觸和學習民族文化、認識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的重要途徑

卡西爾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有文化而動物沒有。故此,人的教育最根本的特點在于文化的教育而非其他,否則,人類的個體就不能成為人類群體中的合格一員。而人類的新生一代在從自然人成長為社會人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學習內容亦是文化的學習。兒童游戲與人類的文化有著天然的聯系,一定民族共同體的文化亦與其游戲密不可分,其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更受到游戲因素的影響。在民間游戲中兒童更能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輕松愉快的游戲過程中認識、了解、學習和掌握本民族文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游戲可以說既是兒童一種獨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又是兒童成長的歷程。而民間游戲是更能體現他們成為民族共同體合格一員的內在發展需求的獨特文化生活方式,是兒童內心最真誠的呼喚。

兒童浸潤于某種文化土壤中,民間游戲是他們接觸和學習本民族文化、認識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的重要途徑。在卡西爾看來,文化就是一種獨特的符號系統,符號系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獨特層面。某個民族的文化符號是民族文化共同體內部所有成員都認同的。某種文化的特定符號在民族共同體內部會引起相同的感受。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系統在各民族代代相傳的過程,亦即下一代對其民族特定文化符號的了解、識別、認同、記憶與應用的過程,也是其民族文化的傳承過程。而民間游戲由于其大量的民族文化內涵而使這一作用突出出來。因此,民間游戲讓兒童接觸和學習本民族文化,特別是認識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比如,苗族民間游戲“頂牛”中便有著豐富的苗族文化內涵。頂牛是男孩子們模擬斗牛的一種游戲。孩子們上山放牛時,在山坳處聚在一起進行頂牛比賽。兩個男孩先面對面站在一邊,然后手撐地面,膝著地,鼓足氣,慢慢向中間靠攏,尋找進攻的機會。突然,兩人的頭緊緊地頂在一起,一下前進,一下后退,來回周旋,直到一方把對方頂翻在地。而其最早的原型就是一種軍事戰爭活動。據蔡豐明著《游戲史》中所述,頂牛,即角抵戲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時代。當時少昊部落的蚩尤向炎帝部落的共工發動進攻,共工失利,向黃帝部落求援。于是黃帝和炎帝兩個部落結成聯盟,同蚩尤部落大戰于涿鹿。蚩尤戰敗被殺。這場戰爭進行得相當慘烈。《莊子·盜跖》云:‘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蚩尤部落在與黃帝打仗時,運用了一種特殊的攻擊方法,就是在頭上戴著一種有角的器具,敵人進犯時,便用頭上的角器來抵撞。這種特殊的角抵方法,實際上是對牛的搏斗方式的模仿。”[2]原始時期的部落戰爭結束后,蚩尤族這種用角抵人的方式被保留了下來,但它已經不再被用來攻擊敵人,而是逐漸演變為人們的一種嬉戲方式,其名在漢族地區也因此而被稱為“蚩尤戲”。這種民間游戲使苗族兒童在游戲過程中通過了解、接觸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學習民族文化。漢族民間游戲中也有這種例子,如在巴渝地區流傳甚廣的城門城門幾丈高、翻花繩、抓籽、跳皮筋、滾鐵環、冰糕貓等富有樂趣的民間游戲即是如此,它們可幫助兒童了解巴渝地區民間文化傳統的獨特符號,又成為兒童了解、接觸、學習巴渝地區民間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徑。因此,民間游戲由于承載了民族傳統文化,對兒童群體發展和個體成長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

(三)民間游戲具有地方性、生活性、趣味性、隨機性、簡便性

民間游戲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色,貼近兒童的生活,有著自身突出的特點,這一切都為其成為幼兒園可資利用的課程資源奠定了基礎,使教育更與兒童鮮活的生命、活的生活狀態緊密相連,使教育更加親切,更加富有實效。

在我國,不同地區都有著自己不同的幼兒民間游戲,并且在游戲的過程中所配的多是當地的方言,這就使得民間游戲具有相當明顯的地方特色。如四川的民間游戲《蝗螄螞螞》中的兒歌:“蝗螄螞螞,來抬嘎嘎;蝗螄孃孃,來喝湯湯;坐的是轎子,騎的是馬;大的不來小的來,熱熱鬧鬧一起來。”“蝗螄蝗螄螞螞,請你家(讀作:gɑ)公家(讀作:gɑ)婆來吃嘎嘎(肉的意思),坐的坐的轎轎,騎的騎的馬馬。”濃郁的地方特色,用地方方言來表現,更具游戲性,更深入地方鄉土文化的內核以及兒童的內心世界,使兒童樂在其中。

民間游戲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它們來源于民間,來源于生活,人們將日常生活中勞動的情節、尊老愛幼的良好品質融入到民間游戲中,讓游戲更容易貼近兒童的生活,使游戲與兒童的生活緊密相連,幫助兒童在輕松、有趣的游戲過程中豐富和拓展生活經驗、獲得知識、增長能力。如在重慶江津地區流行的民間游戲《老鷹捉小雞》中,老鷹讓母雞做挑水、砍柴、做飯、掃地等動作,這些動作與農村兒童的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呈現出兒童生活中熟悉的生活場景;而母雞為了不讓老鷹吃掉自己的孩子,認真地做著老鷹要求的事情,從中可以折射出中華民族偉大的母愛之情;最后當小雞的伙伴被老鷹抓走以后,又會開動腦筋去解救自己的同伴,體現出一種團結的氛圍。兒童在游戲過程中,既感受民族精神、享受勞動的快樂,又樂在其中、悟在其中,在潛移默化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

民間游戲過程富有趣味性。許多民間游戲都有著濃厚的趣味性,內容生動、具體,形式活潑、輕松且伴有節奏,許多游戲還配有兒歌、口令,兒童邊游戲邊吟唱,情趣盎然,始終沉浸在歡樂中。如頂牛、老鷹捉小雞等游戲,充滿了新奇、期盼的等待和追逐動作,兒童能從游戲中體驗到快樂。兒童在民間游戲中,又始終處于主動、積極的活動之中,他們自己選擇游戲,準備玩具材料、協商角色、構思情節、控制游戲環境,充分地表現自己的游戲才能。因此,民間游戲可以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

民間游戲開展具有隨機性。 民間游戲的開展,一般不受人數、時間、空間等條件的約束,不要求嚴格的整段時間,也不苛求場地的規范和豪華。不管在何時何地,只要兒童有興趣、愿意玩,哪怕只是閑暇的一小段時間,在簡陋的場地上,他們亦可三五成群地自由玩耍。因此,民間游戲的隨機性提供兒童一個寬松的游戲氛圍,使兒童能隨時隨地盡興地玩自己喜歡的游戲。

民間游戲所需玩具材料具有簡便性。民間游戲的玩具大都取材于生活、取材于自然的材料,如竹筒、木棍、野果、水、石、沙等。這些材料經濟實惠、隨時可取,而且沒有固定的形式,不具體代表某一物體,兒童在游戲時能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隨意地將玩具材料加以制作或創造想象。還有一些民間游戲不需要玩具,如頂牛、藏貓等都是利用兒童自身器官徒手進行的。民間游戲隨地可尋的玩具材料,既能節省財力,又能使兒童感到其樂無窮,這是利用現代成型玩具進行游戲所不能替代的。這也是民間游戲可以在大多數幼兒園特別是農村幼兒園開展和推廣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現實的缺乏──幼兒園課程體系的內在缺陷民間游戲將傳統文化與兒童的現實生活狀態相連,是幼兒園不可多得的教育資源。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幼兒園對民間游戲的利用相當有限。而幼兒園現存課程體系存在的內在缺陷又使其對民間游戲的接納和融合成為必需。

首先是全國大多數幼兒園缺乏地方特色,大一統的教育內容與兒童的現實生活脫節。兒童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和體會教育的內容;無法將幼兒園與家庭、社會之間的生活和生存狀態看成相互融合的整體,從而感受其間內在的關聯;難以形成對社會的真實的統一的看法,因此在認識現實世界時有時會產生一定的困惑。如在幼兒園的課本中冬天都是下雪、堆雪人、打雪仗。而我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各異,氣候差異顯著。在一些地區,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一年只有兩季:干季和濕季。筆者所在的重慶一年四季并不分明,特別是冬天一般是沒有雪的。因此,將教育內容與兒童實際生存狀態和現實生活接軌勢在必行,對民間游戲教育資源的開發可以為這種連接提供天然的途徑。

其次是教師的教育理念局限于將兒童游戲看成一種重要的教育手段,忽略了兒童游戲自身的大量的本體價值。如在兒童游戲的指導中強調每一種游戲都必須要有意識地讓兒童學到什么,而不是讓兒童在自身的體驗、感受和生活經驗的積累中成長;強調讓游戲充分成為教育的手段,片面追求將教育內容鑲嵌在游戲中,而不管游戲自身內在的規律,從而降低了兒童在游戲過程中的游戲體驗,使兒童出現對游戲的不認同狀態。民間游戲由于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來自兒童的生活,所以備受兒童喜愛,具有易于為兒童所接受的特點,因此,在發揮游戲的本體價值上具有突出的優勢。

綜上所述,必須在幼兒園的課程中整合民間游戲的文化教育資源,促進幼兒園課程體系對民間游戲的接納、融合以及對民間游戲的挖掘、整理、研究、開發與利用。

四、接續的實現──幼兒園對民間游戲的挖掘、整理、研究、開發與利用

首先,應對民間游戲的教育價值加以梳理,對民間游戲的文化傳承作用、運作機制以及民間游戲何以能成為幼兒園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從哪些方面表現出來等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充分挖掘和整理民間游戲。

其次,將游戲研究與兒童成長的大的文化背景相連,將民間游戲作為民族文化資源加以開發利用,以期對學前教育的發展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對所收集到的民間游戲應從教育人類學的視角進行深入研究,既將其放到幼兒園以外的更廣闊的教育空間中考察其對一個人一生的個體生命成長有何重要的價值,同時又研究幼兒園中兒童的實際生存狀態,并盡力在兩者之間去尋求一個契合點,探求民間游戲在幼兒園操作環節中的實際開發與利用。

再次,教師應精心選擇大量與兒童生活緊密相關,文化底蘊深厚,能吸引兒童,感染兒童,使他們獲得有益經驗的民間游戲加入到課程內容之中,使課程容量增大。民族文化教育資源豐富,題材新穎,富有美感和兒童情趣,可以有效地實現幼兒園課程體系對民間游戲的接納和融合。同時,幼兒園課程活動設計和所選教材應考慮到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不同水平兒童的需要。應鼓勵鄉土教材,地方教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或民族文化底蘊深厚的教材的編寫、采用與實施。

總之,民間游戲是幼兒園不可多得的教育資源,可以改變幼兒園游戲及課程的內容、方法和途徑,幼兒園應善加利用。

參考文獻:

[1]〔荷蘭〕約翰·胡伊青加.人:游戲者──對文化中游戲因素的研究[M].成窮,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2]蔡豐明.游戲史──中國社會民俗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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